郑杭生:当代中国理论社会学面临的创新任务——一种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视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33 次 更新时间:2008-06-27 10: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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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进入专栏)  

  

  自从上个世纪80 年代初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获得了快速发展。不论是在科研教学方面,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是在学科建设等方面,中国社会学都取得了显著成就。现在,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已经成为政界、学界和社会各界广泛重视且发生了重要影响的新兴学科。这是有目共睹的,必须首先肯定的。

  但是,面对中国社 会加速转型提出的越来越复杂的问题,面对国外社会学近年发生的深刻变化,面对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面对正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中国社会,我们深感自身还存在很多不足,特别是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设方面更是如此,亟待动员中国社会学界以更积极的行动推动其向更高水平发展,尤其要努力开拓中国社会学理论研 究与理论建设的新局面。

  

  一、对中国理论社会学发展的几点反思

  

  理论社会学的范围大体包括“论”、“史”、“法”三个方面。论,包括元理论和本理论,既指社会学理论,又指社会理论。史,主要是社会思想史和社会学史,也涉及社会史等。法,主要指方法论层次,包括提供分析问题的视角、切入点、思考方式等。这三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无史之论是没有底蕴的;无论之史只是史料的堆 砌。论所提供的社会学视角,往往具有方法论意义。相对来说,在“论”、“史”、“法”三个方面中,“论”占有中心地位。所以我认为用“理论社会学”来概括它们,是适宜的、恰当的。毫无疑问,理论社会学不是空洞之论,任何有价值的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包括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都是这样那样从大量的现实 经验事实材料中概括出来的,否则只能是苍白的。反过来说,经验研究尽管是基础,但仅仅停留在经验上,还不是理论。所以,轻视理论、理论研究同轻视经验、经验研究一样,都是片面的、错误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必须保持平衡,相互促进,相互得益。两者的关系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纵观中国理论社会学这些年的发展,下面几点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第 一,我们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设方面有明显差距。社会学重建20 多年来,虽然开展了大量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翻译了许多国外社会学新近学术成果,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分化、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等重大现实问题上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但是相对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相对于国外社会理论层出不穷的崭新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 的不足。这些明显的不足我在下面还要较为详细地加以分析。

  第二,我们前辈创造社会学理论的优良传统亟待我们去继承和发扬。中国社会学自其发端之日起,就不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热切地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而且以深刻的学术思考去建构对中华民族乃至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学理论。康有为的变法维 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以及李大钊、李达和毛泽东等人阐述的历史发展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等等,都是对世人产生强烈震撼、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以及孙本文、吴景超、 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构方面都有重要的创新性贡献。正是这些中国社会学家立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汲取古今中外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创造了内容丰富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也正是这样,中国社会学才能在学科之林中争得立足之地,才能启发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去深入思 考,才能使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得以光大传承。

  第三,历史经验表明,不重视社会学理论建设,中国社会学就会被边缘化。由于中国社会学起于中华民族灾难危亡之际,成长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之中,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和自身建设遭到了无法回避的各种冲击。急切寻找能够使中国社会摆脱困境的中国社会学,往 往来不及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理论概括,便被卷入新的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之中。引用或借鉴国外现成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经常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方便形式与快捷途径。特别是自上个世纪20 、 30 年代开始的对美国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轻视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的经验化倾向和边缘化问题。费孝通先生在 40 年代曾对中国社会学出现的边缘化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费孝通, 1947,1998 )。

  那么,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的不足,有那一些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各方面:

  首先,对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挖掘总结不够。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人生社会问题的思考,先秦以来卷帙浩繁的中华经典文献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深入研究这些思想理论,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和文化传统演化的历史,而且对于了解今天直接蕴含在现实中的很多深层因素 也具有重要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仅没有编写出一部充分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或社会理论的著作,而且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的总结整理工作也开展得十分有限。

  其次,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评介和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受简单化的实证社会学观念限制,我们通常把研究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仅仅限制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范围内,而把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欧陆社会学理论称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排斥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外,把某些引入的国外社会学理 论不加分析地应用于我们的经验研究中,导致某些经验研究成为国外社会理论观点的简单证明,既降低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对不断创新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理解。

  第三,把社会学简单地解释为经验学科,以为只要开展经验观察和事实描述就是在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或忽视理论概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解和视野。这种观念和行为的结果是,导致中国社会学研究存在很多表层化、平庸化现象,例如,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 验事实描述多、深入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仅仅开展经验研究而不上升到理论概括的研究,不能被视为规范的深入的社会学研究。这一观点是早已为中外经典社会学家充分论述的。

  第四,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历史的深入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展开的理论视野、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毫不逊色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传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至今未能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就连社会学的业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 原则也缺乏了解。我曾經指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其一,对社会学的狭隘理解。相当多的学者仅仅从实证主义原则理解社会学,似乎社会学只能是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超越了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就不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其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僵化理解。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继承者的 社会学思想或社会学理论,仅仅被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阐释,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有甚者,社会学还常常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学说或伪科学。其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消极影响,在我国则还要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产生了“低潮综合 症”。“低潮综合症”的一个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形成了不少偏见和片面理解。例如,似乎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要有也仅仅是革命斗争型的,等等。现在该是到了较为系统、较为深入地总结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澄清对它的偏见和片面理解的时候了(郑杭生, 2006 )。

  第五,上述这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解和视野,不幸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国社会学界广为流行的理解和视野,成了某些社会学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和学术杂志的主流倾向,例如,某些学术杂志以此来决定社会学稿件的取舍,在社会学论文的评审中以此来决定分数的高低等等。这导致中国社会学界理论研究和经验 研究及其表达的严重失衡。这种情况并不像主观想象的那样是站在世界和中国社会学的前沿,而是与世界社会学发展的趋势不相符、与中国社会学在社会学世界格局中的应有的地位不相称,随着中国从地区性大国日益成为世界性大国,这种不相符、不相称将变得越来越突出。

  针对中国社会学存在的这些局限,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更广阔、更深入发展的根本任务,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构建创新型学科等一系列战略部署的必要举措,同时还是中国社会学提高自己在社会学世界格局中 地位必不可少的步骤。中国社会学界必须对此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迅速把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否则,我们将会犯下贻误时机、延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性错误。

  

  二、当代中国理论社会学面临的创新任务

  

  为了实现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的新发展,下面三点我认为应该着重加以强调:

  第一,我们必须牢记费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多次发出的呼吁:要突破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应当像费孝通先生谆谆告诫的那样,中国社会学既要重视科学精神,也要发扬人文关怀;既要开展客观性的经验研究,也要开展张扬主观性的价值评价;既要立足当下中国社会实际,开展参与性、对策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也要承 继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思想精华,开展历史性、思想性的意义阐释;既要依据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问题、形成理论观点,也要利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会意”、“将心比心”的理解方法和交流方法,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解释中国社会学面对的各种问题(费孝通, 2003 )。

  费孝通 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的呼吁,是他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宽阔的理论胸怀,积70 余年社会学研究的深刻体会,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争取更大发展留下的重要嘱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像费孝通先生主张的那样突破保守而片面的传统社会学观念,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展开社会学的发展新空间。

  第二,我们必须回应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积极突破社会学传统观念,在崭新的思想境界中开展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也是回应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必要措施。中国社会学界业内人士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20 世纪 60 、 70 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在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人一样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给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美国社会学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 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 社会信任理论等等。今天的欧美社会学,确实展开了一个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的新局面。

  因此,我们不能再用过去陈旧社会学观念看待国外社会学,特别是不能把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了解或引入的一些实证社会学的枝节观念,当成是国外社会学的全部,用实证社会学的旧观念、旧原则限制我们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应当像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那样,坚持社会学的理论观念和理论视野也应 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在由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型的新时代,在面对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新时代,应当用能够真实反映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新思想、新理论指导对现实生活开展的新研究。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面对我国社会转型的现实,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型、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丰富社会现象,特别是社会实践发生的结构性巨变,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有解释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适合当代的新的 社会学视角,为作为系统工程的和谐社会的构建、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所需的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矛盾的处理、社会信任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社会学的回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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