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北京：随着中国缓慢地从让全民感到震惊的可怕地震中恢复，毕宝魁在一篇题目为“地震的反思”的文章中称赞说，在地震发生后两个小时内就已经乘飞机前往地震发生地点的温家宝总理代表了“儒家的人道主义精神”。毕忘了许多中国人在这样的情形下习惯性地称赞中国共产党。或许可以原谅他，因为毕是儒家学者。[1]

儒学正在中国复兴起来。六十年代文革时代曾经被认为是阻碍中国走向现代进步的过时的“反动”意识形态的儒学现在又回来了，担当起在当今中国眼花缭乱的社会政治变化中维持国家道德框架的使命。

最近一些年，北京特别鼓励儒学的复兴，以此作为安慰那些对于国家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和社会痛苦不断增加产生的日益严重的公众不满情绪的镇静剂。

中国高层领袖本身也成为热切复兴儒学的鼓吹者。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主要口号“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有意识地再现古代圣人对于和谐和平衡价值的强调。但是就像众多口号一样，这等于自己承认国家现在还不够和谐，期待儒学来帮助国家实现这个目标。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全面拥抱儒学是否能解救国家呢？让人吃惊的是，强烈的赞同来自一个西方人。

北京清华大学的贝淡宁教授预测“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共产党被贴上‘中国儒教党’的标签决非天方夜谭。”

这位牛津出身的学者在中国的作为非同寻常，他给中国学生讲授儒家哲学。这听起来就像教鱼学游泳，但这正是他在做的事情。

而且，他刚刚完成了一本书题目是《中国新儒家：变革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在书中，他谈到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如今强调古代的儒家价值的问题，为什么共产党高级干部要把头发染成黑色？为什么中国人认为人权不应该高于国家主权？这位大胆的教授甚至谈到为什么中国卡拉OK歌厅里的性交易之前往往有男女二重唱的节目？贝淡宁谈论了当今中国的众多社会问题，并提供了儒家的解释。

贝淡宁四年前来到清华。这是一所名牌大学，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母校。这是文革后清华第一次聘请外国人担任文科老师。如今贝淡宁是全职教授，也是博士生导师，中国很少给予外国人这样的荣誉。实际上，他得到中国领袖的很大信任，甚至被邀请参加神秘的中共中央党校的闭门会议，在那里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讨论敏感政治问题。

在书中，贝淡宁提供了一些西方人对于中国“误解”的个人观察。比如，他说“中国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专制。西方国家关于中国的许多思考和政策制订是建立在对于中国的俗套观念基础上的。和新加坡相比，中国是学术自由的天堂。

显然，有些读者可能不习惯这种“拥抱熊猫”的论断。贝淡宁在学校附近的餐馆里接受的两个小时的采访里说“人们认为我已经被中国政府洗脑了”。

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说了些中国政府不喜欢听的话。比如，他相信中国政府应该为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受害者道歉。“我私下交往的人中几乎每个人都说政府不应该对于和平示威者采取那样的暴力。我认为一旦政府变得更加稳定和具有合法性，它就会道歉的。”

在中国，许多其他宗教比如佛教和基督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徒，贝淡宁认为如果中国最后要选择自己的国教的话，它很可能选择儒教。

贝淡宁说“基督教作为宗教让中国人很难接受的原因之一是它谈论的是经验世界，但是又说同时还存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而上学世界。这种观念对于传统的中国教导来说是很奇怪的。”

北京大学的刘意青教授赞同贝淡宁，他说“文革对于儒学造成了很大破坏，但是孔子鼓吹很好的美德比如孝顺父母，忠于家庭等。他也告诉我们宽以待人。所以我相信儒学能够在中国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

在当今中国，超过一千万的学童在学校学习儒家经典。在中国的大学，儒学课程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而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必修课就很难吸引到学生，贝淡宁说。

关于儒学的电视讲座也非常火爆。在电视上讲解儒学的于丹出版的书销售量超过一千万册，比罗琳（J K Rowling）的《哈里•波特》还多很多。于丹的《论语心得》被地方报纸《北京新闻》列入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二名。

贝淡宁花费相当篇幅讨论“于丹现象”。虽然他相信“向大众讲解儒家观点很好”，但是作为学者，他对于丹主要集中在减轻个人在当代社会的焦虑的途径感到担忧。

贝淡宁说“于丹忽略了社会责任，这是儒学的关键。儒学不仅仅要讨论个人如何处理生活中的问题，关键在于社会责任，以及我们如何承担这个责任。她的做法对于哲学是非常不公平的，我觉得她几乎完全忽略了儒学的这个方面。”贝淡宁还说于丹通过道教的眼光来解释儒学，“她在解释儒学的时候使用了错误的道德视角。”

但是尽管学者要求对于原作的忠实，人们还是对从前教导中的实用的一面，即如何帮助人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更感兴趣，更愿意接受。他们把儒学当作自我帮助之类书籍所起的作用一样。

但是，像多数意识形态一样，儒学也是一把双刃剑。贝淡宁说儒学的一些道德代理人可能成为中国政府的可怕威胁。“孔子教导我们人们应该依靠道德权威而不是武力作为矫正社会混乱的最终手段。”这样的儒家教导可能被用来批评政府在天安门事件中动用武力。

贝淡宁继续说“领导人应该接受人文科学的训练培养道德敏感性，而不仅仅是学习工程或者科学。”碰巧的是，中国主席胡锦涛就是在清华大学拿了个工学学位，中国的许多高官也都是“技术官僚”。

贝淡宁还注意到儒家教导强调精英管理，呼吁更加开放和透明的选拔政府官员体系。他说“中国当然不是它能够和应该采用的那种精英管理。”

中国政府对待儒学也应该非常谨慎，因为尽管压抑人的欲望，坚持高标准的道德要求等孔子思想对于政府有利，但是人们也要求政府官员具有道德敏感性，以及建立在同样儒家教导基础上的透明政府和精英管理。就像基督教伦理，一方面在《新约全书》中教导人们顺从更高的权威，另一方面正如南美洲的“解放神学”一样，也可以被用来鼓励人们拿起武器来推翻政府。

总而言之，中国的儒学复兴作为当今中国缺乏指导性意识形态的解决办法确实为中国带来更多积极的影响，对于世界其他地方也是有益的。

正如北京的儒家学者高鹏翼注意到的，“儒学的中心观点是遵循‘中庸之道’，避免极端和冲突。在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儒家思想常常被重视；战争时期，儒家往往不被重视。”也就是说，儒学可以被当作说明“中央王国”正走向和平而不是战争的象征。

随着北京即将在八月份举行夏季奥运会，贝淡宁希望提出另外一个儒家观点。“有些西方媒体仍然倾向于把中国当作‘封闭的国家’或者‘排外的国家’。在《论语》中，有这著名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显示中国外开放的悠久历史。奥运会将是欢迎世界各国朋友到来的好机会。

本文介绍的书：贝淡宁著《中国新儒家：变革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ISBN13: 978-0-691-13690-5. US$26.95, 258 pages.

原文注释：

1．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生，公元前479年卒）是中国思想家和社会哲学家，他的教导和哲学深深影响了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越南人的思想和生活。他的哲学强调个人和政府的道德、矫正社会关系、公平正义和真诚待人。这些价值观在中国比汉朝（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的法家和道家更受欢迎。孔子的思想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哲学体系也就是“儒学”。儒学由传教士利玛窦（Jesuit Matteo Ricci）介绍到欧洲，孔子的拉丁语名字（Confucius）就是利玛窦首先起的。

作者简介：

李成贤（Sunny Lee）生于韩国首尔，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过去六年一直住在北京，为联合国工作，也是作家和记者。

译自：“The people's new opium China's New Confucianism by Daniel A Bell”Reviewed by Sunny L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