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峰 张中:司法专制主义的形成及其克服——以陪审团制度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6 次 更新时间:2008-06-09 21: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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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峰   张中  

  

  一、聂树斌案:司法专制主义的标本

  

  河北公民聂树斌被河北省司法部门以强奸、杀人罪判处死刑,并已执行。10年后,本案真凶王书金归案,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主动招供了自己的罪行,经公安核实,其供述与真实犯罪事实无差异。此冤案一经报道,立刻震惊了法律界与社会舆论!

  在记者锲而不舍的追踪报道中,我们注意到这样几个让人颇感诧异的事实:

  1、此案历经石家庄中院一审判决死刑、河北省高院维持原判并复核,直至聂被枪决,聂的家人从未收到过一审及二审判决书。(1)这的确让人不敢相信,但却是事实!虽然按照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判决书必须送达被告人近亲属。但河北高院以聂案是1996年前的旧案为由,拒绝提供。法院这样做的后果,一则直接让聂的家人不明白:儿子到底犯了什么罪死的?二则意味着聂的家人无法进行申诉和申请再审。因为连法院认定的事实都不清楚,怎么申诉?连生效判决的具体文号都不知道,怎么提起再审?

   2、尽管王书金一直供述自己所犯六起强奸杀人罪,尤其坚持对1994年8月5日石家庄郊区玉米地强奸杀害康某的供述是真实的,但检方仅对其供述的四起犯罪进行了公诉,其中并不包括这起与聂树斌有重大关联的康案。聂树斌案必须依赖王书金案的调查才可真相大白,在此种情况下,两案其实同为一案。但从河北省邯郸市检察院的公诉来看,两案似乎试图撇清关联,各表一枝。2006年4月11日,邯郸中院开庭审理了王书金一案,据参加庭审的相关人士称,在庭上王书金再次供认他强奸杀害康某的行为,但被法官以“与指控无关”为由打断,被公诉方以“查无实据”驳回。(2)

  3、从王书金被捕直至与律师会面,他并不知道康案另有“凶手”存在,也根本不知道聂树斌是谁,更不知道聂因为康案十几年前作为罪犯已被枪决。知道这个结果的王书金非常痛苦,今年4月,王书金向河北高院提出上诉,理由是检察院未诉其强奸杀害康某的罪行,导致无辜者蒙冤。这让河北高院大感意外。

  4、聂母苦苦奔走数年、经受无数屈辱苦求不得的东西——一、二审判决书在今年的4月和5月被两封神秘的特快专递寄来了。寄信人是谁目前无从得知。判决书从天而降,聂母再次来到河北省高级法院立案大厅。自拿到判决书后,这是她第四次前来申诉立案。第一次来申诉时,法院人员惊诧地问,“你是怎么拿到判决书的?!”(3)出乎意料的是,尽管材料已经齐全,聂母的申诉请求仍然难以实现。河北高院以案件比较特殊,不能随便接待申诉,再次拒绝了申诉请求。

  从上面四点看来,我们可以梳理出以下一个合乎逻辑的判断:第一、二审判决书之所以不送达给被告人家属,理由应该不是所谓的旧案可以不送达,而是河北司法部门对聂树斌案的处理心存狐疑。以旧案为由,拒不送达判决书,主要是想断了翻案的可能,把它做成死案。无判决书自然无法知道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同时在形式上也构成了申诉和再审的巨大障碍。当王书金落网后的供述牵扯到10年前的聂案时,司法部门不是向往常那样口口声声,义正严词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试图撇清两者的关联,检法双方联合起来驳回王金书要求审判的请求。本来以为事情可以尘埃落定了,谁知道王书金开了个前无古人的上诉先河,主动要求上诉法院其漏罪进行审判,这当然大大出乎法院方面的意料,王的此举,一下子把试图抵制聂案的河北司法部门逼到了死角:它不得不再次面对12年前的聂案。当判决书从天而降,聂母本以为这下子河北高院应该不会拒绝受理了,但是河北高院干脆耍起了无赖嘴脸,不予理睬。这让我们不得不心生疑窦:这还是“人民”法院吗?

  

  二、从正义的守护神到堕落天使

  

  聂案展示了司法专制主义的某些特征,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作为正义守护神的司法机关的蜕变呢?我们认为,原因在于司法独立性的丧失与司法民主化的缺乏。

  (一)、制约司法独立的因素在于:从国家权力构造上看,宪法虽然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似乎审判权和检察权与行政权相比具有更加独立的地位,但是实际上在我国的国家权力构造理念中并没有将司法权从其他国家权力中完全独立出来。事实上,在我国的国家权力构造中,行政权的地位远比审判权与检察权更加优越。在“议行合一”,“一府两院”的国家制度下,政府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并不独立于人民代表大会;而法院和检察院却“独立”于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这就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作为一个联系密切的权力共同体,而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却独立于其外的格局。然而,人民代表大会居于国家权力的最高地位,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虽然独立行使权力,但是却必须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在人民代表大会自身“行”的职能弱化,而主要由行政机关执行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便凭借其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的职能而获得了对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优势地位。(4)由此,行政权力便按照自己的模式在塑造司法组织,并以自己的意志影响司法权的行使。这样,我们就看到了盛行于司法实践中的现象:

  “三长会”制度。司法实践中,当重大案件发生时,地方党委(政法委)甚至同级政府部门干预检察机关、法院对具体案件的处理的现象非常普遍,许多地方形成了由同级政法委或政府部门主持,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长参加的“三长会”制度。

  法院组织结构中的行政化。主要表现为司法体制中实行首长负责制:承审法官在审判结束后向庭长或院长汇报;审判委员会在幕后进行“垂帘听政”;法官等级制等。这些问题集中地反映了我国法院的内部结构的集权性。

  这些现象表明,作为司法权载体的法院和法官的非独立性由来已久,而且实践中的一些做法进一步强化了司法权的行政化,从而使司法权的独立更加困难。比如:最高法院制定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试行)》强调: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在其管辖范围内,因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工作发生重大失误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引咎辞职。错案责任追究制也是加强司法控制的具体表现。根据《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和《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的规定:办案人员承担责任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故意造成错案要承担法律责任,过失造成错案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就检察机关而言,不仅承办人造成错案要承担法律责任、部门负责人、检察长(包括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以及上级检察机关有关人员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如此广泛的错案责任追究责任范围意味着一旦某一个案件被认定为错案,那么此前参与办理此案的所有人员都可能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回到聂树斌案件中,可以想见,作为现行司法体制中的一员,在发现错案时,肯定不愿意纠正,甚至要千方百计的加以掩盖和抵制,将错就错,将错案进行到底。这样的结果大概是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制定者没有预料到的,他们低估了国家公务人员对于自身利害的保护甚于对国家的忠诚。

  既然司法权不能独立,那么,它就只能沦为行政权的附庸,在现实的组织形态中,即按照行政机关的组织结构与程序进行运转。同时,也因为整个国家权力系统的封闭性——即社会权利无法与国家权力形成良性互动,那么,权力系统的封闭性只能带来一个结果:专制与腐败。司法权也不能例外。

  另外,还应该注意到,在民事纠纷中的解决中,人们除了法院之外,尚可以选择仲裁机构等民间组织来解决纠纷,但是,仲裁机构解决纠纷的范围是有限的,只限于合同与贸易纠纷,对于人事纠纷,人们必须求助于法院;民事纠纷尚且如此,对于刑事纠纷,则民间组织根本没有介入的空间与余地。因为刑事司法权已经完全被国家所垄断,这再次验证了阿克顿勋爵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这一铁律。同时,我们必须对司法专制主义带来的恶果要有清醒的认识。当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权都已经腐败,那么,它带给社会大众的心理影响是绝望性的,同时,大众对整个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愤怒情绪就会全部集中到司法系统,这样就会使司法系统承担了本该由其他国家机关应该承担的责任,这虽然于司法系统而言是不公平的,但是,司法系统成为整个社会矛盾的焦点却是大众愤怒情绪的必然选择。殷鉴不远,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首先作为大众攻打的目标就是象征整个国家腐败的巴士底狱。

  (二)、司法民主化的缺乏其实是整个社会民主状态缺乏的一个缩影。人民主权意味着人民民主。陪审制与选举制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两个重要的直接结果,也是它的最终结果;它们两者在实现多数统治的政治理念上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缺一不可。在目前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制,自然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民主化。司法的民主化其实就是打破法官对司法权的垄断。

  

  三、司法改革的歧途与误区

  

  有学者认为,在我国,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目标应该设定在确立法官独立体制上。在确立法官独立体制的过程中,需要落实现行法律确立的合议庭独立行使职权的规定,着重解决好法院行政化问题,完成法官的精英化转变,为法官独立创造条件。(5)应该说,这些建议都是有道理的。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在当前的状况下,什么才是真正解决法院行政化、法官独立的有效举措与手段?如果还是围绕司法的职业化来探讨的话,那么就正如何兵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职业化尚未成型,官僚化就已体现。(6)我们可以合理相信——其实现实已经证明——如果司法权全部掌握的职业法官手中,官僚作风和官僚腐败将无法扼制。美国学者达尔认为:“所有的权力聚集到同一些人手中,意味着外部制约的消除;外部制约的消除导致暴政;因此,所有的权力聚集到同一些人手中意味着暴政。(7)而根本说来,暴政的实质表现,乃是国家机器对公民权利的严重剥夺。表现在司法领域,就是当司法权被国家,具体的说是被法官群体垄断时,我们就看到了司法专制主义。何兵教授指出,中国司法的诸问题,一方面在于法官职业化不足,另一方面在于司法民主化不足。我们认为,这是对中国司法问题之症结最精练的也是一针见血的概括。现在所进行的司法改革,几乎都是在司法系统内部,围绕司法的职业化来进行的:统一的司法考试,司法人员服饰的设计等等,我们惟独没有想到要将人民的因素注入司法体制之中,在我们看来,只有司法的民主化才是真正消解司法专制主义的良方。

  

  四、陪审团制度的价值分析

  

  司法的民主化如何体现?解决的重要途径就是陪审团制度的建立。

  从世界各国来看,采用陪审制度的主要有两种:一是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二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我国目前采用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何兵教授在讨论司法的民主化时,比较笼统地论述了陪审制的价值与意义。他将陪审团制度和参审制度(包括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混淆在一起讨论。我们认为,参审制(包括人民陪审员制度)并不是最优的选择,因为它有着不可避免的弊端。要想让陪审制度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真正发挥预期的作用,而必须进行更大胆的改革,引进陪审团制度。

  陪审制度集中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指出:“陪审团首先是一个政治机构,它应被视为人民主权的一种形式。”无论是陪审团制还是参审制都是如此。如果我们认为,民主的关键要素是“社会成员能够参与影响公共利益的决策”,(8)那么,陪审团制度的精髓在于它更好的体现了司法民主在形式与实质上的结合,分权制衡、公正与法治等价值也由此而导出。相反,参审制只是在形式上体现了司法民主。在分别进行论述之前,有必要辨析陪审团制与参审制的差异。两者的最大差异之处在于事实认定的主体与表决机制的不同。参审制是平民与法官共同进行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做出裁决,在表决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而陪审团制则仅仅是平民进行事实认定,在评议时实行一致表决的制度。而且,在参审制中,由于赋予平民与法官同等的地位,则意味着在诉讼程序上平民也得参与,相对地,法官主宰诉讼的陪审团制则绝非如此。正是这个差异之处,直接派生出了以下三点不同:一是独立性不同。陪审团独立地判断案件事实并作出裁决,这是对法官裁量权的最有力的制约。而在参审制下,由于固有的对非职业法官自治的限制,他们往往难以发挥实质性的作用。相反,他们会受到法官的左右与影响。二是职能分工的不同。参审制最大的误区在于让非专业法官解决法律专业性问题,否认司法活动中涉及法律问题的专业性特征,从而违背了司法的规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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