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应成为思想创造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19 次 更新时间:2008-05-06 20:14

郑永年 (进入专栏)  

当听到中国国内有爱国呼声时,西方媒体往往会告诉其国内读者或观众,这是中国政府操纵的结果。然而,近来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中国留学生和当地华人抗议西方媒体的声音,开始让西方的部分普通民众和政府反思。从这种意义上说,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游行集会是对西方话语霸权的一次挑战,并且取得了积极作用。

 

西方媒体把“藏独”运动道德化

报道中国负面新闻、歪曲中国形象是西方一些媒体的一贯做法,它们总是摆出一副道德面孔,认为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尤其是在西藏问题上,西方媒体把“藏独”运动道德化,而把中国政府在西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政策妖魔化。在西方媒体的语境中,中国变成了“压迫者”,而西藏人则是“被压迫者”。支持西藏人“反抗”自然成了西方媒体当仁不让的道义选择。

西方媒体戴着道德面具的报道,对西方普通民众的欺骗性相当大,至少它让很多西方民众同情“藏独”。因此,才会有一些西方人走在“藏独”的游行队伍里。“西藏独立”的话语,也是西方人制造出来的,并不是所有海外西藏人都是“藏独”运动的一部分。显然,西方媒体已经把西藏问题政治化,“藏独”、达赖喇嘛也成了西方手上的工具。这是达赖喇嘛所面临的困境和悲哀。

实际上,西方民众对待西藏也不是一边倒的支持声音。其中只有少数公开支持“藏独”,他们把支持“藏独”视为巨大的道德力量;大部分的西方普通民众,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下,他们对西藏的态度更多是同情。民众当中也有很多人去过中国、去过西藏,他们对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有一定了解,他们对西方媒体的报道是持怀疑态度的。还有一些学者则是能公正客观地理解“西藏问题”的,近来笔者参加的多次学术研讨会上,不乏有西方学者的反思。

“政治中国”加剧西方恐惧感

但这种反思目前很有限,远远不能上升到西方整个社会舆论的反思。西方媒体有其特点,很难说它们能代表自己的国家利益说话,也很难说它们能反映西方的真实情况。因为媒体出于发行量、收视率的考虑,炒作中国话题一向是它们所热衷的,就是说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它们自己的利益。

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还有其社会心理基础。在西方人的意识中,中国首先呈现的是一个“文化中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多西方人从中国古典文化中获取对中国的印象。那时他们为中国文化着迷,那是一个跟西方没有地缘政治冲突的“文化中国”。对很多西方人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只能感知的遥远的中国。

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成了一个“经济中国”,并且展现出了强大的经济力量。从前那个遥远的“文化中国”,突然之间进入到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中。“中国制造”给西方人生活带来了实质性的影响。随着中国外在经济影响力的剧增,西方人对“经济中国”的危机感油然而生,并与日俱增。

而“政治中国”的出现,更是加剧了西方的恐惧感。在很多西方政客看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削弱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信心。冷战结束之前,西方与外界关系只存在过两种模式,一种是冷战时期与苏联阵营之间的相互孤立关系;一种是非洲、拉丁美洲等对西方的依附关系。而中国与西方发展关系的模式,对于西方人来说,是陌生的,既不孤立也不依附。中国一方面融入世界体系,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另一方面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上坚持自己的模式。

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人远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心理的反映,西方人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对于中国来说,要改变西方人的成见和思维定势,改变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并非易事,这同样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

中国崛起需要健康的民族心态

在中国人看来,中国崛起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衰落,但西方人还是有失落的心态。这种心态跟当年中国清王朝从颠峰跌落、看到日本崛起时的心态类似。加之中国与西方分属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因此未来双方发生的摩擦与冲突还会很多、很激烈。

对此,中国要抱着理解的态度来看待,而不只是单纯地看到西方反华。世界是复杂多元的,我们既要容许人家说好话,也要容许人家说坏话,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这种包容的心态尤为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本身也需要调整心态。

首先要克服自卑和过分自信两种心态。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民族心态一直是富国强兵,把百年耻辱的悲情转化为建设国家的动力。但是,现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富国强兵,国民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表现出了过分自信的骄傲心态,这其实跟西方人表现的道德傲慢没什么两样。自卑与过分自信,都不是一种健康的国民心态。

中国崛起需要一种健康的民族心态作奠基,自卑和过分自信的民族心态,只会让中国崛起的道路更加艰难。

防御性民族主义是良性轨道

中国在崛起,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但如果不能正确把握和驾驭民族主义的力量和方向,如果民族主义被一些利益集团所利用,那就很非常危险。

这是我们所需要反思的,笔者以为,中国需要一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如果中国民族主义变得具有进攻性,那周边国家就会有危机感和防范心理,这只能成为中国崛起道路上的障碍。二战时期德国和日本煽动国内进攻性民族主义情绪,最终酿成大错。但也不能否认,民族主义正是当年德国、日本崛起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能避免民族主义走向攻击性一面,“包容”也会让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最终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因为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世俗理性文化,而非宗教文化。现代中国需要一种能容纳全球化,容纳普世价值的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大国软力量的文化基础。

防止戴着有色眼镜看西方

此次中西方之间发生的冲突,还只是双方的初步较量,中国最终要走出去,还会遇到很多障碍。

障碍之一就是中国的宣传不跟国际接轨。中国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有其很多优点,可以说,很少有西方哪个国家能够对其境内的少数族群,提供像中国中央政府所提供给少数民族那样的优惠政策,比如发展经济,每年给予大量的补贴等等,但是中国的民族政策表达得不好,没有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去表达。

中国话语的政治味道太浓,中国的官样文章很难让西方人读懂和理解。从这个层面讲,中国的宣传语言、手段和方式,都需要很大的改变。

要减少障碍,不仅仅是一个获得国际话语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要成为一个思想创造者,用西方听得懂的语言去阐释自己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与西方的关系,这是中国软力量的基础。

另外,中国需要看到的是,抗议奥运会,不是中国办奥运才发生,这是抗议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很多抗议北京奥运的人只是抗议全球化,而并非反对中国,只能说抗议全球化的内容中有了中国。

毛泽东说的一句话很正确,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是从实践中来。中国批评西方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中国同样要防止戴着有色眼镜看西方。对于西方的抗议,中国不必过分看重,而要把这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在摆正心态的同时,做出更好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以适应全球化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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