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允通,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哲学博士。
备注*本文系2024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王阳明及其后学教化思想研究” (JD24053)阶段性成果。
内容摘要:慧远与王阳明出入儒释道三教的经历,具有典型的融合视域价值。以二人的代表理论“不敬王者论”与“致良知”为中心辨析,可以发现两人都由生存论介入本体论以阐发“教化”的目标与方法。阳明强调“合一”,他以“变化气质”的生存论背景去理解本体论的“万物一体”,其要旨在于激活人的内在天赋,对外在环境进行创造性转化。慧远属意“解脱”,他从形、神二元的生存论理解涅槃本体,其要旨在于寂灭外在环境的生灭变化,回归人的本性。在生存论和本体论理解上的差异使得两者实践进路存在明显区别,阳明侧重以伦理引领个体道德实践与政治构建,慧远则强调以个体生命证悟总摄伦理生活与政治实践。阳明心学理路统合理气,成为儒学应对佛道挑战、重建儒学教化观的完善形态;慧远则通过调整中国本土文化教化格局,促进了佛教本土创新。在逾千年的融合中,儒家教化观与佛教教化观渐渐形成重要价值共性,即追求内在超越性、高扬主体道德精神以培育道德自由。这些价值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复兴提供了精神基础。
关键词:慧远;王阳明;教化观;不敬王者论;致良知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两家皆依托从生存论介入本体论的方式阐发“教化”的目标与方法。对这一文化现象的观察形成三种不同倾向。第一,认为二者理路有异但价值取向一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梁漱溟的观点,他指出两家的根本差异在于修行的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但都是向内用功以“成人”的方法。〔1〕第二,认为二者思想理路与价值取向均差异重大,实践上儒学以伦理为自然,佛教以伦理为赘疣。第三,以范畴概念为工具进行细致比较,勾勒二者体系异同。
本文认为,儒家教化观的核心是激活人的内在天赋以完成对外在环境的创造性转化,从而达到现实性的成德与超越性的成圣合一的目标;佛教教化观的核心则是回归人的本性以超脱外在环境,从而达到超然的觉悟解脱目标。以此为基础,循着化心、化民与化政的逻辑次第,分别从个体、伦理与政治三个层面考察儒释教化体系,可以发现儒家侧重以伦理引领个体道德实践与政治构建,而佛教则侧重以个体生命证悟总摄伦理生活与政治实践。从比较哲学来看,描述性比较是研究文化现象的基础方法,若想更进一步把握现象背后的本质,必须走向阐释性比较,对文化现象进行合理性分析,换言之,这一阐释须“兼综事实与义理”〔2〕。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直观层面的如何教化,还是深层次的何以教化,都存在儒释视域融合的问题。鉴于慧远与阳明都曾修习儒释道,融合性视域价值显著,兼具比较与阐释的重要意义,本文以慧远“不敬王者论”与王阳明“致良知”思想为中心,对儒释教化观异同进行辨析。
一、慧远“不敬王者论”的解脱教化观
佛教甫入中国之际,与本土文化经历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冲突。文化的异质性与语言的障碍使得早期中国佛教常在随意与脱漏的传译中失真,即便有格义之法,也因儒道术语的确定意涵而常致传译歧义,这是异质文化传播不可避免的情况。有识之士很快意识到,文化融合是必然方向,但唯有在结合本土文化需求的同时坚持自身主体性,才能够使佛教文化真正在华夏大地扎根。慧远因时契机而提出的“不敬王者论”正是这一卓见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其所因之时是佛教与儒道文化由民间发酵至朝堂的“礼敬王者”论争,所契之机则是中国本土文化教化格局的调整。
(一)参契中国教化:“不敬王者论”在儒道外开新篇
慧远少时博通六经,二十一岁于恒山闻道安说法而悟,遂皈依释门。道安之师佛图澄以神通显化弘法,对社会受众影响有限,道安察其弊,结合儒家“伦理—政治”教化格局,提出“教化之体,宜令广布”,首次将教化作为一个佛教中国化命题提出。
但道安之论尚需与义理勾连,慧远“不敬王者论”补上了这一缺环。东晋时的“沙门礼敬王者”之争将道安时代的佛法与礼法争端上升至义理层面,慧远为使佛法适应中国政治传统、表明文化立场,以“不敬王者论”作为回应。该论阐明了佛教追求超越尘世的涅槃本性及从情欲控制的生命流转中解脱出来。达此目标需依据思想认识的不同,采取不同方法,因此僧俗间存在不同伦理区分——在家居士“大同于顺化”、出家僧人“求宗不顺化”。由此可推论出佛教的化政之法:“先合而后乖者。”与之相对,王化之途则是“先乖而后合”。二者同求究极之理,但并不冲突矛盾,必将殊途同归,因此“自乖而求其合,则知理会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则悟体极之多方”〔3〕。
在阐明佛教教化观的过程中,慧远试图会通儒释二家,提出“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4〕的“儒释同源”说。在慧远之前,东晋名士孙绰曾初拟“儒释同源”说,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5〕,认为儒释互为表里,儒家侧重救世治世,佛教注重探查根本。但孙绰之说仅限于现象描绘,未有义理区分。“不敬王者论”则体现了佛教指向化世导俗的文化主体性原则。〔6〕
根据这一思路,慧远在佛教初入汉时依附神仙方术,后在魏晋老庄化而致玄佛合流的艰难处境之外,成功激发出佛教文化的主体自觉。同时,该论在突出自身超越性的同时,对儒释关系的妥善处理也化解了佛法与礼法的冲突,从而将前此佛教融入中华文化时处处受限的地位格局突破为主宾关系格局。慧远就此为佛教中国化确立了基本路线,并为佛教教化观的构型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求涅槃以超自然:“不敬王者论”教化观详析
“不敬王者论”分五篇:“在家”“出家”“求宗不顺化”“体极不兼应”和“形尽神不灭”。“在家”旨在强调居士兼具自然秉性和佛法信仰,须同时顺服佛法与礼法。“出家”说明僧人是“方外之宾”,只从佛法,不从世俗化育,其生命目标即从世俗解脱,以归化外。“求宗不顺化”解释了从居士到僧人对礼法态度的转变,非因佛法与礼法规范冲突,实因佛法所求涅槃境界超脱生命流转,求终极解脱必须超出自然化育的人伦规范。“体极不兼应”试图在追求解脱这一议题上使佛教教化与其他文化的教化方式取得一致。“形尽神不灭”则为探讨奠定整个佛学思想的本体论基础。因“不敬王者论”旨在回应“礼敬王者论”,具有辩护意义,故五篇逻辑为:先策略性地阐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在家”“出家”),再作义理说明(“求宗不顺化”“体极不兼应”),最后以本体论支撑义理,巧妙调和佛法与礼法。
跳出辩护视角,从慧远使命与佛学思想特点审视,“不敬王者论”布局与重点需重估:其秉承广布教化使命,关键在于从生存论切入阐发佛教证悟之法。故应以“形尽神不灭”统领佛教“求宗不顺化”的“化心”主旨;于“化民”层面,以“体极不兼应”的伦理实践,论证佛教教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路径;在“化政”层面,借“在家”“出家”的政治重构,探讨佛法与礼法一致之可能性。
“形尽神不灭”篇的主题是从生存论出发证悟本体。佛教本体被称为“极”或“方外”,指经验所能把握之外的世界真相。在慧远看来,现实世界以“生生”为道,万物生成与变化,其因是气的聚散,人的生命也由自然化育而来,是阴阳之气的聚散,此乃儒道宇宙观。而佛教真理异于“气论”的实有,是超越自然与生命变化的涅槃境界和以智慧破除迷障的“空性”。涅槃空性作为佛教本体论谓述,是就人的生存而言的,而人之生存境况由形体与精神两个方面构成:
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有情则可以物感,有识则可以数求。数有精粗,故其性各异;智有明暗,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论,则知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情有会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7〕
由此看来,精神就存在方式而言是一种极其精微的存在者,依托生命形体而存在,自身并非物体但能感应万物。形体有生灭,精神却不随之消亡。就功能而言,形体会生情欲,精神能生智慧,精神依托形体,所以情感能够触动精神,精神本身的智慧也可以通过形体来探索情感。故生命流转源自情感触动,精神为情感根源,随情感感通暗自迁移。佛教将人们在生命流转之内的生存境况称作“苦”,“苦”在这里被归结为情欲障蔽灵智,泯灭情欲、澄明精神以达至涅槃之境是解脱之道。慧远以生存论阐明“四圣谛”之义,此乃“不敬王者论”论证之基。
对涅槃之境超然觉悟的追求最终要落到教化层面,所以慧远说“甫创难就之业,远期化表之功”,但它的困难就在于“潜泽无现法之效,来报玄而未应”〔8〕,此或为道安广布“教化之体”时也面临的困难。慧远对佛教教化的阐释为佛教中国化开创了一个典范,成其为典范或可归之于两个原因:佛教伦理的政治化,体现其接受儒家道德他律;佛教伦理的补充性,凸显佛教在中国“内圣”传统断裂时,凭自身道德超越性的自律特征扎根中国。〔9〕
“求宗不顺化”篇实则揭示了佛教伦理的补充功能,以“内圣”理路展现佛教生存论。慧远认为,儒道“内圣”之法中,王道教化以体察并顺应自然运化为真理,但“天地虽以生生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死;王侯虽以存存为功,而未能令存者无患”〔10〕,外在天道流行无法纾解此困,故需“反本求宗”,于内圣超越道路上体察终极真理,超脱自然运化,追求了却生灭与痛苦的涅槃境界。“反本求宗”依托心性,劝人从现实迷障中解脱,去“体极”“明宗”以求“内圣”,此乃佛教“化心”之举,探明佛教本体论对生存证悟的敞开。后世慧能对佛教生存论视角的解脱教化有非常精辟之总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11〕这一总结洞察了佛教本体并非超脱世间的孤悬存在,而是与世间紧密相连的,故亦需走上“内圣”之途,挣脱诸般痛苦枷锁以从烦恼业障中解脱,方能得享清净之乐。
“体极不兼应”篇深化拓展了“教化之体”。慧远指出,“夫幽宗旷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寻,难以事诘。既涉乎教,则以因时为捡。虽应世之见,优劣万差,至于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12〕。精神在“化心”层面是可以由道理推演的,却无法在事上应验,但体现在教化上,检验的标准就是契时相宜,而时宜之见有好有坏,是否有效验,最终要应在能否感化民心上。“体极不兼应”篇将“化心”扩展到了“化民”,“化民”之法在于因时施教,在于依据民众认知能力施教,“自乖而求其合,则知理会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则悟体极之多方”〔13〕。因此,“化民”之法,强调同一终极真理存在“顺化”与“解脱”两种不同的教化方法,“儒释同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阐发的。
“在家”“出家”两篇进一步将“教化之体”从“化民”推进到“化政”层面。在家居士虽然崇尚佛法,但并不能超脱情欲,他们仍然看重生命,执着自我,沉迷世俗享乐,故对他们进行解脱教化,讲究方式方法。相较之下,出家僧人是世外之人,从世间解脱的目标虽与王道政治、礼法名教似有相悖,但最终都是为了“协契皇极,在宥生民”,即协助王道,治理生民。而出家僧人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则是“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道”,最终“远通三乘之津,广开人天之路”,即在“化政”中达到佛教教化的目标。
“不敬王者论”揭示了佛教从生存论出发探求本体的核心是回归涅槃空性,从而达到超然觉悟的目标,但这个觉悟是以从世俗的自然世界解脱为前提的,因此其教化的核心是解脱观。正因如此,伦理和政治在这个教化体系中缺乏实在性,证悟涅槃说到底是个体生命的使命,伦理生活与政治实践在这一使命面前,只构成“因时施教”的自然背景。
二、王阳明“致良知”的合一教化观
汉唐时期,佛道流行,以“无”为本体的思想给儒家宇宙观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且佛教超脱自然的教化观念,对儒家的人生观也造成了严重冲击。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宋明儒家以“气”为宇宙实体,以气运行之“理”为宇宙运行规律进行对治。这一举措不仅是对佛道的批驳,更是对其消化与融合后的文化价值重建,阳明心学因其统合理气之说成为这一重建工作的完善形态。
(一)重建中国教化:“致良知”以心学统合理气
阳明心学以教化哲学的形态参与到文化价值重建中去。一方面,“心”与“气”“理”一致,人心就是天理,天理、物理与人理都在此心中,因此心学是理学的继续。另一方面,“心”与“气”“理”又有区别,气的“生生”结构动态描绘了宇宙与人生,理的无处不在静态规范着宇宙与人生,心则是从实践角度出发统合二者,兼具生发与规范意义。心与天理相通者是良知,而实践就是激发此心的过程,因此心学又被称为“致良知”之教,心学对道德主体依循天理进行实践以改变自身气质的强调,使其本质上呈现出一种教化哲学的形态。因此,阳明心学在重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同时,也在重建中国的教化体系。
宋明儒家在本体论层面吸收了道家阴阳和合化生万物的思想,在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基础之上,由周濂溪与张横渠构建起形而上的本体论“万物一体”,并辅之以形而下的“气论”,为整个理学奠定了基本路径。〔14〕心性论成为沟通形上形下的桥梁,颇具代表性的是“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横渠先生在本体论层面肯定了性善的先天结构,同时指出现实世界中人的气质善恶兼具,所以人们的道德工夫应在去除气质之混,程伊川与朱子继承了这一区分。工夫论性质的“变化气质”继之成为必要的理学构造,如何将本体论的“万物一体”与道德实践的“变化气质”在心性论的基础上妥善联结、会通,使之成为一个一贯的系统,成为这一时期哲学家们共同的问题意识。
阳明之前,朱子知性进路影响最大。他强调主体的认知与客观的理的对待区别,人性的完善在于从形而下的形质突破到形而上的“性理”。朱子构思的认知主体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而这个“性即理”的过程正是从无到有生发出天理的过程,因其所无,故须不断地增益,所以朱子说:“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15〕“万物一体”在这里体现的是理的一体, “变化气质”在此亦是在认知革新后,由以知促行的“践行”推动,其目标是去除人性之私,达到天地普遍之性与理。换言之,对朱子而言,“万物一体”是先在性的固有结构,“变化气质”不过是人澄清这一结构的客观描述,他走的是以认识论介入本体论之路。
在朱子的基础上,阳明会通佛教思想,将佛教的“自性”“本来面目”等本体内涵纳入“心体”,〔16〕阐发了自己对理学共同问题的见解,并将程伊川与朱子的“性即理”进一步推进到“心即理”,直指“心即性,性即理”。〔17〕
在朱子那里,心作为知觉的载体,是具体之物,性则是使普遍之理获得特殊性的那个气禀的差异性质料,但性在朱子体系中的作用是静态的,心的动态知觉活动才将性中之理展现出来,才使得理与气合。正是在这一点上,阳明看见了朱子的知性进路用以指导人的生存与道德实践时的矛盾:理是形而上的本体,它赋予具体事物以存在的意义,但须由形而下的质料世界推动以彰显。在阳明看来,不能于“心外求理”,既然心为气禀可善可恶,一切变化不过发生在可善可恶的模式切换中,但无论如何,理须在心中求,心不仅发挥动能的作用,而且还可在追求理的过程中扩充容量,扩充心对天理的领会体悟极限,因此阳明说:
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18〕
阳明将儒家追求终极真理的关注点转换到生存论视角上来,因为心的气禀性存在兼具善恶,需要人在偶然性中去追求那个作为必然性的至善本体“天理”,同时又要兼顾“格物致知”本身对“知”的扩展性意义,将“知”的功用融入生存论语境。心与天理本然相通的那个东西,即“不虑而知”的良知,人的生存若以追求天理为目标,便需时时刻刻在认知和行为上都激发这个良知,这便是“致”,因此阳明说“致良知”是“圣人教人第一义”。阳明就此将朱子的知性进路矛盾扭转为“良知”的终极性与“致”的过程性之间的张力。〔19〕
阳明又说:“‘天命之谓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谓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谓教’,道即是教。问‘如何道即是教?’曰:‘道即是良知……这良知还是你的名师’。”〔20〕修道不过就是复其良知,就是致其良知,因此“命、性、道、教、良知”是等价而言的,由此可知,“致良知”同时也就兼有了教化的内涵。因此,阳明打通“万物一体”的基本结构,而不再有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的根本区隔,并将天地化育的“生生”之德同样贯彻到人心中去了,变化气质不过就是心体在生发的过程中不断澄清本性的样貌呈现,这同时也就是阳明教化观的内在逻辑,而变化气质恰恰就是教化的重点所在,在这一维度上,可以说阳明心学就是教化哲学。一旦教化也被妥善地纳入这一体系,则这个教化也必然是被同一个天理、天道所贯通的合一的教化观。
(二)尽心性以化自然:“致良知”教化观详析
万物一体的本体论决定了以变化气质为目标的“致良知”教化哲学必须以内外统一为其根本追求,亦即从整全与合一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良知的存在与发用,彻底、真实地面对人的现实性,而非止于思辨地区分,或笼统地合一。这一背景决定了阳明由生存论出发探究本体论的限度,在“致良知”理论中则表现为心性与自然的关系,变化气质若以万物一体为其终极目标,那么也就意味着心学教化的终极目标是“化自我的局限为天地万物的无限”〔21〕。
万物一体的本体论构成了人类存在的自然境况,它对不同的个体生存方式呈现出不同的可能样态。心学指出了人的生存意义就是基于有限生命开辟无限可能,激活人的内在天赋以完成对外在环境的创造性转化,这同时就是精炼、扩充与营造自然的过程。从生存论的角度出发,它包括生存主体层面的“化心”、主体间性互生的“化民”,以及营造多元主体生存空间的“化政”三个向度。三个向度就是道德主体“致”的过程向“良知”终极扩充的次第展开。
在“化心”层面,“致良知”对子思至孟子一系“内圣”传统的承续是用以教化的标志。阳明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与“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22〕的内在理路打通,以期在尽心与见性中求索天理,达致人的道德实践与天理的内在关联,从而使“致良知”内蕴即本体、即工夫。率性而行却能达道的是圣人,过与不及者则需修道以求成德、成性与成圣,而修道与张载以来再度复兴的实学倾向结合,则必应于工夫与事,因此王门弟子在回忆师教时,说“但见得良知头脑明白,更求静处精炼,使全体著察,一滓不留;又在事上精炼,使全体著察,一念不欺”〔23〕,即无论是在静处体察良知,还是在事上磨砺,都有两个要求:一是“致”其良知,二是全体著察,不可有内外之别,亦即知行合一,这是总的要求。
知行合一的根本在于理的内外统一,而更进一步则是人的意识与物本身的合一。阳明说,“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24〕。因此,阳明进一步把“致良知”之教落实到“诚意”工夫上来,指出“率性之谓道,诚者也;修道之谓教,诚之者也。故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25〕。丁为祥先生将之提炼为“建立在‘慎独’‘诚意’基础上的‘践形’……不仅要求主客观的统一,而且还必然要求完成内在心理意念(意志)与外在行为世界彻底统一”〔26〕,强调了“致良知”之教重在促进内在知觉与外在推行的一致,这一论述同时提出了以肯定性的意志状态“诚意”与否定性的意志状态“戒惧”的双重修养来设定对象的重要性。戒惧事实上就是恐惧诚意的缺失,可谓一体两面,而“在事上精炼”则是使“慎独”“诚意”获得对象,使“慎独”“诚意”成为现实的可能。故而对个体心性的改变,都在于“致”其良知,在良知处于潜能状态时能够蓄势滋养内在动力,而在实现过程中又始终能够保证势头的不偏不倚,以节制调试过与不及的偏差,从而做到“诚于中,形于外”的践形工夫,这也就是对个体而言的气质变化所在。
“变化气质”在朱子看来是“明明德”的过程,“明德”就是“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27〕,“明明德”就是使被人欲染着的本体复其净明,这一过程就是自我革新的过程,在完成这一过程之后,朱子认为须推己及人,其目标就是“新民”。《大学》原文作“在亲民”,朱子以革旧致新的哲学观念将之阐发为“新民”,阳明认为并不成立,因此他以《大学问》为其入门之教,首要在于明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德也”〔28〕。朱子“明明德”“推己及人”的知识性扩张具有明显的外在性特征,而阳明“明明德”以“亲民”则正好契合心源具有扩充性的特征,这样“亲民”就必然意味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将人伦日用中的道德实践置于一种互生的处境之中,使其生存论化,“知”也被融入了这一生存论境况,这就是“致良知”的“化民”义。
以“万物一体”与“变化气质”的生生结构来看待“致良知”的“化民”义,应于“亲民”上有三重内涵。第一,“亲民”首重养民,其次才是教民,这是从化心到化民的正确推论,“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 ‘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29〕。第二,“亲民”意味着圣凡相通、圣凡平等,万物一体的先在结构是至善,区别在于圣人时刻持守这善,凡人需要变化气质以达到这善,圣王对百姓的启发也不过是使其自觉至善,而非灌输义。第三,“亲民”的扩充以悲悯之情与恻隐之心为其动力,一如孟子所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30〕。
“亲民”在致良知的生存论语境基础上指向了存民与觉民的政治实践。余英时先生认为,阳明“是要通过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的方式,来达成‘治天下’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儒家政治观念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我们不妨称之为‘觉民行道’,与两千年来‘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31〕。朱子“得君”之论源于士大夫生存处境良好之际,希望依托既有政治秩序推行教化,而阳明则在中晚明专制制度愈加强化之后失望于君王,走向了撇开君王政治的个人道德实践路向,经过阳明之后的讲学劝善运动的不断推进,这一思想逐渐社会化与世俗化,并最终在黄宗羲处确立了以主体道德精神的具足对抗专制的道路。〔32〕主体道德精神具足的发掘使得“致良知”在“万物一体”的语境里具备了“主体即实体”的合一方法论意义,即主体道德精神的生成是与外部环境的转变共同发生的,从而使道德主体同具天地的“生生”之德,为儒家“成圣”理想赋予了新的生存论内涵。由此,变化气质不再具有从属义,相反,万物一体须放在变化气质的生存论语境中来理解,才能够被揭示出更丰富的内涵。相应地,“致良知”的“化政”之教,就在于促使社会政治营造适宜揭示这一内涵的生存空间。
三、儒释教化观的差异与共性
慧远与阳明出入儒释道的共同经历,使得他们的思想对于理解儒释教化观的异同具有重要意义。“不敬王者论”的议题内容、社会背景及其所开创的佛教中国化范式与“致良知”之教的广博论旨、思想突破及其对儒学理想的发微,使得二者在各自文化信仰内都极具代表性,以二者为中心进行对比可深入发掘两种教化体系的差异所在,以及视域融合的可能性与价值。
(一)出离与浸染:儒释教化观的理解进路差异
“不敬王者论”和“致良知”的教化观都依循一条由生存论出发探索本体论的理解进路,但在对本体论和生存论的认知上,二者存在根本差别。
在本体论上,佛教以“涅槃”划分“方内”世俗与“方外”世外之域。涅槃既是两个领域的临界点,又是对世外之域无以名状的否定性表达,是对生成变化的寂灭,而世俗之域恰恰服从天地“生生”法则,因此佛教在本体论上决定了它对世俗“出离”“解脱”的态度,修佛者多“遁世以求其志”。基于此,教化由觉悟者将世外之域示人,引其至临界点,由于世外之域无以名状,只能近取譬,或以格义方法表达。但这一特征直接造成佛教语言的模糊性,一如朱子批判禅宗语言具有反逻辑、反定义的特征,〔33〕对教化对象的领会与辨析能力具有较高要求。
相较之下,儒家则完全在世俗之域寻求真理,“域中四大”就是对人类生存结构的直观描绘,“万物一体”对生命、人性与天理的贯通合一是其本体,因此儒家的本体论决定了它对世俗之域的“浸染”态度。教化就是将这一本体揭示于人,引领人们熟悉天地与人性主体的“生生”之德,并须就事言理,清晰能指与所指间的关联。当然,儒家语言的世俗化表达在教化过程中也易囿于直观形式,使受教化对象很难进行创新性联想。
在生存论方面,佛教以精神与形体的二元结构说明人的生存境况,精神的超越性与持存性是人能产生智慧、求索本体的关键,形体及其产生的情欲则是禁锢精神的障碍,形体生灭产生的“苦”更是人生的本质。人生意义在于解脱此苦,故人生如羁旅,教化旨在让奉法者明晰对俗世的“主宾”关系。〔34〕究其根源,这一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佛陀这一象征渐成超越性“法身”,〔35〕因此,从原始佛教以来存在“依法不依人”的传统,人的生存境况并不成其为最终的证悟依据。
儒家则以人为主体,此“主”有三重意涵:意识上,主体是能觉知万物变化与天地生生之德的明觉灵知;自主上,主体可在道德抉择中自由选择,心为其抉择之源;本体论地位上,主体的心、性、命与天道、天理相通,具本体地位。这三重意涵构成人的生存处境,儒家教化旨在改善此境,让人在人伦日用中觉察并选择本体地位。若不以追求至善之体(阳明称良知)为目标,则难免丧失这种本体地位,与天地万物关系由“一体”沦为“主奴”,受变化与人欲驱使。故儒家合一观体现为“依人即依法”,以达人法一体,让人本“存存”思想契合天地“生生”之律。
(二)拯救与成就:儒释教化观的实践取向差异
儒释两家都认可教化旨在化世导俗,但在“化”“导”实践取向上存在根本差异。首先是教化目的的伦理性差异,佛教解脱观认为要“变俗以达其道”,变俗从服章簪发等形体标志开始,最终目标是结构性变革世俗,而无论其伦理与政治情境。发大誓愿完成这一目标的奉法者,大都具有牺牲精神,立志“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36〕,将“自觉”的心性解脱观与“觉他”的伦理拯救观连为一体。
儒家合一观聚焦“变化气质”,承认万物一体的先在性,不求结构性变革,而是让内向性的“慎独”“诚意”的“成圣”之道,在伦理实践中化为“成就”之道。此乃继承自《中庸》的“内圣”之道,对“每个人进行自我超越时具有的无限潜在和无可穷尽的力量”〔37〕进行肯定。成就不在于拯救,而在于激发自我内在的潜力,成就的大小在于对自我揭示的万物一体视域的大小,因此合一观同时就是创造性转化观,为社会繁荣开辟了空间。
由伦理上的化世导俗出发,儒家和佛教最终都走向了“觉民”(“觉他”)的政治实践,但动力有别。佛教动力来自解脱观下的牺牲精神和拯救情怀,一方面,牺牲精神是对现实的否定性态度,拯救情怀则是超越性的彰显,整体上缺乏对现实世界的肯定表达。另一方面,牺牲精神是对自我的内向规定,拯救情怀则具有律他倾向,缺乏将自己与他人内在联系起来的中间环节。换言之,佛教中个体与普遍直接关联,无须中间环节,“直了成佛”正是此之谓。基于此,佛教政治实践有三个向度:一是认为政治具有非实在性,对现实政治环境采取适应态度;二是“遁世”以求解脱,不参与现实政治构建;三是严格区分超越性信奉人群与世俗人群的关系。
阳明对佛教的政治实践早有判别。有人曾问他:佛教也讲心性却无法治天下,是为什么?阳明指出:“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工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作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38〕这一分析指明佛教的弱点在于与世无涉,而儒家“治天下”的政治实践正在于与世间的人、物交涉,动力是将主体道德力量经悲悯与恻隐之心“推己及人”,家、国、天下都是主体道德潜力的实现空间。基于此,“合一”教化观的政治实践也有三个向度:一是观照现实政治,以终极价值对其进行批判;二是变革倾向渐显,积极要求去除束缚主体道德力量发挥的枷锁;三是进步性愈加凸显,维护并推动主体道德力量对外部环境的创造性转化及其社会化、普遍化发展。
(三)超越与自由:儒释视域融合下的价值共性
“不敬王者论”的佛教中国化要义最终在禅宗的本土性原创阐发中实现,理学则在与佛道的辩论中于阳明处达致完善。儒释视域的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史的主流,在相互激发中形成的共同认知也形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价值追求。
首先,儒释共筑中国文化独特的内在超越性传统。西方的超越性与现实世界隔绝,在对现实持绝对否定态度的基础上形成批判现实的外在超越性;相较之下,儒释形塑的中国文化立基于生存论,无论是“四圣谛”还是“推己及人”,都立足于人的生存境况,构想如何超出局限实现人格完善,其超越性是建立在心性修养基础上的自律精神。此精神以儒家的内圣传统为根基。佛教在儒家内圣传统衰微之际,以“不敬王者论”融合其理路进行中国化实践,以宣示其“广开人天之路”的独特主旨,补充儒家内圣传统,并将目标落在与儒家伦理一致的“协契皇极,在宥生民”教化命题上。如此,儒释融合巩固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内在超越性传统。
其次,主体道德精神在儒释思想相互激发中觉醒。儒家内圣传统在先秦时期主要是对人如何通过心性修养超凡入圣进行普遍性的构想,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其本体论与生存论的强烈个体性色彩与儒家思想互相激发,使得心学在重新接续儒家内圣传统时,也继承了佛教的个体性思维方式。黄梨洲说阳明先生有王学三变,从辞章入佛老,而后在龙场悟得“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39〕,此恰是儒释相互激发下的理学成果。“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一句自是批判朱子,“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对主体道德精神的强调则有佛教影响在其中,既与佛教“远通三乘之津,广开人天之路”宗旨相契,又与其中国化成果禅宗的“自性自度”主张相类。这一理论逻辑与理学发展的历史逻辑相互印证。
最后,道德自由在儒释融合的过程中愈渐凸显。主体道德精神高扬,使佛教个体性思维与儒家“人本”思想在“觉民”教化过程中交汇,个体的本体论地位由此获得共识,同时其主体道德精神必须在道德自由中彰显,这就是“觉民”教化的意义。儒家合一观偏重对道德自由能力的培养,主体道德自由与天地生育运行法则的合一在实践中由个体扩大到家国天下的社会层面,自由空间的拓展,应于天地“生生”之理。佛教解脱观则偏重培养道德自由意识,否定现象世界以凸显内在自由,唤醒人们突破既定秩序束缚。故而,无论是“觉民行道”还是“自觉觉他”的教化实践,都有利于道德自由的培育。
现代世界始于超越性的彼岸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和解,向精神世界的内在性转向成为近代哲学主流,宗教改革运动以一种朦胧的方式开启这一进程。很快,剥除宗教外衣的现代世界彻底转向理性视野,对主体的外在超越性的解绑使得个体取得了本体论地位,自由成为现代生活的道德根据。但失去超越性的理性对于道德行动只存在弱规范性,儒释融合的价值共性为现代世界提供了这样一种理论资源:主体道德精神的兴起及道德自由的渐次凸显契合时代需求,内在超越性的理路为现代生活提供了一种转凡入圣的可能。这些价值共性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的重要依据。
四、余论
在由生存论介入本体论的进路中,“不敬王者论”揭示的解脱教化观与“致良知”彰显的合一教化观虽然在思想基础上存在根本差异,却蕴藏相似旨趣。慧远借助教化范畴揭示了佛教适宜中国的可能,即以自身文化品格为中国提供多元选择的文化样态。这一样态从生存论出发探求涅槃本体的超然目标,要求人们从世俗中解脱,泯灭情欲、澄明精神,指明世俗伦理与政治实是证悟涅槃契时相宜的机缘。
阳明立足生存论,以自然的“生生”化育为本体,贯通天理于生命人性,澄明本性、唤醒主体,促其担纲本体论使命,将静态知识拓展为动态证悟,揭示心承接本体论与生存论扩充性存在的特征。心的扩充以悲悯与恻隐为其动力,在“推己及人”的逻辑结构中最终指向存民与觉民的实践。
尽管二者对人的生存境况与宇宙本体的理解有别,但解脱与合一的教化理念在对人格完善的内在超越性构想上达成一致。合一观的化内超越与解脱观的化外超越,共筑起中国文化自律精神的完善系统,且二者相互激发,主体道德精神与道德自由走向融合,使中华文明在面对现代挑战时,能够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1〕梁漱溟《儒佛异同论》,《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2〕钟志翔《吕祖谦〈左传〉阐释的合情理原则》,《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3〕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僧祐辑《弘明集》卷5,《金陵全书》影印本,南京出版社2021年版,第321页。
〔4〕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僧祐辑《弘明集》卷5,第320页。
〔5〕孙绰《喻道论》,僧祐辑《弘明集》卷3,第243—244页。
〔6〕王雷泉《中国佛教走出围墙困境及进入主流社会的路径》,《法音》2013年第1期。
〔7〕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僧祐辑《弘明集》卷5,第324页。
〔8〕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僧祐辑《弘明集》卷5,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