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小强:论法益保护程度及其刑事立法审查机能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36 次 更新时间:2026-11-23 06:48

进入专题: 法益保护   刑事立法   谦抑性原理  

● 戴小强  

作者:戴小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内容提要:刑事立法通常借助法益理论来审查目的正当性,但法益理论仅限于审查法益类型的适格性,这使得该环节的审查过于薄弱。目的正当性不仅应由适格的法益类型(法益的“质”)来保证,还应由妥当的法益保护程度(法益的“量”)来保证,因此,有必要将法益保护程度审查引入刑事立法的目的正当性审查当中。法益保护程度审查的正当性可在宪法和刑事政策两个层面得到说明。法益保护程度审查理论的功能无法被比例原则和刑法谦抑性等既有理论替代,因而具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应站在一般人的视角,以法益的重大程度、法益遭受侵害的频率和紧迫性程度、社会子系统运转特征与风险化解能力、法益侵害行为所具有的价值等为考察因素来确定法益保护程度;同时有必要根据法益类型的不同,为法益保护程度设置宽严有别的梯级审查基准。

关键词:刑事立法;目的正当性;法益保护程度;比例原则;谦抑性原理

一、问题的提出

立法审查包括目的正当性审查与手段正当性审查两部分主体内容。按理说,目的正当性应当是立法审查中的重要环节,但宪法理论倾向于认为,对目的正当性宜适用宽松审查基准,即只要公权力所追求的目的构成公共利益,都应当确认其行为具备目的正当性。在这种理论安排下,目的正当性无须承受过重的审查负担,后续的手段正当性审查对立法审查而言才具有关键意义。

毫无疑问,刑事立法也须审查目的正当性;这一审查任务通常是交由法益理论来承担。一般认为,法益具有立法规制机能和司法解释机能,前者为立法的正当性提供审查或批判工具——准确地说,是为立法目的的正当性提供审查或批判工具。对此,目前学界基本形成共识的是,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法益应当从宪法中寻找依据,必须与宪法价值秩序尤其是公民基本权利相兼容。对犯罪行为结果的否定评价,只能存在于对行为客体(如人的生命、交通参与人的安全等)的侵害或具体危害之中。行为若侵犯的是政治或者道德信仰、宗教教义和信条、世界观的意识形态或者纯粹的情感,则不能规定(认定)为犯罪。这些论述均揭示了法益对目的设定的制约机能,即刑事立法若以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生活利益为保护对象,可通过目的正当性审查;若以道德信仰、宗教教义等生活利益为保护对象,就无法通过目的正当性审查。

可以认为,类似于上述宪法理论的主张,刑事立法中的目的正当性审查适用的也是宽松基准。规制立法的法益概念尽管要求对目的作实质审查,但主要探寻的是社会生活中哪些生活利益需要通过刑法进行保护,其功能仅限于对值得被刑法保护的利益“类型”进行识别——生命、健康、财产、道德、意识形态等能否认定为适格法益,无不是限定于对利益类型的判断。然而,这种审查方式忽略的是,立法目的作为立法的原动力,其动量并不全是由利益类型来提供,当某种生活利益被确认为适格法益后,立法者意图对法益予以何种程度的保护,也会对立法起到重要且直接的驱动作用。换言之,立法目的不仅包括立法者意图保护的法益类型是什么,也包括立法者意图对这种法益类型保护到何种程度。所以,除法益类型外,法益保护程度也是目的的构成性内容。将法益保护程度排除在目的正当性审查之外,会使目的正当性审查过于单薄,可被鉴定为一种宽松乃至不充分的审查方式。这种审查方式会引起如下问题:

一方面,手段正当性审查只具有形式意义。例如,在醉驾入刑后,不少学者对危险驾驶罪的正当性提出了批评,批评意见基本可归结为该罪不具备手段正当性。但是,在只确定本罪保护的法益类型是公共交通安全,而未确定应对公共交通安全予以何种程度保护的情况下,便直接进入手段正当性审查环节并得出该手段缺乏正当性的结论,恐怕存在疑问。我们可以这样来考虑法益保护程度对危险驾驶罪正当性审查的影响:(1)立法者若是对公共交通安全设定较低程度的保护(意图小幅降低醉驾行为)且该程度适当,或可认为危险驾驶罪的设立不具有手段正当性,因为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行政处罚等就能够对公共交通安全起到该程度的保护效果,无须额外增设危险驾驶罪加强对该法益的保护。(2)立法者若是对该法益设定最高程度的保护(意图大幅降低甚至绝对禁止醉驾行为)且该程度适当,则上述手段还无法达成保护目的,于是必然要求刑法介入时点继续提前以实现更周密的保护,如此,就不能认为危险驾驶罪不具有手段正当性。于此便暴露出这样一个事实:缺乏法益保护程度这一环节的审查,会使手段正当性审查丧失可靠根基,并由此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另一方面,罪量要素在目的正当性审查中缺乏观照。我国《刑法》采用的是“定性+定量”的立法模式,行为只有对法益造成较严重程度的侵害即达到罪量条件时,才能规定为犯罪。因此,在我国,犯罪的规定包含了法益保护程度的要求,罪量的高低则直接对应于立法者设定的法益保护程度的高低。可问题是,当前刑事立法的目的正当性只关注法益类型的适格性(只能指导“定性”),而不关注保护程度的妥当性。这样,罪量的设置就难以得到立法目的的准确指引,由此导致在立法实践中,既可能出现罪量设置过高(如故意伤害罪),也可能出现罪量设置过低的情况(如部分抽象危险犯)。

基于这一问题意识,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目的正当性审查中引入法益保护程度审查。这可谓是一条充实目的正当性审查的新路径,也是一条丰富法益理论的新路径,因而有必要在理论上予以重视。上文虽然较为直观地呈现了法益保护程度审查在目的正当性审查乃至整个刑事立法审查中的重要作用,但这毕竟是一个新概念,围绕该概念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论证和研究:其一,法益保护程度的本体内容是什么?其对目的正当性的严格审查要求与宪法理论的宽松审查主张之间存在对立,是否会导致法益保护程度审查丧失正当性?其二,比例原则、刑法谦抑性原理等用以刑事立法审查的理论,是否本身就具备法益保护程度审查的内容?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法益保护程度审查理论是否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其三,要使法益保护程度发挥目的正当性审查机能,前提在于能对保护程度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而如何来构建有效的判断方法或规则,也值得进一步探索。本文将对这些问题逐一展开讨论。

二、法益保护程度审查的基本内涵及其正当性

“程度”属于“量”的范畴,就此而言,法益保护程度的基本内涵是对法益“量”的审查。与宪法理论对比来看,法益保护程度审查对刑事立法目的正当性审查提出了更严格的标准,似乎与宪法理论存在冲突。但实际上,这一审查方式能同时获得宪法和刑事政策上的支撑,因而并不失正当性。

 

(一)法益保护程度审查的基本内涵:对法益“量”的审查

目的的设定能对手段的选择起到关键性的牵制作用;对于不同种类目的而言,立法者意图实现的目的差异,在立法上会直接反映成规范(手段)选择的差异。例如,立法者为保护公民生命所制定的规范,与为保护公民财产所制定的规范显然是不同的。这是我们对目的和手段之间制约关系的通常理解。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影响手段选择的因素不仅包括目的的“质”,立法者预设的目的的“量”,也会对手段选择形成重要的制约效应。例如,立法者意图对A目的进行较低程度的保护,可能只需要选择T1手段就够了;可若意图对A目的进行较高程度的保护,则仅依靠T1就有可能不够充分,还需另行增加T2或更多其他手段才能达成保护目的。由此观之,对目的预设的“量”的差异,会在手段选择的差异中映射出来;手段与目的的“量”之间不成比例,也会导致手段不具有正当性。在前例中,如果本该对A目的作出较低程度的保护,立法者却误设成较高程度的保护,因而同时采用了T1和T2两种手段,那么至少可以认为T2手段是不正当的。

回归到法益的刑法保护也是如此。即使刑法规范保护的法益类型具有适格性,也不能径直断言该法规范具有正当性。这不仅是因为目的正当性并不必然表明手段具有正当性,而且是因为,法益类型的适格性自身还不足以确保目的的正当性。在对明确性有严格要求的刑事法律中,正当的目的应当是明确的目的,这是一个显见的要求。可是,仅有法益类型明显不能确保目的的明确性,因为在任何法益类型内部,还存在保护程度的高低界分。如果缺乏保护程度的限定而只是笼统地说对某法益进行保护,这样的保护目的就会涵盖非常广阔的范围,进而会给嗣后的手段选择留下巨大的弹性空间。也就是说,法益类型只能为立法者提供一个框架式的抽象目的,而框架式的目的能宽泛地对应多种差别悬殊的手段,由此便会导致法益理论对手段的制约效应大打折扣。这样一来,目的正当性审查就几乎沦为了一种象征性审查,其无法给后续的手段正当性审查树立明确的“靶心”,手段正当性审查也将随之飘忽不定。在这种情形下,法益保护程度的设定便是确定“靶心”之举,其是保护目的得以明确的前提,在刑事立法须具备明确性的意义上,自然也是目的具备正当性的前提。于是便可认为,在刑事立法中,法益保护程度是目的的规定性要素。如果说法益类型是在“质”的维度保证立法目的的正当性,法益保护程度就是在“量”的维度保证立法目的的正当性。基于同样的道理,在刑事立法的目的正当性审查中,就既须对法益类型的适格性作出审查,也须对法益保护程度的妥当性作出审查,两者不可偏废。

尽管学界没有明确提出法益保护程度概念,但在对某些罪名的废立主张中,我们完全可以窥见法益保护程度审查,即“量”的思考方法。例如,为保护国家的计划生育管理秩序,我国《刑法》第336条第2款规定了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有学者指出,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本罪保护的法益日渐稀薄,对实施节育手术行为的约束应选择对公民权益损害最小、影响最轻微的方式,故应废除本罪。由这一表述可知,本罪面临的正当性质疑并不是来源于其带来的负面后果(对生育权的限制与对行为人自由和财产的剥夺)有明显变化,而在于其保护目的出现了重大变化。亦即,是由于保护法益日渐稀薄引发了目的与手段或说收益与成本之间的结构失衡,以致手段没有继续保留的必要。但是,法益稀薄并不代表法益类型不适格——事实上,国家计划生育管理秩序显然是适格法益——而只是代表该法益随着生育政策的变迁重要性显著降低,因此对该法益的保护程度也应该相应下调。法益保护程度下调导致手段与目的丧失合比例性,手段也随之失去正当性。故在本例中,认为本罪不具有正当性的结论,其实是通过对法益保护程度这一“量”的审查得出的。

基于上述理论和具体适例的分析可发现,法益保护程度审查虽然在刑法理论中尚未被概念化,但因其客观上能够发挥立法审查机能,故这种思考方法其实一直悄然在场。应当说,法益保护程度审查是对目的正当性审查的有益补充,应与法益类型审查共同构筑目的正当性审查的实体内涵。据此,刑事立法中的目的正当性审查,应由原来法益类型是否适格的单阶审查,转变为“法益类型是否适格 → 保护程度是否适当”的双阶审查。

 

(二)法益保护程度审查的正当性

法益保护程度审查具有重要的目的正当性审查机能,但重要性尚不能代表正当性。法益保护程度审查的正当性还需进一步论证。

1. 法益保护程度审查具有宪法上的依据

刑事立法会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必须获得宪法的担保。二战后的法益理论一般是强调法益与宪法的联结,以此来保障刑法保护的法益具有适格性。其注重对法益类型适格性的判断,而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对国家制度、公民基本权利等利益的保护,因此法益类型能否与宪法价值秩序相关联,是一个相对明确的问题。然而,如果认为刑事立法活动中的目的设定要符合宪法要求,那么不仅法益类型要具备宪法渊源,法益保护程度同样也要有宪法依据。但是,我国《宪法》并没有对法益保护程度提出明确要求,而仅仅为立法活动划定了一个抽象的框架,由此也给立法者的目的设定留下了余地。宪法教义学肯定了立法者的目的设定余地,并且形成了包括目的设定余地、手段选择余地和权衡余地在内的成熟的“余地的教义学”。目的设定余地的基本观点是,当基本权利包含介入授权时,立法者可自由选择是否介入基本权利,介入基本权利的目标以及目标的实现程度;若介入授权已经限定了介入基本权利的理由,则立法者仍享有选择是否介入以及介入后目标实现程度的自由。例如,在德国,为了保护胎儿生命,宪法允许立法者设立规范以限制父母堕胎的自主决定权,但意图通过限制自主决定权来对胎儿生命实现什么程度的保护(是小幅降低堕胎率还是明显降低堕胎率),立法者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力。

宪法教义学对目的设定余地的肯定,似乎表明法益保护程度审查对立法者构成了多余的约束,因而是无必要的。但笔者不这么认为。其一,授权性规定不同于禁止性规定,立法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得违反宪法中的禁止性规定,但可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决定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行使宪法授权。宪法虽然框架性地赋予了立法者目的形成的裁量空间,但在各部门法内,立法者当然可以也应当根据该部门法的具体特征在裁量空间内进行自我约束。刑法是最严厉的法律,立法者预设的法益保护程度会直接影响普通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同时也会对行为人的权利造成重大限制和剥夺,这便决定了立法者对于法益保护程度不能享有完全的形成自由,而应当接受较高密度的审查。从这个角度说,宪法上的目的设定余地与刑法中的法益保护程度审查并不矛盾。其二,由于目的设定所要考量的因素相对开放和复杂,宪法本身和宪法教义学无法为其规定和构建一套统一的判断规则,故只能作出原则性的立法委托。但部门法需要将宪法委托付诸立法实践,因此必须将高屋建瓴式的宏观指导或委托予以具体化,就此来说,进一步确定目的(法益)保护程度,是刑事立法不可省略的工作。其三,显然无法保证的是,宪法为立法者预留的目的设定余地不会带来不可欲的后果,“所有的自由裁量权都可能被滥用,这仍是个至理名言”,同样,目的设定余地也可能导致立法裁量权的滥用。法益保护程度审查能丰富目的正当性审查的内容,从而使立法裁量权得到更有效的控制,从这个角度看也具有实践价值。

事实上,《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法益保护程度的确定标准和方法,但并非不能从中推导出设定适当法益保护程度的要求(因此至少不能认为法益保护程度审查与《宪法》相冲突)。不适当的保护程度包括保护不足和保护过度两种情形,反言之,适当的法益保护程度包括排斥不足的法益保护和过度的法益保护两个侧面。在《宪法》中,禁止保护不足的根据主要蕴含在国家保护义务条款中,禁止保护过度的根据则主要蕴含在基本权利保护条款中。所以,法益保护程度审查的正当性,便可从国家保护义务条款和基本权利保护条款中推导出来。一方面,我国《宪法》多次使用“保障”“保护”等表述,例如《宪法》第4条第1款规定,“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42条第2款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等等。这些规定均蕴含了充分保护相关法益的要求。另一方面,保护过度的立法构成了对社会公众和行为人基本权利的过度侵害,而基本权利的主要功能就在于防止国家公权力对个人自由的侵害,因此,禁止过度保护的宪法依据主要蕴含在作为防御权的基本权利中。例如,我国《宪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据此,当对某种法益的保护会介入公民的合法财产权时,就不能对该法益设定过高的保护程度,否则就会出现过度限制基本权利的结果。《宪法》第41条第1款规定的监督权,要求立法者对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法益不能设定过高的保护程度,否则就构成对该基本权利的不当侵犯。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认为基本权利不仅有作为防御权的消极面向,同时还有要求国家履行作为义务的积极面向,那么基本权利条款也可为法益保护程度中的禁止保护不足侧面提供宪法根据。例如,从“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基本权利条款中,既可以解读出立法者对公民财产权应设定充足保护程度的内涵,也可以解读出立法者在保护其他法益时,禁止过度侵犯公民财产权的内涵。可见,“私有财产保护条款”既是禁止保护不足的宪法根据,也是禁止过度保护的宪法根据。

2. 法益保护程度审查能促进刑事政策的达成

尽管刑事政策无法在理论上证明法益保护程度审查的正当性,但从现实效果来看,如果法益保护程度审查客观上能够促成刑事政策的实现,就意味着其能提升刑法的社会统制效能。换言之,在这种情形下,法益保护程度审查便可获得实践理性的支撑。应当说,法益保护程度审查的这种功效是现实存在的。

一方面,在刑事立法上,法益保护程度审查有利于促成法益保护辅助性或说刑法谦抑性刑事政策的达成。一旦法益保护程度设立过高,结果要么是设置数量过多的刑法规范,要么是设置过低的犯罪成立条件;这显然违背了刑法谦抑性要求。在我国晚近的刑事立法中,部分“预备行为正犯化”“帮助行为实行化”等法益保护前置化罪名面临着违反刑法谦抑性原理的质疑,在笔者看来,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立法者对法益保护程度审查的重视不够,也就是前文所说的罪量要素在目的审查中缺乏观照。法益的重要性通常是立法者制定法益保护前置化罪名的核心依据和动力,但是,对重要法益也须根据不同条件和因素来设定不同的保护程度(详见下文第四(二)部分),而不是一概予以高程度的保护。某行为虽然侵犯的是重要法益,但结合与行为相关的各项特征来看,若不应对该法益设定高程度的保护,就不能制定法益保护前置化罪名。所以,制定违反谦抑性原理的法益保护前置化罪名,很可能是立法者只关注法益类型,而忽视法益保护程度的结果。倘若立法者注重对法益保护程度的合理评估,对过高的保护程度予以充分警惕,则不当的法益保护前置化规范势必会得到削减,刑法谦抑性原理也将得到捍卫。

另一方面,在刑事司法上,法益保护程度审查有利于犯罪预防刑事政策的达成。如后文所述,犯罪率(预防必要性)等刑事政策考量因素会对法益保护程度形成重要影响。如果认为具体犯罪保护的法益及其程度并非一定要与立法时保持恒定,而是应当根据社会现实及时作出机能性的调整,那么,法益保护程度也应当是一个受刑事政策影响的变量,而非立法时给定的常量。据此,刑事政策或许并不一定需要借助“罗克辛贯通”并通过改造犯罪论体系才能实现对犯罪成立范围的调控,经由实质构成要件论的管道,也可直接作用于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举例来说,如果某种侵害行为在特定时期发生率高,就有必要提高对法益的保护程度,司法机关宜适当扩张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在罪刑法定原则允许的前提下适当降低罪量的要求。这样,刑法体系或许不需要到责任阶层才能实现功能化。法益保护程度的引入,使刑法体系与功能主义在构成要件阶层提前相遇,犯罪预防这一刑事政策由此便多了一条实现路径。

综上,法益保护程度审查的正当性可在宪法和刑事政策层面得到证成。宪法为法益保护程度审查提供规范上的依据,确保后者符合理论理性;刑事政策为法益保护程度审查提供实践效能上的支持,确保后者符合实践理性。

三、法益保护程度审查的必要性

一个理论要具备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就必须发挥其他既有理论所不具备的功能。在刑事立法中,法益理论、比例原则、谦抑性原理都是重要的立法审查工具。本文开篇业已表明,法益理论只关注法益类型的适格性审查,而没有包含保护程度的审查。而以下分析将表明,比例原则、谦抑性原理也都不具备法益保护程度审查功能,法益保护程度审查有独立存在的必要。

 

(一)比例原则不具备法益保护程度审查机能

比例原则享有宪法原则的地位,理当可以对刑事立法进行审查。通常认为,比例原则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狭义的比例原则三个子原则。对于设定的目的而言,适当性原则要求立法者制定的法律规范有助于目的的实现;必要性原则要求在所有相同有效实现目的的手段中必须选取最温和、对权利损害最小的手段;狭义的比例原则进一步审查手段产生的损害与目的追求的利益之间是否平衡。比例原则“通过对‘手段’和‘目的’之关联性的考察,来检视国家行为是否具备合宪性,以达到保护人民之自由与权利目的”。可见,比例原则是在目的被给定的情况下,用以审查手段是否正当的理论。对于立法者设定的目的是否正当,比例原则并无用武之地。而法益保护程度恰属于目的正当性审查的范畴,是在进入手段正当性审查之前就须确定的事项,因此没有比例原则介入的空间。

在此,有必要澄清狭义的比例原则与目的正当性的关系。其实,比例原则也并非全然不过问立法者设定的目的,而将目的视为无须辩驳的存在。在狭义比例原则的判断中,当最缓和的手段所造成的负担无法与目的所保护的利益相均衡时,就不应当继续追求该目的。从这个角度看,狭义比例原则与立法目的相关联,可以反作用于立法目的,本质上是一种目的必要性原则,旨在将某些琐碎、不重要的正当目的排除在外。但是,至少在理论层面,狭义比例原则并未配备法益保护程度审查的功能。其一,法益保护程度审查的功能在于防止立法者把目的设置得过重或过轻,而狭义比例原则只能防范目标过于琐碎,两者在功能上存在明显的区别。其二,目的必要性主要考虑的是目的的重要性、紧迫性等因素。但在逻辑上说,唯有先确定了对目的(法益)的保护程度,才能确定目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法益保护程度的审查结论是狭义比例原则适用的前提和素材,其本身并不包含在狭义比例原则的作用范围内。其三,不可否认,实践中会出现将法益保护程度放在狭义比例原则中一并审查的现象,这从我国台湾地区晚近的“通奸罪违宪审查案”可见一斑。但实践的做法未必就是合理的。法益保护程度属于目的正当性审查的内容,将其放在狭义比例原则中审查,不仅会混淆目的正当性审查和手段正当性审查,而且会使前者过于烦琐(因为在进入手段审查前已经作过一次目的审查,若狭义比例原则还需继续审查法益保护程度,就意味着要对目的作二次审查)。可以说,将法益保护程度纳入狭义比例原则中审查是一个误解,是因为对狭义比例原则的功能认识不清,而含糊其词地将本属目的审查的内容纳入狭义比例原则的作用范围。

但须提及的是,以上是基于对“三阶”比例原则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比例原则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流行的版本,即在适当性、必要性和狭义比例原则之前,增加目的正当性原则的“四阶”比例原则。这一版本在国内外亦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可。问题在于,如果说“三阶”比例原则因为缺乏目的正当性原则而直接将法益保护程度审查排除在外,那么,补充了目的正当性原则的“四阶”比例原则,是否包含了法益保护程度审查的内容?

从当前学界提出的目的正当性判断标准来看,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我国宪法学者指出,个案中对目的正当性的判断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1)否定明显不正当目的;(2)判断立法者、行政者限制公民权利的目的是否违背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宪法、法律、相关判例等的明确规定;(3)综合判断目的正当性,即若可以通过以上两方面审查,还需综合考察立法者、行政者行为当时的各种因素,最终作出是否符合宪法、法律所确定的目的与价值的判断。容易发现,这一看上去非常翔实的判断标准,其实主要围绕于立法或行政目的是否符合宪法、法律来展开。具体到刑事立法中,则主要是围绕目的是否符合宪法来判断。而宪法理论通常认为,只要不能从宪法文本中证明目的非正当,就可推定目的的正当性。换言之,在“四阶”比例原则中,目的正当性的审查限度,仅止于对目的本身是否符合宪法的判断。然而,如前所述,宪法只对立法者的目的选择作框架式的限定,而宪法框架的审查范围仅限于法益类型是否适格,不包括法益保护程度是否妥当。所以,即使认为比例原则包含了目的正当性审查,其与法益保护程度也不是对立关系,更不是替代关系。在运用“四阶”比例原则对刑事立法目的进行审查时,仍有必要补充法益保护程度的审查。

 

(二)谦抑性原理不具备法益保护程度审查机能

一般认为,谦抑性原理是刑事立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理。根据平野龙一教授的观点,谦抑性原理具体包括刑法的补充性、不完整性(片断性)和宽容性。归结而言,其旨在强调刑法的最后手段性,认为刑法应当规制的是以其他较为轻微制裁手段不足以抑制的社会损害行为。可见,谦抑性原理的功能在于为立法者提供选择适当手段的判断标准,当立法者以宪法为根据将某种法益设定为保护目的时,如果其他手段能够实现保护目的,就不能动用刑罚手段。例如,对于防止醉酒驾驶这一目的而言,假如适用行政处罚就能达成这一目的,就不能将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在这个意义上说,刑法谦抑性原理与“三阶”比例原则的功能并无本质不同,都是在目的被给定的基础上,用以保证手段正当性的理论工具。正基于此,其不可能替代目的正当性中的法益保护程度的审查。

事实上,谦抑性原理并非完全与目的设定隔绝。在透过宪法视角确定了适格法益后,依托谦抑性原理,可从宪法法益中甄别出刑法法益。这表明谦抑性原理能对立法目的的设定起到反向制约作用。例如,道德伦理也属于《宪法》保护的价值(如《宪法》第24条明确规定保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道德伦理),但这些价值完全可以由行政手段来保护,故基于谦抑性原理,不能确认为刑法的保护目的。可尽管如此,谦抑性原理也只能对值得刑法保护的利益类型作出识别,而无法对法益保护程度作出判断。比如,基于该原理,显然会认为公共安全是适格的刑法法益,但对公共安全应予以怎样程度的保护,该原理却无法提供答案。可见,跟狭义比例原则一样,谦抑性原理只能对目的必要性(某宪法法益是否有必要由刑法保护)进行审查,而无法对目的正当性进行审查,更不能替代法益保护程度审查的功能地位。

所以,如果谦抑性原理和法益理论被分别分配到手段正当性审查和目的正当性审查中,谦抑性原理无法配备法益保护程度审查功能。问题是,如果将两者关联起来,进言之,如果将谦抑性原理植入法益理论内部,能否实现对法益保护程度的审查功能?

从逻辑上说,谦抑性原理与法益理论至少有两种关联方式:一是将谦抑性原理置于宪法法益群中,从中识别和确认刑法法益;二是将谦抑性原理植入某一特定的宪法法益内,进而判断对该法益的保护程度。既有学说采用了第一种关联方式。有学者指出,法益理论本身就包含了谦抑性原理,在刑事立法中,法益是指值得刑法保护的利益,而非泛指一切利益。换言之,并非所有的宪法法益都值得刑法保护,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需要通过谦抑性原理从宪法法益群中挑选出来。这种关联方式改变了法益理论的通常内涵,即原来仅用于目的正当性审查的法益理论,通过填充谦抑性原理,变成了一个兼具目的正当性和手段正当性审查的庞大理论。其调整了谦抑性原理的位置,将原本处在法益理论之外的谦抑性原理挪移到法益理论之中。但在法益理论完成对谦抑性原理的“吞并”后,立法审查的逻辑和内容在整体上跟此前并无任何不同,都是先通过与宪法的关联确定法益适格性,而后进一步判断该法益是否值得刑法保护,法益保护程度仍然无法得到审查。为此,当前将谦抑性原理嵌入法益理论的做法,引起的只是概念层面的形式变动,而不是功能层面的实质变动,这种变动并未发展出法益保护程度的审查功能。

有别于第一种关联方式,在第二种关联方式中,谦抑性原理构成了法益的内部概念装置。其并非立足于特定法益的外部视角来判断该法益相较于其他法益而言是否更重要,而是内置于特定法益之中,审视该法益自身应被保护到何种程度。申言之,某种法益即使是适格的,对其保护程度也应当保持谦抑,如果对该法益进行低程度的保护就已充足,就不能设定更高程度的保护。从表面看,这似乎已经具备了法益保护程度审查的部分内涵,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并非如此。一方面,以谦抑性原理来限制法益保护程度的设定,本身存在理论上的错位。谦抑性原理是一种为刑法量身定做的理念,可法益保护程度并非先定性地单独面向刑法,而是可以面向所有可供选择的手段。换言之,在法益保护程度确定之前,尚无法判定该法益是由刑法还是其他手段来保护,所有合法手段都是潜在的备用选项。因此,若提前以谦抑性原理来限制法益保护程度,无异于先入为主地要求对所有手段的适用都要保持谦抑。这不但会限制刑法的规制范围,无形中也会不当限制如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手段的规制范围。例如,若是正常设定法益保护程度,本该适用民法或行政法手段来实现保护目的;但若非要追求保护程度的谦抑性,就意味着要下调保护程度,于是可能连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都无适用的必要。如此一来,谦抑性就不再是刑法的专属理念,而是统摄所有部门法的普遍理念,这明显与当下的法治观念不相契合。事实上,法益保护程度的确定不能以谦抑性为目标,而只能以妥当性为目标。前文所谓的法益保护程度审查能达成刑法谦抑性刑事政策,并不是法益保护程度刻意追求谦抑性的结果,而是追求妥当性的反射性效果。另一方面,即使退一步认为谦抑性原理可用于约束法益保护程度,也不能完全替代法益保护程度的审查。因为这种审查方式充其量只呈现出了法益保护程度防止过度保护的侧面,而不能呈现出防止保护不足的侧面,两者不可完全等同。

综上,若将谦抑性原理定位于手段正当性审查理论,则其不可能具备法益保护程度审查功能;而若将其植入目的正当性审查中,则在理论上又无法得到合理说明。因此,谦抑性原理不可替代法益保护程度的审查,后者应有独立的地位。

四、法益保护程度的审查方法

阐明了法益保护程度的正当性及其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后,接下来就需说明如何来对法益保护程度进行审查。这涉及法益保护程度的判断视角、考量因素与审查基准三个基本问题。

 

(一)法益保护程度的判断视角

对某种法益应设置何种程度的保护,不同主体会有不同看法。该以何种视角来确定法益保护程度,就成为这里的问题所在。从理论上看,对该问题的回答大致会有三种:个人视角、一般人视角与国家视角。以下分别作简要分析。

首先可以肯定,不能以个人视角来确定法益保护程度。每个人的知识、背景、经验等主观因素都不尽相同,即便是对相同的法益,每个人都可能基于自己的立场提出个人化的保护期待。例如,对于公民个人信息,一部分人(尤其是精英阶层)会期待立法予以高程度保护,而另一部分人则完全可能漫不经心。既然立法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保护需求,也就意味着法益保护程度不可能由个人视角来确定;否则立法者就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

其次,法益保护程度也不宜由国家视角来确定。刑法理论中的国家视角也称为国家标准,意指以国家法秩序的具体要求为标准。若以国家法秩序的要求来确定法益保护程度,就意味着法益保护程度应满足国家的保护期待,而非个人或民众的保护期待。但该说存在如下疑问:其一,国家法秩序的具体要求是什么,是一个并不明确的问题;其二,“国家视角说”会面临这样的追问,即国家是以什么为根据来构建法秩序?如果答案是国家意志,那么该说就会陷入国家权威主义,守法就不是人们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而变成了一种纯粹由外部强加给人们的义务;这显然不合适。如果答案是人民(人们)的意志,那么该说实际上就变成了下述的“一般人视角说”。可见,“国家视角说”也不合理。

在笔者看来,以一般人视角为法益保护程度的判断视角是相对妥当的。我国《立法法》第6条规定,“立法应当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在民主国家,立法是公意的凝结。立法应将何种利益确定为适格法益,以及对该法益应确定怎样的保护程度,均应由公意民主决定。公意对适格法益类型的认定期待,已经通过宪法文本进行了表达,但对于法益保护程度的期待,却没有汇聚转化进宪法文本中。因此,在设定法益保护程度时,立法者就需暂时脱离宪法文本,去倾听公众的声音。换言之,对法益设定何种保护程度,从根本上说决定于人们对立法的期待。然而,人们或人民属于难以把握的整体性概念,通常所说的人们或人民的意志,不可能是每个人的意志,而只可能是大部分人或社会一般人的意志。就此而言,人们的意志和视角便可以化约为一般人的意志或视角,“一般人视角说”由此便获得妥当性。基于该说,在面对下文所述的考量因素时,审查者须代入一般人的视角,适用后文中的审查基准,客观审查并判断法益保护程度的设置是否妥当。

 

(二)法益保护程度的考量因素

法益保护程度是根据社会现实来确定的,尽管社会现实纷繁复杂,但这也不意味着法益保护程度考量的因素漫无边际、没有重点。笔者初步认为,法益保护程度的确定和审查主要应考量以下几方面因素。

第一,法益的重要性程度。重要性程度不同的法益类型首先会让人们(立法者)对保护程度形成差异化的预判。通常而言,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法益越重要,人们对立法所抱有的保护期待就越高。换言之,立法者对重要法益设立高程度的保护,一般不会超过人们的容忍限度,但若对次要法益也设立相同程度的保护,便很可能会超过人们的保护期待。如立法者对生命法益设立高程度的保护,人们对此可以接受,但若对财产、名誉、选举权等法益也设立相同的保护程度,恐怕就难以为人们所容忍。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重要的集体法益予以高程度保护,符合人们对立法的期待,但若对经济秩序、社会秩序等次要的集体法益予以相同程度的保护,就会超过人们对立法的期待;如此等等。需要指明的是,某些法益的重要性程度会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性在古今社会就有云泥之别,复杂社会中信赖利益的重要性与过去也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法益的重要性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改变,立法者就应当考虑及时调整保护程度。这一点,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文化观念变动不居的现代社会尤其值得关注。

第二,法益遭受侵害的频率和紧迫性程度。法益遭受现实侵害的频率,显然会影响人们对法益保护程度的期待。正因此,立法者为盗窃行为所侵犯的财产法益设立的保护程度,要高于故意毁坏财物行为所侵犯的财产法益的保护程度。此外,行为对法益造成的危险是否紧迫或说危险现实化可能性大小,也会影响人们对法益保护程度的期待。对于造成紧迫危险乃至实害的行为所侵犯的法益,人们一般会寄予较高的保护期待;反之,通常会寄予相对较低的保护期待。例如,暴行发展成故意伤害行为的可能性很高,人们对通过刑法来禁止暴行就抱有较高的期待;而恐吓行为发展成故意伤害行为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人们对其犯罪化的期待也就相应较低。

第三,社会子系统自身运转特征与风险化解能力。在鲁曼看来,现代社会是由功能分化的不同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系统等)构成,其中每个系统都发挥着独立、不可替代的功能,系统之外的因素全部构成了系统的外在环境。任何系统都必须能够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而独立地完成自我指涉和自我生产,外在的环境因素不能任意地进入系统。每个系统中都有值得保护的法益,而且有的法益类型是一致的。但因每个系统都有其独立的内部结构和运转规律,当分属不同系统中的同种法益遭受侵害时,有的系统可能会将法益侵害行为转化为系统自我生产的素材,演变为系统内部的组成要素;而有的系统则可能无法实现转化,因而需要借助系统之外的法律工具来帮助系统清除自行运转的障碍。可见,处在不同子系统中的同种法益,即使是被性质相似的行为所侵害,也有可能被设定不同的保护程度。这一特征在经济系统中有鲜明的体现。金融诈骗犯罪跟传统诈骗犯罪一样都侵犯了公民财产权,且两者的行为性质大致相似。但由于适度的风险是经济系统维持运转、产生活力的必要条件,是金融活动固有的合理风险,因此,正如学者指出,即便出现了财产损失,也应当尽量采用系统内的纠纷解决或损害修复机制,而不宜轻易诉诸刑事手段。这就意味着,对于金融诈骗行为侵犯的财产法益,不能予以与传统诈骗犯罪所侵犯的财产法益相同程度的保护。另外,有学者主张,我国经济刑法立法不能“以惩罚逻辑取代市场逻辑”,应重视法益修复出罪条款的设置以拓宽经济刑法的出罪事由,本质上也是看到了经济系统乃是以市场逻辑为主导的特性,于是要求对处在该系统内的财产等法益予以相对于普通犯罪所侵犯的法益而言更低程度的保护。

第四,法益侵害行为所具有的价值。(1)某种行为若具有行使宪法权利的特征,由于人们对这类行为规定为犯罪的规范容忍度较低,故应适度降低被该行为侵犯法益的保护程度,慎重将其规定为犯罪;若规定为犯罪,也应当设置严格的入罪条件。以《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为例。有学者认为该罪的设立缺乏正当性,理由是该罪的保护目的无法与《宪法》兼容,“与公民批评、建议、申诉以及由此带来的压力相隔绝的工作秩序,并不为我国《宪法》所承认。”笔者认为,从目的正当性角度来批判本罪有其合理性,但这一批评意见还不够准确。如前所述,宪法只能为立法目的提供原则性的限制和审查,这便决定了立法者设定的立法目的只要以某种宪法法益为基础,就不会轻易脱离宪法框架;而本罪的保护目的即国家机关工作秩序显然满足这一要求。此外,监督权虽然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但过限行使监督权却并不被宪法价值秩序所承认,故从这一角度看,处罚这种行为并非绝对不与宪法兼容。不如说,本罪正当性受到质疑的关键理由在于,该侵害行为具有行使宪法权利的性质而与一般违法行为有所区别,人们对刑法介入的期待较低,故对该行为侵犯的国家机关工作秩序法益应当适度弱化保护程度,进而不宜将其规定为犯罪。(2)某种行为(或其紧密依附的行为)若能推动经济、科技跨越式发展,那么对其可能侵害的法益保护程度就应有所降低。在风险社会中,国家不但要允许部分风险存在,在某些场合还要鼓励民众勇敢地去实施风险行为,因为经济、科技发展的推动力很可能就蕴含在这些风险行为中。因此,考虑到这些风险行为内含的积极意义,相比于缺乏这类意义的传统犯罪所侵犯的法益而言,对于这些行为可能侵犯的法益就应予以更低程度的保护,在立法上应当设置更严格的入罪条件甚至交由其他手段来保护。我国《刑法》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工程事故类犯罪的入罪条件一般要高于普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和过失致人重伤罪,笔者以为可从这个角度得到解释。

立法要考量的因素错综复杂,须承认,上文所列因素或许并不全面。在个案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足以成为确定法益保护程度的充分依据,原则上,所有相关因素都应纳入考量的范畴(某些个案可能只涉及其中部分因素)。而且需指出的是,各项因素的作用在个案中很可能不具有同向性,完全可能出现诸如法益很重要但行为对法益侵害的紧迫程度低或行为风险很大程度可被所属系统化解等各类组合情况,如此,在立法审查中就面临着如何权衡各项因素的难题。然而,由于不可能预先给每个因素予以某个固定的赋值,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一套以不变应万变的适用规则来应对这一问题。立法者或审查者所能做的,只能是实质性地分析各项因素的权重,最后将各项因素的权重加总,来综合地确定法益保护程度。

 

(三)法益保护程度的审查基准

审查基准有宽松与严格之分,那么,法益保护程度审查应采用何种基准?鉴于立法审查基准是宪法学讨论的热点议题,或许可以先考虑能否借鉴宪法理论。以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为例,美国的合宪性审查采用的是三重审查基准:合理性审查基准适用于限制经济自由的立法或措施,手段只要与目的存在合理的相关性即可认定合宪;中度审查基准适用于限制教育、服公职等权利的立法或措施,手段与目的的达成之间要具有“实质的”或“紧密契合”的关联性,才可认定为合宪;严格审查基准适用于限制选举权、结社自由、言论自由、隐私等政治权利与基本性权利的立法或措施,手段与目的之间须有“必要且从严限缩适用范围”或“完全契合”的关联性,才可认定为合宪。可见,美国的合宪性审查是根据立法所限制的基本权利重要程度来适用不同的审查基准。这一审查基准适用于手段正当性审查,而法益保护程度属于目的正当性审查的内容,因此完全照搬该审查基准显然不可取。然而受该审查模式的启发,笔者认为,出于审查精细化考虑,为法益保护程度设置宽严不同的审查基准是有意义的。不过,不同于手段正当性的审查基准是根据立法限制的基本权利类型来确定,从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这一基本原理出发,法益保护程度的审查基准应奠基于立法保护的法益类型。概言之,在法益保护程度审查中,可考虑根据法益类型的重要性程度来确定宽严不同的梯级审查基准。

既然要以法益类型来确定法益保护程度的审查基准,那么首先要解决的前置性问题是,如何来对法益进行分类。众所周知,我国《刑法》分则分十章保护十种不同类型法益,但若对每类法益都设置不同审查基准,不免会使审查基准过于复杂。况且在这十类法益中,有些类型的法益存在同质性,设置不同的审查基准着实也无必要。基于此,笔者拟将这十类法益整合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为重要的人身法益,包括生命、健康、人身自由、性自主等个人法益,以及可以直接还原为重要人身法益的集体法益(包括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隐私、名誉、通信自由等次要人身法益与财产法益;第三类是不可直接还原为人身法益的集体法益,主要包括单纯的制度法益和秩序法益。这样整合的基本逻辑是着眼于对人的价值与物的价值的区分,基于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的一般看法,大致可将法益区分为“人的法益”和“物的法益”。在集体法益中,单纯的制度和秩序法益具有工具性和拟制性,通常被理解为个人自由和发展的实现条件,不可直接还原为“人的法益”,故可归入“物的法益”范畴。而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集体法益本质是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的物理集合,无须还原本就直接呈现出个人生命、健康的形态,故应归属于“人的法益”范畴。在个人法益中,如果认为人的尊严是基本权利的本质,那么鉴于生命、健康、人身自由、性自主等乃是支撑起人的尊严的核心支点,显然处于人的尊严的核心区域。与之相对,隐私、名誉、财产等的重要性相对偏弱,故应处于人的尊严的靠外区域。于是可认为,隐私、名誉等“人的法益”与财产这一典型“物的法益”的重要性大致相当,从整体上看,应介于生命、健康等法益与制度、秩序等法益之间。正因如此,笔者将其界定为介于两者间的中间法益类型。

三种不同法益类型分别对应三种不同的审查基准。首先,第一类法益适用宽松审查基准。这类法益极为重要,因而有必要放宽对其保护范围,通常会予以高程度的保护。笔者认为,在刑事立法审查中,倘若侵害行为与该类法益在一般人看来存在合理性关联,即可认为刑法规范对该行为所侵害的法益施以高程度保护具有正当性。这里的合理性关联,主要考虑的因素是法益遭受侵害的紧迫程度或危险现实化的可能性大小(上文第四(二)部分第二个考量因素)。即从经验上看,对于重要法益而言,只要行为对法益造成的危险具有转化为实害的一定可能(不要求达到盖然性程度),便可确认对该法益的高程度保护是正当的。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帮助恐怖活动罪、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及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显然是对公共安全施以高程度保护。从经验中看,帮助行为和预备行为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危险未必有转化为实害的盖然性,但因其与公共安全具备合理性关联(存在转化为实害的一定可能),于是便可认为这种高程度保护是正当的。然而,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本身并不具备高度危险,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危险转化成实害的可能性明显较低,据此,或可认为该持有行为与公共安全缺乏合理性关联,该罪对公共安全的保护程度过高。

其次,第二类法益适用中间审查基准。亦即,通过对上文各项相关因素的考察,法益保护程度若能获得实质性的支撑依据,便可承认其正当性。实质性标准的要求要高于合理性标准,其不仅要在法益能否造成实害或紧迫性危险这一因素上寻找依据,同时还要能结合其他因素给出在一般人看来较为充分的说明。以晚近广受热议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为例。在《刑法修正案(八)》增设本罪前,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通常被认为属于民事纠纷,由民事和行政手段调整。这表明,立法者彼时对劳动报酬权(或称财产权)设定了较低程度的保护,而增设本罪则提高了对该法益的保护程度。劳动报酬权属于较重要的法益,且近年来欠薪行为高发,众多劳动者的报酬权受到严重损害,为此,应当认为提高对该法益的保护程度具备实质性依据。但欠薪行为的以下特征又要求对保护程度的提高须保持谨慎,即该行为属于经济系统内部的行为,是市场运行固有的风险,同时其所依附的企业经营行为又能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解决民众就业。所以,即便考虑到当时欠薪行为处于高发态势,也不应大幅提高法益保护程度。或许是基此考虑,《刑法》第276条之一第1款才设置了“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这一行政前置条款,以及在第3款中设置了法益修复减免处罚的规定,从而在提高法益保护程度的同时又保持了克制。故应当认为,本罪的法益保护程度是基本妥当的。

最后,第三类法益适用严格审查基准。亦即,通过考察上文各项相关因素,假如可对立法设定的法益保护程度提出合理怀疑,就表明该保护程度不妥当。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以及代替考试罪,从而上调了对国家考试管理制度的保护程度。组织考试作弊、非法出售试题等行为通常具有规模化特征,对国家考试管理制度造成的危害较大,因此,通过禁止这两类行为以提高对法益的保护程度是基本合理的。但从现实中看,代替考试一般是个人行为,其对国家考试管理制度造成的危害非常微弱,且社会中的信任系统对这种失信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调节能力,因此,将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就有过高设置法益保护程度的嫌疑。再如,增设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意味着立法者上调了对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的保护程度。立法者当然可以为这一法益保护程度的调整给出很多实质性理由,但若考虑到该罪主要规制的“缠访”“闹访”行为具有行使宪法权利的性质,且合理解决公民在“缠访”“闹访”中的诉求属于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的一部分,即应认为,立法者提高对该法益的保护程度的做法值得怀疑。

结  语

本文围绕法益保护程度这一核心概念展开研究,得出如下基本结论:其一,通过宪法价值秩序能识别出适格的法益类型,但仅据此还不能给目的配上“正当性”这一品质认证;为提升立法目的的准确性并强化目的对手段选择的制约功能,应当在目的正当性审查中引入对法益保护程度这一“量”的要素的审查。其二,尽管宪法中的“余地的教义学”为立法者的目的设定预留了余地,但法益保护程度审查具有宪法和刑事政策上的依据,其正当性能够得到合理说明。另外,法益保护程度审查无法被比例原则、刑法谦抑性原理等理论替代,故有独立存在之必要。其三,在开展审查工作时,应将被保护法益的重要程度、法益遭受侵害的频率和紧迫性程度、社会子系统自身运转特征与风险化解能力、法益侵害行为所具有的价值等作为考量因素,根据法益类型的不同适用宽严有别的审查基准,以一般人的视角来判断法益保护程度是否妥当。

来源:《当代法学》2026年第6期(第117—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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