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巍:语言、意义与确定性——对语言哲学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33 次 更新时间:2026-11-22 16:29

进入专题: 语言哲学   语言—思想关系   演算系统   大语言模型  

● 楼巍  

摘要:大语言模型的崛起使语言再次成为哲学的焦点话题。在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重审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不仅是哲学的内在要求,更是时代赋予的思想任务。“意义即用法”揭示词语的意义并非源于它们与对象的指称关系,而是植根于它们在一个语言共同体中的稳定用法;大语言模型本质上属于概率化的演算系统,但作为其前提的人类日常语言是动态开放的实践系统,既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严格概念定义,也没有预先完备的语词组合规则;“意义场” 构成语言共同体相互理解的背景条件,而免于怀疑、不可辩护的确定性命题是意义场得以成立的框架基础,确定性命题与经验命题之间存在历史流变,这彰显了人类语言实践的自律性与历史性;语言与思想具有内在同一性,并不存在脱离语言的纯粹思想,语言既是思想不可剥离的载体,也划定了可被思考的世界边界。

关键词:语言—思想关系  演算系统  确定性  意义场

作者楼巍,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杭州 3100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9期P161—P178

大语言模型(LLMs)展现出来的强大功能使其成为哲学讨论的重要话题。当今的哲学探讨大多讨论大语言模型能否成为与人类似的“主体”或“思考者”,或者从人工智能伦理角度出发讨论大语言模型的“价值对齐”问题,或者从技术层面讨论优化大语言模型输出精确性的路径。这些研究把大语言模型当作考察的对象,各有其价值。值得进一步推进的研究,是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反思与大语言模型密切相关的人类语言本身。因为即使机器能够生成流畅连贯的文本,完美地模拟人类对话与推理,但始终面临下文提到的“有语言而无语义”的问题,这就促使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上,而是要进一步追问语言意义的根源,重新开启一种语言哲学层面的讨论。人类已有的语言是使得大语言模型成为可能的最核心要素,因此首先需要被理解,而语言哲学的发展本身也需要直面当下的崭新语言实践,关注新出现的技术现实,以达到理论创新的目的。有研究者提出“大模型人工智能的成功意味着邀请语言哲学重新复位,但也提示需要去重新理解语言”;人们能够与模型对话,模型能输出有意义的文本,但意义是属于人类的,“人工智能只是发出自己不懂而人类能懂的‘密电码’……而人类有‘密码本’”。大语言模型在功能上表现出了惊人的语言能力,在语义上却并不理解自己输出的词句,这一错位带来了一个要被解释、理解的语言现象,人类理解这些语言的意义,但这个“密码本”是怎么来的?进而言之,语言的意义是怎么来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语言哲学问题。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以及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现在还应该加上人类语言和大语言模型的关系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会促成对人类语言的理解。本文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大语言模型的兴起引出的问题:语言的意义是怎么来的?是否建立起词语与对象的联系就能保证其意义?日常语言与大语言模型的关系是什么?前者是不是一个按照固定规则进行的演算系统?语言共同体的“意义场”该如何得到保证?语言与思想及世界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

本文的核心论证思路是:紧扣“语言的意义”这一核心议题,首先表明词语的意义并不随着指称关系的确立而出现,而是随着它们在人类语言实践中的应用的确立而出现,语言的用法才是为语义奠基的东西;其次指出人类的日常语言与大语言模型的语言的区别,大语言模型可被称作一种演算系统,但日常语言却不是演算系统,人们不是按照严格的定义、完备的组合规则使用词语的,日常语言是一个动态而开放的有机系统,这并不是一种缺陷,而恰恰构成了人类主体在面临新技术时发挥主动权的关键;然后进一步表明,正是这种共同的语言使用将人们编织进一个共同的“意义场”,语言层面的相互理解(包括对大语言模型输出的语言的理解)也因此得以可能,意义场以一组确定性命题为框架基础,但确定性命题与流动的经验命题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这彰显了人类语言实践的自律性与历史性;最后阐述语言与思想及世界的关系,语言与思想并非两种可以彼此分离的东西,思想无法脱离语言而独立存在,有意义的语言就是思想本身,同时也规定了可能世界的范围。

一、意义即用法

意义是属于人类的,是人类在理解大语言模型输出的词句的意义。如果句子是由词语构成的,那么词语的意义又是怎么来的?词语本质上是一些符号,而且不同的民族使用着不同的符号。那么,为什么这些不同的符号对于使用这些符号的不同民族来说是有意义的?对于语言哲学的一般研究而言,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词语的意义即用法”这个结论是值得参考的。当代语言哲学对于语言的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强调以及对语用学的重视,都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有学者就提出要“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和意义的公共性等特征”。但学者对“意义即用法”有着相当多元的理解。比如,“‘意义即使用’的思想贯穿《哲学研究》,但维特根斯坦并不是要建立一种意义理论”。先抛开这一问题不论,要从细节上廓清对这一论断的认识,还是要回到意义问题的源头。

词语的意义是什么?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人们心里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这样一个想法:词语的意义就是词语指称或代表的对象。这一想法可以被称为“意义的指称论”,它有两个版本,较强的版本认为词语的意义就是它指称的对象,较弱的版本主张不知道、不认识词语指称的对象就不可能理解一个词的意义。人们会产生疑虑,如果词语指称的对象不存在,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个词语?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词语指称的对象,他怎么可能理解这个词?比如,如果一个人不曾见过红色的东西,人们怎么指望他理解“红色”这个词?

哲学家的探究常常沿着如下这条思路而走向意义的指称论。语言哲学中有一个关于定义的问题。定义是一个日常的语言活动,即人们用更多的词来向某个人解释一个此人不理解的词。如果循环定义不被允许,那么人们注定要遇到“不可定义的词”。比如,某个人不理解A这个词,为了对他解释这个词,人们使用B这个词;但若此人仍不理解B这个词,那么人们是不能用A来解释B的。如此推导,为了让这种意义上的定义成为可能,必须存在一些不可定义的词。这些词的意义无法用其他词语来解释,人们似乎只能借助指物定义来建立词语与对象的关联,以确立这些词的意义,而这就是意义的指称论被引入的地方。

“意义的指称论”在语言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即使现实中找不到那个被指称的对象,哲学家也要设定一些抽象的实体、对象,这是为了解释命题的“真”,保证“为真”的可理解性。可以说,“命题本身不能为真或为假,命题必须与某些东西相符或不相符而为真或为假”的理论重要性高过了“意义的指称论”隐含的问题。因为人们确实有一种强大的语言直觉,即词语的意义就是它们指称的对象,或者至少要通过这些对象而得到理解。

可以用三个逐次递进的事实来打消这一直觉:一是仅建立词语和对象的关系,或者说仅知道某个词语指称的对象是什么,不足以保证对该词之意义的理解;二是词语和对象的联系多种多样,这些联系本身只能在词语的应用或使用中才能被把握,后者才是第一位的;三是很多词语根本没有指称任何对象,但它们仍然有意义。只要它们在人们的语言实践中被应用,那么它们就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就是这些用法。

首先,一旦人们更切近地查看词语、句子,就会发现词语或句子不只是词语或句子,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很多角色,人们用它们从事着很多活动,维特根斯坦曾建议人们将那些包含语言使用的活动称为“语言游戏”。“语言游戏”这个概念强调的是语言不仅仅是语言,更是人类生活实践的一部分,应当把“由语言以及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为构成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以《哲学研究》中提到的一个语言游戏为例。建筑工人对助手喊出一个词,如“石板”,助手搬来一块石板,然后递给他。这个助手当然已经建立了“石板”这个词和某一类对象的联系,如果“石板”这个词的意义就是这些对象,或者,如果理解这个词的意义就是知道这个词指称的对象是什么,那么在听到“石板”一词时助手只需“知道”这个词指称的对象是什么,也就行了。然而,这是不够的,助手需要把石板搬过来,递给建筑工人。换言之,一个人只知道一个词指称什么对象,还不足以应用这个词,或用这个词来玩语言游戏,因为此人还得学会这个词的用法。意义即用法,理解一个词的意义,其实就是掌握了使用这个词的技术,而这也就意味着可以恰当地使用这个词。

其次,词语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与对象的联系(如果有的话)也是多种多样的。以名词为例,有与某个特定对象相联系的专名,如“苏格拉底”;有与某一类对象相联系的普遍词,如“石板”;也有属性的名称,如“红色”,适用于所有红色物品。如果拓展“联系”的外延,人们甚至可以认为数词“5”是与生活中任何五个一组的对象相关联的。这些联系无疑是各不一样的,而之所以不一样,恰恰是因为这些词的应用技术不一样。设想某人拿着一张写着“五个红苹果”的纸条去购物,“他将这个纸条递给卖家,后者打开那个上面写着‘苹果’的抽屉,然后在一张图表上寻找‘红’这个词并找到与之对应的色样,然后他按照顺序念出基数词—我假定他记住了它们—直到‘五’这个词。每说一个数词,他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与色样颜色相同的苹果”。这个稍微有点别扭的描述表明:虽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不这样使用这些词,但这三个词的使用技术是不一样的。词语的意义并不随着“联系”的产生而产生。相反,不同的“联系”要根据前面描述的不同使用技术(卖家的行动体现出了这些技术是不同的)才能被区分出来,后者才是奠基性的。

最后,人类的语料库中有很多词语,并没有对象与之相关联,如“时间”一词。什么是时间?什么是“时间”这个词的定义?长久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哲学家。笃信意义指称论的哲学家主张“时间是某种匀速前进的介质”。这一观点存在明显缺陷:一是从未有人用任何方式给出过这个介质;二是“速度”这一概念本身就需要借助时间才能被确定下来,因而这个说法有循环定义之嫌。这里的困境是,人们不愿意承认“时间”这个词没有意义,它应当有着极其日常的意义(它毕竟是一个稀松平常的词)。但是,不管是用指物定义的方式,还是用更多的词来下定义,人们似乎都无法给出“时间”的意义。走出这个困境的方法之一,是承认“时间”一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实践中的用法,如“时间到了,把电视关掉!”人们可以想象这个句子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的场景。

正如前面所试图表明的,没有任何对象与之相关联的词语也是有意义的,它们的意义就是它们在语言中的用法,“对于使用‘意义’一词的一大类情况而言—尽管不是对于所有情况而言—可以这样来解释‘意义’一词:一个词语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之所以是一大类情况,而不是全部情况,是因为有些词语还有审美上的意义。两个词语的用法完全一样,理论上可相互替代,但一个词有另一个词所没有的审美上的意义,使它们无法相互替代。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诗歌(特别是古诗)中的平仄分布及与之紧密关联的韵律中,而诗人对词语的精心选择也体现了某些词语的不可替代性。但是,词语这种审美上的意义首先也要建基于它们的原初性用法。结论是一样的,用法才是奠基性的。

“意义即用法”这个论断确实会引起误解。比如,针对前面的引文,本文主张例外情况是词语审美上的意义,可以说是词语的“在于自身,而不是在于用法”的意义,但有学者却认为例外情况是“实指定义”(ostensive definition,可译成“指物定义”)或“实指说明”(ostensive explanation):“实指说明或实指定义只能指出或确定字词的使用规则(Regal),并不能在作出实指说明或实指定义时使用有关的字词,然而,人们可以通过实指说明或实指定义来掌握有关字词的意义;由此可见,有关字词在实指说明或实指定义中是有意义的。”仅举一个例子:指着一个人,对别人说“这是某某”,这是典型的指物定义。此时“某某”这个名字还未被使用(只是给出了使用规则,即以后要联系这个人来使用这个词),但它是有意义的,“不然的话,没有人可以从成功的实指说明中掌握有关名字的意义”,这就是例外情况,即“未被使用,却有意义”。

但这个说法也是可以商榷的,一个人之所以能向另一个人介绍“这是某某”,恰恰是因为“某某”这个名字在他们的语言实践中已经有了稳定的用法(可以想象一下生活中人名的各种用法),因而已经有了意义,而且在人们的语言实践中存在“指物定义”这样的语言游戏,这个语言游戏也是在使用“某某”这个名字、这个词,因此将其作为例外情况,说“某某”这个词未被使用而有意义,也就是一种误解了。

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种误解是:一个词语(如“测量”一词)放在那里,如放在字典中,人们此时当然没在“使用”这个词,没有用它来构造句子、写文章,也没在命令别人去测量一个东西并报告测量结果……但这个词当然有意义,所以“意义即用法”是不对的,一个词未被使用也是有意义的。但这误解了“意义即用法”,“用法”不是实际进行的“使用活动”,正如一颗象棋棋子的走法不是实际在进行的“下棋活动”。“用法”这个词强调的是语言、语词与人类的各种活动交融在一起并扮演着某种稳定角色,是一种社会性、建制性的东西。比如,如果某个民族从不进行测量土地、时间等活动,那么人们也就可以想象这个民族的语言中根本没有“测量”这个词,更不必谈论这个词的意义了。程炼有过这样的表述:“意义深深地根植于人类实践之中,存在于我们对词句的规律性使用中”,这是一个很精到的说法。

二、日常语言与演算系统

词语的意义即用法,这澄清了大语言模型的语义基础。计算语言学家班德尔(Emily M. Bender)与人工智能专家蒂姆尼特·格布鲁(Timnit Gebru)等人曾发文提出:“语言模型是这样一个系统,它在巨量训练数据中观察到了语言形式的诸多片段,并根据它们如何组合的概率信息将它们任意地拼接在一起,但并不涉及它们的意义”。赵汀阳在谈及大语言模型语法时也提出“思想需要语义,可是LLM不理解语义”。本文的立场与他们的一致,如果涉及语义才能谈论理解,那么大语言模型并不理解它输出的任何一个词句,是人类在理解大语言模型输出的词句、段落的意义。

但是,从理论上为这个结论给出论证却并非易事。学者常诉诸“大语言模型没有感知能力”来反对大语言模型能理解语言的意义,如雷克(Brenden M. Lake)和墨菲(Gregory L. Murphy)提出人类和AI系统的“词语意义必须奠基在感知和行动中”。但查尔默斯(David J. Chalmers)并不认同,他用一个没有感知能力,但能处理语言输入并输出语句的“纯粹思考者/对话者”(pure thinker/talker)来类比大语言模型,提出了“大语言模型缺少(非语言的)感觉能力这件事本身并不会阻碍它进行思考与理解……我们关于纯粹思考者/对话者的讨论也已经向我们表明真正的理解并不需要超出语言输入所需的感觉能力”。但查尔默斯混淆了“感觉能力”这个词的两种用法。确实,看到或听到语言是一种“感觉能力”,在一种次级意义上,可以说大语言模型或AI具有看到、听到语言的“感觉能力”(如人机对话),即“语言输入所需的感觉能力”,但反对大语言模型能理解语义的学者所意指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像人们对甜味的感受这样的“感觉能力”,他们主张这些感受构成了对“甜”这个词的理解的重要部分。不过,本文并不打算参与用“有无感知能力”来判断大语言模型能否理解词语意义的争论。有一点是肯定的,这至少不是一个关于事实,而是关于“理解”“词语意义”这些概念的问题。

回到事实层面,大语言模型胜于人类之处有两点:一是因为在训练时有海量的数据输入,所以它有着丰富的“知识储备”;二是它有着极快的算力,直观来说就是“造句速度”,这是人脑做不到的。

在谈论大语言模型时,人们常会提到“算法”一词。那么,日常语言是一个演算系统吗?人类对语言的使用是在进行一种演算活动吗?一方面,如果日常语言是一个演算系统,那么词语应该是有严格定义的。另一方面,如果句子是由词语组成的,那么词语组合成有意义的句子的规则应该是明确的。本文主张尽管大语言模型可被称作演算系统(如“向量化”“概率信息”等概念所表明的),但日常语言不是一个演算系统,词语的严格定义并不存在,词语与词语组合成有意义的句子的规则也并不明晰。日常语言是一个宽松而动态的系统,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语言的正常使用,而大语言模型其实就建基在这个动态的系统之上。

众所周知,大语言模型的训练和学习涉及海量的训练参数与几乎无穷多的数据。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究其根本,这些数据其实就是词语和句子。更准确地说,是词语以及词语以合乎逻辑的方式构造成的有意义的句子。这里的“合乎逻辑”,可以被等同于“有意义”。因为,不管大语言模型学习的是医学的抑或法律的文本,这些文本首先一定是以词语、句子为载体给出的,它们首先学习的是海量的合乎逻辑的语言构造,然后继续输出其他合乎逻辑的语言构造。当然,在这些句子中,有的句子是符合真实情况的,有的只是有意义但不符合真实情况,即所谓的“AI幻觉”。

但这些句子都合乎逻辑、都有意义,这一点是绝对的。如果给大语言模型投喂的是不合逻辑的数据,那么就不可能有大语言模型。基于“合乎逻辑”这一观念,语言哲学家有这样一个追问:这个绝对前置性的、作为一切意义之前提条件的逻辑,能够被给出吗?换个问法,倘若句子是由词语联结而成的,那么词语有没有严格的定义?有没有一套严格的规则能够划定词语与词语之间有意义组合的可能范围,有没有“那种告诉我们一个词在何种联结中才有意义,因此排除了无意义的伪命题的规则”?

如果有这种定义、规则,它就可以被称为“超级算法”,凌驾于所有大语言模型之上,甚至凌驾于各个民族的语言之上。因为各个民族的语言,只要它们有意义,就应该合乎逻辑。各个民族的语言可以相互翻译,这个现象也表明了各种语言背后的逻辑应该是相同的。基于这种构想中的“超级算法”,可以设想所有词语相互组合的所有可能性的总和。它可被称作“逻辑空间”,一个巨大的可能性之网,任何一个由词语构成的有意义的句子都位于这个逻辑空间中,而这个巨大的可能性之网也就是大语言模型的边界了。用象棋打个比方,以象棋的规则为算法基础,人们可以设想一个象棋的“逻辑空间”,一颗棋子的可能走法及其与其他棋子的关联,都位于这个逻辑空间中。可以设想这个空间保存在计算机中,人类能与计算机下象棋,大致就是基于这一点。

给出所有词语的定义及组合的规则,给出那个巨大的可能性之网,穷尽所有有意义的语言,给出整个逻辑空间,这些观念无疑极具诱惑力。但是,日常语言并不是这样的演算系统。

先谈定义的问题。一些追求理想语言的哲学家希望词语或概念有精确的定义,原因之一是借助这个定义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判断任何一个对象是否落入这个概念之下。正如奥斯特罗(Matthew B. Ostrow)在评价弗雷格的语言哲学时所指出的那样:“一个恰当的、科学的概念是这样一个概念,关于这个宇宙中的每一个对象,这个概念都必须能够判断它是否落入这个概念之下。”但是,一旦人们更切近地查看实际的语言,就会发现多数词语其实没有严格的定义。

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论证这一点。首先,就专名(proper name)而言,人们并不在固定的意义上使用专名,专名不需要一个固定的定义;其次,就普遍词(general term)而言,要找到一种共相并将其作为普遍词的定义也是不可能的,普遍词并没有明确边界和定义;再次,即使是具有明确定义的科学概念,如医学概念,其定义实际上只是惯例、约定的产物,且是变动不居的,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定义;最后,即使没有这些定义,人们也完全可以掌握使用它们的技术,这说明人们并不按照严格的定义来使用词语。

一个专名,如“鲁迅”,其定义是什么?人们或许可以借鉴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用描述来给它下定义,如“那个身为周海婴父亲的人”“那个被毛泽东评价其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人”……甚至可以主张“鲁迅”这个专名的定义就是所有这些描述的总和。假设现在有人说“瞿秋白是鲁迅的好友”,人们无疑理解这句话,但此时人们一定要想到这些定义的总和或其中的某一个吗?当然不是。即使人们联系这些定义中的某一个来使用“鲁迅”一词,随着语境的变化,下次又可以联系另一个定义来使用它,这说明人们并不在固定的意义上使用专名,专名也不需要一个固定的定义。

再说普遍词。一个普遍词,如“游戏”,其定义是什么?人们会认为唯一的办法是找到所有游戏的共同之处,找到那个“共相”,然后用语言表述出来,也就构成了“游戏”一词的定义。借助这个定义,就一劳永逸地把所有是游戏的东西与所有不是游戏的东西区分开来。在“想”的时候,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共同之处或共相是存在的(要不然怎么都叫作“游戏”?),但在“看”的时候,其实“所有游戏的共同之处”并不存在,“如果你去看,你是看不到所有这些的共同之处的,但是你会看到相似性、亲缘关系,也就是一整系列这样的东西”。既然共相并不存在,那么“游戏”一词的定义也是不存在的。适用于“游戏”一词的,也适用于大多数的普遍词。

有些科学概念确实有明确定义,人们可以借助某种标准判断某个情况是否落入这个概念之下。以医学概念为例,如“咽峡炎”。可以设想“咽峡炎”是有明确定义的,如在血液中发现了某种病毒,人们可以通过这个标准判断一个人得了还是没得咽峡炎。但很多时候人们并不按照这个严格的定义来使用这个词,如医生可能只是看了看喉咙的情况就可以下判断。而且,科学概念的定义是变动不居的,前面其实只是将伴随现象中的一种,即“血液中存在某种病毒”,作为“咽峡炎”的定义。但定义是约定的产物,是会变动的,一劳永逸的定义并不存在。

除了专名、普遍词和科学概念,当然还有动词、连词等,它们的情况其实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即使没有什么定义,人们也完全可以熟练地使用词语。比如,“时间”一词,即使没有定义,人们对“时间”这个词的使用也是毫无问题的,让人困惑的恰恰是去追问“时间”一词的定义。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就坦承了自己的这种困惑:“那末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

再谈规则的问题。既然句子是由词语组合而成的,那么规则的作用就在于框定词语与词语之间有意义的组合。这个规则对于作为一种演算的语言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不是所有的词语组合都是有意义的,如“学习”和“书法”的组合就有意义,一个人可以学习书法,但“学习”和“瘫痪”的组合就是无意义的,世界上不存在“学习瘫痪”这回事。“瘫痪”是发生在人身上的一件事,不是人能够主动去学习的某个技能。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规则,能够预先规定好一个词与哪些词的组合是有意义的,同时排除了所有无意义的组合呢?前面提到“学习瘫痪”这个词语组合,在没有见到这个组合之前,人们很可能从未想到过这一组合,即使想到过,也不可能想到其他许多无意义的组合,这说明人们从未学过这种意义上的规则。不过,重要的事实仍然是:即使没有这样的规则,人们对“学习”这个词的使用也是毫无问题的,人们能熟练而正确地使用这个词。

自弗雷格以来,分析哲学内部有过一种“算法冲动”,希望把语言改造为严格的演算系统,追求精确定义与完备规则,以此来构造一种理想语言。这一冲动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塑造着哲学家对大语言模型的技术想象,但这种演算式的理想语言根植于分析哲学的理论预设,是把某种语言范本过度推广到人类语言之上的结果。因此,本文要表明的是,作为一种演算系统,大语言模型越展现出强大的功能,人们就越要认识到人类对语言的实际使用并不是在进行一种演算活动。人们对语言的使用是顺畅而有序的,秩序不在预先写好的定义与演算规则中,而就在人类反复进行的语言实践中。日常语言是大语言模型的基础,但它本身是一个宽松而动态的有机系统。

殷杰在谈到人工智能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时提出这样一个担忧: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类数据的学习消耗速度远超人类产生新数据的速度。这可能导致人类至今产生的所有高质量数据在很短时间内被耗尽,使模型失去迭代发展的动力……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受到人类文化的制约,这应作为未来把握人类主体发展主动权的基本原则”。然而,如果从历史的视角出发,认识到人类日常语言是一个宽松而动态的有机系统,是一种历史性、过程性的东西,那么,即使大语言模型的学习消耗速度远超人类产生新数据的速度,这仍然不必成为一种担忧。此外,人类文化确实需要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制约,而日常语言的这种特质恰好就是确保人类主体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我们可以把大语言模型比作一本即时性的超级大词典,词典可以收录词语的各种用法,甚至可以下局部性定义,新的用法会不断出现,旧的用法会消失,但无论如何都是新的用法在先,词典的收录在后。而且,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类还有大量的口头语言的创造性用法还没有被大语言模型吸收,它们也是人类语言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三、意义场与确定性

虽然前面提到的“意义即用法”瓦解了意义的指称论,但这里仍遗留了一个尚待推进的问题:不同的个体如何共享同一个意义世界?后期维特根斯坦停留在对语言游戏和语言用法的个案描述上,无法对这个问题做出解答。本文提出“意义场”概念,正是推进这一问题的一种尝试。

“意义场”这个概念首先凸显的是这样一个不太起眼的事实:一种语言(如汉语)的使用者构成了一个语言共同体,共同体的成员处于一种能相互理解彼此语言的场域中,尽管成员的观点、判断不尽一致,但成员使用的语言是一致的,这是一种更深刻的一致性。在这种意义上,一个使用相同语言的民族恰恰是被其使用的语言,以及这种语言的使用带来的意义场聚合在一起的。在相互理解终止的时候,或者说从意义场中脱离出来的时候,人们就能深刻地体会到意义场的存在及其重要性。

那么,语言的意义场是如何可能的?答案是:在人类的命题系统中,有一些命题是必须保持确定的。这些具有确定性的命题构成了语言实践的基础,或者说构成了意义场的框架,没有这一基础、框架,意义场也就消散了。这里的“保持确定”的意思,不是说它们是第一公理或笛卡尔哲学意义上的第一知识,而是说它们免于怀疑,不可被争论,也不可能被弄错,但也无法得到辩护。概言之,人们不可能在认知或实证层面来考察它们,它们构成了一种绝对前置性的“世界图景”。

在知识论领域,这类命题也被称为“枢轴命题”(hinge propositions)。知识论中有一个名为“枢轴知识论”(hinge epistemology)的子领域,如对“延展理性”的研究,再如从枢轴知识论的角度对人工智能知识生产的规范,但本文并不打算从知识论的角度,而是从保证“意义场”之稳定性的角度来考察这类命题。因为,如下文将揭示的,确定性命题和知识(即那些可以被有意义地说“我知道”的命题)在范畴上是完全不同的,确定性命题的立足点在语言的“意义”及“意义场”上,而不在知识的“辩护”或“真假”上。

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第一次在哲学事业中给出了这种类型的命题。他将它们称作自明之理(truism),看起来很像是偶然的、可真可假的经验命题,如“当前存在着一个活着的人体,那就是我的身体”以及“地球在我的身体出生之前已经存在了很多年”。最著名的是他在《对外部世界的证明》中提到的一边举着自己的手一边说出的“这有一只手……这有另一只手”。对于摩尔来说,这些是他和其他人都知道的命题,或者说都是知识,“每一个人,在他的身体活着的这段时间内……都确实经常知道与那些命题相对应的某个命题”。

摩尔提出这些命题,是为了反驳某一类怀疑论者,这类怀疑论者认为外部世界(由独立于人们感知的物理对象构成)不存在,至少无法证明其存在。为了反驳这类怀疑论者,摩尔的策略是主张自己“知道”身体、地球、手等物理对象是存在的,同时具有关于物理对象本身的知识。

但摩尔的反驳是无效的。若怀疑论者主张物理对象不存在,或者不可能知道关于物理对象的任何知识,像摩尔那样用“我知道”来反驳是不行的,因为这是摩尔个人的命题,而怀疑论者完全可以不关心摩尔这个特定的人。而且,怀疑论者的主张是由一套经验主义哲学支撑的,摩尔绕过这套哲学而直接用“我知道”来反驳,其实是一种独断论。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摩尔的“我知道”进行语法分析,会是有趣的。那么,什么是“知道”?针对这个问题,有两条回答的路线:一是通过指向某个所谓的实在,如某种大脑状态,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自然主义的处理方法;二是通过澄清“知道”一词的语法,来获得对“知道”的理解,这是语言哲学的处理方法。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第一条回答路线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即使核磁共振表明一个人每次“知道某个命题p”的时候大脑都处于同一种特定状态,“‘知道’就是这个大脑状态”这一点仍然是一个尚待证实的假设。因为,为什么这种特定的大脑状态不是“知道”的伴随现象?其次,“知道”一词有这样的语法特征,那就是一个人以为自己知道而实际上不知道的情况总是可能的。一个人说自己“知道p”,如果“知道”是一种心灵或大脑状态,那么他此时有这种状态,但这个人后来发现自己当时其实并不“知道p”,只是“以为自己知道p”,这种事在生活中经常出现。这说明光有这种状态,根本无法保证一个人“知道p”,也表明“知道”与“某种大脑状态”不是一回事。

“知道”一词的另一个语法特征是:“知道p”和“怎么知道p”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某人无法回答自己是怎么知道p的,那么人们就无法有意义地说此人“知道p”。这一点容易理解。一个人说“我知道p”,但在被问起“你是怎么知道的”时,却回答“我就是知道”,或者给不出那个理据,这就不是“知道”的正常用法了。可以想象法庭上法官针对证人的证词提出“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个问题是必须得到回答的。

回到摩尔的命题,以“我知道这有两只手”为例。从语法特征看,摩尔的“我知道”是有问题的,因为摩尔无法回答“你是怎么知道的”。让人们像摩尔那样举起两只手,然后问自己:“我怎么知道这有两只手?”大部分人最后似乎只能回答:“我看到了。”但人们的“看”真的比“他们有两只手”更确定吗?前者真的能给后者提供理据吗?做个思想实验,如果有一天发现自己举起双手却看不到手,人们是会怀疑自己的手消失了,还是会怀疑眼睛出了问题?应该是后者。这说明“有两只手”比“用眼睛看”更确定:“如果我对此有怀疑,那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相信我的眼睛。为什么我不该用我是否看到我的两只手来检验我的眼睛呢?”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地球在我的身体出生之前已经存在了很多年”这一命题。人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命题的?人们会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可笑的。可能有人会主张这是通过历史知识而知道的,但若没有地球的存在,怎么会有历史?任何历史都预设了地球那时的存在,而且前者并不比后者确定(某些历史知识反而是可错的)。总之,人们无法以不循环辩护的方式来回答“你怎么知道地球在你的身体出生之前已经存在了很多年”这一问题。

既然无法回答“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一问题,那么摩尔就不能有意义地说自己“知道”那些常识命题。既然这样,那么人们可以怀疑这些命题吗?按照笛卡尔式的怀疑论,似乎是可以的,毕竟笛卡尔曾说服自己去“相信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没有天,没有地,没有精神,也没有物体”。设想一个人怀疑自己的手是否存在,如果怀疑也是一种心灵状态或大脑状态,如果只要有这种状态,就是在怀疑,那么此人完全可以有这种状态,因此就在进行真正的怀疑了。但正如前面对“知道”的语法分析所揭示的,光有这种状态同样并不足以保证一个人在怀疑。与之相反,语言哲学要问的,首先是这种怀疑有没有意义。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有没有一个能容纳这种怀疑或错误的意义场?该如何打消此人的怀疑?如果一个人疯狂到要怀疑自己双手的存在,那么人们也无法指望他相信其他任何证据。这样的怀疑其实已经从意义场中脱离出来了,这里出现的已不再是意义和理解,而是语言层面的荒诞和隔膜。

其实,摩尔辩护的失败与怀疑论的困境,都是近代西方认识论内在困境的产物。近代西方哲学习惯于从个体性认知主体出发,追问“我怎么知道外部世界存在?”这样的问题,而“意义场”这个概念则强调人们理解、认识的前提并不是个体性的认知主体,而是语言共同体的实践框架,这就跳出了近代西方认识论“主客二分”的僵化框架。

这些既不能被“知道”,也不能被“怀疑”,无法从认知与实证层面进行处理的命题,其实不是什么经验命题,而可以被称为“具有确定性的命题”。因为,如果它们不保持确定,如果在这里谈论某种可能的“错误”或“怀疑”,那就会让人从意义场中脱离出来,让语言、词语的意义消散,让彼此的理解中断,“问题并不在于摩尔知道这里是一只手,而在于如果他说‘对此我当然也会搞错’那么我们将不会理解他”。

当人们去查看这些必须保持确定的命题时,会发现它们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数学命题、逻辑法则,也有诸如“水在100摄氏度时沸腾”这样的物理学命题,还包括诸如“这有两只手”和“地球在我的身体出生之前已经存在了很多年”等看起来像经验命题的命题。人们无法罗列出所有具有确定性的命题,有些命题甚至永远不会被提及,但它们构成了某个语言共同体的“世界图景”,是一个被给定的背景,人们就是在这个背景中开展认知活动的。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那些描述了世界图景的命题也可以失去它们的确定性,确定性命题和经验命题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区别,二者就像相对固定不变的河床和流动的河水的关系,“思想的河床可以移动。但我要区分开河床上的水的流动和河床的移动,尽管二者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这是因为,过去被视为具有确定性的命题(如“人类从未去过月球”),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可能会失去它的确定性,而成为偶然的经验命题。维特根斯坦虽然提出了河床、河水的比喻,却并未进一步阐发其深层含义,我们应当使用这一比喻来进一步阐释意义场的动态演变:人类的语言实践也是动态开放的,它们会随着时间的进程而变化、发展,呈现出一派丰富而自律的景象。

四、语言与思想的同一

语言和思想是什么关系?语言、思想与世界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些是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大语言模型时代人们一定会去思考的问题。乔姆斯基主张“语言本质上是一种思想的工具”,这个看法是存疑的,语言并不只是思想的工具,二者是无法分离的。赵汀阳提到了“语言和思维一体共在”,但为什么是一体共在呢?本节的任务是回到这个问题的根基处,为这一问题给出答案,并最终得出结论:有意义的语言和思想是同一的,而且有意义的语言和世界有着共同的界限。

先看第一个结论,即有意义的语言和思想是同一回事,不存在脱离语言的思想(尽管可以有毫无意义的语言表达)。要达到这一结论其实并非易事,因为即使不从事任何哲学工作的人,也会认为思想和语言是两回事。思想是某种内在的、心理的、精神性的东西,是他人无法直接感知的,而语言是外在的表达手段,本质上是一些可感知的符号,人们用外在的符号表达内在的思想。

洛克的说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人们必须找寻一些外界的明显标记,把自己思想中所含的不可见的观念表示于他人……语言所以有表示作用,乃是由于人们随意赋予它们一种意义,乃是由于人们随便来把一个字当做一个观念底标记。”洛克的看法是一个观念论哲学家在思考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时心里自然产生的看法。这个看法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观念”是人心里的、私有的东西(洛克说是“不可见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一个说出来的词在说者与听者那里标记的是相同的观念?如果思想是不可见的,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一句说出来的话在说者与听者那里表达的是相同的思想?其次,如果思想和句子是两回事,并且我们用句子来表达心里的思想,就像用一种可见的语言来翻译那不可见的思想,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句子正确地表达或翻译了我们心里的那个思想呢?正确性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无法以不专断的形式得到回答。因此,洛克的看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为了避开这个困难,有的哲学家(如弗雷格)不将思想视为某种内在的、心理的、精神性的东西,而是区分作为心理或精神行为的思考与所思考的对象。这个对象有时也被称为思考所指向的东西或者思考的内容。思考是人的精神行为,而且是内在的、私有的精神行为,一个人的思考不会成为另一个人的思考,但这种行为所指向的那个对象即思想,却可以是客观存在的。正因如此,不同的人才可以思考同一个对象。思考其实是对某个客观存在的思想的把握。

弗雷格就把思想、意义都当作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要说明这一点,只需以他的名文《论意义与指称》为例即可。一个词可以指向某个对象,这个对象是它的指称,但不同的词可以指向同一个对象,却有不同的意义。“鲁迅”和“周树人”是两个不同的词,它们的指称是一样的,但意义不一样。作家本人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弗雷格认为词语的意义也是客观存在的。他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用望远镜看月亮,月亮是客观存在的,每个人视网膜上的像是个人的,也可以说是私有的,但望远镜中也有一个月亮的像,这个像既不同于视网膜上的像,也不同于月亮本身,它也是客观的。因为不管谁来看,只要观者视力正常,总能看到望远镜里的那个月亮的像。句子的情况也一样,句子的意义是这个句子表达的思想,思想也是客观的,人们可以借助“思考”(作为动词)这一主观行为来把握思想,但思想不是思考,前者是客观的,后者是主观的,弗雷格说过:“我用‘思想’不是指思维的主观活动,而是指思维的客观内容。它能够成为许多人共有的东西”。

弗雷格的想法带有强烈的柏拉图主义实在论倾向,那就是预设了一个不同于物理和心理世界的“第三世界”。居住在这个世界中的是一些无法被感官所把握,但仍然客观存在的抽象存在物。思想变成了客观的存在物,这样当然化解了前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思想不是每个人所私有的,而是人们通过思考这种精神活动所把握到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客观而公共的,因此两个人把握到同一个思想,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弗雷格仍然无法解决前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句子正确地表达或翻译了那个客观存在的思想呢?其正确性的标准是什么?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难题:如果思想客观地存在于第三世界,如果语言、句子只是在表达那些思想,那么那个先于所有语言表达而存在的思想又是什么?说出它是什么,难道不是已经在使用一种完备的语言了吗?难道它没有一种语言性的表达吗?

所有这些难题的症结,其实就是思想与语言的分离,而为了确证思想与语言的不分离,或者说确证二者的同一,人们必须首先审查一下自身在思考时的那个思考的对象是什么。这样的审查也会澄清前面提到的语言、思想与世界的关系。既然人们思考的对象不该是内在、私有的观念组合,也不该是第三世界中某些神秘的存在物,那该是什么?答案是:那个围绕着我们的现实世界。但是,在将现实世界作为思考之对象时,哲学家很容易会认为现实世界是由存在于其中的各种事物构成的,于是只要对诸多事物进行罗列,似乎就能呈现现实世界。“哲学史上大部分哲学家(以及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人们)通常都将世界看成是物的类聚”,大致也是这个意思。但如果我们对其进行更多的反思,就会发现人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一个由诸多事物构成的集合,而是世界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以及其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才是所谓的“认识世界”。换言之,“世界是怎样的”以及“其中发生了什么”才是人们关心的知识。因此,呈现给人的思维的,首先是世界中的事实(如“我面前的墙壁是空白的”便是这样的事实),因为“世界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显然只能通过给出一个个事实(而不是罗列一个个事物)而得到回答;其次是世界中发生的事情(如“此时我正坐在电脑前打字”)。这就是“事物”与“事情”“事实”的重要区别。

然而,人类思考的对象显然并不局限于世界中的事实或已发生的事情,因为人们完全可以思考不是实际情况的情况——那些可能发生的事实和事情。比如,即使我面前的墙壁是空白的,但我完全可以去思考“墙壁上挂了一个时钟”这个可能的事实。人们思考的对象并不只有事实,也包括世界中可能的事实和事情。

人们的思考是有秩序和规则的,诸如“我面前的墙壁既是空白的又挂了一个时钟”或“房间里有一张方形的圆桌”这样的东西,就无法成为思考的对象。换句话说,它们并不是世界中可能发生的事实。以这样的方式,人们可以反思到自身思考的一个核心特点:思考本身是带有秩序的。正是这个秩序帮助人们规整、调适了思考的对象,因此将可能成为思考之对象的事实(事情)与不可能成为其对象的伪事实(伪事情),区分开来。

作为此番论证的结果,思想和语言的同一也就得到了确证。思想不仅包括现实世界中的事实,还包括“世界中可能发生的事实”以及“世界中可能发生的事情”,但这样一来,思想和语言也就无法分开了,这是因为很多可能发生的事实或事情或许永远都不会发生(比如中国神话中的“天上有九个太阳”),而人们却必定能够设想它们发生时会是怎么样的,而这只有借助人们对比如“天上有九个太阳”这样的句子的理解才成为可能,没有语言、句子,思想的范围就大大缩水了。另外,前面提到的那些事实,以及可能的事实和事情,如果不借助有意义的句子,也是无法被给出的。尽管人们似乎可以用手指来指出世界中一个个的“事物”,但是,倘若不借助语言,人们是给不出世界中任何一个可能的事实和事情,也给不出任何一个实际事实的。

至此,可以说,即使现实世界是事实的总和,世界是可能的事实和事情的总和,但没有语言,它们都是不可想象的。世界已经被先天地规定在那个由有意义的语言划定的界限里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能理解“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这个说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前面提到的“AI幻觉”不是一种真正的幻觉,而只是大语言模型组合出的一种可能的事实。

结语

大语言模型的崛起使语言重新成为哲学探讨的话题,一台没有任何感知、体验,也不理解任何语义的机器,却可以源源不断地产出对人类而言富有意义的文本,这一事实迫使我们去追问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语言的意义究竟从何处来?更进一步,当技术系统能够以极高的效率模拟人类语言的生产时,人类自身的语言使用是否反而成为具有缺陷的实践活动?为了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更好地理解语言,本文紧扣“语言的意义”这一核心议题,尝试构建一套具备人本主义立场,并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语言哲学理解。

词语的意义并不随着词语和对象的指称关系的出现而出现,而在于它们在一个语言共同体中的用法。大语言模型作为演算系统,能够很好地模拟人类的文本制造,但作为其语义前提的人类日常语言却不是一套可以被完备定义、穷尽规则的演算系统,日常语言的开放性植根于人类生活实践的开放性。基于共同的语言使用,人们被纳入一个共享的意义场中,但意义场得以成立,是以一组免于怀疑、不可辩护的确定性命题作为其框架的。确定性命题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会随历史的发展而缓慢地变化,这一视角让我们看到意义场同样是与人类语言实践的历史性和自律性相匹配的。此外,无论是洛克式的内在私有观念,还是弗雷格式的独立于语言的客观实体,都割裂了语言与思想的本真联系。有意义的语言与思想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不存在脱离语言的“纯粹”思想,语言不仅是思想的不可剥离的载体,同时也划定了可被思考的世界之边界。

这套理解的确立有两方面的理论意义。首先是澄清了大语言模型和人类语言的关系,避免了技术至上论和反技术主义这两个极端;其次是将语言哲学的思考与当下的语言实践对接起来,拓展了语言哲学的论域,更新了理论内涵,让已有的哲学思想转化为我们理解当下现实且锚定未来的理论工具。技术会持续迭代、升级,但语言哲学的根本问题不会被消解,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不是让语言哲学的思考变得过时了,而是反过来促使我们重新去关注、审视语言。在对大语言模型及其带来的语言哲学问题进行探讨时,我们应该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搭建既接纳技术的进步,又面向人类未来的理论架构。就此而言,本文的讨论只是一个开端,人类语言与机器语言的分界点在哪里,意义场的社会建构如何开展,确定性命题在人工智能时代会发生什么样的变迁,大语言模型与世界的同构性在于什么,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进入专题: 语言哲学   语言—思想关系   演算系统   大语言模型  

本文责编:chendongdo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85987.html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6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