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报纸与灾害信息的传播——以丁戊奇荒期间的《申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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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林  

 

光绪初年,山东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发生特大旱灾,造成上千万人死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因光绪三年(1877)、光绪四年(1878)灾情最为严重,而这两年分别是农历的丁丑、戊寅年,故称之为丁戊奇荒。丁戊奇荒发生后,远在上海、创办才五年的《申报》对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刊载了大量与救荒有关的启事、报道、信函和评论,将各类灾害信息传播出去,在披露灾情、筹集赈款、报道赈济过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一支重要的救荒力量,并由此开启了近代报纸介入救荒之先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近代救荒的格局。《申报》对丁戊奇荒信息的传播,可视为近代媒体传播灾害信息的范例,为考察近代报纸与灾害信息传播的关系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对今天如何利用媒体来传播灾害信息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灾害信息在《申报》上的呈现

《申报》是英国人美查兄弟于1872年4月在上海创办的一份中文报纸。《申报》创办之初,每期销数不及千张,至1877年2月,每期销数“已将及万”(《论本报销数》,《申报》1877年2月10日),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1877年、1878年的《申报》每周出版六期(周日无报),每期有八页(版),其版面安排是:第一页是本馆告白和评论,第二、三页是各地消息,第四、五页是《京报全录》,第七、八页是广告。丁戊奇荒期间,《申报》刊登的灾害信息数量极为庞大,若按类别来分,主要有以下几种:1.灾情信息,2.劝捐信息,3.捐款信息,4.义赈信息,5.官赈信息,6.救荒评论。以下就各类信息略举数例,以见《申报》传播灾害信息之梗概。

1.灾情信息。《申报》上的这类信息最多,除直接介绍灾情的文字外,其他与赈灾有关的劝捐启事、义赈信息、官赈信息、救荒评论都包含有灾情信息。《申报》从1876年下半年就开始零星刊登有关山东灾情的文章。如1876年7月19日的《烟台被灾情形》一文报道了烟台、青州的灾况:“所有草根树皮早经剥食一空,家有斗粟者日间亦不敢开门,恐人来攫去耳。至鬻男卖女,尤不计其数。”进入1877年以后,《申报》披露灾情的文章明显增多,至1878年达到高潮,直到1879年、1880年还有大量披露山西、直隶灾情的文章。《申报》是日报,每周出六期,即便每期刊登一二条灾情信息,一年下来就数量庞大,四年下来更是惊人。因此,就灾情信息的数量和内容而言,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报纸能与之相比。

2.劝捐信息。灾情发生后,各方纷纷发布劝捐启示,有外国传教士及领事、各善堂善会、个人或报馆发布的,也有官方发布的赈捐启事和劝赈告示。如1877年3月份刊登的《烟台英领事哲君劝捐赈饥民启》(3月10日)、《劝办捐赈各董事公启》(3月14日)。4月份刊登的《西教士劝捐书》(4月3日)、《莱阳宋星垣名蒙德为山东饥民求赈启》(4月16日)。在整个丁戊奇荒期间,这类劝捐启事在《申报》中随处可见。为筹集赈款,清廷大开赈捐,其告示也多次在《申报》上刊登,如1878年4月29日的《晋捐总局示》、5月11日的《赈荒开捐》、5月14日《助赈捐章》等。

3.捐款信息。《申报》在刊登各类劝捐启事的同时,还大量刊登各类捐款收支清单。如1878年3月份刊登的《美租界赈捐银数》(3月15日)、《西商赈数》(3月20日)。4月份刊登的《豫捐收款》(4月3日、15日)、《轮船招商局经募赈济收解数目》(4月22日)、《照录苏垣桃花坞谢绥之收三月上旬河南铁泪图捐数》(4月22日)、《纪三月中旬果育堂同人经收豫赈捐数》(4月25日)、《苏垣桃花坞三月中旬募收捐数》(4月27日)等。5月以后,《申报》刊登的捐款清单越来越多,最多时几乎达到每期都有,甚至一期数篇。1879年后刊登的次数虽有明显减少,但并未绝迹。这类信息既是为了扬善,激励捐款,也具有征信的功能,让捐款者知道自己捐款的用途。

4.义赈信息。这类信息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转译在灾区办赈的传教士给上海各外文报纸的来函,二是在灾区办赈的士绅给在苏沪筹赈的士绅的信函。如1878年2月27日《申报》刊登《河南助赈局来函》,其按语称:“上年河南告灾,苏郡绅士集资万串,延邀袁子鹏诸君前往助赈。于十一月初八抵汴,在河北亢村驿设立粥厂,并于济源县查赈。两月以来,告急之书络绎而至。……兹姑将去冬一号至十一号来函摘缀于右,以供众览。”此后,《申报》开始大量刊登办赈士绅来函。这些办赈人员的来函,内容主要是陈述灾情严重,呼吁紧急解款,以及办赈的艰辛和成绩。这些来函皆是办赈人员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极为具体和详细,为读者了解灾情和办赈情况提供了最翔实的信息,是《申报》救荒信息中最有特点、最有价值的部分。

5.官赈信息。《申报》几乎每期都刊载《京报全录》,有时一期刊载两日,甚至更多。丁戊奇荒期间,《申报》转载的《京报》中的上谕和奏折很多与救荒有关。如1877年1月13日《申报》载《光绪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京报全录》,里面有两江总督沈葆桢、江苏巡抚吴元炳的奏折称:“江北被旱较广,饥民乏食,吁恳恩准将本年苏松各属海运冬漕案内筹备余米截留抚恤。”1877年2月27日《申报》载《光绪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京报全录》里面有河南巡抚李庆翱的奏折称:豫省本年春夏亢旱,粮价日增,入冬以后,雨雪又复稀少,粮价日见昂贵,小民生计穷促,糊口维艰。“臣与各司道再四筹议,惟有捐集经费多设粥厂,按日煮赈以济时艰而全民命。”

6.救荒评论。在丁戊奇荒期间,《申报》刊登了大量与救荒有关的评论,仅1877年、1878年两年间,《申报》刊登的直接与救荒有关的评论有150余篇。这类与救荒有关的评论一般是针对灾情、赈灾及《京报》的上谕奏折而发,里面含有大量的灾害信息。如1878年1月,《申报》刊登的救荒评论有:《书劝办山西平粜启后》(1月8日)、《论饥民宜赈抚兼施》(1月16日)、《亩捐充赈不如摊捐养廉说》(1月17日)、《论曾伯抚用李教士襄赞晋省赈务》(1月19日)、《论匿灾事》(1月24日)。这些救荒评论一方面对官员匿灾不报、赈灾不力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抨击;另一方面对传教士及江南士绅积极参与救灾大加称赞,并提出诸多救灾与防灾的建议。

《申报》的灾害信息来源

《申报》作为外人创办的中文报纸,其信息来源与官办的《京报》完全不同。丁戊奇荒期间,《申报》的灾害信息主要有以下来源。

1.灾区见闻及灾区来信。

这类信息来源最多,也最能反映出《申报》作为“新闻纸”的特色,即信息主要来自民间,也主要向民间传播。1877年10月26日《申报》载《晋饥惨状》云:“山西亢旱洊饥,至人相食,叠经列报,然非身历其境者,几疑以告者故作危辞以耸人听耳。客有从汾州来,述介休、平遥等县两年不雨,禾麦俱无。……卒致食人。初时假为骡肉售钱每斤五十余文,以其值廉,又舍此无从觅食充口腹,多有知之为不知也。嗣贷之者众,售之者亦众,而人肉之食遂视为平淡无奇。后则饿死愈多,沟壑委填,俯拾即是,人肉一文不值,而食者更不堪闻问。然饿固死,食人肉者亦死,或旬日或匝月,身躯臃肿,眼眦暴赤,仍十无一生者。”这条骇人听闻的信息是由汾州来人口述的,真实而恐怖。1878年3月27日《申报》载《晋饥近信》一文云:“本年正月初七日,客有从祁邑寄信云,晋省饥荒真数百年来所未有者。北至忻代南至蒲解,报灾者七十八州县。”这条信息也是来自灾区的信函。

2.办赈义绅的信函。

从1876年冬开始,江南士绅就先后到苏北、山东、河南、山西开展义赈。他们在义赈期间利用信函与后方的筹款士绅交流信息,这些信函有些刊登在《申报》上,成为《申报》的重要信息来源。1878年7月2日《申报》载《照录保婴局接张君步洲济源赈局来函》云:“弟等自到汴后,于四月初六日遂起身渡河,河北一带赤地千里,灾荒情形难以名状。”这是在河南济源办赈的张步洲给后方筹款士绅的信函。1878年7月16日刊登的《凌君砺生五月二十五日自济源局致友人书》中言:“此百里乃被灾极重之区,地方辽阔甲于河北诸邑,山势险峻,奇峰矗天,非腰脚轻健者断难从事。人家又零落散处,穷一日攀跻之力,所查无几。……熊纯叔初来济源时,昼则躬亲琐屑,夜则悲悯天人,几无一日不哭。精神顿减,形容顿瘦,今既复原,又既入山,勇哉!”这是赴河南济源办赈的凌砺生给后方筹款士绅的来信,可见办赈的艰辛。

3.外人或外报译稿。

丁戊奇荒期间,外国传教士积极在山东、山西参与赈灾,他们把灾区惨状和赈灾情况传到上海的外文报纸发表,以引起在华外人的关注和捐款,有些文章又译成中文在《申报》上刊登。1877年4月3日,《申报》刊载了在山东赈灾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西教士劝捐书》:“今查明益都临朐两县东乡开列如左:最苦之庄,其名张家台,有三十家,饿死者二十人,卖出者十名,逃外者十名,拆屋一半。又庄名李家山,有五十家,统计饿死卖出逃外者一百零三人。姜家楼有三四十家,饿死者四十七名。”最后还特别说明,以上各处情形,俱系实数,并非耳闻。1878年4月1日,《申报》载《绛州城内传教士王玛窦致李提摩太论灾书》云:“今将饥民实在苦况之大略呈报如左:计绛州城内居民大约一千八百家,今逃荒者大约五百有余家,饿死者大约二千五百名,并有全家饿死者六十家有零。”这是在山西的传教士王玛窦派人到绛县调查后向李提摩太汇报灾区的情况,被《申报》译载。1878年10月16日《申报》载《山西荒象》云:“晋源西报登山西近闻一则,风凄雨惨,莫可名言,译其略云,山西饥荒之苦至斯而极矣。每日死者约有数千人,道殣相望。”这是节译《晋源报》刊载的山西灾情。

4.《京报全录》。

《申报》几乎每期都转载《京报》,有时一期转载两日《京报》,从中可以全面了解官赈信息。如《申报》1876年12月11日转载光绪二年十月初九日《京报全录》,其中收有山东巡抚丁宝桢奏折。丁在奏折中称:查明青州等府属益都各县本年被旱被虫特甚,春麦秋禾均属无收,贫民冬间饥寒交迫,应再设法抚恤,拟请多筹款项分设粥厂,并仿直隶赈捐成案,劝谕各属绅富捐助银米,核计捐项给奖以期踊跃而辑灾黎。1877年7月28日,《申报》转载光绪三年六月初四日《京报全录》,里面收有山西巡抚曾国荃奏请截留丁丑年本省应解京饷二十万用于赈灾。

5.《申报》自己撰写的评论或采编的信息。

丁戊奇荒期间,《申报》每日首页都有一篇社评,由本馆编辑撰写,其中有大量关于救荒的评论,这里面也含有大量的灾害信息。如1876年12月27日《申报》刊载的《论饥荒情形》云:“昨接淮安来信云,清江一带饥民至者现已有六七万人,于十一月初即拟设厂散粥,以活饥民,但尚日有至者,每日总以数千计。” 除评论外,《申报》还有大量没有说明来源的灾害信息,这类信息应是《申报》自己采编或综合各方信息汇总的。如《淮扬赈荒》云:“去年夏秋以后,自江苏徐海北去各省旱蝗交迫,籽粒无收,初冬时灾民纷纷南下,流离失所,惨不胜言。幸江苏吴中丞檄委崔太守督办此事,赶赴扬州之五台山设厂留养,共有四万二千之众,分住十一厂。文漕宪亦于清江截留四万五千多人,分住十七厂。至今淮扬两处遣散均尽,办法虽异,而各有所长,谨即所闻者备录之。”(《申报》1877年4月16日)

从以上罗列的信息来源来看,《申报》的灾害信息以来自灾区的信函和义赈、洋赈人员的信函为主,多是当事人的亲历亲见,对灾情的叙述细致、真实,特别是有大量的灾民死亡统计和人食人的具体描绘,无不让人产生同情和怜悯之心,萌发救助之冲动。这些都与《京报》所载奏折的内容和文字大为不同,后者多是向朝廷汇报赈灾措施和成绩,难以根除“报喜不报忧”的痼疾,即便是报告特别严重的灾情,也极为克制,很少会出现罗列大量死亡人数和人食人的信息。这也正是民间媒介与官方媒介在传递灾害信息方面的差异。

《申报》灾害信息的传播范围

《申报》在上海本埠的销售,主要是依托沿街店铺代售。1872年5月27日《申报》刊载《告白》,列出当时在上海代售《申报》店铺有22家,并告知欲代售之店,可至本馆面议。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申报》是新出现的“新闻纸”“新报”,以报道社会新闻为主,文字通俗易懂,与传统的只传递官方信息的《京报》内容迥异,故在当时尚属新事物,在社会上颇受欢迎,每份报纸都有十数人甚至数十人传阅,其读者和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1874年8月,一位苏州读者来信反映《申报》受欢迎的程度:“每见市肆之间,置有一纸,其店中之主宾以及学徒彼此传观,互相问辨,竟若每日之课诵焉。……贵报日新月异,为数无多,文理又易通晓,价值亦不高昂,仅须片刻之光阴,得悉世间之事理。”(《苏州来信》,《申报》1874年8月12日)1877年《申报》载文评论道:“购一《申报》,全店传观,多者数十人,少则十数人,能识字者即能阅,既可多知事务,又可学演文墨。”(《论本报销数》,《申报》1877年7月20日) 如果按一期《申报》的销售量是一万份,每份有十人传阅,而每位阅报人又向五人转述报纸的内容,那样,一份《申报》的信息就会传给五十万人,这就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申报》信息传递网络。

1875年3月初,《申报》派沈竹君在北京开设《申报》分馆,办理售卖《申报》。到1879年12月,《申报》在外埠售报处有:北京、天津、南京、武昌(2处)、汉口、扬州(3处)、安庆、南昌、苏州、杭州、福州、宁波、香港、桂林、重庆、长沙,其余外埠皆由各信局以及京报房代售。(《申报》1879年12月1日)

由以上叙述可知,丁戊奇荒期间,《申报》每期的销售量已达万份,销售范围北至北京、天津,东至宁波、烟台,西至重庆、桂林,南至香港、广州,以上海为中心,呈扇形分布,覆盖大半个中国。《申报》在外埠的发行主要依托当时的民信局和各地的《京报》房,可以说凡是有民信局和《京报》的地方就有可能有《申报》。19世纪初,上海的民信局已经达到70余家,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多达百余家。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全国性民信局通信网,而围绕沿江沿海的中心城市,又各自形成以上海、汉口、重庆、天津、营口、福州、广州为中心的地区通信网,其中天津的民信局辐射直隶、山东、山西等省。近代以来,随着通商口岸报馆的设立,寄递报纸成为民信局的主要业务。在上海,寄递报纸更是民信局的主要业务之一。《申报》不仅借助这个发行网络将江南连为一体,还将华北灾情及时传递到江南读者面前。

《申报》传播灾害信息的影响

《申报》对灾情信息的传播,对救荒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打破了官方对灾害信息的垄断,使灾情和灾民惨状大白于天下。在民办报纸出现之前,清代的灾害信息的传递是在一个封闭的官僚系统内传递的,灾区地方官将灾情呈报给督抚,督抚查勘汇总后上奏给皇帝,再由皇帝下旨查勘审核,再由户部根据皇帝旨意决定如何救灾。这一套灾害传递系统的效率受制于当时的信息传递的技术和官员的素质,在晚清时期已是弊端丛生,积重难返,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传递层次多,传递渠道单一,传递速度慢,信息不公开。丁戊奇荒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其首要原因就是地方官匿灾不报,延误了救灾时机。《申报》把各级地方官员隐匿数年的灾情彻底披露出来,为救灾营造舆论和声势,引起朝野和外人的极大关注,动员起官绅商民各方力量来救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灾荒的危害,这是《申报》对救灾的最大贡献,也充分彰显了报纸这种新型传媒在传播灾害信息方面的优势和独特性。

二是大量刊登上谕和转载《京报》,成为官方赈灾信息向民间传递的中介,扩大官赈信息传播的范围。清代的《京报》(又称邸报)本是只刊载宫门钞、皇帝谕旨和大臣奏折的官报,其读者主要是各级政府官员,而《申报》对《京报》的转载,使《申报》的普通读者都能直接看到《京报》,了解官方的各种赈灾信息并藉此发表评论。这种报中报的传播方式,将传统的官报与新式报纸合二为一,将官方信息与民间信息融为一体,并彼此参照,极大地扩大了官方赈灾信息的传播范围,这也是丁戊奇荒期间《申报》传播灾害信息极为独特的一点。

三是筹集赈款。这一时期《申报》刊登了大量的劝捐启事、评论、捐款事例、捐款清单,在捐款信息的传播方面真可谓殚精竭虑,不遗余力。这种努力最终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仅豫赈就筹款四十余万两,使江南士绅远赴华北实施大规模、长时间的义赈成为可能。

四是通过连续刊登办赈人员的来函,对救灾过程进行了及时、动态的报道,使后方筹赈人员和捐款者知道赈济的成绩和捐款的用途。《申报》以其快捷和连续性优势,将救荒过程进行“现场直播”,其时效性和现场感是其他媒介所无法相比的。

《申报》参与救荒对晚清救荒格局的改变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使救荒公开化。在专制时代,灾荒关系到天命和民心,向来不准官民猜测和议论,救荒亦被专制王朝视为彰显皇恩的“特权”,地方督抚“因存不敢擅专掠美市恩之意”,只能“待奏闻而议赈”。(《论山东办灾事》,《申报》1876年12月13日)若某地发生灾荒,先由地方官层层上报灾情,待朝廷发布救灾谕旨后,方可奉旨救灾,以显皇恩浩荡。整个救灾过程是在一个封闭的官僚体系内运行,当时的士绅民众无从了解救灾的经过,更不能对救灾进行批评和监督。而《申报》等报纸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它们不必经朝廷允许便可将灾情与救灾过程向全社会公开。从此,报灾、赈灾、议灾、评灾成为公众话题,地方官匿灾不报越来越困难,办赈不力、舞弊侵蚀的劣迹也更容易被揭露出来,而社会各界却可以通过报纸了解灾情,进而参与到救灾之中。其次,使救荒社会化。晚清以来,随着国势的衰落,官方已无法单独应付大灾巨荒,不得不求助于社会,而报纸正是联系官民、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救荒的最佳媒介。《申报》在丁戊奇荒中的表现充分证明了报纸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救荒中的巨大能量。正是在报纸的推动下,民捐民办、跨区域的义赈得以兴起,并成为一支越来越重要的救荒力量。义赈与官赈的关系,也由最初的补官赈之不足,到后来的官赈仿义赈办理,官义合办,直至将官款交义赈办理,彻底改变了清代以来一直由官方主导、官方垄断的救荒格局。义赈的出现和发展是救荒社会化的最明显表现,在这其中报纸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申报》对丁戊奇荒信息传播,不仅使它成为一支重要的救荒力量,而且对它自身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一,在此之前,《申报》的报道和评论并无明显的主题,除宣传中外通商、向西人学习、劝人向善外,日常新闻多是发生在苏沪一带的奇案怪事、花边新闻。但通过对丁戊奇荒的报道,《申报》开始持续关注国内大事,开始了从一个都市小报向国内大报的转变。第二,《申报》传播丁戊奇荒信息的同时,其销量和发行范围都在显著增加与扩大。到1880年,各重要城镇无不有《申报》,“如北京、天津、南京、武昌、汉口、南昌、九江、香港、安庆、保定、广东、广西、四川、湖南、杭州、福州、苏州、扬州、宁波、烟台等处,外埠各信局皆代售本报”(李嵩生:《本报之沿革》,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1923年,第31页)。《申报》在丁戊奇荒期间及稍后,销量和发行范围的显著增加,足以说明《申报》对丁戊奇荒信息的传播,对它自身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认为,《申报》对丁戊奇荒期间灾害信息的传播,使它在当时成为一支重要的救荒力量,在救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以《申报》为代表的新型媒体参与灾害信息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救荒的格局,使救荒公开化、社会化,是义赈兴起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和重要推动力量。与此同时,《申报》在报道救荒的同时,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国内外大事,逐渐由一个地方性报纸成长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因此,《申报》对丁戊奇荒信息的传播是报纸传播灾害信息的典型范例,对救荒和新闻传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理应成为灾害史和新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灾害治理的历史经验与知识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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