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黄河绵延数千公里，由于上中下游具有不同的气候和地形特征，形成不同的河道和堤防，这为治河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也提供了机会。只要上游能及时准确地向下游传递汛情，下游就能利用洪水流经不同河段的时间差提前做好防洪准备，故及时准确地传递汛情对防洪极为重要。近代以来，随着电报电话技术的广泛运用，报汛的速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由利用驿站人马千里奔波变成利用电力瞬息可达。电报电话报汛加快了汛情传递的速度，既为下游防洪赢得了更多的时间，也为统一治黄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对黄河治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报汛技术的进步只是科学治黄的一个方面，作用有效亦有限，要想真正根治黄河水患，还需要有优良的制度、体制，充足的财力和人力。
关键词：近代/ 电报电话/ 黄河汛情/ 传递/
作者简介：王林(1966— )，男，河南正阳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济南)2026年第1期 第78-90页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灾害治理的历史经验与知识体系研究”(23&ZD254)的阶段性成果。
黄河绵延5000余公里，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同时又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洪涝灾害频发，危害极大。几千年来，历代统治者都把治理黄河视为国家大政，建立专门的治黄机构，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治理，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留下深刻的教训。黄河流经区域因气候地形差异明显，不同的河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从发源地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到河南的陕州，黄河大部分在山谷中流淌，四季安澜，但进入河南，因裹挟大量泥沙而形成河床高于沿河地面的“地上河”，越往下游，泥沙淤垫越严重，“地上河”越明显，故历代黄河的决口改道绝大部分都发生在河南、江苏、直隶、山东境内。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入海后，黄河决溢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南、直隶三省。由于黄河流域范围内地形气候有较大差异，故各流域降雨量、各河段水流量既有总量差，又有时间差，这就为防御洪涝灾害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只要下游的治河机构能提前知道上游的降雨量和水流量，就能提前做好防洪准备，减少洪灾带来的损失。黄河水报制度就是利用黄河不同河段降雨和流量的差异而形成的提前预防机制和技术，是历代治黄体系中一个重要环节，对治黄成败具有重要的影响。目前学界对清代前中期黄河的水报制度已有初步的研究，但对1855年黄河改道之后的报汛制度研究甚少。①近年来，随着技术史研究的兴起，学界开始关注近代新技术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深刻影响，极大地拓宽了近代史研究的广度，深化了对近代社会变革动力的认识。②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新技术的引入，黄河治理在继承中国传统治河方法的同时，也开始采用西方的治河新技术，科学治黄成为时代的主流，其中包括电报电话等通讯技术的运用。随着电报电话的运用，黄河的报汛技术和方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黄河的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借鉴技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以见电报电话在近代江河防汛中的作用和影响，为“技术与社会变迁”研究提供一个具体事例。
一、沿黄电报电话线路的建设
清代继承前代，在黄河的治理上已形成了极为完备的制度和机制，其中就包括志桩与水报制度。清政府在管理黄河河道的厅汛范围内普遍设立志桩，针对不同河段及支流河道水隋，其设置范围上至甘肃宁夏府青铜峡，下达下游江南黄运淮交汇处。志桩是用来记录黄河不同河段水位涨落发生时间及涨水量的河工工具。③由志桩形成的水报依靠当时的邮驿系统将黄河水情信息传递给各级治黄机构直至朝廷。清代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水报系统，正如清人宗源瀚所说：“厅汛皆有水报，凡水之消长，距堤埽志桩及底水长水各尺寸，桩前埽前，滩唇堤面，水势各情形必报。”④清代黄河以河南陕州境内的万锦滩志桩最为重要，若万锦滩水位一旦陡长，就需要立即向下游报告。据《豫河续志》载：“陕县东门外万锦滩，为现在豫境黄河报水之起点，其地在三门之西三十里设有志桩。黄河水势除原存底水外，如遇陡长一尺以上，立即驰报河务局(今用电报——原注)，河务局即将万锦滩所报陡长日时及尺寸以传牌书明，飞饬各分局队汛立即遵照，加意认真防护，无分雨夜，实力巡守，毋得稍有疏懈。”⑤清代河工向例，在三汛时，各厅营皆准备塘马，以送水报，寻常事件方由堡夫接递。河督核查每日水报，据此得知水势缓急情形，以确定各种防洪抢险措施。⑥
这种水报制度受技术的限制，传递速度本来就不快，到嘉道年间随着河务废弛更是不能及时送到下游河厅。对水报制度颇有研究的治河名家包世臣曾指出：“今年大汛经临之时，竟有迟至五六日或至十余日，将水报十余角同送者。又印板模糊，字迹潦草，至不可识，以其时正值河湖异涨，奔走旁午，若加挑掣，转至仓皇失措。”为此，他建议：“今当安澜之后，应与约布定章，距浦在五六十里者限本日，百余里者限次日，三四百里者限三日，不准稍有违延。其向例三日、五日、旬日一报者，准此递展。”⑦从包世臣的言论来看，当时的水报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用黄河防汛的需要，亟需新的技术和方法来改进和提高，而电报电话的出现及运用则给黄河防汛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1881年12月，津沪电报线建成开通，这是中国自建的第一条电报线。此后，中国的电报事业发展迅速，1884年建成长江线，1885年建成沪粤线，至此，中国的电报线路骨架基本形成。电报的出现与运用彻底改变了之前官方文书由驿站依靠人马传递的方式，其“瞬息可达千里”⑧的速度是当时其他传递方式所无法相比的。清政府创设电报的初衷主要是用来传递军事外交等紧急公文，但电报对救灾防汛来说，也是迫切需求的。“救荒如救焚”，灾情或汛情传递的快慢对救灾防洪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点已引起当时有识之士的关注。1893年7月，直隶的永定河、运河，湖北的长江相继发生大洪水，造成严重的损失。针对江河洪水泛滥的情况，时任出使英法意比大臣的薛福成向朝廷上奏，提出用电报防洪的建议。他在奏折中说：“方今各省电线四通八达，若由通衢干线接一支线至于河之上源，短者数十里，长者数百里而止，厥费不多，厥事易集。派一委员专司其事，每日测量水势，电报下游专辖、兼辖各官。”薛福成除了建议在永定河、长江上游设电报线外，还特意提到黄河：“至于大河流长源远，设电尤为要诀。昔人每于河之上游择地标志，谓上游水涨一寸，下游即涨一尺。今若于陕甘境内接线以达河滨，则河流稍涨，下游得电更早，厅汛各员皆有十日之暇，可豫集料填埽，妥筹设法，化险为夷，获效尤巨。推之淮、汉诸水，凡可以为民利害者，皆当以此法治之。”⑨他最后建议朝廷命直隶总督、湖广总督暨河臣、漕臣查核情形，相机酌办，对于抵御水患有益无损。稍后，朝廷即给直隶总督李鸿章下旨：“所奏是否可行，有无裨益，著李鸿章体察情形，妥议具奏。”⑩这是近代第一次有人向朝廷明确提出在黄河设立电报传汛，并且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1898年，李鸿章奉旨考察山东黄河，次年向朝廷提出山东黄河大加修治办法十条，其中有一条是“南北两堤，应设德律风传语，以期呼应灵通”。其理由是：“查新旧两堤，共长一千六百里余。三游总办，各分管两岸数百里，汛时奔走不及，要在调度灵便，永定河近年设德律风传语，大于工防有益。山东黄河应仿照办理。”(11)同时，李鸿章将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的治河办法上奏朝廷，卢的办法之一是：“黄河延袤数省，关系国计民生极大。现时上游水至，下游不能即知，下游出险，上游事后方觉。声气不通，防范未能周密。应照永定河办法，沿河设立电线，按段通电，随时随事，报知全河官弁，俾患可预弭。此为刻不容缓之事。”(12)对比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李鸿章在山东黄河沿岸设电话的办法很可能是吸收了卢法尔的建议，只是李鸿章明显说明是设立电话(德律风)，而卢法尔建议是设立电线，可以是电报，也可以是电话。由此可见，19世纪末，在黄河沿岸设立电报或电话已被认为是治理黄河刻不容缓之事。
晚清时期，黄河沿岸的电报线路建设主要是在河南山东两省境内。1881年建成的津沪线，电报总局设在天津，并于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浦、镇江、苏州、上海七处各设分局。(13)其中的济宁、清江浦分别是东河河道总督和江南河道总督衙门的所在地，与河工关系密切。1887年9月29日，黄河在郑州决口，全河断流。为加快堵口工程，河南巡抚倪文蔚向朝廷上奏：“工赈事务极繁，须与邻省商办者，关系紧要。拟由山东济南，至河南省城，接设电报。”朝廷下旨：“著照所请，赶紧筹办。”(14)1887年底开工建设，1888年1月，倪文蔚在奏折中称：“接设由山东济宁州至河南省城电线工程，节经饬据总办电报事宜山东登莱青道盛宣怀分派委员勘定线路，一面由上海、天津两路赶运料物，现已陆续解运入境，按段分屯。……现在民情安谧，一俟匠人、学生、夫工次第赶到，即可刻日兴工安设。”(15)1888年初，山东济宁至河南开封电报线路建成接通。(16)这是第一条专门为黄河河工而设的电报线，也是河南省第一条电报线。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携光绪逃亡西安。1901年拟由河南直隶回京，计划途经陕西潼关、河南陕州、河南府(洛阳)，至孟津渡黄河，过怀庆、卫辉、彰德，入直隶，由顺德、广平、正定，以达保定。但该路不通电报，为传递谕旨奏章，军机处要求沿路添设电线，并提出“应俟新线造抵河南府，即备料造至开封府，以便与山东、江苏另添一路，以通要电”(17)。1902年，线路建成，其中洛阳至开封440里。(18)这样，河南境内从陕州至开封黄河沿岸就全部接通电报。
“山东官电其始因河工而设”。(19)1903年12月，山东巡抚周馥向朝廷上奏，拟在山东黄河两岸安设电线，专管河工电报，“先就中下游两岸，南岸由省城下至利津彩庄，北岸由右河下至利津盐窝，共设八百里。择要安设电房，酌派电报学生经理。所需经费银两，饬由河防局筹垫，另行造册报销”(20)。自1902年至1908年，山东沿黄两岸共设电报分局十六处，“两岸官线一千四百九十七里”(21)。另据统计，“自光绪二十八年以至宣统元年，先后八年间，建设线路一千五百九十三里，所需工料银两均由河防局防河经费项下支发，至总分局常年经费，曹州、郓城、巨野、东昌等处，为防匪而设者，由善后局发给，其余十数局既负河工责任，仍由河防局河防经费项下发给”(22)。由此可见，山东电报始于河工所需，而且，沿黄府州县电报皆由黄河沿岸电报分局接线而成。
1910年，邮传部令各省官办电报一律收归邮传部办理。山东巡抚孙宝琦向朝廷提出山东河工电报仍归省办，其奏折称：“臣查东省河工，两岸绵长千余里。从前报水迟缓，往往贻误事机。前抚臣周馥，因长水关系紧要，于光绪二十八年奏明，设立官电局，专司报水、报工。原为消息灵通，随时防范。实与铁路附设电线无异。与他省官电不同。改归部办，必多窒碍。倘遇伏秋大汛经临，消息阻滞，误工贻害，谁执其咎。合无仰恳天恩，俯念河工为保卫民生，关系至重。饬下邮传部，俾东省河工官电，仍准循旧管理。至于接线收费，一切均当遵照部章，妥慎举办。”(23)1911年，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奏称：“拟请将山东沿河大堤专司报水电线，准其仿照各国私设专线之例，由该省循旧管理，其非沿河之电局，仍必隶部以清界限。”(24)邮传部采取的是折中办法，将沿黄河工电报仍归山东管理，其他由沿河电报接通的东昌、曹州、巨野、郓城、济宁等处电报收归部办，得到朝廷批准。由此可见，河工电报的特殊性及其对黄河报汛治理的重要性。
电话是另一种更快捷方便的通讯工具，无需翻译递送，可直接传达。黄河沿岸电话建设也始于清末。1903年，山东在盐窝、宁海各设电报分局一处，后因盐窝、宁海已无险工，“乃撤局改设德律风”(25)。这是山东在黄河沿岸安设最早的电话，但也只是零星的安设。黄河沿岸大规模的电话线路建设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29年10月，河南整理黄河委员会委员长何其慎向河南省政府呈请在各险工处架设临时电话，“共长二百零四里，架设电话五部”，省政府准予备案。安设完毕后，“黄河南岸共长二百余里，消息灵通，呼应利便，裨益河工良非浅鲜”(26)。1930年8月，河南河务局长于廷鉴又向省政府呈请，整理和安设沿黄电话线路七百余里，省政务会议议决照办。(27)1931年4月，河务局长陈汝珍向省政府呈请安设干支线共长724里，省政府指令照准。(28)
1934年6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就准备在黄河沿岸架设电话。据1934年6月27日《申报》报道：“黄河水利委员会以豫冀鲁河防工段线长，时生危险，已备妥电杆电线磁头，拟接通三省沿河电话，以利防御。”(29)
1936年2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在计划河防事业大纲中，提出增加防汛设备，其中包括整理电话和增设无线电报汛站两项。前者的理由是：“查黄河下游各段惟一交通工具，端赖电话。报告水势工情，指示防御办法，朝发夕至，亦以电话为最妥最速。但全河电线跨越南北两岸者，仅河南平汉铁桥及泺口津浦铁桥两处，两线相距数百里，所接话机近百架，致南北两岸通话，常感不便。”为此。拟补助河北河务局五千元恢复1935年被大水冲坏的电话设备，另以五千元将沿岸不适用的电杆更换，“故电话整理，为本年防汛之亟务也”。后者的理由和计划是：“查伏秋大汛，雨量最多，有线电报，每遭风雨损坏，杆倒线断，消息阻绝，河防工作，时受影响。况本会各水文站多设于沿河村落，距城窎远，发电须派专差，时间殊不经济。兹拟增设无线电站五处，分设于镫口、潼关、陕县、太寅、陶城埠各站。按日通报水位流量，使全河水位工情，传报敏捷，以便迅赴机宜。约计需款二万元。”(30)从上述文字可知，在传递黄河汛情方面，电话比电报有优势，无线电比电报、电话更有优势。
1936年9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孔祥榕在总结该会成立三周年工作概况时，提到了沿河长途电话的整理情况。其路线划为四段，分别架设整理：一、汴董段，自开封至董庄；二、董鲁段，自董庄至鲁河局第一分段，再转济南以达海口；三、兰封三义寨段；四、贯孟段。“自上项电话兴修完成以来，各段工情，传达迅速，此次洪水，该处得与各局段驻工人员通话无阻，指导督催修守事宜，多赖于是。”(31)由此可见，电话对统一治黄的重要意义。
二、电报电话在黄河防汛中的运用
从以上论述可知，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为堵口急需，河南巡抚倪文蔚奏请在山东济南(后改为济宁)至河南开封架设电报线，次年电报线建成，即刻在黄河河工上运用。1888年5月23日，倪文蔚电致直隶总督李鸿章：“大工尚短二百二十余丈，约四十余占。每占三日始成，用料百垛。除存仍需两千垛，无可再办，借款又将告罄。”(32)李鸿章将倪的电文代奏朝廷，朝廷颇为诧异，命李鸿章和礼部尚书、督办郑州大工事宜的李鸿藻迅速妥筹，克日复奏。5月25日，李鸿藻等电致李鸿章：“四月十四日，奉电寄十三日谕旨，悚愧难名。郑工时促料艰，万分棘手。”5月27日，朝廷电寄李鸿藻：“本日李鸿章转奏，李鸿藻等咸(十五日)、谏两电，均悉。借款已谕李鸿章照办。”(33)7月24日，朝廷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张曜，电报已悉。十四日后，黄河行至何处，水势大小畅滞若何，著该抚随时确探电奏。”(34)12月28日，朝廷谕：“电寄吴大澄(河东河道总督)，电奏已悉。嗣后进占情形，仍著随时电闻，总期及早合龙。”(35)从上述“电致”“电奏”“电寄”字眼来看，当时河南巡抚倪文蔚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均可与直隶总督李鸿章通过电报传递河工信息，山东巡抚张曜、河东河道总督吴大澄可以直接电奏朝廷，朝廷也可以通过电报发布谕旨(电寄、电旨)。1888年是电报在黄河河工的第一次运用，极大地加快了堵口信息的传递。
1888年倪文蔚等人通过电报传递的只是黄河堵口工程的信息，而由于当时黄河沿岸电报线路尚未完全建成，黄河中下游报汛并未使用电报。如1889年7月，吴大澄奏：“据陕州知州呈报，万锦滩黄河水势，于六月十五日子时陡长水二尺。据黄沁厅呈报，武陟沁河水势，于六月初十日酉时至亥时，接续长水四尺二寸。相隔数日之间，沁黄俱报陡长，以致下游各厅，亦纷纷均报长水。”(36)吴大澄的奏折中多次提到“呈报”，显然当时从河南陕州、武陟到河道总督衙门所在的开封尚未能用电报传讯。1890年8月9日，山东巡抚张曜奏：“臣顷接东河督臣许振祎电信。豫省河水，于初二日陡涨三尺有余，正在驻工抢险，知会预备等语。臣闻听之下，倍深焦灼。刻即飞饬沿河员弁，加意防守，务保无虞。”(37)这就是河南山东之间利用电报传递黄河汛情的事例。
随着1902至1903年间河南陕州至开封，及山东沿河电报线路的架设，河南山东之间用电报传递黄河汛情越来普遍。如1903年8月，山东巡抚周馥奏称：“本年伏汛奇旺。迭准河南抚臣电咨，万锦滩于闰五月二十二、六、九等日，先后共长水八尺。二十九日接长三尺。……复接汴电，沁河六月初四日，长水二尺五寸。初八日万锦滩长水五尺五寸。……又接汴电，据甘肃宁夏府电称，青铜峡各志，长至十字，此为从来所未闻。”(38)当月，周馥在奏折中又称：“臣迭据电，自闰五月中旬，至六月初八日，沁河及万锦滩，先后共长水一丈九尺。又有甘肃青铜峡水长十字之电。月余以来，长多落少，几至通工无处不险。”(39)从以上两份奏折可以看出，当时从甘肃宁夏到河南开封，再到山东，已经可以用电报传递黄河汛情。
1909年6月，河南巡抚吴重熹饬令河南河北道改用电报传递黄河陡长汛情。其文称：“因思河工，向有陕州万锦滩水报，如遇黄河陡长一尺以上，立即由州具文，六百里加紧驰报。自陕至省，向系一昼夜即递到。沿途各州县，皆知河务关系紧要，从未片刻延缓，深为可嘉。惟溽暑遄行，夫马之劳苦可知。且西路山径崎岖，如遇风雨黑夜，以及山水涨发，冒险尤为可虑。亟宜妥筹改良之策。查陕州向通电报，嗣后如旬报水势，仍照常按旬折报外。遇有陡长，即由该州电禀本部院。各处衙门文报，皆一律删除，以省驿站之劳费。本部院接电后，随时转电山东直隶，并分行两道八厅，一体加慎防护。电文宜从简略。该州来电，止须报明某日某时，陡长几尺几寸字样。其万锦滩等字，可无庸赘及。所需电费，准由该州核明具禀。以便批饬八厅公所，照数发还”(40)。吴重熹的这段文字，把黄河水报传递的利弊以及改用电报传汛的理由说得明明白白。此后，河南直隶山东之间的黄河陡长汛情都可以使用电报传递。
民国以后，黄河汛情普遍使用电报传递。如1917年8月6日《时事新报》报道山东河工险象：“旬余以来，雨水畅旺，黄水因之不时增涨，屈计二十余日，已涨至五尺有奇，未见稍落。昨公署又据陕县戴知事电报，黄河自七月二十四日陡涨水四尺。张省长准此，已饬劳总办飞电通工营委各员一律加意严防矣。”(41)从报道可以看到，河南陕县(原陕州)利用电报直接向下游山东省公署传递汛情，山东省公署又令黄河河务局总办通电各河工段防护。
1921年7月18日，《民国日报》报道：“山东省署近日连接河南陕县冯知事暨河南河务局长吴员孙万火急飞电报告，大雨盛行，万锦滩黄河水势，文(十二)、元(十三日)两日，先后暴涨七尺有余，底水本大，来源过旺，刻尚有涨无已等语。田兼省长接到此项紧急电报，当即召集劳局长等开临时会议，除飞传通工各营，砍柳挂埽，竭力防范外，并饬知财厅，赶筹防险经费。”(42)1922年7月22日，《晨报》报道：“鲁省署日昨连接河南陕县及河南河务局万急飞电报告，万锦滩黄河水势，两日间暴涨八尺有余，兹以连日大雨，黄河两岸，又几出槽。顷闻山东河务局(十八)(十九)两日接到报险之电三十余通。”(43)
黄河水涨分桃汛、伏汛和秋汛三期，三汛之中，尤以伏汛最容易发生险情，而防洪的前提就是上游准确报告汛情，中下游提前做好准备，其中陕县万锦滩黄河水位涨落是预测黄河中下游汛情的标尺。1923年8月9日，《时事新报》报道：“本年入夏以来天气较旱，黄河之水，浅不逾丈，讵一交伏期，淫雨浃旬，水势骤涨。据陕知事黄后之电报，七日之间，万锦滩水共涨有六尺五寸有奇。黄河在陕州以上，水性平稳，与长江略同，自陕州以东，穿过三门山，出芒山头，水性骤变，兼小受南洛北沁之灌注，浩荡奔驰，一泻千里，历代河患，即在芒山以下，直鲁豫三省境内，沿河服务之官弁，均惟陕县知事及上南河务分局之电告是视。每于大汛期中，一闻该两处电到，莫不惊异。因上南河务分局设于陕县之万锦滩，万锦滩之水为全河水势涨落之标准，滩上水涨一尺，芒山下由豫至直至鲁，均涨一丈，历试不爽。涨数寸时即行电告。此次滩上水涨六尺五寸，下游即涨至六丈五尺之多，此河务人员所以惊心动魄，昼夜不宁，饮食俱废也。”(44)这篇报道把黄河全河形势及万锦滩水位的重要性说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见，陕县知事及上南河务分局报汛电报对下游防洪的极端重要性。
20世纪30年代，黄河报汛除普遍使用电报外，还使用电话。如1932年8月16日《京报》报道：“济南十四日快信：山东黄河连日水仍猛涨不已，各游报险电报如雪片飞来，尤以下游惠民王枣家形势最险。……本日(十四日)河务局接王枣家潘科长电话报告。”(45)
1934年8月13日，《申报》报道黄河上游陡涨情况：“昨晨河务局接黄河水利委员会灰电称：‘据潼关电，九日续涨九公寸，晚八点水位三百二十二公尺九寸五分，流量六千九百六十立方公尺。’另据陕州水位站十日早一点十五分电称：‘九日午刻水位二百九十四公尺二分，较前涨一公尺七寸三分，流量六千五百立方公尺。’河务局据此，即电令沿河各县长及全河各总分段长承防等，严为防范。电发之后，旋又据陕州急电称：‘十日早八点，该处二百九十五公尺一寸三分，较九日午又涨一公尺一寸一分，流量亦增至八千立方公尺。’计自九日午刻至十日辰刻，二十小时内，陕县河水陡涨二公尺八寸四分，增涨之速，至堪惊人，狂流澎湃，向下游奔注，计程十二日早可到山东境内。”(46)这份报道中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潼关水文站、陕县水文站都使用电报向下游传递汛情，山东省河务局也用电报向沿河各县及治河机构发布严加防范指令。由此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黄河上游普遍使用电报向下游传递汛情，其传递速度之快是依靠驿站的水报制度无法相比的。
三、防汛电报电话的收费与管理
清末由于各省分治黄河，沿黄电报由各省自设自管，属于各省官电的一种，其设立和使用费用，一般由河防经费和地方财政支出。如1909年，河南巡抚吴重熹饬令河北道用电报传递黄河汛情，“所需电费，准由该州县具禀，以便批饬八厅公所，照数发还”。(47)1902年至1909年间，山东沿黄架设电报线路1593里，“所需工料银两均由河防局防河经费项下支发”，总分各局常年经费也由“河防局防河经费项下发给”(48)。清末黄河沿岸各省自建自管的电报都是“各省官电”，“官电局营业时，凡官电全部免费发递”(49)，故清末黄河沿岸的防汛电报都是免费发递的。
1908年，清邮传部颁布《各省报灾电报暂行章程》，其中规定：“查各省地方遇有大队贼匪窃发攻犯城邑，或聚众滋事，及洪水暴发情事，准该处道府镇将以下各文武官及印委各员用加急一等官电发递，以期迅速。”“此项电报照一等官报加急提前速发，在各等报之上。”“此项电报照章半价收费，由局汇报各该省督抚衙门呈领。”(50)从这份章程来看，报汛电报应属于报灾电报之一种，若利用商电局发报(51)，仍能享受提前半价拍发的优惠政策。
民国以后，黄河报汛电报的拍发费用并无统一规定，且时有变化。如1914年9月1日，开封电报局致函河务局：“以奉部电，黄、襄、川等河涨水报准列免费。”(52)1924年9月，河南省公署向交通部转河务局长请求“拍发直东等省黄河水报一律予以免费”。交通部的回复是：“查关于黄河报告水汛电报，民国元年间曾有列作二等公电免收电费之规定。现在此项办法早经取消，未便再行援用。惟事关公益，本部自应量予赞助，嗣后凡有陕县因报告水汛拍发直东等省之电报，应准一律按照四等减收半价，并提前先发，以资迅速。”(53)根据这项规定，报汛电报已从民国初年的免费改为半费。
1934年2月，黄河水利委员会为报汛敏捷起见，制定《报汛办法》七条。其内容包括：(一)报汛时间：自夏至日起至霜降日止；(二)潼关、陕州、秦厂、泺口各水文站，应于每日下午一时用电报向本会报告水位及流量一次；(三)潼关、秦厂、泺口各水文站，如遇一日内水位续涨或陡涨至半公尺以上时，应立即电报本会；(四)陕州水文站，如遇水位陡涨半公尺时，应立即电报本会，陡涨一公尺时，除电报本会外，并应直接分电豫冀鲁三省河务局知照；(五)三省河务局如遇河水陡涨陡落，或沿河堤岸发生变化时，皆应随时以电话或电报报告本会；(六)三省河务局每周应将所设各站水位，汇报本会；(七)各局站用电报报告各水位流量，均用本会与交通部约定号码，以期简捷。(54)这是第一份黄河流域统一的《报汛办法》，这个办法对报汛时间、水文站、报汛方式、报汛标准等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黄河水利委员会制定的这份《报汛办法》得到交通部的支持。1934年7月，交通部通令济南、开封、西安等处电报局，“遇有黄河水利委员会拍发报汛电报，应立即予以免费拍发。又大汛期内各河盛涨，亦时有在夜间者，此项电报，至关重要，如遇各报汛站夜间发电，务必于夜间立即发出，收报局应随收随送，至必要时，得延长各局之工作时间”(55)。可见，防汛电报是免费拍发，而且是随拍、随收、随送。
因1934年制定的《报汛办法》实行以后“颇称敏捷”(56)，1935年6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又修订颁布了《报汛办法》十五条。新《报汛办法》将大汛期间的报汛站增加到十六处：皋兰、包头、龙门、河津、潼关、陕县、黑石关、中牟、高林、陶城埠、泺口、大寅、咸阳、邠县、泾阳、状头。报汛时间仍是自夏至日起至霜降日止。新《报汛办法》对各水位站的报汛办法都有详细的规定：如潼关、陕县、黑石关、陶城埠、泺口各站，应将每日上午八时水位流量用电报报告本会一次，中牟用电话报告，高林用无线电报告，惟潼关、陕县涨水至10000秒立方公尺以上时，应每隔二小时报告一次。电报本文用三组数目字代表，第一组为日期钟点，第二组为水位，第三组为流量。新《报汛办法》最后规定：大汛期间，各报汛站均应不论风雨昼夜，认真观察，不得稍有玩忽，于河水续涨或陡涨时，更应注意。(57)与1934年的《报汛办法》相比，1935年的《报汛办法》内容更具体详细，报汛站从四处增加到十六处，而且对每个报汛站的报汛标准和报讯方式(电报、电话、无线电)都有明确规定，更便于各报汛站遵照执行。这份新《报汛办法》同样得到交通部免费和随时拍发的支持：“交部应黄河水利委员会之请，对于该会各测量站持有印纸拍发报告水位流量电报，业已准予免费传递，并通令各局不分昼夜，随时拍发投送，且于河水盛涨深急时，经测量站通知后，夜间停止工作各局得临时展长工作时间，以利传递。”(58)
1936年3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制定《各河流报汛办法》十六条。其主要内容包括：各河流应设之报汛站，应由各该流域主管水利机关择定后，于三月底以前依照附表一填送本会，以便转请交通部填发电报免费执照。报汛时间定自五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各报汛站规定每日上午八时及下午四时各发电本会及主管机关报告水位及流量一次，每日上午九时电报雨量一次。各报讯站如遇水位陡涨或陡落应将实测水位流量立即电报本会及主管机关，并电告下游各河防机关。各报汛站之报汛电报应于观测后半小时内送至当地电台或电局拍发，不得延误。(59)这个报汛办法适用于全国所有河流，自然也包括黄河在内，各报汛站拍发电报一律免费。
四、电报电话报汛对黄河治理的影响
及时准确的报汛是江河防洪与治理的前提和基础。近代以来，随着电报电话技术的广泛运用，报汛速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由人马千里奔波变成电力瞬息可达，汛情传递的速度已超过水流的速度，这就为下游防洪赢得了更多时间。黄河绵延数千里，上中下游降雨、水流、河床差异巨大，报汛对下游防洪尤为关键。具体而言，电报电话传汛对黄河防汛和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电报电话报汛能快捷准确地传递黄河汛情，对防汛和救灾都具有重要意义。黄河由于上中下游具有不同的气候和地形特征，形成不同的河道和堤防，这为治河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也提供了机会。只要上游水文站和治河机构能及时准确地向下游传递汛情，下游就能利用洪水流经不同河段的时间差提前做好防洪准备，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若下游不了解上游汛情，待黄水汹涌而来，再仓促防堵已为时已晚，故快捷地传递黄河汛情对治黄尤为重要。这一点在近代已形成共识。如1935年5月1日《申报》就指出：“黄河为患，自古已然，于今为烈。每当桃汛之期，若不事先预防，一旦河堤横决，飘荡千里，其生命财产之损失，殆不可以数计。救济之道，治标与治本兼重，而通信上之迅捷，尤为急务。良以河流甚速，防汛机关众多，苟不借通信上之便利，未有不偾事者也。”(60)
20世纪30年代，随着黄河沿岸普遍使用电报传递汛情，只要上游能及时传递汛情，下游就能提前做好防洪准备。如1936年7月12日《大公报》报道：“(保定电话)：冀境黄河连日因雨续涨不已，工情尚稳。十日河务局接陕西方面电报，略称上游山洪暴涨，汹涌异常，澎湃下注，水涨二公尺余(计六华尺)，流量增至每秒四千三百余立方尺，预计大溜今明可到下游。冀河务局长杜玉六、监防委员刘介尘，现均上堤驻守，督饬员夫加紧防险。”(61)正是由于黄河上游用电报及时传递汛情，才使下游治河机构至少能提前两天做好预防准备。
由于黄河上游传递的汛情对下游防洪具有决定性意义，故下游省政府和河防机构非常期盼上游水位站能及时准确地传递黄河汛情，以便早做预防准备。如1936年7月3日《西京日报》报道：“(兰州航汛)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以现届夏令，时雨将兴，关于黄河防汛工作，极为重要，然此项预为筹划防河之关键，全视黄河上游雨量之大小及水位膨胀之趋势以为断。兹为明瞭本省沿黄河各地雨量情况起见，特电请省府于主席，本省如有大雨时，务乞早赐电示，以便预防。省府准电后，当以此项工作及本省雨量情况，要在随时通报，以利防堤。兹为求简捷通报计，除电令沿黄各县随时将落雨之雨量及黄河水位情形电报到省外，并令兰州气象测候所，如遇大雨及兰州黄河水位高涨时，须随时直接电告鲁省府查照，并于每月月终报府备查。”(62)
电报电话不仅有利于防汛，对救灾和堵口工程也极为重要。1935年5月，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主持贯台堵口补救工程竣工，电报就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该会所发之电报，各电局以事关救灾，不容忽视，均能以最敏捷方法于最短时间内拍发，故该会所得消息，非常灵敏，用能迅集大功，消患于无形”。为此，该会致电交通部部长表示感谢，“盛称各电局不分畛域协助进行之功”(63)。1935年夏，长江黄河流域洪水泛滥，沿江沿河各县市电报局所，或被冲毁，或将杆线冲断。8月1日《申报》报道了交通部修复水灾中受损电信交通的办法及意义：“此次交部尽全力维持灾区之电信交通，其意义殊为重大，受其益者，不仅在防汛与救灾通信上之便利，即商民因水灾而停购停运货物之电报，以及慰问与报告灾情之通信，均得借以迅速传递，不致感受无法通信之苦，亦受益之一端也。”(64)由此可见，电信对报汛与救灾同样重要。
20世纪30年代末，除普遍利用电报电话传递黄河汛隋外，黄委会还建议在黄河流域设立雨量站，用电报传递雨量信息。1937年4月，黄委会因中国尤其华北一带之汛期，约自六月中旬至十月中旬，黄河及河北省诸河之洪水，猝然而来，每不能得事先之警告，致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不可数计。为此，向全国气象会议提议：“在黄河流域沿岸设备完善之雨量站，随时用电报告，并由气象研究所特别研究酿成洪水暴雨之原因，以减少灾情。”(65)同时，陕西水利局也向全国气象会议提议，拟由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核算经费，先于黄河长江及重要支流，“分别设立标准雨量站，并令西安、汉口两头等测候所分别负责集中黄河长江上游之逐日雨量电报，每日制成等雨量曲线图，更向中下游沿岸县属及水利机关预报水位，以资防范”(66)。黄河之水来自流域内各地的降雨，如果能设立雨量站，用电报传递雨量信息，就能为下游争取更多的防洪时间。
第二，电报电话报汛有利于黄河的统一治理，是统一治黄的基础和条件。
1855年黄河决口改道后，清朝统一治河的格局被打破，黄河下游分别由河南、直隶、山东三省分别治理，各自为政。1933年9月1日，黄河水利委员会(下简称“黄委会”)正式成立，开始了筹备统一治河事宜。而统一治河的前提就是各地报汛信息的统一，即先由各地水文站将汛情报告黄委会，再由黄委会转报各地河防机构，或上游在报告黄委会的同时也报告下游各河防机构。1855年之前，黄河沿岸的水报就是先传递给江南河道总督和东河河道总督，再传递给各河防机构，由于当时是依靠驿站用马或人传递，其传递速度远远不能满足河防的需要。而随着电报电话的普遍运用，黄河汛情的传递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不仅传递的速度快，而且更能及时汇总再传递，这样就能使治黄总机关及各省治河机构及时了解全河段水位和流量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前预防和相互协助，这才能使统一治河成为可能。
1934年2月，黄委会为报汛敏捷起见，制定《报汛办法》七条，明确规定各水文站用电报报汛。《报汛办法》是黄委会成立后制定的第一份防洪法规，也是统一治河的前提。“电报报汛的实施，为下游防汛抢险赢得了较多的准备时间，这是黄河历史上的创举。”(67)
1934年6月，黄委会鉴于沿河电话，冀鲁两省业已接通，而豫冀两省尚未接通，“为统筹三省河防安全起见，拟将三省沿河电话接通该会，以便对于水势工情，可以随时指导”。其办法是：“由该会接一专线，至河南河务局，另设一线，通河北河务局，转山东河务局。”(68)黄委会之所以要接通三省沿河电话，其目的就是为了“统筹三省河防安全。”
此后，黄河各水文站按照《报汛办法》向黄委会报汛，黄委会再用电报或电话通知各省河务局。这样，依靠电报和电话，黄河防汛的通信网络得以形成，统一治河成为可能。如1934年7月11日《大公报》报道：“(开封通信)：黄河水利委员会昨接潼关、陕州两处水文站来电报告，潼关八日早四时水位三二一.八五公尺，流量四○○○秒立方公尺，较前涨一.○四公尺。陕州八日午后一时水位二九三.○四公尺，流量四○○○秒立方公尺，较七日午涨三.一一公尺。闻该会业于接电后，分别电知冀鲁豫三省河务局加紧预防矣。”(69)再如1934年8月7日《大公报》报道：“(开封通信)：黄河水利委员会三日接兰州水文站孙方煊来电，黄河上游水位急涨，较之去年洪水位仅差一公尺五，约计本月十五日前即可到汴，该会已通知三省河务局注意预防。”(70)
1936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制定江河各流域报汛办法，其目的就是为了统筹防御：“查大汛期间各江河流域之雨量水位及流量，关系防汛，至为重要，各测站对于该项测验，自应于每日电报本会及各该主管水利机关，以便相机统筹防御。兹经本会制定报汛办法十六条。”(71)其中的“相机统筹防御”正是依靠“每日电报”而成为可能。
第三，电报电话报汛对黄河防汛固然具有极其重要意义，但它毕竟只是防汛的一种技术，能否充分发挥作用还受到政治制度、治河体制、河务官员和财力的制约。黄河防汛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除快捷准确的报汛系统外，还需要有良好的组织和体制、坚固的堤防、充足的财力和人力，而近代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这就使电报电话报汛在防洪中的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出来。民国时期，黄河水患依然严重，即便是在电报报汛已普遍使用的三十年代，黄河仍在1933年和1935年发生大决口，造成巨大的损失。1933年8月10日，黄河在河北长垣连决数口，12日，又决数口，最宽的口门达2～3公里，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数十县被淹，酿成了20世纪最严重的黄河水灾。这次黄河大决口并非突然而至，而是早有征兆。在决口之前的7月底和8月初，上游已多次向下游电传洪水猛涨的信息，但仍无法避免决口的发生。如1933年8月3日《申报》报道：“(郑州)：豫境黄河水势连日飞涨三尺，陕州增涨三尺，势甚凶猛，荣泽民堤又陷数十丈，温县尚在危险中(二日中央社)。(济南)：今日黄河上中下三游均涨，洛口水位三十公尺一寸五，较去年最高水位高二分。今陕州来电，黄河自上月三十日至今，陡涨一公尺八寸二，预料三日内该水到鲁必超过历年最高水位。河局呈省府，通饬沿河各县长、各防汛员工严防，并注意民埽(二日专电)。”(72)由此可见，在长垣决口前8日，上游已多次用电报向下游传递黄河连续陡涨、有可能超过最高水位的汛情，为下游提前预防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但下游仍无法防御，因为1933年黄河决口的直接原因竟然是长垣堤防“因被股匪张五等三百余名扒决两口致酿巨祸”(73)。这说明，黄河防汛不仅是技术问题、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1932年10月，黄委会副委员长王应榆奉命视察黄河，由山东利津沿黄河西上，经河北、河南、陕西、甘肃，转山西、绥远、河套，往返17000余里，历时80日，凡黄河本流及支流均亲到视察或访问。他认为黄河为患的原因有六：沙泥太多、森林稀少、河槽不定、河堤不坚、组织未当、人事失宜。(74)其中有自然、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必须全方位统筹治理。因此，近代电报电话报汛，虽为黄河防汛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使汛情传递的速度更快、更准确，为下游提前预防赢得了时间，但要真正根治黄河水患，还需要有优良的制度、体制，充足的财力和人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沿黄人民，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使桀骜不驯的黄河安澜七十余年，就是明证。
结语
黄河的报汛制度由来已久。清代前期，黄河已形成了完备的水报制度，通过驿站用人马传递汛情，但限于技术和管理，汛情传递的速度和效率都不能满足防洪的需要。近代以来，随着电报电话线路的架设和使用，黄河汛情的传递由传统的人马千里奔波变为电力瞬息可达，黄河汛情传递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近代历届政府对黄河沿岸电报电话线路的建设和使用也给予了一定支持，报汛电报长期享受免费待遇，南京国民政府还制定黄河报汛办法，使报汛制度化、法制化。电报电话报汛极大地提高了汛情传递的速度，使汛情传递的速度超过了水流的速度，为下游防汛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同时也为统一治黄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但黄河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电报电话报汛虽对近代黄河治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也受政局动荡、体制不良、财力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其技术优势往往得不到充分的发挥。电报电话传汛是近代科学治黄的一个缩影，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黄河治理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参见：庄宏忠、潘威：《清代志桩及黄河“水报”制度运作初探——以陕州万锦滩为例》，《清史研究》2012年第1期；沙元军、王林：《近代黄河汛情传递及其对黄河治理的影响》，《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22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23年；曹志敏：《政治、技术与环境：清代黄河水患治理策略研究(1644—1855)》，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黄河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黄河志》卷三《黄河水文志》和卷七《黄河防洪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提到新中国成立之前黄河汛情的传递技术和办法。侯全亮主编《民国黄河史》(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年)提到20世纪30年代黄河下游三省开始河务通信系统(电话)的构建。但上述研究对近代黄河沿岸电报电话线路的建设、管理及其在防汛过程中运用均未有详细的论述。
②相关研究可参考：贾俊民《技术—经济—社会史：重铸经济史辉煌的新学科》，《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杨发庭《技术与制度：决定抑互动》，《理论与现代化》2016年第5期；江沛《关于开展中国近代交通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史学月刊》2016年第8期；齐小林《技术史：中共革命研究的进路》，《党史研究与教学》2022年第5期；段海龙、杨帆《技术史视野下的中国铁路史研究》，《文化软实力研究》2023年第3期。
③庄宏忠、潘威：《清代志桩及黄河“水报”制度运作初探——以陕州万锦滩为例》，《清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87-88页。
④宗源瀚：《筹河论中》，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零八《工政·河防四》，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武进盛氏思補楼刻本，第23-24页。
⑤陈善同、王荣搢编纂：《豫河续志》卷五《水志水报》，开封：河南河务局印，1926年，第32页。
⑥曹志敏：《政治、技术与环境：清代黄河水患治理策略研究(1644—1855)》，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57页。
⑦包世臣：《南河善后事宜贴说》，刘平、郑大华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包世臣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3页。
⑧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纂：《近代交通史全编》(第1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57-458页。
⑩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59页。
(1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6，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23页。
(12)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6，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37页。
(13)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纂：《近代交通史全编》(第1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1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5，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55页。
(15)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95-396页。倪文蔚在此片中称“接设由山东济宁州至河南省城电线工程”，可见实际修成的电报线路是由山东济宁至河南省城开封。另见《倪文蔚片》，《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京报全录》，《申报》1889年2月5日，第9版。
(16)《倪文蔚片》，《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京报全录》，载《申报》1889年2月5日，第9版。另见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5页。
(17)盛宣怀：《愚斋存稿(上)》卷五《奏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8页。
(18)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6页。
(19)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纂：《近代交通史全编》(第1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73页。
(20)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6，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58页。
(2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7，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986页。
(22)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纂：《近代交通史全编》(第1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74页。
(23)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7，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906页。
(24)盛宣怀：《愚斋存稿(上)》卷十九《邮传部奏疏(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98页。
(25)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纂：《近代交通史全编》(第1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73页。
(26)陈汝珍编纂：《豫河三志》卷七，开封：开明印刷局，1932年，第1-2页。
(27)陈汝珍编纂：《豫河三志》卷七，开封：开明印刷局，1932年，第2页。
(28)陈汝珍编纂：《豫河三志》卷七，开封：开明印刷局，1932年，第3页。
(29)《黄水会筹设豫冀鲁省沿河电话》，《申报》1934年6月27日，第6版。
(30)《黄河水利委员会二十五年份河防事业大纲》，《黄河水利月刊》1936年第3卷第2期，第146-147页。
(31)孔祥榕：《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三周年之工作概况》，《黄河水利月刊》1936年第3卷第9期，第819页。
(32)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5，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17页。
(33)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5，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18-2119页。
(3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5，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31页。
(35)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5，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65页。
(36)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5，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90页。
(37)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5，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41页。
(38)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6，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35-2736页。
(39)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6，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39页。
(40)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7，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65-2866页。
(41)《鲁省河工之险象》，《时事新报》1917年8月6日，第1版。《山东黄河之险工》，《民国日报》1917年8月11日，第7版。
(42)《黄河上游水势暴涨》，《民国日报》1921年7月18日，第8版。
(43)《山东黄河果然决口矣》，《晨报》1921年7月22日，第3版。
(44)《黄河泛滥为灾之京讯》，《时事新报》1923年8月9日，第1版。
(45)《黄河上下游同时报险》，《京报》1932年8月16日，第3版。
(46)《黄河上游陡涨》，《申报》1934年8月13日，第9版。
(47)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7，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66页。
(48)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近代交通史全编》(第1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74页。
(49)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第68、69页。
(50)《邮传部通咨各省颁定报灾电报暂行章程文》，《南洋宫报》1908年第116期，第68页。
(51)商电局是指官督商办的电报局，该局所发电报，除头等官报被迫“报效”外，无论大小官员拍发电报，概与商民一律照章收取资费，以示公平，并须先付信资，再行发报。参见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第67页。
(52)陈善同、王荣搢编纂：《豫河续志》卷五《水报水志》，开封：河南河务局印，1926年，第33页。
(53)陈善同、王荣搢编纂：《豫河续志》卷五《水报水志》，开封：河南河务局印，1926年，第34页。
(54)《黄河大汛将届，黄河水利委员会规定报汛办法》，《新闻报》1934年6月25日，第8版。
(55)桢：《水灾电报之功效》，《申报》1935年5月1日，第22版。
(56)《大汛期黄水会增设报汛站，拟定报汛办法便利河防》，《民报》1935年6月19日，第1版。
(57)《大汛期黄水会增设报汛站，拟定报汛办法便利河防》，《民报》1935年6月19日，第1版。
(58)《新订黄河水利委员会报汛办法》，《电友》1935年第11卷第3期，第33页。
(59)《全国经济委员会各流域报汛办法》，《华北水利月刊》1936年第9卷第3-4期合刊，第15-17页。
(60)桢：《水灾电报之动效》，《申报》1935年5月1日，第22版。
(61)《黄河上游大溜今明日可到》，《大公报》1936年7月12日，第4版。
(62)《黄河水位上游随时电告下游》，《西京日报》1936年7月3日，第6版。
(63)桢：《水灾电报之功效》，《申报》1935年5月1日，第22版。
(64)清华：《水灾声中之电信交通》，《申报》1935年8月1日，第24版。
(65)《黄河水利会请用气象补救水灾》，《神州日报》1937年4月7日，第3版。
(66)《黄河水利会请用气象补救水灾》，《神州日报》1937年4月7日，第3版。
(67)侯全亮主编：《民国黄河史》，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
(68)《黄河水利委员会拟接通豫冀鲁沿黄电话》，《河南民报》1934年6月26日，第6版。
(69)《潼关陕州黄河水涨，水利会电冀鲁豫预防》，《大公报》1934年7月11日，第9版。
(70)《黄河大汛将届》，《大公报》1934年8月7日，第9版。
(71)《全国经济委员会各流域报汛办法》，《华北水利月刊》1936年第9卷第3-4期合刊，第15页。
(72)《豫境黄河飞涨》，《申报》1933年8月3日，第9版。
(73)《股匪扒决黄河堤防》，《申报》1933年8月12日，第8版。
(74)《黄会副委长王应榆之治理黄河意见》，《大公报》1933年10月2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