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隆凯整理
《元白诗证史》是以唐诗,尤以元稹、白居易二家之诗,来考证唐朝的历史。此课属历史范围,不多涉及文学,不过有时也要提到文学方面的内容。元、白二位生活在唐朝中期,以此上下叙说有唐一代历史,很是方便。
说到诗集的版本,白诗流传很广,其集日本、朝鲜都有。国内较好的本子,如近日古籍出版社仿宋版重印的白集,康熙时汪立名编的《一隅草堂》,《全唐诗》白集,皆多长处。商务按《四部丛刊》印的白集,不好。它集中删掉了诗后注解,而注解有些为白氏亲作,此便造成读时许多困难。元诗难觅好的集子。元氏诗集到宋时已经不全。《全唐诗·才调集》选有元诗,尤多一些艳诗,这是目前元集中较好的。
唐诗是负盛名的。诗人写诗,必定和时代息息相关。如白居易,诗多,内中有很多十分著名,流传也广,对于这些诗,一定要考证是非:是,要加以证明并详为解释;非,也要如此。这样,才能免于误会。文人的作品,多爱想象,或故意错,或按传统不自觉错,这些都要改正。
中国诗和外国诗相比较,外国最好的作品,多讲宗教、哲学,而《全唐诗》中,很多作品讲的是实际的环境、个人的状况,如某年某日遇某人,或游某地,这在外国诗中是少见的。这样的诗,在历史上有用,可以补足正史。
就唐诗来说,材料还是贫乏的。中国历史多是政治史,社会经济、民风民俗等方面的材料极少。即使是政治史,即实录之类,在唐武宗以后也是不完全的,后段很缺。诗人的诗,对这些正史不载的,多有记述,元、白二位尤其注意这方面的内容。所以,用元、白二家的诗来作考证,不仅是他们在时间上介于中间,也还有这个缘由。
唐史里面,有许多是想当然,错误甚多,时、地、人的关系混杂不清,难下结论。唐诗却是清楚地谈到时、地、人,谈到人的感情、关系,融成一气。这在外国诗中确实少见。
《莺莺传》,即《会真记》。所以称作会真,是因为里面有会真诗。以前,这篇文章印在《西厢记》前面……《西厢记》是文学巨著,它与历史并不符合。
《会真记》写成,人们多欣赏它的文学性,而未涉及到历史方面。宋人讨论到历史,却留下了错误的看法,说崔氏是崔鹏的女儿。其实不然,这是中了考据的毒。
《会真记》的真,是指仙人而言:唐朝,仙、真通用,二字一义。会真,就是遇见仙人的意思。这个仙人,当是指的仙女。
《会真记》不是元稹自题的,这在当时是一个类型的名称。当时写出的《会真记》不止一个。这个题材,是说的当时道教范围内的男女爱情,这种体裁可以上溯到六朝甚至东晋。道教至唐更盛,女道士如鱼玄机,美而善文。李商隐的无题诗作多提到这方面的内容。当时,仙之名也用作风流女道士或者妖艳女子的代称。
《会真记》既是一个总称,有才能的诗人便沿袭旧题旧人,而按自己的意图加上新的内容。故事中的名姓纵然依旧,然而其中的内容已然迥异。元稹的《会真记》就是这样的,此所谓旧瓶新酒罢了。
元氏作品中的主人公分姓张、崔,晚清杨守敬作《日本访古记》,介绍了写于元作之前的《游仙窟》,那里写的也是张(文成)崔(十娘)姻缘。张、崔皆为大姓,崔氏且为北朝隋唐第一高门,且作为社会上贵妇人之泛称,唐时还是注重门第的。这两部作品在这点上显然有相通之处,事实上,二者其实为一。原来,《会真记》题下的作品,主人公相沿是张、崔二姓,元稹不仅因袭旧题,同时也因袭旧姓,故而作品中的姓名是假的。若以为崔氏为崔鹏之女,那在社会地位上便是最高等级了。这样去看元稹的诗文,便不可解了。
自宋以来,皆以莺莺实有其人。而且还有莺莺的碑文,数不止一。然而,这些都是假的。这些墓志铭本是姓崔的妇女的,只是有人从中挖改了,便变成莺莺的了。
王性之说,元稹的姨母是郑济之女。但是,在今天尚存的《元氏长庆集》六十卷里(原有一百卷),得不到证实。王性之又说,其友曾见唐崔氏谱,说崔鹏娶郑济之女。否。如果这样,崔氏门第高过韦氏,元稹何以要对崔氏“始乱终弃”而别求韦氏呢?这便不可解了。
元稹作《会真记》的本意何在?
先说说唐朝科举的情况。唐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唐科举的阶梯,一是生徒,由学校保送;二是乡贡,这是最多的;三是制举,这是天子用待非常之士的。一般称唐之科举即指乡贡,因而又称贡举。士子由州贡中央,称举人。到京城后,以考明经、进士的最多,后者难考。
再说说唐朝科举与明清科举的不同。这里只说两点。其一,明清举人已是有地位的人,入京会试,得中进士,再去朝考。上等为翰林,中等为主事,下等为知县;唐之举人并无社会地位,只算是初试性质,还得有两次考试,两试不爽,依然不成。再者,明清举人不能冒籍,只是在本省考;唐朝只要地方长官认为某人文章出众,就可将他解送到长安,而不管籍贯。其二,唐朝科举考试与明清不同的是,考试姓名公开,叫做通榜。主考并委托当地名人介绍人才。于是,各地解送入京,便把自己的文章进呈名人,求得赞赏。由此可见,唐的考试是很难的,一是要看考期自己行文的好坏,二是要看平时名人看过自己文章后品评的高下。
这种把自己平时的作品呈给名人看的例子是很多的。如,朱庆余的《近试上张水部(籍)》:“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中把张籍比为“夫婿”,“舅姑”指的是主考。再如王建的《新嫁娘》:“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习性,先遣小姑尝。”“姑”,是指主考;“小姑”亦指张水部。白居易写给顾况看的《草》(或:《赋得古原草送别》),其用意也是在此。
送呈的文章,内有赋、诗、策,叫做行卷。文备众体,其中有史才(叙事)、诗笔(韵文)、议论(观点、主张)。这是当时新兴的文体,优点在便于创造,特征则在备具众体,有利于作者展示自己多方面的才能。此外,还有温卷,即过数日再去投递,再度引起主考、名人注意。
唐代小说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也是文备众体,以便遇到机会呈给主考看。李绅的《莺莺歌》是文备众体小说中的诗歌部分。元稹的《莺莺传》也文备众体,传中忍情之说,即为议论;会真等诗,即是诗笔;叙述离合悲欢,即所谓史才。这都是当时小说中不得不具备的。
唐朝科举还有词科考试,亦即吏部试。要中了进士以后,再考此科。元、白二位,一个在贞元十年以明经擢第,一个在贞元十六年中进士。这在出身上,元便不如白。贞元十八年,他们又应吏部试,元是博学宏词科,白是拔萃科。二人皆第,他们在出身上便差不多了。
元、白更为科策之试作策林,此亦即制举,是天子诏选非常之士的特科,由礼部主持。元为此还作了《莺莺传》,本有自我介绍之意,今天看来应是自我检讨。他在文中所发的议论是很重要的,表明舍弃莺莺是因她不是高门,自己则心向高门。主考对此显然首肯,以为君子之道。元和元年,元稹藉此得中三等第一名。由于一、二等空虚,他实际是夺了鳌头。
《会真记》约写在贞元二十年,距元微之婚期(贞元十八年)已两年了,并且又接近科策试期。当时,唐朝承袭南北朝的旧俗,以一个人的婚、仕定人品的高下。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标准,人生阶段,中岁以前,重情感,即婚姻要配上高门第;中岁以后,重事功,即仕宦要为清望官。所谓清望官,一定要是进士词科出身。元、白便都达到了这个要求。唐朝中叶,本是新旧道德并存杂用时期,但这种旧俗仍有极大的影响。有人仕非清望官、婚非高门女,后来虽然做到了高官,还把这引为两恨哩。真要做到这两点也是很难的,如仕途,明经是容易的,但这种出身往往被人瞧不上眼;中进士就难了,即便五十岁得中进士都算少年得意,地位一下就尊荣了。
元微之本来出身式微,又是明经出身,好在他后来应了制举,改正了由明经出身的途径,正如他在婚姻上弃寒族旧爱而别娶高门韦氏,于仕于婚,皆急切改辙,以增高自己的政治社会地位。他二十四岁登科,很快又婚娶于高门,元和元年又中科策。仕进是正途,婚娶是高门,这合乎当时的最好标准。
《会真记》中有元微之的一段迂腐论调,其中对莺莺作的譬喻也是欠妥当的,若把它放在杨贵妃身上倒挺合适。白居易看出这个缺点,写了《长恨歌》。《长恨歌》才适合元微之那个论调。
以前的文人,相处当中,或是互相标榜,或是相轻。元、白既不相轻,也不互相标榜。他们在创作上是在友谊竞赛。
《会真记》中的男主人公张,自然是元氏自托。女主人公崔呢?此女绝非高门,也绝非妓女。她的名姓为何?元微之在艳诗中总称“双文”。双,重复之意;文,字也。双文,显然是指莺莺,后者也是重复的。可以说,女名必是重复的,可能叫九九,原因是《续仙传》有名殷七七的,此外还有叫董三三的,由此可见当时女名的一般情况。并且,莺鸟之叫,声似九九,故而元微之以此称女主人为莺莺。或说女主人公姓曹,曹九九是否便是元微之笔下的崔莺莺,尚难肯定。唐时,曹姓多是中亚外族。其男多作乐师,女多为胡姬(李白诗《金陵酒肆留别》有云:“风吹柳花满店香,胡姬压酒唤客尝。”),自然不是高门。唐时的酒,多用地名为酒名,而地多是有胡人和出葡萄的地方,像河中蒲郡。此女如果确实姓曹,那便是外姓了,就像《琵琶行》中的长安妓一样的了。这方面姑且存疑。大体上说,元微之是因为崔氏女门第不好才“始乱终弃”的。
现在来看看元稹的《梦游春》和白居易的《和梦游春》。
元氏作此诗距《会真记》之作已有六七年了,他的诗虽是后作,但有关崔氏、韦氏之事,白居易是早就知道的。白氏的《长恨歌》实际是为了弥补元氏《会真记》的缺陷而创作的。
元稹诗题写有“梦”字,在这以前早有宋玉的《巫山神女赋》,写的襄王的梦,看来元氏视崔氏若宋玉视神女一般。诗的前一段,决非写的普救寺,所写应是游仙窟的情景,只是比原作更多浮饰。可见,诗里的地点也改了。这正所谓虚者实之,实者虚之。
元稹在诗中二次讲到狗。乌龙,见之于《搜神记》,是狗的通名,自是大狗;娇娃,女旁显然有误,否则决不会“睡犹怒”,应当作猗,是一种小狗。这样,诗意才解得通了。
元稹《梦游春》中,谈到了莺莺的妆束,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如妆束方面,可考察衣服修(长)广(宽)之度与匹配色泽。过去存在的东西,今天也只有借助远远不够的文字和壁画来了解它了。然而,把许多不全的东西,综合起来加以考察,也是可以了解它的大致情况的。《唐书》有个缺点,谈到妆束,不顾时代,前后倒置,不考察它的变迁。
考察妆束,应该注意两点:一是时间,二是社会阶层即有关的人。崔莺莺显然是贞元十五到十六年间的妆束。几十年后,在僖宗中和二年中了进士的秦韬玉,写有《贫女》一诗,也对当时的妆束作了描写。两相对照,可见时代的变迁。
应该说,三十年间,人的妆束有很大的变动。玄宗天宝末年,德宗贞元中期(崔莺莺恰是此时),文宗太和初期,僖宗中和年间(秦韬玉恰是此时),妆束情况就各不相同。考察原因,一是人的喜新厌旧,再是外来影响(这与交通、民族因素有关。长期居留一起,就能产生影响),三是经济的变更(如物价低贱,人的经济富裕,皆成原因)。
元稹以精密的观察、确切的记忆,描写了贞元年间的时世妆。他的诗对崔莺莺的服饰便作了仔细的描写。这种描写在白居易的诗里也看得到,虽然白氏并未见过崔莺莺。
当时妆束可分浓妆和淡妆,都以时代风尚为转移。崔莺莺的时候流行是淡妆。白氏诗有云:“时世高梳髻,风流淡作妆。”一般讲,浓妆的眉是尖、长,淡妆的眉是宽、短。元氏在贞元时期所写《有所教》云:“莫画长眉画短眉(可见此时淡妆是时世妆),斜红伤竖莫伤垂(斜红,胭脂。伤,不好。竖,上细下宽。垂,上宽下细,这样才好)。人人总解争时势(时势,时髦,好看),都大须看各自宜(是说仿效时,原则上要看自己相宜否。元氏认为美人不用妆,崔莺莺最好看,她的淡妆最好)”。秦韬玉的《贫女》,也表明当时时行淡妆。诗中有云:“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怜,喜爱。时世,不是说时世艰难,而是指的时世妆。俭梳妆,说的就是淡妆)。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也是说的淡妆)。”
可以这么说,妆束约三四十年一变,一反一复:浓妆(玄宗天宝)—淡妆(德宗贞元)—浓妆(文宗太和——木版皆如此,石刻无一点,作大和)—淡妆(懿宗、僖宗之时)。
“寻常百种花齐放,偏摘梨花与白人(崔莺莺)。”此写崔氏淡妆之美。淡妆,类似啼妆,即《琵琶行》中所描写者。《离思》六首之一:“牡丹经雨惜残阳”,即指啼妆。
上面谈的都是头的妆束,那么脚呢?元稹的《梦游春》诗描写莺莺的妆束,从头到脚到身上服饰,十分仔细。头是“丛梳百叶髻”,脚是“金蹙重台履”。后者取义于重台花瓣,此处专指莲花,所谓步步生莲花。这并非说美人脚圆,而是用来比喻美人步行的美态。这还与佛教有关系。
再说身上服饰:“纰软钿头裙,玲珑合欢袴。”“纰软钿头裙”句后有注:“瑟瑟色。”此应作何解?德宗贞元二年,陕虢观察使李泌,其人好道,奏称弘农出瑟瑟。瑟瑟,乃绿色透明的玻璃,都是外来之物。李泌可能是挖到了以前的墓中物,而以之为祥瑞。这种裙子可能是有一点点绿色,并且质料柔软。纰软,其意便是柔软。“玲珑合欢袴”,有注表明,这是合欢夹缬。玄宗时,有人以此献给皇后,甚是宝贵。至崔莺莺之时,她也可以穿了。这种夹缬有玲珑小巧和细碎的红花、“殷红浅碧旧衣裳,取次梳头暗淡妆。”由此可见崔氏出见张生并非盛妆。浅碧,指的瑟瑟色的钿头裙。
应当看到,丝织品在唐代用途是颇大的,如妆饰、财政、外交诸方面都少它不得。所以,唐在江南加工制造。比如夹缬,从玄宗到德宗,它就由宫廷传到了普通人家,由长安传到了河中。
五十年后崔女装,五十年前却是宫中衣。还有牡丹、小狗,这段时期内,也都由上层普及到民间了。崔莺莺居留的河中,虽不能与两京相比,也还是很繁华的。元稹从习俗俭朴的西北,见到崔氏的衣貌,不禁惊为天人,不能不被诱惑了。他们生活的贞元时代,应当说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相当繁荣的时代。
诗人借诗写自己的经历,各有自己的思路。白居易的诗,往往先写崔氏,再写自己为官经历,然后写佛;元稹的诗,则是先写崔氏,次写韦氏,再写自己为官经历。元稹在诗中把自己的过去,比梦比觉,反正都是空虚。梦,指的他与崔氏的情事;觉,指的他与韦氏的婚姻。他和崔氏的因缘,就像是一场梦。“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是为崔氏而作的。他还说到自己“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云云,所表露的并非实情,应当结合当时山东旧势力与进士词科新风气并存的情况来考察。原因是过分放荡,不为一般舆论所容许,所以,元稹在凤翔不近女色,乃地为之;在京洛不宿花丛,则时为之。他所自夸的守礼多情,殊不可信。
元稹又利用当时社会仍沿袭北朝重门第婚姻的旧风习,在情爱上乐于去旧就新,名实兼得,足见其为人之多诈。白居易不对此责备,是因为当时在婚姻上遗弃寒门另求高门,是社会公认的正当追求。所以说,双文非负微之,微之实先负之,他敢于有此行为之后却言之无忌,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认为他的行为是正当的,他才说出“一梦何足云”这样的话来。
元稹还写了《古决绝词》三首,大约作于《会真记》中张生有所娶、崔氏亦委身于人的时候。在此以前,崔曾有一诗给张:“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张于贞元十六年去长安,同年回过河中,是年秋与崔最后相会,贞元十七年,张文战不利。因为舆论对他不利,他需要在长安获取名声,因而他必须久居长安为自己创造条件。在这期间,他曾写信给崔,崔也回复了他“肠断萧娘一纸书”(杨巨源诗句)。贞元十八年,他于高中后娶高门女韦氏,时年二十四岁。可见此词之作,不会早于贞元十八年。
《古决绝词》三首,意思是一正、一反、一和。其一,女数说男之负情,愿效牵牛织女,后有会期;其二,男辩解不能保有后期(自然因为女的门第有碍男的进身);其三,“天公隔是妬相怜,何不便教相决绝”,突出决绝之意,可见元稹的忍心、积虑。
由此也可看出莺莺是什么样的人。她极富才思,但出身寒门;她决不是妓女一流的人物,但她的地位又不配做夫人,而做妾又是她不愿意的。她好似《琵琶行》中的商人妇、唐代的娼妓往往谬托高门。此外,唐代作妾的女人,在主人老死以后,就会被卖掉、送掉,再去和别人生养儿女。他们的女儿,往往也走母亲的路,为妾乃至为妓。和旁人谈到自己的生父,她们却指认母亲的原主人为父,好依附高门。如霍小玉冒认做霍王的小女便是一例。
崔氏之姓是很不可靠的,即便真是姓崔,亦属寒门。
《梦游春》里还谈到了韦氏。韩愈曾为韦氏写过墓志铭。奇怪的是,碑文只谈韦家的门第,对于韦氏的才思竟一无描述,可见韦氏在这方面是很差的,所以“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对她也无从赞颂了。
《艳阳词》云元稹初娶京兆韦氏,继室河东裴氏,二夫人均有才思。否。裴氏可能有才,韦氏却是无才无貌,但她是有德的,善于持家。
有人说元稹为着攀附韦家,求得进身,才结亲的。否。贞元十八年,元稹在登科后娶韦氏时,韦夏卿正做着退休官,是闲职,有名声无职权。而且,韦夏卿不久便去世了,此时韦家并非盛时。同时,韦氏此时年已二十,再不适人,便为老大了。元稹却正是少年得志,并非等闲之辈。当然也要看到,元稹对于韦氏的高门还是羡慕的,这有利于他的前程。但是,这并不是主要方面。主要的方面倒是韦家愿意要这个进士词科出身的少年作东床,虽然这个少年门第不好也未介意,这是没有遵守魏晋以来要求不但高中、而且门第亦佳的旧例。
总之,元稹娶韦氏,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总的看法。其后,元稹在元和元年,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又得高中。看来,倒是招元稹为婿的韦家,有点攀附之意了。
当时的婚姻,一半是旧思想,完全秉承魏晋的旧例;一半是新思想,对于魏晋旧例有所背离,韦家招元稹为婿便是一例。
元稹为诗,其悼亡之作是为原配韦氏所写,而艳诗多为旧日情人所谓崔莺莺者而作。元稹为人,用情不专,对崔莺莺是始乱终弃,对韦氏亦非多情。韦氏死,元稹不久即纳妾,违背了自己诗中的誓言。
作者简介:陈寅恪,已故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隆凯,湖北省武汉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特级教师。武汉 430022
本文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第46—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