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高宗朝吕颐浩、秦桧二相分任缘由史载模糊不清，主要有桑仲进兵，吕颐浩大议出师、秦党挑唆或以上两者兼有。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受限于编年体史书的记撰方式，混淆了“二相分任”的内涵——“军民分治”不等同于“内外分治”。徐自明、陈均等记载中，虽关注到两者差异，但叙述过程存在偏差。考究诸史，吕颐浩因桑仲进兵而意欲出师中原；秦桧在吕颐浩政治实力的挤压下，暗中蛰伏。而对金懦弱的宋高宗权衡局势，为维护统治的正统性，选择讨伐伪齐。三个方面原因促使二相分任局面产生，但终因权力分配失衡，吕、秦两党纷争，致使二相分任的权力配置格局结束。

关键词：宋高宗；二相分任；吕颐浩；秦桧

来源：《史林》2026年第4期，注释从略

作者：田志光，河南大学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教授；黄滢宁，河南大学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

南宋绍兴二年（1132）四月十八日，高宗首次提出“二相分任”——“（吕）颐浩专治军旅，（秦）桧专理庶务，当如范蠡、大夫种分职”，即军民分治。随后四月二十七日吕颐浩以特进、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于镇江开都督府。同年五月，“以神武后军，及御前忠锐将崔增、赵延寿二军从行”。其间，朝廷收到奏报，原提出效力朝廷出兵收复中原的襄阳府邓随郢州镇抚使、兼知襄阳府桑仲被杀，临时以襄邓镇抚使司都统制、知郢州霍明接任，听吕颐浩节制。又因吕所率军队抵达常州时，前军赵延寿叛于吕城镇（今江苏丹阳），因此吕颐浩“称疾不进”。此间，秦桧为抗衡吕颐浩朝中势力，奏设修政局。七月，吕颐浩还朝，重赴都堂治事。至此，“二相分任”局面结束。

此过程现存史籍记载疑团丛生。第一，“二相分任”原因，史籍记载差异明显；第二，从高宗提出“二相分任”到宰相吕颐浩外任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高宗、秦桧、吕颐浩分别发挥作用不明；第三，“二相分任”结束原因亦不明晰。目前学界关注到吕颐浩外任原因及对南宋都督设立的影响，对高宗主动提出“二相分任”举措以及对此事件的诸多影响因素缺乏系统深入探讨。笔者拟通过深入对比分析史料，并从高宗、秦桧、吕颐浩各自立场切入，考究“二相分任”事件中的诸因素及其对南宋政局的影响。

一 缘由辨析：“二相分任”与“吕颐浩开督府”

现存史籍多数记载，将高宗提出的由吕颐浩专治军旅、秦桧专理庶务的人事安排原因与吕颐浩外任都督的缘由相混淆，致使事件起因模糊不清。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文简称《要录》）对此事梳理虽详细，却与前人朱胜非《秀水闲居录》、熊克《中兴小历》记载颇多抵牾。《要录》中虽有考证，但其所引赵甡之《中兴遗史》对吕颐浩开督府的分析仍有讨论空间，且李心传《要录》及其所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对此事记载也自相矛盾。为厘清“二相分任”起因及事件脉络，需对相关记载进行辨析考证。

按成书时间顺序，此事主要记载于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赵甡之《中兴遗史》、熊克《中兴小历（纪）》、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和陈均《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等。以上史籍所述，“二相分任”的原因可分为三种：第一，受秦桧及其党人的教唆，持论者为朱胜非、熊克；第二，与秦桧无关，仅是因桑仲提出愿与朝廷同力收复中原，吕颐浩主动谋取，持论者为赵甡之、徐梦莘、李心传；第三，因桑仲提议，吕颐浩有意进取，兼有秦桧及其党人推波助澜，持论者为李心传、徐自明和陈均。

相比第三种，前两种原因差异明显。李心传在《要录》中记述二相分任的前因时言：

先是，吕颐浩闻桑仲进兵，乃大议出师，而身自督军北向，且言：“近闻金、伪合兵，以窥川、陕。若于来春举兵，必可牵制陕西之急。万一王师逐豫，则彼必震恐。因令韩世忠自西京入关，此亦一奇也。”及是，上谕辅臣，二人唯唯奉诏。

相较于朱胜非、熊克归因于秦桧的观点，李心传沿用了赵甡之在《中兴遗史》中的观点，认为高宗朝二相分任的原因是桑仲进兵，并将两者进行比较：

按赵甡之《遗史》，颐浩始开督府，乃因桑仲出师之故。未几，闻仲死，颐浩遂提行。以事考之，此说为合，恐非桧党所挤也。又是时桧所引如胡安国、程瑀、江跻、张焘之徒，皆贤士，不得以倾险浮躁名之。胜非所云恐非其实，今不尽取。

首先，李心传认同赵甡之《中兴遗史》所记，吕颐浩开督府，是因桑仲出师。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载：“先是桑仲遣人告朝廷，欲宣力收复京师，乞朝廷出兵于淮南为声援。（吕）颐浩信之，乃有恢复中原之意，开都督府。”李心传则在《要录》中点明桑仲派遣来告朝廷的人员为其镇抚司书写机宜文字、左承事郎谭宪。故李心传认为，以事件先后顺序论，吕颐浩确于桑仲遣人告知朝廷愿出力收复京师后，才意欲出师。其次，朱胜非《秀水闲居录》将当时秦桧所荐之人描述为“倾憸浮躁之士”，原文如下：

绍兴二年，吕相颐浩，秦相桧同秉政，桧引倾憸浮躁之士，列于要近，以为党助，谋出吕而秦专政。其党建言：“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兴。今二相宜分任内外之事。”于是降制除颐浩江、淮、荆、浙都督诸军事，总兵江上。

李心传对此则认为，秦桧所引胡安国、程瑀、江跻、张焘等人是当时的贤士，非如朱胜非所说，其所载有主观偏向，不应采取。但考察上文赵甡之对整个事件的描述，也有错漏，如“未几，闻仲死，颐浩遂提行”，据《要录》载，桑仲被杀传入朝廷时，在吕颐浩出师的第二天，且李心传在之后吕颐浩引疾求罢时所记“初，颐浩甫出师，而其前军叛去。又闻桑仲死，颐浩不能进”。《中兴遗史》记有“（己卯，十八日）吕颐浩始开督府”之语，而据《要录》所载吕颐浩是在戊子（二十七日）才被任命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故赵甡之对此事系时有误。

值得注意的是，李心传虽认为朱胜非所述不足采，却在《要录》记载任命吕颐浩为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时，仍沿用其说：

时颐浩将谋出师，而秦桧之党亦建言：“昔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兴。今二相宜分任内外之事。”上乃命颐浩总师，开府镇江。

并且，李心传在之后所撰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不再提及桑仲进兵，而是将缘由归为 “绍兴初，吕元直（颐浩）复相，谋进取，秦会之（桧）亦欲夺其权”。分析李心传观点转变，原因有二：一是李心传在考证过程中模糊了“二相分任”的内涵。回溯《要录》采纳的两种观点，朱胜非和赵甡之的视角在于吕颐浩开督府的整个事件，李心传则误将两者所持观点，以高宗提出“吕颐浩专治军旅，秦桧专理庶务”为前提进行记述，与朱胜非所记秦党言论中“今二相宜分任内外之事”相混淆。因此出现《要录》前后记载不一的情况。二是《要录》体裁为编年体，以时间顺序为编修方式，存在事件叙述不连贯的问题，易受其他事件干扰，使作者撰写视角产生错位。以此推断《要录》言及“恐非桧党所挤”，应是对高宗二相分任的记述，并非是对吕颐浩开督府的考究。李心传将原本完整的政治事件，以高宗分任两相为时间节点分割为两部分，桑仲进兵便成为二相分任的前因，吕颐浩外任都督便是秦党挑唆的后果。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后文简称《朝野杂记》）中的叙述，正是脱离《要录》精确的时间定位，通览整个事件所得。故《要录》与《朝野杂记》相关记载有所抵牾。

与前人记载相较，徐自明、陈均所持第三种观点，即桑仲进兵和秦桧党人建言均影响高宗作出二相分任的决定，其事件叙述似乎更为细致完整。虽仍以吕颐浩开督府为观察视角，却明确将高宗分任二相举措作为核心问题，现列表如下：

徐自明与陈均记述，均延续李心传《朝野杂记》对吕颐浩开督府的整体事件描述，并参考《要录》对事件细节进行补充，但出入有二：第一，秦党挑唆对高宗二相分任影响不明；第二，吕颐浩外任都督，是否因吕秦党争萌蘖。从两者差异处入手进行梳理，考证吕颐浩与桑仲事件的关系、理清秦桧及其党人的参与程度、审视高宗的政治抉择，会对高宗分任二相的整体事件发展产生新认识。

二 分任缘起：吕颐浩意欲出师

对于“颐浩专治军旅，桧专理庶务”的诏命，吕颐浩乐见其成。吕颐浩自绍兴元年（1131）九月二十日担任宰相以来，多关注军政，固然与其经历有关，但在南宋初期内有寇乱，外有强敌的环境中，如何控御军队，护卫朝廷是当时的主要任务。换言之，谁掌握处理此任务的主动权，也就拥有主持朝政的大权。吕颐浩上任的第三天，便向高宗进言：

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今李成催破，李允文革面，张用招安，李敦仁已败，江、淮惟张琪、邵青两寇，非久必可荡平，惟闽中之寇不一。又孔彦舟据鄂，马友据潭，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间，而邓庆、龚富剽掠南雄、英、韶诸郡。贼兵多寡不等，然闽中之寇最急，广东之寇次之。盖闽中去行在不远，二广未经残破，若非疾速剿除，为患不细。

吕颐浩向高宗阐述天下之势，朝廷平定贼乱基本进入尾声，局势向好，但仍需对闽中、广东等寇乱疾速剿除，同时说明其施政方向为先平内寇，后御外侮，以整顿朝廷军政为主。此后，吕颐浩深度参与军务决策。如福建制置使辛企宗奉命捉拿盗贼，因惧得罪时在福州的范汝为，至南剑州不进，吕颐浩听闻此事，直接以堂札诘责，诏书后至，命辛企宗“毋得分彼此，速往福州措置”。又有淮南宣抚使刘光世奉诏，招捕贼寇王才，江东安抚大使叶梦得使统制官张俊从旁协助，吕颐浩则意图招安，并欲以其统领淮西一郡兵马，后虽遭叶梦得反对，最终仍使王才“充建康府兵马钤辖”。绍兴二年二月，吕颐浩为摸清各军细情，以解决各将领专兵难治的问题，欲举旧制行之，故请高宗下诏：“内外诸军并各供具人马、衣甲、器械总数，及开坐统制、统领官所辖数以闻，自今每军月具籍申枢密院。”可见，吕颐浩施政方向并不是民政事务，而是地方寇乱的铲除与武将军队的收整。

从吕颐浩施政主张出发，分析其因听信桑仲出兵收复中原，从而意欲出师的可能性，有助于厘清二相分任的缘起。首先，需辨明桑仲在何时与朝廷取得联系，吕颐浩对其提议有何反应。《要录》卷52“绍兴二年三月庚申（二十九日）”条载：“桑仲之未死也，遣镇抚司书写机宜文字、左承事郎谭宪来告，以愿宣力取京师，乞朝廷出兵淮南，以为声援。”值得注意的是朝廷于绍兴二年三月初一曾诏：“襄随郢等州镇抚使、兼节制应援京城军马桑仲量度事势，乘时收复陷没诸郡”，又令“河南翟兴、荆南解潜、金房王彦、德安陈规、蕲黄孔彦舟、庐寿王亨更相应援，毋失机会。如能成功，当议不次推赏。”这一举动表明朝廷公开支持桑仲出兵收复京师的行为。其中，“节制应援京城军马”暗合桑仲遣谭宪请求朝廷出兵淮南的请求。据李心传推测朝廷授予桑仲“节制应援京城军马”的时间，应于绍兴元年十一月八日桑仲乞（高宗）幸荆南后。但朝廷于绍兴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曾诏：“襄邓（随郢）镇抚使桑仲、金房镇抚使王彦释怨体国，不得自相侵扰。”此时，桑仲未被授予“节制应援京城军马”。故桑仲与朝廷交流的时间应在绍兴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绍兴二年三月初一之间。

其次，吕颐浩听从桑仲“乞朝廷出兵淮南”的建议，意欲出师的原因有三：其一，桑仲虽被招安，实质仍是地方割据势力，朝廷仅羁縻而已。此时桑仲主动向朝廷抛出橄榄枝，愿出力夺取京师，实属难得。

其二，桑仲盘踞之地已扩展至襄、邓、随、郢数州，位于荆湖地区，是南北交通关隘，属兵家必争之地。并且，桑仲拥兵十余万，实力雄厚，北上进兵，仅使朝廷声援而已。又因朝廷“禁卫寡弱”，兵权实际上分散于在外诸将手中，中央“虽有枢密院及三省兵房、尚书兵部，但奉行文书而已”。为增强中央的军事实力，绍兴二年一月，先后拣选被招安的邵青、单德忠、赵延寿、李捧等人的部曲，直接由枢密院节制。同年二月又诏：

閤门宣赞舍人崔增，枢密院准备将领赵延寿、单德忠、李振、徐文、武功大夫李捧、枢密院水军统制邵青所部兵分为七将，以御前忠锐为名。内增、青仍作水军，并隶侍卫步军司，非枢密院得旨，毋得擅发，仍铸印赐之。

跟随吕颐浩北伐的军队，便是由神武后军及御前忠锐将崔增、赵延寿二军组成。吕所率御前忠锐军组成时间仅4个月，成分复杂，军将多是游寇出身，且缺少显著战绩；神武后军统制巨师古虽是吕颐浩担任建康府路安抚大使兼知池州时所辖军将，但其所辖军队相比于韩世忠、张俊的神武左军、神武右军则相形见绌。而此时桑仲主动提出北上进兵，仅使朝廷声援。对朝廷来说，是件好事。并且，在建炎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时，朝廷便任命桑仲为襄阳府邓随郢州镇抚使、兼知襄阳府，若胜，宋廷则收复失地，参与战争的中央军队也获得威望，有利于中央强化军事权威；若败，损失由桑仲一方承担，朝廷根基犹在，也可借此将其控制下的襄、邓等州郡收归，符合吕颐浩打击地方势力的执政路线。

其三，恢复中原是吕颐浩最大的政治愿景，桑仲提议使吕颐浩重燃恢复中原的希望。在绍兴元年任相后，他曾上奏高宗：

臣任官以来，在西北极边二十余年，备见虏人之俗，于逐年四月初，驱官私马水草放牧，号曰“入淀”。入淀之后禁人乘骑。……又夏月弓力不强，射不能及远。故虏人未尝于夏月用兵。……今若以仲夏月发兵，出其意外，一举无遗类矣。……今日战兵其精锐者，皆中原之人，数年之后，消磨必寝少，异时虽欲举事，势必不能，可为深惜者也。臣年逾六十，累岁疾病，每恐溘先朝露，此志遂不得伸。辄敢冒昧陈述，乞赐聪察。

上述文字取自董华为吕颐浩所撰行状，行状上文言及“定驻跸之地”一事，是吕颐浩于绍兴元年十一月五日上奏高宗；引文后一段则是吕颐浩于绍兴二年四月十八日前为说服高宗同意北伐，上奏分析朝廷出师的优势——因近闻金军与伪齐合兵，图谋川、陕，若朝廷筹措军队在来年春季举兵北向，便可在陕西牵制敌军。万一王师收复中原，驱逐刘豫，则敌人必定震恐，可再令韩世忠率军自西京洛阳入关进攻，也不失为奇策。可推知上文所引奏文时间应是在绍兴元年十一月五日至绍兴二年四月十八日之间。并且，材料中明确表现出吕颐浩对实现收复中原志向的渴求，极言北伐时机就在今时。但吕颐浩若只因夏季用兵便利及以自身志向不得伸，劝高宗出兵，对于吕颐浩这样老成慎重之人，理由太过牵强，不能构成吕颐浩劝说高宗北伐刘豫的直接动因。而文中提及四月金人便“入淀”，进入夏月（即农历四月至六月），金人一般不再用兵。吕颐浩向高宗建议“仲夏月发兵”，仲夏月即农历五月，正是金人兵力不便之时。巧合的是高宗于同年四月令二相分任，吕颐浩专治军旅，且于同年五月四日出师，与上述材料中吕颐浩所提夏月用兵时间相合，再与上文桑仲向朝廷表明愿举兵收复中原的时间比照，与吕颐浩上奏此言有所重合。故吕颐浩应是在获悉桑仲有意与朝廷联手进兵后，向高宗进言。

综上所述，桑仲进兵确使吕颐浩萌发出师中原的想法，并且吕颐浩也积极进言。而高宗令其专治军旅的决定，符合吕颐浩所愿。但仅能证明高宗二相分任的决定确有吕颐浩本人的推动，无法进一步证实随后吕颐浩开督府也是因此。若要厘清其中缘由，仍要探明秦桧、高宗在分任二相及吕颐浩开督府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三 分任阻碍：秦桧以退为进

“吕颐浩专治军旅”的局面，绝非秦桧有意促成，甚至是他不愿见到的。为进一步辨明秦桧对高宗二相分任的态度以及对后续事态发展的影响，需对其政治势力组成作一分析。

秦桧的政治支撑分为两部分。一是高宗对金妥协求和路线，但因高宗态度摇摆，导致这一支撑并不十分牢固。秦桧自建炎四年南下归宋时，就已确定了向金求和的政治主张——“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并请求高宗致书金朝左监军完颜昌求好。建炎四年十一月七日，秦桧入见高宗。八日，朝请郎、试御史中丞致仕秦桧直接试礼部尚书。后范宗尹等将其所写国书呈交高宗，高宗对此表示赞赏，称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显示出对金议和的政治倾向。又因与时任宰相的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交好，秦桧屡获升迁，不足一年，便由礼部尚书兼侍读擢升为参知政事，继而出任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虽然秦桧与高宗在对金路线选择上较为一致，但高宗虽愿对金妥协求和，却又担心被金侵占，“且战且和”仍是其对金的主要态度，这与秦桧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建炎四年十一月，宣抚处置使张浚命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吴玠控扼凤翔府内大散关以东的和尚原，以断金人后路。绍兴元年五月，时任忠州防御使、秦凤经略使吴玠与金人乌鲁、折合战于和尚原之北，大败金军。同年九月，张浚奏边事，高宗对辅臣说：“金寇既去，陕西必可经理，荆楚以南亦须措画，庶几形势相应，有收复之渐。”秦桧此时已明了高宗态度，仅唯唯奉训。十月，吴玠于和尚原再次击败金军，俘获金兵首领及甲兵以万计，完颜宗弼身中两箭仓促遁走，“自虏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此也”。消息还未传至朝廷，秦桧已察势进言：“去年臣初至行朝，论浚者纷纷，甚可叹骇。赖陛下保全，得以安迹。万一有功，实赖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作为政治投机者，秦桧一无明显政绩；二无从龙之功；三在南宋朝堂中的人脉根基不深，一旦失去高宗的支持，便难以在朝堂立足。

二是秦桧对自身政治声望的构建及对党羽的扶植。如归宋之初，秦桧便为帮助自己脱身的王安道、冯由义求官，并改京秩，舟人孙静也因此补为承信郎。担任参知政事后，又为昔日同僚何、陈过庭、孙傅、张叔夜的子孙求官，并极力维护何气节。其还拉拢胡安国、张焘、程瑀等名士。秦桧虽孜孜以求扩大自身政治影响力，然而此时吕颐浩深得高宗信任，且谙熟军政事务，两人共事，挤压了秦桧的政治生存空间。为进一步积累政治资本，秦桧主动请求外任，以期军功。绍兴二年二月，直秘阁、知道州向子忞奏曹成侵犯道、贺二州，吕、秦二人趁机向高宗推演朝廷此后可实施的战略部署——可先用两广地区的财力以供朝廷经略荆湖地区，以连接京西、陕西，从而抵挡金人南下侵略。南方诸路稳定后，再收复京东诸州，为时未晚。此时秦桧主动请求“自当一面，效羊祜襄阳之体”。最终，高宗以宰相应居中央筹措诸事，“不可授人以柄”为由拒绝。并且，秦桧也尝试在枢密院、兵部安插势力。绍兴元年十月，秦桧便举荐朝奉郎、主管临安府洞霄宫楼炤任兵部员外郎；绍兴二年二月，推荐陈渊出任枢密院计议官；同年三月，再以左从政郎魏良臣为枢密院编修官。其中，楼炤在绍兴二年五月因秦桧奏设修政局，为检讨官，同年六月升为尚书右司员外郎，吕颐浩归朝后，将其指为秦党，罢任落职，直到绍兴五年（1135）才被重新任用。魏良臣则与秦桧有“乡曲共学之旧”，此次虽未被吕颐浩列为秦党，但在秦桧再度执政后，一直充当秦桧与金和议的中间人。而陈渊被举荐，一是因其是陈瓘侄孙，陈瓘在徽、钦朝为言官，持论公正，与蔡京不睦，而被外放，在朝中颇有声望。二是因杨时为陈渊岳丈，而杨时与程颢、程颐交往密切，自靖康南渡后，被东南学者推为程门正统，常与胡安国往来论学，而胡安国又与秦桧交好，陈渊因此被秦桧荐引入朝。绍兴二年九月一日秦桧落职，时任枢密院计议官的陈渊亦随之罢任。可见，秦桧扶持的实权派官员仍属少数，无法撼动吕颐浩在朝的地位。

秦桧主张议和退守江南，与吕颐浩最终“恢复中原”的目的相悖，但并不意味两人在共事过程一定出现激烈冲突。吕颐浩并不排斥在南宋处于弱势地位时与金人议和。任相后，吕颐浩曾与高宗论及金人侵犯不止又窥伺川陕地区的主要原因，是伪齐意图侵占宋朝疆土。前期派遣宇文虚中、王伦等人赴金求和，虽遭拘留，但仍需再派使者与金交涉，降低金人对宋的警惕，从而暂缓其南侵步伐。且吕颐浩任相前后，致力于平内寇，与秦桧两人皆为稳定南宋朝廷，并无矛盾。但正因短期目标相同，在权力分配过程中，政治资源倾向于吕颐浩，秦桧作为政治投机者，既缺乏稳固的政治支持者，又不能提出有别于吕的政治主张，吸引政治盟友，赢得高宗全力支持。其次，在高宗颁布诏令前，秦桧与吕颐浩均以宰相兼知枢密院事，在名义上拥有平等的军政决策权。如高宗曾使二人同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挑拣邵青、单德忠、李捧三盗的部曲；又如两人针对湖广游寇曹成等进犯一事共同进策。一旦诏令下达，秦桧的军事权力将受到严重挤压。故秦桧对吕颐浩专治军旅应是持反对态度，是高宗分任二相的阻力。

因此，秦桧不是高宗二相分任的推动者，其仅对之后吕颐浩外任都督有所影响。首先，由上可知，因与吕颐浩政治实力相差较大，秦桧虽不满吕颐浩专治军旅，使自身政治生存空间进一步缩小，但只能静待时机，直至在吕颐浩外任都督一事中，令其党建言“二相宜分任内外”，使吕颐浩远离朝堂，这样才能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如前文所述，秦党建言导致吕外任都督一说，最早见于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而朱胜非是以吕颐浩开督府的视角撰写。《要录》虽对朱胜非所记持怀疑态度，但李心传对此产生疑窦是基于高宗分任二相，其依据也仅是因《秀水闲居录》将秦桧任用人员描述为“倾憸浮躁之士”，故无法认定朱胜非所记有误。并且，之后如熊克、李心传等在记述吕颐浩外任都督时也多采用朱说，故秦桧推动吕外任是当时的主流认知。又据《要录》所记秦桧党羽有程瑀、胡世将、刘一止、张焘、林待聘、楼炤等，此外又有与秦桧交好的胡安国，这些人在吕颐浩外任都督前，大多成为高宗近臣，或为台谏、或为经筵。如胡世将、刘一止于绍兴元年九月并为监察御史，同年十一月胡安国经秦桧推荐试中书舍人兼侍读，程瑀在绍兴二年二月以太常少卿试给事中。秦桧有可能凭借这些人，影响高宗决策。

另，高宗令吕颐浩开府镇江一事，御史中丞沈与求曾道：“今陛下命颐浩提相印总师律，都督诸道之兵而节制之。圣虑精微，罔不曲尽，中外翕然，为甚盛之举”，朝中官员对高宗此举大多表示赞同。反对者如李弥大，在当时已被高宗任命为都督府参谋官，却在经筵留身时，对高宗进言：“东晋王导、谢安为都督，未尝离朝廷。今边圉幸无他，颐浩不宜轻动。”又说自己已为天子从官，不应再由宰相辟除，请求如汉朝故事，以察官、郎官为之，如果一定派遣自己与傅崧卿，则当另置一司，监察吕颐浩过失，“密以启闻”。李弥大所论是为避免吕颐浩日后权势太炽，危及皇权，实为肺腑之言，却被高宗认为是离间君臣。

秦桧一派官员对此未作表态。首先，秦党的组成人员，多是认同秦桧所展现出的忠贞姿态的士大夫。吕颐浩为君出师，以图中兴，也是他们所愿。秦桧为收拢人心，反而会极力赞成。参看绍兴二年八月秦桧罢相，正是因王伦归宋，黄龟年弹劾秦桧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撕下其道德假面，致使秦党走向解散。其次，秦桧欲将吕颐浩排除在朝堂之外，并借此时机扶持自己在朝势力。秦桧在吕颐浩出师后，立刻上奏高宗设置修政局以整顿内政。绍兴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政局成立，高宗命秦桧提举修政局事，令参政翟汝文协助，尚书户部侍郎黄叔敖为参详官，起居郎胡世将、太常少卿王居正为参议官，尚书右司员外郎吴表臣、屯田员外郎曾统、兵部员外郎楼炤、考功员外郎张觷并为检讨官。其中，翟汝文曾对秦桧有举荐之恩，王居正素与秦桧交好，楼炤已知是因秦桧推举得以升迁至兵部员外郎。但修政局检讨官曾统曾向秦桧提出质疑，“丞相事无不统，何以局为”，点明秦桧身为宰相，已有处理政事的权力，修政局的组建并无必要。秦桧组建修政局正是欲借此施惠在朝官员，笼络政治势力。修政局组建不满一月，其班底人员和与秦桧交好的台省官员大部分得以升迁。六月十九日，中书舍人、兼侍读胡安国试给事中，起居郎、修政局参详官胡世将试中书舍人，尚书司勋员外郎张焘守起居舍人，太常少卿王居正试起居郎，礼部员外郎林待聘、兵部员外郎楼炤为左、右司员外郎，尚书屯田员外郎、兼修政局检讨官曾统充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同月二十三日，尚书右司员外郎、兼修政局检讨官吴表臣为左司谏；二十八日，尚书考功员外郎、兼修政局检讨官张觷升为左司员外郎。可见秦桧借修政局培植势力的企图。

综上，高宗令二相分任不是出自秦桧及其党人的意见。秦桧反对吕颐浩专治军旅与鼓动高宗令其外任都督，两者并不矛盾，应注意高宗两道诏令的下达，存在时间差。令吕颐浩专治军旅，吕仍在朝中，故秦桧是高宗诏令实施的阻力，而非助力，其促使高宗进行二相分任的动机不充分。后吕取得专治军旅的权力，秦桧为将吕排挤出朝堂，拓展政治生存空间，有意促成吕颐浩外任都督，并在吕出师离朝后，倡设修政局，培养朝中势力。

四 分任根由：高宗欲败伪齐

在吕颐浩开督府的整个事件中，起点为高宗二相分任，终点是吕外任都督。在历史叙述中，表面上高宗似乎为局外人。但深究原委，高宗才是事件进展的决定性因素。

其实，高宗欲败伪齐才是二相分任、吕颐浩外任的根本原因。伪齐自建炎四年僭位北京，作为金朝附庸，多次招降南宋荆襄、淮南边境守官，吸纳宋境人马，并时有侵犯之举。宋廷曾以李成为舒、蕲、光、黄四州镇抚使，捍御淮南防线，抵御伪齐与金军深入，却不料李成叛乱，后投靠伪齐，淮南地区陷入混战；又有守臣冯长宁以淮宁叛投伪齐等，致使淮南防线几尽崩溃。直至绍兴元年五月，高宗因淮南民众尚未安顿，故命诸大臣筹措此事，令江东安抚大使吕颐浩、江西安抚大使朱胜非、浙西安抚大使刘光世并兼宣抚淮南，才重建防线。高宗前期因忌惮金军，故对伪齐颇多忍耐，态度软弱，甚至为防其率军南渡，通过大理卿王衣贻书伪齐宰相张孝纯，使之缓兵。随着金人渐去，绍兴元年六月李允文、张用被宋廷招安；八月李成在淮南境内的叛乱部众被剿灭；九月李敦仁请降宋；十月，邵青被招安，“以舟师赴行在”；张琪也于十一月伏诛，淮南地区游寇横行的局面大为缓解。至此，仅剩闽中、两广地区寇乱未平和荆襄地区孔彦舟、桑仲、马友等镇抚使相互攻伐。而闽地、两广盗贼规模较小，只需派兵疾速清剿即可；荆襄地区的镇抚使多是当地土豪及被朝廷招安的游寇，但在绍兴初，“诸镇或亡或死”，出身游寇的荆襄镇抚使仅剩桑仲、孔彦舟两人。其中，襄阳府邓随郢州镇抚使桑仲已表明愿与宋廷合作收复中原；孔彦舟自绍兴元年八月二日被任命为蕲黄镇抚使后，未有反叛，荆襄地区相对平稳。而吴玠在与金人的两次和尚原战役中均获胜，打乱金军短期南侵的计划，局势渐趋稳定。

此时，高宗也已结束海上逃亡，暂居越州，开始整顿内政，规整地方区划，管控地方财赋。朝中官员、将领恢复中原的呼声日渐高涨，高宗为表决心，特作“大宋中兴宝”。吕颐浩任相后，也多措置中兴事宜，如与高宗商讨驻跸之地，建议移驾临安府：

夫金人本年既不渡江，则诸事可以措手矣。……今当先定驻跸之地，据都会之要，使号令易通于川陕，将兵顺流而可下，漕运不至于艰阻。然后速发大兵，一头项往江西、湖南，以平群寇；一头项往池州，至建康府，处置已就招安尚怀反侧之人。于明年二三月间使民得务耕桑，则大江以南，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后乘大暑之际，遣精锐之兵……乘两路余民心怀我宋未泯之时，知王师有收复中原之意，则中兴之业可觊也。

吕颐浩认为先定驻跸之地，后使政令倡行，通漕运、平群寇、兴农桑、立根本以精兵北进，收复中原，成就中兴大业。高宗对此欣然赞同，遂定临安。前线战事暂缓，内政逐渐步入正轨，地方寇乱相继被平定，这让高宗重拾信心。当桑仲上疏请求高宗进幸荆南，北上讨伐刘豫，高宗虽未直接答应，却令参知政事孟庾开始着手准备。正当宋廷君臣积极谋划，北伐情绪高涨时，刘豫在绍兴二年四月五日，迁都汴京，奉祖考于宋太庙，这进一步使高宗意识到刘豫对宋政权的威胁。故当吕颐浩请求整顿军队，举兵北向，讨伐刘豫时，高宗是支持的，并同意吕颐浩在设立都督府相关事宜时，所发指令先作圣旨颁下，后续再奏知朝廷的请求。并且，在已知吕颐浩出师受挫，欲引疾求罢，高宗也未同意，直接封还所上奏章。后吕颐浩卸任都督，高宗也未裁撤督府机构，而是令朱胜非、孟庾先后主管相关事宜。南宋君臣十分清楚，一旦失去金军支持，伪齐则孤立无援，向金求和并不意味着容忍刘豫称帝，故高宗用兵讨伐刘豫，宋金和议暂止。

高宗意欲讨伐伪齐时，之所以对吕、秦进行分任，主要是因二人理政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兼有稳固朝局的考量。一方面，吕颐浩处理军政事务娴熟，且长期主理江淮防线事宜，具有军事经验。建炎三年（1129），高宗尚在扬州，时任吏部尚书的吕颐浩便建言防淮。同年二月，金军入侵，四日，吕颐浩被任命资政殿大学士，充江淮制置使，留守江北，抵御金军；十一日升为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节制刘光世、杨惟忠，屯驻镇江府。后经苗刘之变，吕颐浩积极勤王，被特迁为宣奉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兼御营使，在金人再次南下侵袭，高宗海上逃难时，筹措兵政。建炎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吕颐浩虽因受赵鼎等人上章攻击而被罢相，但六月便又被任命为建康府路安抚大使兼知池州，直至绍兴元年九月任相前，吕颐浩麾下已有王燮、巨师古、阎皋、姚瑞等大将，击败李成、张琪等贼寇，招安崔增、赵延寿，得其精锐，战功显著。另一方面，秦桧在军政方面的履历较显苍白。其于政和五年（1115）登第后，被补为密州教授，后历任太学学正、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御史中丞，多为台谏官。且在建炎四年南下归宋后，高宗先任秦桧为礼部尚书，绍兴元年二月二日，又令其兼任侍读，十四日，任其为参知政事。秦桧担任参知政事期间，仍未直接接触军政，其主要精力用于累积官声。

此外，因南宋初期政治仍受北宋末期新、旧党争影响，集中体现在归罪蔡京、王黼及党人、子孙与为元祐党人正名、推恩，朝堂之上主战派与主和派论争不息，“小人”“君子”之论复萌，宰相也多培植党羽，增强势力。范宗尹曾提醒高宗，“臣观近岁宰相一罢，则凡经迁擢者，悉皆摈斥，目为其党，不复进用。遂分彼此，更相憎嫉”。高宗对此也格外警惕。后范宗尹为相，重提徽宗时期滥赏旧事，招致高宗不满，又与辛道宗兄弟来往过密引起高宗猜忌，而被罢相。高宗因此重申：“分明植党，非国家福。”而吕、秦二人，因行事风格不同，其在朝中的舆论评价也存在差异。如胡安国曾拜师于程颐之友朱长文门下，学识深厚，且在徽、钦二帝时，不依附蔡京，不贪恋权势，在朝中颇具盛名。又因胡安国对秦桧“忠君”气节颇为看重，秦桧得以与诸名士交好，在士大夫群体中较有声名。而吕颐浩虽干练却行事武断，喜用材吏，高宗对此也颇有微词：“前吕颐浩当国，纯用掊克之吏，如变卖度牒、计置钱物，虽有宽恤之名，而实皆掊克也。”绍兴元年，吕颐浩再次任相时，仍用材吏，且多出蔡京、王黼门下。高宗为使吕免受言官指责，同时避免朝中再兴朋党风气，特下诏书说明，因国家急需材能之士，虽曾为蔡京、王黼门人，若实有才干也加以任用，共渡难关。由此可见，相比吕颐浩，秦桧在朝中的“官声”较为良好，更易凝聚人心。再次审视高宗分任二相的政治动机，高宗在宣布二相分任的三天后颁布的另一则诏令，引人深思：

朕寤寐中兴，累年于兹，任人共政，治效缺然，载加考绩，登庸二相。盖欲其谋断，协济事功，倚毗眷遇，体貌惟均。……继自今，小大之臣，其各同心体国，敦尚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台谏论列闻奏，朕当严置典刑，以诛其意。

李心传《要录》认为高宗此时已觉察秦桧欲借名士排挤吕颐浩。但就诏令内容进行分析，一是对“二相分任”的决定进行阐释，希望吕、秦二人能同心协力，各司其事，为国效力，做出政绩；二是警示吕、秦二人，用人须无偏私，量才取士即可，不要借此分植朋党、互相倾轧以致国事废弛；三是警告众臣须以国事为重，若有攀附结党者，便令台谏弹劾，严惩不贷，诏令并非针对秦桧一人，而是群臣。南宋建立初始，朝堂关于“朋党”论争不断，此时高宗正筹备北伐，故不同于之前高宗对朝臣结党营私仅是告诫，此时是禁绝朋党、团结朝臣，一力北伐。借分任二相，来平衡朝局，压制朝堂朋党之风，团结朝中各方势力，全力北伐，或是高宗的另一考量。

最后，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中认为因吕、秦党争影响高宗令吕颐浩外任都督的观点，并不成立。应注意吕、秦两党争斗是在吕颐浩出师后，初露端倪。绍兴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朝廷收到吕颐浩麾下赵延寿部队叛逃的消息，二十七日，高宗便从秦桧所请，置修政局。如前文所述，秦桧借修政局笼络人脉，壮大势力，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喉舌，尝试将军政事务也纳入修政局议论范围内，如监察御史刘一止，在修政局设置当日便向高宗进言：“宣王内修政事者，亦修其车马器械之政”，又论修政局当务之急应是关注军政建设，至于律法狱讼、官吏迁除等事务并不急迫。之后，吕颐浩因出师受挫，上章引疾求罢。高宗一边拒绝吕的请求，使其还朝，一边开始有意让秦桧接触军政事务，令秦桧所领修政局，除内政外，也要对边防御敌多加关注。直到绍兴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吕颐浩重回都堂理政，并引荐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朱胜非任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想借此将秦桧逐出朝堂，吕、秦党争正式拉开帷幕。

由上可知，秦党欲倾吕颐浩或吕、秦党争，均不是高宗决定二相分任的根本原因。伪齐挑衅举动触及高宗的核心利益——对宋政权正统性的威胁，高宗考虑到吕、秦二人任官履历、为政风格不同，前者沉稳干练，熟于军政；后者此时“官声”良好，笼络了一批贤士，为了减少内部矛盾，提高处理军政事务效率，避免朋党再起，稳固朝局，全力北伐，最终使吕、秦分任。

结 语

“二相分任”是应对南宋初期军政困局，由多方推动进行的一次政治尝试——桑仲进兵使致力于恢复中原的吕颐浩得见曙光，意欲出师；政治投机者秦桧在吕颐浩政治实力的挤压中，暗中蛰伏，后顺势促成吕颐浩外任都督，达到壮大自身在朝势力的目的；而对金懦弱的高宗为维护统治地位的正统性，权衡局势，选择对伪齐出兵。同时，来自金军入侵的边防压力，迫使南宋君臣不断寻找适宜的治国理政的方略，在此政治事件中，大量中兴故事被引用，形成二相分任和宰相外任都督的理论来源。如前文提及秦桧自请“效羊祜襄阳之体”，于荆襄自当一面，便是借西晋武帝时，尚书右仆射羊祜都督荆襄的故事。又如高宗以范蠡、大夫种比吕、秦，便是受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以兵甲之事托付范蠡，以民生国政交付大夫种的启发。同样，在吕颐浩任都督江淮荆浙诸路军事的制书中亦提及：“引黄裳佐唐，专决用兵之算；而王导辅晋，尝兼都督之称。”其中“黄裳”即杜黄裳，唐宪宗时任宰相，决断军事，平蜀成功；而王导是在永嘉南渡后，东晋建国初，被晋元帝任命都督中外诸军事，专司军政以图中兴；又有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等故事被频繁提及。

高宗采用了一种崭新的战时理政方式——宰相分任，其一居中运筹，其二外主军事。尽管吕、秦存在政争成分，但“二相分任”所引发的权力博弈并未动摇统治集团的根本存续，高宗通过人事制衡与制度调控——始终紧握人事任免权，在重大决策中保留最终裁决权等方式，将二人冲突控制于一定范围之内，并根据吕、秦两党特性——吕党实干、把握实权，秦党声隆、台谏清流，使吕、秦二人互相制衡，共推国是，从而在内外存亡压力下维持了朝廷核心层的合作与共生关系。然此模式易致二相权力分配失衡。南宋初期军政本为政务核心，而吕、秦二人分任失败，正因忽视了战时体制下行政权与军事权无法完全分割。且制度构想终为人事纠纷的现实所困——高宗分任二相即希望他们同心协力，破除朝堂朋党之风，全力北伐，而秦桧与吕颐浩虽在短期内共同致力于平息内部寇乱，稳定南宋朝廷，却因两者政治目标相悖：吕颐浩志在恢复中原，秦桧主对金妥协投降，最终必然产生冲突，导致了二相分任的结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历代国家治理的历史底蕴与当代价值”（LSYZD21003）、河南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唐宋时期国家治理研究”（2023CXTD0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