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宋高宗赵构所用的首个年号，历时约三年半。
如果说其皇兄、北宋末代皇帝赵恒命运凄惨，则赵构作为宋徽宗第九子，在汴京沦陷前受派往河北，不仅避免了被金兵押解北上，还成为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可谓邀天之幸。若论在位时光景，赵构不仅在建炎期间闻讯即逃，栖栖惶惶，改元绍兴的三十二年里亦常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是以刚到六十岁就急匆匆举行内禅，做他的太上皇去也。
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春四库开馆，先自《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一批稀见的南宋史散篇散片得以连缀成册，呈送御览。乾隆帝弘历颇为关切，亲自审核把关，翻阅时感慨兴会，即发诸吟诵，题于卷首。弘历亦读书种子，其史观、史识散见于御制四库题书诗中，被馆臣奉若上谕，影响到武英殿聚珍本的选择，也为《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定下基调，不宜忽略。
一、一首御制诗
那个夏天，正是四库编纂全面铺开之际，弘历照例前往避暑山庄，驻晔约三个月，尔后举行木兰秋飨，而对进呈书稿的审读并未放松。皇驾于五月十四日抵达承德，仅过三天，第一批四库书册就由兵部驿马飞递而至，上呈御览。当月十八日，随扈在侧的军机大臣、四库总裁于敏中写信给在京的总纂陆锡熊，告知所送“永乐大典五种已进呈”。准确说，是五种大典的辑本。到底是哪些书？锡熊的报单已失，敏中的信上没开列，有学者做了些推测，不太有说服力。所可确定者唯有《中兴圣政草》一种，依据是弘历已予以题诗。
圣政，此处指史官对皇帝言行举措的辑录，按时序排纂，略近于“圣训”之类。《中兴圣政草》流传极少，不著撰人，史家通常将之归到南宋左丞相留正名下，乃因其为三朝元老，有审订国史之责。感谢孔学、蔡涵墨等学者的抉发考引，从现存大典零册中辑出该书（原文见《永乐大典》卷一二九二九），并考定为大诗人陆游的遗稿，令人信服。宋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枢密院所属编修敕令所改名编类圣政所，由吏部侍郎凌景夏主持，陆游调任枢密院编修官兼圣政所检讨官，位置较低，却也是将受重用的信号。其时高宗已经禅让，陆游拣选了建炎时期赵构的一些言行，酌加评赞，形成了一册《中兴圣政草》。推测他应有个全盘规划，会陆续写下去，以期完成对高宗在位三十五年的全覆盖。孰料仅做了约八个月，陆游就因上言获罪，改外任，史馆生涯戛然而止。
此书的写作，意在搜集太上皇帝的懿行嘉言，为新帝孝宗示范。而南渡之初的赵构狼狈至极，疲于奔命，乏善可陈，陆游发力寻觅，才勉强凑成二十条，且多系日常细事。兹引最后一则：
丙申，主管顺递官奏：“巡幸日迫，曩灶器皿不备，请惟给卫士蒸糊、熟猪肉。”上曰：“今来巡幸，岂可搔扰？如朕昨勿遽渡江，被褥亦不以自随，偶携得一貂皮，披卧盖各半，未尝取索一物。而有司借汤瓶至四百枚，不知何用。只今可出黄榜，告谕所过州县，除蒸糊外皆勿供，如违，当重置之法。”以王绚《时政记》修入。
臣等曰：“前代当多故时，人主务行姑息之政，往往反以阶乱。独太上皇帝神武英睿，深鉴兹弊，以为人主犹暴衣露盖，蒙犯霜露，宿卫之士得饱饼饵多矣，其可重困吾民哉？故戎寇虽深，而军律愈整；艰危虽极，而民心不离。卒以中兴大业，垂裕万世，圣矣！”
有人说陆游的记注用春秋笔法，不太像，而将琐碎小事提升至中兴大业的高度，倒也真的是褒贬内蕴。
一年后，陆游在镇江为该书题跋：“夫游被命修《光尧皇帝圣政》，草创凡例，网罗放逸，虽寝食间未尝置也。然不敢以稿留私篋。暇日偶追记得此，命儿辈录之。隆兴二年十月一日，左通直郎通判镇江军府事陆游记。”（《渭南文集》卷二六）不能确定该书曾否进呈孝宗御览，却可证放翁离开时未将书稿带走，只是凭记忆重录了一份。南宋后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收有《高宗圣政草》一卷，曰：“陆游在隆兴初奉诏修，草创凡例，多出其手，未成而去，私篋不敢留稿，他日追记得此录之，而书其后，凡二十条。”则知该书抄本后来流传世间，为人转抄绎解。至于书名，放翁文中提到的有《光尧皇帝圣政》《高宗圣政》，所著《渭南文集》题作《中兴圣政草》，或意在与皇家史馆所藏正本有别，为《永乐大典》本沿用。
与篇幅较长，排序严谨的国史、日历、长编不同，圣政类大都篇幅省简，像陆游这篇只记两三年之事的就更短了，拢共不到八千字。其也应是四库馆臣较早进呈的主因，乃因深知皇上想尽快看到辑佚成果，便选一些篇幅短小且容易采辑者，加快校勘誉清。而弘历也真的细加阅读，并写了一首《题宋中兴政草》，诗曰：
少康光武始堪称，何事建炎号中兴？轻议武汤惭尽善，高谈尧舜匹先登。偏安只有姑息计，北伐曾无恢复能。徒曰亲征望敌返，未闻业创受终膺。求贤进退都无定，远佞悠游几实曾。碎宝细人索供故，斥珰内侍窃权仍。举凡率可知时政，曲誉安能逃后绳。七字永言昭鉴戒，艰哉天命慎钦承。（《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十五）
对赵构在位期间的所谓政绩，该诗态度鲜明，几乎全盘否定。弘历知道此书出自陆游，也没有丝毫客气，讥讽他的文字“曲誉”，谓后世必有反拨。
这首诗夹注繁密，引经据典，说古代中兴之君，只有夏少康、汉光武能当得起，“盖少康诛寒浞以复姒基，光武诛新莽以全炎祚，实能定数十年之乱，继坠绪而大一统”；如商代武丁、周朝宣王，皆能振起祖宗既衰之业，亦可称中兴，但较之少康、光武则大为逊色；再如唐肃宗收复两京，功不可没，然李唐宗社未移，不宜称之为再造；至于宋高宗赵构仅有东南半壁，萎靡无能，苟图自全，不思为父兄雪耻，不能恢复中原，充其量也就是个偏安，“顾辄然诩为中兴，不亦深可鄙哉”！
诗间注亦为大宋王朝算了一笔总账：太祖逼迫后周禅让，得天下不正；高宗在徽钦失国时仓皇南渡，所谓亲征更属虚张声势，未尝渡江与金人一战，归来很快传位孝宗，“彼时年未六十，惟图自逸，不复存卧薪尝胆之志，庸懦甚矣”。弘历说当时“文有李纲、赵鼎，武有韩世忠、岳飞，或以谗贬，或以冤死，皆不得竟其用”，而以奸臣秦桧为腹心，执迷不悟。对于陆游将赵匡胤受命和赵构中兴相拼接，夸口尧舜以来独宋为甚盛，弘历予以痛斥：“不复顾万世公论，即为尊亲者讳，亦何至是非颠倒若此？”需加说明，乾隆御制诗之序、注多出于文学侍从之手，却是恪遵皇上的意思，亦须经朱笔审定。
二、穷蹙之际的大词
在南宋的诸多本朝史书中，包括一些名著，皆将赵构推许为中兴之君，民间也有“康王泥马渡江”的传说，涂抹上一层天命攸归的色彩。而依据史料记述，赵构读书不少，品性不恶，但懦弱、多疑、昏聩，倚信奸宦，残害忠良，多有令天下后世切齿处。
汴京危在旦夕之际，宋钦宗密诏各路勤王，康王赵构为兵马大元帅，陆续集结了各路大兵，而犹豫迟缓，毫不见急切奋勇，自己远远躲在后面；徽钦二帝北狩，大宋皇室在金兵押解下辗转北上，悲苦万状，包括他的亲生母妃，赵构东躲西藏，不思营救；南渡即位后，金军攻势不绝，赵构一路闪避播迁，最狼狈时竟躲在浙东洋面上。几年后总算稳定下来，对恢复中原、迎回二帝的呼声，南宋君臣常显得尴尬啜嚅，亦非不想，是不敢也。而朝廷从不缺舞文弄墨之人，不缺善能逢迎遮盖之书生，不久就找到应对的理论依据，曰“中兴”。
于是，中兴迅速成为一个热词：将渡江逃亡说成中兴大宋的苦难行军，将消极避战饰为中兴大业的必要策略，言事常称“中兴以来”，朝廷镌刻了“大宋中兴宝”，内府藏书有《中兴馆阁书目》《中兴国史艺文志》《国朝中兴会要》，甚至连派员往金国通问、进贡，探望被羁押的上皇和太后，竟也号曰“中兴奉使”。吕中撰《大事记》，以为根子在奸相秦桧，予以痛斥：
秦桧实则倡和议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终则饰虚文以为中兴，使一世酣豢于利欲之中，奉敌称臣而不以为耻，忘仇事敌而不为怪，其弊何胜言哉！
试想若无赵构的支持，又怎么可能？而就是这部不乏清醒、愤激的史书，后来也被题作《皇朝中兴大事记》，夫复何言！
忽忽又是六七十个春秋流逝。其间蒙古崛起，曾经不可一世的金朝被打得稀里哗啦，“国君死社稷”，金哀宗在城破后自缢，为大金多少保留了点体面；而南宋又支撑了半个多世纪，厓山一役，陆秀夫负赵昺投海，杨太后闻知亦痛哭赴海死，“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惨烈程度远过于徽钦二帝北狩，挖掘根子，应还在宋高宗奠定的偏安和绥靖政策。
清廷兴办四库，馆臣始终紧绷着一根弦，即民族问题。纂办遗书，对明末清初的文集审校极严，唯恐出现对清朝和满族诋毁不敬之语；大典辄佚，又因多有宋人著述，担心存在丑化金朝的描述。弘历曾多次阐说清与金并无血统承继之亲，却也不否认两朝同属女真，不允许典籍中存在对金朝的诋毁。而在他看来，仅做到语词上的把关尚且不够，还必须给出恰当的历史评价，对南宋“中兴说”的反复批驳抨击即其一。
当年六月，于敏中写信给在京师的总纂陆锡熊，就其报来的大典辑书进行讨论，转达皇上口谕，也谈及个人的看法，其中写道：
惟《中兴小历》一种，原单注拟刊刻。愚见以建炎南渡乃偏安而非中兴，屡经御制诗驳正，且阅提要所开，是编颇有未纯之处，似止宜抄而不宜刻，已于单内改补奏进。诸公嗜好不同，难于画一。就二者相较，应抄者尚不妨稍宽其途，而应刊者必当严为去取。即不能果有益于世道人心，亦必其书实为世所罕见及板久无存者，方可付梓流传，方于艺林有益。《四库全书馆密函》第十一通
能在呈报清单上注明“拟刊刻”，在京馆臣是作为“要书”看待的，列入辑校的快车道。而于敏中由于日近天颜，深知皇上对于南宋的“中兴”之说颇不以为然，遂将报单内“拟刊”改为“拟抄”，并告知陆锡熊等人。
《中兴小历》，为南宋高宗一朝的编年史。作者熊克，字子复，建阳人，宋室南迁后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此人博闻强记，淹通当代典故，绍兴二十一年（一一五一）中进士，年仅二十岁。得益于上司的举荐，熊克由知县入学士院，累迁起居郎，兼直学士，得以拣读中秘档案文献。所纂《中兴小历》，引用典籍多达六十余种，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一宗珍贵史料。南宋政权稳定之后，朝野对恢复中原、迎回二帝的呼声日益高涨，熊克属于主和派，政治倾向在《中兴小历》中很明显。晚清廖廷相应张之洞之邀主持广雅书局校集，曾为该书题跋：“观此事所记，多诋抑李纲、赵鼎诸贤而傅会和议，是非已谬于当时。君臣谀颂之辞，琐屑必录；而韩、岳战功反略，武穆之冤未能表白。”然廖氏认为此书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整体上也较为客观。
至乾隆朝，《中兴小历》已失传。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散片，排纂为四十卷本，为避弘历的名讳，改名《中兴小纪》。《四库全书总目》说：“是编排次南渡以后事迹，首建炎丁未迄绍兴壬午，年经月纬，勒成一书。宋制，凡累朝国史，先修日记，其曰小纪，盖以别于官书也。”熊克所持对金议和的态度，决定了书中文字不甚激烈，应该是收入《四库全书》的一个原因。而《总目》认为熊克“不称良史”，并论及当时人记当时事之局限，“耳目既有难周，是非尚未论定”，也说他“上援朝典，下参私记，缀辑联贯，具有伦理”，对南宋史书实有开创之功。对于书名中的“中兴”二字，倒也未加贬责。
二十一世纪初，辛更儒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抄本《皇朝中兴纪事本末》，撰长文考证，认为即湮灭了约六百年的《中兴小历》原本。该本原为一百卷，现存二十册七十六卷，题“学士院上进”，不著撰人，内容缺少绍兴二十一年至三十二年记事，亦非全帙。书后题有“梁园宋筠录于晋阳臬署，时雍正九年辛亥正月三日也”，应是抄毕的时间。时宋筠为山西按察使，次年闰五月调任，于题跋中记述从获见“宋槓精本”到据以录副的经过，充满欣悦，叮嘱“子孙永永保之”。辛更儒引据宋人王应麟《玉海》中“熊克《中兴纪事本末》，一名《中兴小历》”，以及该书卷一七“今敷文阁直学士程大昌……尝亲与克言之”的内证，论为熊克所作，颇觉严密。该抄本未经整理，所有对女真人的蔑称，如虏、胡、贼、夷狄，以及相关职官、地名、人名等悉仍其旧，存在着不少清朝忌讳的语句。四库辑本下了很大的修订功夫，删改甚多，读此抄本则可见本来面貌，两相比照，对了解四库纂修的标准和尺度，亦有意义。
再回到《中兴小纪》，毕竟只是一个大典辑本，文字不可能全，顺序则有可能参差错落，却也自具多重价值。孔学作《中兴小纪辑校》，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是为最新的研究成果。至于抄本《皇朝中兴纪事本末》残缺约四分之一，自绍兴二十一年至三十二年无存，幸得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部得以幸存。《皇朝中兴纪事本末》是否就是《中兴小历》的原本，学界有不同意见，不宜遽下结论。
三、一个时代的注脚
每一个王朝的历史，都是复杂和变动不居的。那些个曾经流行的大词、热词，皆有着时代、时势等原因，常也呈现着世事人情的繁复流变，可视为官修正史的注脚。
近读张其秀《南宋“中兴颂诗”的主题指向及动因》，很受启发。唐代敕平安史之乱后，元结作《大唐中兴颂》，颜真卿亲录，刻于湖南涪溪的摩崖石碑上，后世题咏甚多，称“中兴颂诗”。而因靖康之变情形近似，南宋的“中兴颂诗”大多寄托着复兴宋朝的愿望，有现实的政治关怀，也有历史省思。作者以王庶写于建炎四年的《游北岩》为例，备经苦难的诗人慷慨主战，喊出“老臣愿献中兴颂”，感情挚切；陈与义作《同范直愚单履游涪溪》，记到中兴碑前凭吊，“小儒五载忧国泪，杖藜今日溪水侧”，深沉郁结，如在目前。反省是南宋“中兴颂诗”的主调，吕本中《涪溪》：“中兴之业诚艰难，敢作汉武周宣看。纷然大历上元间，文恬武嬉主则孱。但知追笞一禄山，袖手不作如旁观……”评说唐朝衰亡的病根，也指出唐人赋予肃宗中兴实多夸饰，隐含讽谏之意。至绍兴十一年（一一四一）宋、金签订和议，一个丧权辱国的协议，一张金国想撕就撕的废纸，竟有很多人以“中兴”为题写诗颂赞，略如《大宋中兴颂》《大宋中兴雅》《绍兴中兴复古诗》，不一而足，南宋的“中兴颂诗”也就下道。沈松勤《从高压政治到“文丐奔竞”——论绍兴和议期间的文学生态》，称“弥望皆黄茅白苇”，信然，亦令人为当时的书生赧颜。
弘历所不能接受的，正是此类卑怯的甘于苟且的“自嗨”。此时的著名史学家、翰林学士钱大昕随扈热河，受御制诗感染，即加唱和：
和亲何至以臣称，往事堪嗤宋绍兴。汴洛劫灰全不计，汪黄推毂已同登。两宫竟绝还归望，二策空矜耸动能。半壁偏安惭袖手，长城自坏愤填膺。漫言五马南迁匹，几见三军北伐曾……（《潜研堂诗集》卷五，恭和御制题宋中兴圣政草元韵）
历数南宋君臣的种种不堪，犹如一篇判词，对南宋一朝做出全面评价。
依照四库馆臣起初的设想，《中兴圣政草》《中兴小纪》等书是要交付刊刻的，因皇上有此批评，致使《中兴小纪》改为誊抄，《中兴圣政草》则被剔除，连“存目”也不予收录。对于南宋书卷里触目皆是的“中兴”，也包括“中兴四将”等画像，弘历实在是厌恶至极，每加抨击，于敏中等馆臣很快就心知肚明，落实在编纂过程中。
就在那年四月，亦即巡幸热河之前，弘历审阅《都城纪胜》时已遇到类似情况。该书小序称：“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弘历大不以为然，赋诗批驳：
一线南迁已甚危，徽钦北去竟忘之。正当尝胆卧薪日，却作观山玩水时……（《御制诗四集》卷十三）
该诗夹注，也对耐得翁短序内反复出现的“中兴”一词大加挞伐，曰：“宋自南渡之后半壁仅支，而君若臣溺于宴安，不以恢复为念，西湖歌舞旦夕流连……其昧于安危盛衰之机亦甚矣！”甚至怀疑作者心知后世将受到嘲笑，不敢署上本名。
《都城纪胜》成书于宋理宗端平二年（一二三五）。上一年正月南宋大将孟珙联合蒙军血战攻灭金朝，金哀宗自缢身亡，一百余年前宿仇得报，朝野欢腾，该书的问世可谓适逢其时。因其“可以见南渡以后土俗民风之大略”，该书被收入《四库全书》，而《总目提要》还是予以批评：“是时旧敌已去，新衅未形，相与燕雀处堂，无复远虑……正文武恬嬉，苟且宴安之日，故竞趋靡丽，以至于斯……而宴安鸩毒，亦足以垂戒千秋。”当其时也，更为强悍的蒙古军队已然逼近，一场新的国家危难即将开始，匡山亡国的大幕已徐徐开启……
历史和历史人物是复杂的，需要搜罗更多史料做深入研读，对南宋君臣、文士乃至吏役百姓也应有同情之理解。一个国家在生死存亡之际，倍切需要鼓舞激励。中兴，也曾是一盏携带希望的灯，是一颗站稳脚跟、凝聚流散、恢复故国的精神种子。而偏安久之，局地繁荣，让绝多的宋朝人在莺歌燕舞中迷失了方向。在立国治国的层面上，在数百年之后，在评说南宋时，乾隆帝的史观无疑是正确的，其诗其文，都不乏犀利明快和精到见解，振聋发聩——虽然他对潜在的西方威胁全无觉察，对国家的未来缺少设计，晚年所为也近似“宴安鸠毒”，文恬武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