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三不腐”概念孕育和框架形成。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抓紧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至此，“三不腐”的基本概念形成，并进入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和反腐败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不易腐”主要着眼于外部客观条件，即通过制度安排使腐败变得困难；“不想腐”则进一步进入思想和行为动机，强调通过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和价值塑造形成内在自觉。由此，反腐败逐步形成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思想教育三个治理维度。
“三不腐”分层推进、机制逐渐成熟。2015年，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把推动形成“三不腐”机制作为重要任务，反腐败开始从概念框架进入具体实践。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同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必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2017年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党的十九大提出“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并在党章总纲部分新增“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至此，三者的功能更加清晰：“不敢腐”重在惩治和震慑，“不能腐”重在制度和监督，“不想腐”重在教育和自觉。这一时期总体上偏重分别建设三个机制，三者怎样贯通、如何形成整体效能，还需进一步回答。
“三不腐”从“三个机制”走向“一体推进”。2019年1月，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提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并进一步强调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不是三个阶段的划分，也不是三个环节的割裂”。这一重要判断改变过去容易把“三不腐”理解为先“不敢”、再“不能”、最后“不想”的线性思路，关注的重点由三个要素分别发挥什么作用，转向三个要素怎样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构建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机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部署。2020年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由此，“三不腐”从具体工作机制上升为认识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法。
2021年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目标。要将正风肃纪反腐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后来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不断提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综合功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努力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成效”。这表明，衡量“三不腐”的标准已不只是查了多少案件、建了多少制度、开展了多少教育，而是更加注重三种力量结合后形成的整体治理效果。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概括三者关系。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同时发力”强调三者不能分成先后阶段，“同向发力”强调目标一致、相互支撑，“综合发力”则强调根据不同领域、不同阶段和不同腐败形态统筹运用惩治、制度、监督和教育等手段。至此，“一体推进”从原则性要求发展为更加清晰的方法论，并与党的自我革命实现更深层次的理论贯通。
“三不腐”向系统治理和一体化治理进一步深化。2023年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治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把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贯通起来，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把不敢腐的震慑力、不能腐的约束力、不想腐的感召力结合起来”，并强调“要在不敢腐上持续加压”“要在不能腐上深化拓展”“要在不想腐上巩固提升”。2024年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提出，“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治理对象由具体的“人”和“事”，进一步延伸到权力配置、利益结构、监管机制、市场环境和政治生态等深层条件。2025年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强调，“要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说明系统治理并不意味着放松惩治，而是要求三者长期并存、协同发力。2026年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提出，“要在一体推进上下更大功夫，强化系统观念，加强联动配合，把各方面监督贯通起来，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这意味着治理进一步从“三者协同”走向“全要素、全流程、全链条协同”，把问题发现、案件查办、整改治理、制度建设、监督检查和教育预防连接起来。
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
“不敢腐”解决的是腐败成本问题。如果监督松软、惩处不力，违纪违法成本过低，就容易使一些人心存侥幸。反过来，如果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对腐败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使纪律和法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就能够形成强大震慑。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的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181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1.2万件，留置4.7万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98.3万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198.4万人次。在强大震慑和政策感召下，2.6万人主动投案。因此，“不敢腐”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作用。
“不能腐”着重解决的是腐败机会和条件问题。关键在于依靠制度管住权力、规范用权，从源头上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法规制度建设明显加快，逐步形成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互衔接、纪律检查与国家监察贯通运行、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党内监督条例、巡视工作条例、监察法、监察官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制度笼子越扎越紧。从查处腐败行为到规范权力运行，从堵住具体漏洞到完善制度机制，从解决一个案件到治理一个领域，正是“不能腐”不断走向深入的过程。一个案件暴露出什么漏洞，就推动完善什么制度；一个领域反复出现什么问题，就从权力配置、运行机制和监督体系上查找原因。这样，反腐败成果就由处理具体的人和事，进一步沉淀为制度成果。“不能腐”因此成为纪律惩治向制度治党延伸的重要桥梁。
“不想腐”深入人的思想和价值层面，解决腐败动机问题。制度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却不可能覆盖所有时间、所有领域和所有情形；监督可以发现问题，却不可能时时处处盯住每一个人。因此，反腐败还需形成主体自身的内在自觉。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党性教育、纪律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使党员干部正确认识权力、正确对待利益，自觉明白权力来自哪里、应该为谁使用，从内心深处形成对纪律和法律的敬畏、对廉洁价值的认同。通过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通过党性教育解决“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通过廉洁文化帮助党员干部正确认识权力和利益，使遵纪守法、廉洁用权从外在要求转化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
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不是只抓腐败问题，也不是只靠纪律处分解决问题，而是涉及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腐败问题恰恰与这些方面都有联系。一个干部为什么敢腐，可能与监督不严、惩处不力有关；为什么能腐，可能与权力配置不合理、制度存在漏洞有关；为什么想腐，则可能与理想信念动摇、党性弱化有关。也就是说，腐败不是一个孤立问题，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因如此，治理腐败需坚持系统施治，不能只靠查案，更不能靠某一种手段“包打天下”。
把“严”的要求和“治”的要求结合起来。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严”。“不敢腐”通过严肃惩治、严格监督、严明纪律，让越过底线者付出代价，使纪律法律形成震慑。这体现全面从严治党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但全面从严治党不能只停留在“严肃处理”上，还要解决问题。“不能腐”通过制度建设规范权力运行，堵塞漏洞、减少寻租空间；“不想腐”通过理论武装、党性教育、纪律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增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这样，全面从严治党就不是简单地“管得严”，而是进一步做到“治得深、治得久、治得有效”。
实现治标与治本的贯通。全面从严治党既要解决眼前突出问题，又要解决问题产生的原因。查办腐败案件首先是治标，它能够迅速遏制腐败蔓延、形成震慑。案件办结并不意味着治理结束，还要从案件中分析制度漏洞，看看权力在哪个环节失去约束，监督为什么没有及时发挥作用，再推动整改、完善制度。这是由治标向治本延伸。进一步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从思想上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则是在更深层次上固本培元。因此，“三不腐”把查处问题、解决问题、预防问题重新发生连成一条完整链条，从“出了问题怎么处理”进一步走向“怎样减少问题发生”。
把制度规制和自律统一起来。全面从严治党不能只依靠外部压力，也不能单纯寄希望于个人自觉。“不敢腐”更多体现纪律法律的强制力，是他律；“不能腐”更多体现制度规则的约束力，是规制；“不想腐”则强调党员干部从思想上形成自觉，是自律。没有有力惩治，制度就可能缺少刚性；没有制度约束，单靠惩治容易陷入反复查处；没有思想自觉，制度运行成本又会很高。因此，成熟的管党治党状态，不是只剩下“不想腐”，而是他律、规制和自律长期并存、相互促进。
把全面从严治党的各方面建设贯通起来。“不敢腐”与纪律建设直接相关，通过严明纪律划出底线、形成震慑；“不能腐”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紧密相连，通过完善制度规范权力；“不想腐”则与理论武装、理想信念教育、党性锤炼密切相关。与此同时，腐败案件往往还会暴露政治责任、组织管理、干部监督和作风建设方面的问题。通过案件查办推动整改，能够把反腐败成果转化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成果。因此，“三不腐”具有“枢纽”作用，把党的建设不同方面连接起来，并集中落实到权力监督和腐败治理这一重大实践问题上。
原文有删减，详见《国家治理》2026年第19期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博导 肖立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