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4至17世纪，作为当时世界的大国和强国，明朝以义为先，积极开展对外交往，竭力构建和平发展的世界秩序。晚明时代，中欧之间的深度交往史无前例。面对欧洲势力的东来，明朝适时应对，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推动对外交往。在“西学东渐”中，明朝秉持“会通”原则，以自信姿态与包容气度不断接纳新知识，融会贯通，为己所用。这是明朝基于自身文明的主体性所做出的合理选择，也是中华文明在面临新挑战时的一次自我调适，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强大的包容性和创新性。
作者：田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首席专家；黄怀贤，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6年第10期。
自张骞“凿通”西域以来，丝绸之路的安全得到了空前保障，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交流时代。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国最早对外交流的大通道，先辈们筚路蓝缕，迈着坚定的步伐，以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不断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尽管其间因区域动荡等因素而时有阻断，但人类文明的大交流时代一旦开启，就以无比强大的内在动力持续向前推进。至14世纪，基于强盛的国力，明朝在元朝的基础上以极大的自信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推动陆海丝绸之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明朝处在“在信仰与社会发展上富有创新的时代，远非所谓的‘中国文化’中一成不变的部分，而是始终与时俱进，紧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这是因为明朝作为一个成熟的文明主体，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遵循着自身的文明逻辑，与其他文明进行着适度且持续的交流。长期以来，受近现代西方学术话语的影响，不少学者将明代视为“封闭”甚至“闭关锁国”的时代加以挞伐。事实上，终明之世，无论官方层面还是民间社会，总体上仍保持着对外交往的连续性。特别是在地理大发现以来，明朝的对外交往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简单地以西方文明的视角来审视明朝对外交往的特点，不仅难以全面理解明朝对外交往过程中的复杂性，也会忽略明朝作为一个成熟的文明主体在对外交往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兹从制度调适、文化会通、国家安全坚守三个层面，审视明朝应对“西学东渐”时的态度与举措，以期更加理性地看待这一时期中国应对世界变化的时代特点。
一、管控与调适：明朝海洋政策的陆权逻辑
明朝建立之初，尽管将战略重心放在了内陆，但不意味着其不重视海上的对外交往。自洪武时代起，明朝便将其海上交往的多个政治体列为“不征之国”，促使明朝的海疆治理进入了新的时代。这些“不征之国”大都处于沿海或海外，由明朝东北方向的日本海，经黄海、东海、南海，过马六甲海峡，一直延伸到了与明代西南边疆邻近的印度洋孟加拉湾等海域，基本上将明朝的海疆或出海方向都包围在内，呈现出弧形的分布特征。此后，明朝又通过册封、贡赐等方式使之成为防范海上未知威胁、拱卫明朝陆上疆域的“海上藩篱”。而这些“不征之国”也成为明朝海外朝贡体系中的核心部分，终明之世，明廷都竭力维持着友好交往与交流。同时，明朝还制定了严格的海洋管控措施，一方面防范海外势力的袭扰，另一方面积极化解海外各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通过朝贡制度加强联系，力图构建新的海洋秩序，那种将“海禁”视为“锁国”的观点是偏颇的。徐光启认为，朱元璋在面对既是朝贡国又是倭寇来源地之一的日本时，“绝其贡，不绝其市”，而在“永乐以后，仍并贡市许之。盖彼中所用货物有必资于我者，势不能绝也。自是以来，其文物渐繁，资用亦广，三年一贡，限其人船，所易货物，岂能供一国之用！于是多有先期入贡、人船逾数者；我又禁止之，则有私通市舶者。私通者、商也。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又从而严禁之，则商转而为盗，盗而后得为商矣”。万明认为“海禁”不等于“闭关”，其与“禁止对外国交往不是一回事”，明代的海禁政策“针对的是本国人民，目的是切断敌对势力从大陆获得后勤补给和情报，并不是针对海外各国，更不是有意识的闭关锁国”。日本学者上田信认为“海禁”是“一种国家试图垄断与外国交流的政策”，同时“还有阻止铜钱流出的效果”，具有“统一各地经济圈的动向”。有明一代，尽管倭寇扰边不止，但明朝与日本的交往却难以中断。对此，陈忠烈认为：“中国在明初至明中、清初都曾经实行过严厉的‘海禁’政策，但粤、闽等沿海地区的民间海上贸易仍然以各种方式进行。日本在江户时代（1603—1867年）也实行‘锁国政策’，但有限度地开放长崎口岸，让外国商船进出贸易，中国仍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倭寇持续扰边之际，葡萄牙殖民势力东来，又极大冲击了海上朝贡秩序。初入东南亚，佛郎机就“吞并满剌加，逐其国王”，随后又以朝贡为名，“突入东莞县界残扰，甚至掠少儿炙食之”，其“火枪迅烈，震骇远近”，不仅扰乱了朝贡秩序，还严重威胁着明朝海疆的安全与稳定。阎宗临论道：“欧人初来的时候，有如‘海盗’，《明史·佛郎机传》中说：‘番人又潜匿倭贼，敌杀官军。’葡人与倭寇勾结，劫掠浙闽滨海地区，朱纨坚决反击是理所当然”。戴裔煊认为因明朝是当时的世界大国，才使初来的葡萄牙殖民者不敢轻举妄动，“假使中国是一个小国，恐怕早就变成第二个满剌加了。从葡萄牙殖民者海盗商人最初到达中国时起，中国人民就不断同他们进行各种斗争，不是没有原因的”。尽管葡萄牙的侵略行径引发了明廷的反感和回击，但明廷难以中断与葡萄牙的经济与文化交往。据晚明官员王临亨描述：“西洋之人往来中国者，向以香山澳中为舣舟之所，入市毕则驱之以去。日久法弛，其人渐蚁聚蜂结，巢穴澳中矣。当事者利其入市，不能尽法绳之，姑从其便。”利玛窦亦言：“他们从未完全禁止贸易。事实上他们允许增加贸易，但不能太快，而且始终附有这样的条件：即贸易时期结束后，葡萄牙人就要带着他们全部的财物立即返回印度。”随着中葡之间的贸易日渐繁盛，沿海地方官逐渐看到此举或为缓解明廷财政紧张的有效措施，加上葡萄牙人在打击沿海海盗上的援助，明廷逐渐放松了对葡萄牙的贸易禁令，允许葡萄牙在澳门进行贸易。“在正德三、四年间，广东已允许没有勘合的外国商船进入，‘税其货’，然后可以买卖。这是海禁政策的一大突破”。自嘉靖以后，“进入澳门的外国船，一经抵达，即可随意卸货而无阻挠”，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则经常将从欧洲输入的商品运到广州，“跟中国人交易”。至隆庆时期，“澳门疆臣林富为之奏请予隙地盖洋楼，岁纳租银五百两。自是英法诸夷相继通商于粤，皆倚澳夷为东道主”。随着澳门的日益兴起，在澳门从事贸易的人也逐渐多样，其“肤色有很大的差别”。利玛窦时期的澳门“居住着约六百葡萄牙人、几百日本人，此外还有印度人、帝汶人、非洲人和一些声名败坏的中国人”。另据《（万历）南海县志》载：“近数年来，始入濠镜澳筑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日与华人相接济，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筑室又不知其几许，而夷众殆万人矣”。由此可见，明朝所推行的“海禁”并非如部分观点所言是简单粗暴、自我封闭的消极政策，而是在面对不可控的海外威胁时所采取的必然的防御举措。
事实上，面对当时的海内外形势，明朝也根本不可能完全禁止沿海民众与外界的往来，如漳州、泉州的“滨海居民鲜有可耕之地，航海商渔，乃其生业，往往多至越贩诸番，以窥厚利”，官方亦“无法禁止外人经海路潜至山洲水岛或偷入华夏大地，当地居民与其交易不绝”。明代官员唐枢对此亦言：“切念华夷同体，有无相通，实理势之所必然。中国与夷，各擅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鉴于日益深化的中葡经贸交流，明朝的朝贡制度也处于不断调整之中，“贸易”与“进贡”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分离。即“贸易和进贡是两回事，广东地方为了实际的需要可以宽容葡萄牙人作买卖。但因为葡萄牙人的海盗作风，包括强占满刺加在内，是坚决不和他们打交道，不许他们朝贡，不作外交上的承认”。在这一变通中，明廷“只是把澳门看作小块租借地，而且是出于天朝臣民对远道番夷的一点同情。中国对于澳门，始终保有一切主权包括置官吏、设海关等等；葡萄牙商人除了纳关税外，还要纳地租”。澳门始终是中国的领土，自“中国政府征收舶税以来，葡萄牙殖民者长期来都遵章纳税”。
需要强调的是，葡萄牙租赁澳门及被允许进行贸易并未脱离“朝贡体系”的框架，葡萄牙仍需像其他朝贡国一样遵守明朝的法律及多项“朝贡”规定，并受明廷的约束和管辖。在此情况下，“当时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是被看作中国皇帝子民的，大部分的葡萄牙人都和当地中国妇女结婚，惟并非良家妇女，而多居奴婢之类。葡萄牙人犯罪，可由葡萄牙人自行处置；但一有牵涉华人，则须交中国官员审判，常有葡萄牙人被送去广州审判而受鞭打”。在1587年以前，“中国曾经派遣一位官员驻守澳门，‘承皇帝之旨，管理该城’；凡牵涉中国人在内的案件，不论他是原告或被告，都归他裁判”。至明代香山知县蔡善继履任后上“条议制澳十则”，并“勒石永禁，与澳夷约”，这使得“中国官员拥有对葡萄牙人居住澳门的严密控制权”，在“管辖权、领土权、司法权及财政权”等方面“中国是保持绝对权力的。这种情况继续有三个世纪之久”。对此，《剑桥中国明代史》的作者认为，朝贡制度“仍然符合帝国的利益，对它很有用。但是条款现在是易于协商的，而在早期它们是由明朝廷提出的”。
到了万历时期，明廷“最终在广东地方官员的影响下，审时度势，确定了对澳政策。对澳政策的确定，不是被动、无奈的表现，也不是地方官员简单的‘受贿’所能说明的。这一决策与隆庆初年开放福建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共同构成明王朝后期海外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也为明代中后期的对外交往打开了新局面，形成了“澳门体系”。可以说，明朝在应对外来威胁时，不是“一刀切”地全面禁止，而是根据现实需求对原有的模式进行调适。这就充分说明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并非单纯的“虚荣”，而是农耕文明基于自身需要将海洋纳入陆地行政管辖的一种低成本治理模式，亦是一种“以夷制夷”的陆权管控手段，是制度性创新的一种表现。而澳门亦随之崛起，并迅速成为明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城市，这“既是古老中华帝国向外看世界的一扇窗口，也是西方进入中华大地的一座桥梁，在中外经贸、文化交流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一个特区”，并为之后传教士通过澳门顺利进入明朝并传播西方的科技文化新知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讲，东方对于15世纪、16世纪的欧洲人已是一个‘老世界’，那么对于东方人来说，欧洲才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谜一般的世界，与其说欧洲去发现，不如说欧洲被发现，或者更恰当地说，是欧洲自己去让人发现。对于东方人来说，欧洲才是世界的尽头，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相反的世界，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者”。面对这一情势，明廷不会贸然全盘接纳，而是从实际出发，采取谨慎的应对措施，在有效管控中小心接触与相处。总体而言，明朝能够主动适应世界形势的变化，积极开展对外交流，通过陆海丝绸之路互通有无，与各种政治体有着广泛的联系。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当时的大国，明朝没有也不可能采取“闭关自守”的方式应对复杂的世界局势，而是在管控各个关口的前提下，以极大的自信始终保持着对外交流的积极态势，即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明朝依旧居于主动地位。
二、融汇与变通：晚明“西学东渐”的“会通”特征
在明代中外交流日益频繁的深刻影响下，“西洋”一词在明朝成为热门词汇，传统的“西域”被称为“旱西洋”，与“西洋”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显示出陆海丝绸之路在明代正逐渐融为一体的新趋势。至嘉靖以后，明朝人开始知道外国人用“China”称呼中国。当时，“葡萄牙人用中国（China）这个名字，把这个国家的名声传遍全欧洲”。随着“西学东来”，尤其是随着澳门成为连接中西文明的重要“桥梁”，中欧之间的经贸、文化交往逐渐频繁和深入。张海鹏认为：“欧洲人的宗教和文化，最早便是通过葡萄牙，通过澳门，系统地传入中国。”中葡之间的联通开启了明朝对外交往交流的全新时代，大批传教士以澳门为跳板，“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最终以耶稣会传教团的成功结束”，其与部分开明的明朝士大夫一同为晚明的“西学东渐”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独特作用的天文历法为例，朱元璋能够正视阿拉伯最新的历法成就，以元朝历法实践为基础，认为“西域推测天象最精”，便命回回大师马沙亦黑与翰林李翀、吴伯宗等一同翻译《天文书》（亦称《明译天文书》或《天文宝书》）和《回回历法》，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天文学交流史上的光辉一页”。在朱元璋的积极推动下，马沙亦黑等人“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靡不具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统历》与天象不符的现象时有发生。万历三十八年（1610），鉴于《大统历》出现的差错，礼部要求仿照明太祖重用马沙亦黑等人译修西域历法的事例，组织翰林检讨徐光启、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等人与“精究天文历法”的西方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等人参照更加精准的“西洋历法”共同修订明朝历法。该计划及随之而来的对“旧法”和“新法”的争论，则成了后来“崇祯历局”设立的序曲。
在这一争论中，徐光启主张结合中西即以“会通”的态度来修订历法，他说：“《大统》既不能自异于前，西法又未能必为我用，亦犹二百年来分科推步而已。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不断学习西洋历法和反思《大统历》的不足，是晚明修订历法的一大特点。在不断修订中，由于西洋历法测验符合天象，使崇祯帝深信西洋历法的精密，便于崇祯二年（1629）开设历局，任命徐光启等人修正历法。崇祯七年（1634），完成了137卷的《崇祯历书》。值得一提的是，徐光启所翻译的《几何原本》“大受中国人的推崇而且对于他们修订历法起了重大的影响”。晚明对历法的修订，虽包含“修补天命”的政治动机，但不失为一次对中国历法的大总结，也是中西文化交流融通过程中的一次大实践，充分展示了明朝对待多元文化的包容态度。
在吸收天文历学成就的同时，明朝也积极学习西方的火炮等技术，不断提高军事技术水平。在葡萄牙人看来，当时的明朝没有“火铳”，只有“一些类似蒙特摩尔水罐的一种炮，不堪一击”。《明经世文编》的编纂者也认为佛郎机铳“器精于中国且十倍矣”。嘉靖八年（1529），都御史汪在《奏陈愚见以弥边患事》一疏中详细描述了葡萄牙人所用火炮的“猛烈”，明言“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敌，用之守城，最为便利”，提出了“照依蜈蚣船式样，创造数十艘，易今之船，使橹用铳，一如其法，训练军士，久而惯熟，则防守益固”的建议。世宗从之，迅速下令“造佛郎机炮，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佛郎机炮和随后的红夷大炮等西洋火器的传入以及蜈蚣船的仿制，进一步完善了明朝军队的装备体系，提升了攻防能力，拉开了中国“师夷长技”的序幕。庞乃明认为：“晚明军队伴随红夷大炮引进而衍生的攻城、守城、野战、水战战法更新，是中西互动背景下中国军事体系深刻变革的一个缩影，这些战术根植于中国自身军事实际，成长于本土军事实践沃土，在保留原有优秀军事文化传统的同时，广泛吸收西方诸国军事经验，兼收并蓄，推陈出新，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以红夷大炮为核心的晚明新战术体系萌生、成形的这一过程，既印证了明代军事系统开放包容、富有创造、充满活力的一面，也为我们学习利用他国创新技术和先进经验提供了宝贵历史借鉴。”
与接受西方天文历法、数学和火炮技术等新知一样，明朝对西方其他的科学技术同样抱有好奇心。葡萄牙人伯来拉在《中国报道》中写道：没有见过葡萄牙人的福州官员及其家属“向我们打听有关我们国家和生活方式的许多情况，什么都记下来，因为他们对新东西无比好奇”。如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书籍“装帧奢华，与中国雕版印刷书籍形成对比。欧洲读物在北京的士人阶层中流传甚广，促使中国艺术家学习西方蚀刻技术，这种以明暗表现阴影的方法令中国人惊羡。中国画家还热衷于采用新的灭点透视法，为描绘空间提供了新的方法”。再如利玛窦带来的仪器和工具“星盘、天球仪、地球仪、世界地图等”东西，都是当时“中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不少士大夫都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不只是官员，连万历皇帝也对西方科技文化产生了兴趣。如在地理学方面，万历三十五年（1607），利玛窦“把一幅大型的世界地图进献给了皇帝，他还想多印一些”，经过较短时间的翻印后，“宫里到处都悬挂着这幅地图”。明神宗的宽容令传教士们大为兴奋。尽管这种意识是被动的，但“耶稣会修士们的科学知识在明代宫廷中唤起的兴趣，显示了这个朝代的最后几位君主，已经模糊地意识到了国家近代化之必要性”。对晚明士人而言，利玛窦所带来的地理学知识亦冲击了他们传统的地理观念。例如与徐光启同科的进士张京元便已清楚地知道“天如卵白，地如卵黄。天包地外，而天无一息不旋转。天以圆转，则地在天内，亦为圆体明矣”的地理学专业知识，亦显示出西学“从知识和技术等层面，扩展了晚明知识分子的世界认知”。而《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传入后在明朝得到了“高度评价”，在不断重印中“流传到中国各地”，使世界分为五大洲的概念在明朝得到了广泛传播，较好地解决了欧洲的“远东”和中国的“居中之国”的观念冲突。而在新版的世界地图中，利玛窦“逐渐地加入了更深奥的地理学、天文学、经济学、自然的、人种学和人类学的资料”，对晚明士人传统的“华夏中心”意识产生了巨大冲击，出现了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士大夫翕然信之”的现象。
不过，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利玛窦及其继任者将西方的科技文化传入明朝，而明代的士大夫们“向他们学习科技知识的同时，也不断地向他们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形成了双向的文明交流互鉴模式。在这一文化交流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逐步深化的。刚进入中国时，“利玛窦和他的两位前驱者罗坚明、范礼安一样，从西方中心论出发，认为中国人没有哲学，充其量只有一些伦理的箴言，完全没有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可是随着他们了解到更多情况，他们的想法有了巨大的改变”。这些改变都可归因于明朝人对自身传统制度文化的信心与坚守，通过明朝人的详细介绍以及传教士们的经历与见闻，且在深入了解明朝的各项制度与文化之后，西方传教士们不禁发出感慨：明代中国“到处都秩序井然，以至我们可以老老实实地说，这是世界上可能有的统治最好的地方”，如“有些地段的路面铺设得与我们经过的平地路面一样好。看到这些，我们认为世界上没有比中国人更好的建路者了”。此外，如朱元璋的“法制精神还受到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的赞赏”，并深刻影响了之后启蒙时代的西方思想家们。不仅如此，由传教士传回的科举考试与官僚选拔制度亦对当时的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选拔官吏的科举制作为文官政治系统的重要基础也受到耶稣会士高度重视，有关中国科举制的内容早在16世纪末就引起不少欧洲人的兴趣”。16世纪以后，“不仅有商人、旅行家、外交官，还有许多传教士纷纷前往中国作短期访问或长期居留。他们写了不少文章和专著，以各种不同的语言描述、或至少是提到了中国的科举制”，如修道士贡萨莱斯1585年出版的《幅员辽阔的伟大王国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传教士马菲1588年出版的《16世纪印度史》、曾德昭1638年写成的《大中国志》等均用相当的篇幅对明代的科举制和官僚制度做了详尽介绍，这使得欧洲“不少杰出的思想家虽然不曾亲身到过中国，但景仰中国的国家和人民，因而在各种发行广泛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提议采行中国的制度”，对欧洲文官选拔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利玛窦之后，“西方教会对中国文明的正面看法，并未因1644年明朝灭亡而终止。到了17世纪末期的清朝，这种看法仍在继续”。
明代中后期是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高峰时期和全新时代，同时也是中国人与欧洲人“实际上却根本互不了解”的时代，在“中国某些有文化教养的人中，对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传来的新科学、新技术和教理产生兴趣”，说明“明末是一个文化沸腾、创新、高度好奇和思想自由的时代”，涌现出“一些同传教士关系密切、深慕笃信其教义的士大夫，他们代表了明末西学热潮中那种寻求一个新的学术基础，借以强化已经腐败的传统价值的趋向，并且将这种社会趋向直接跟他们所向往和追求的西学联系起来，希望能从中找到一条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其代表人物有被评价为“杰出的近代科学先驱”和“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的徐光启，及与之同为“一代杰出的科技人才”的李之藻，还有“系统地摘录西书和概括综述”，对“西学的普及起着积极的作用”的熊明遇、邵辅忠、汪等，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较早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在晚明的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晚明中国人“对西方科技的态度是包容的，而这种兼收并蓄的包容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传统科技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但徐光启等人在“西学东渐”中采取的“会通”原则，秉持“实用主义”态度，理性、科学地吸纳西方科技文化中的新知，本质上是“以西补中”，目的是引入新的活力，而非自我解构。这与晚清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主张有相似之处，但相较而言，明代士大夫能在中欧接触与交流的早期阶段便有了这样的意识与思想，且早于晚清“洋务派”数百年，显示出徐光启等晚明士大夫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前瞻性，充分说明晚明时代的中华文明仍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与旺盛的生命力。
三、稳定与安全：明朝对外交往中的核心追求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在维护海疆安宁的同时，更多的把应对欧亚大陆腹地的“黄金家族后裔”势力视为战略重心，全力确保北部疆域的稳定与安全。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宣称：“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求、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逼近中国西北，世为边患，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在他看来，只有处理好陆地与海洋的关系，构建稳定有序的天下秩序，才能实现其“保境安民”“各安其生”的政治理想。基于此，在平定西北之后，朱元璋根据情势变化，不断强化对河西走廊的控制，积极打通与西域的交通，竭力恢复与西域的友好往来。在王继光看来，“有明一代，域内域外交通的繁荣活跃，岂止南洋一路？”在明初的近百年间，丝路古道“仍不减汉唐气象”。万明亦认为，“明初与郑和自海路七下西洋交相辉映的，有傅安、陈诚等从陆路出使西域。当时的陆路交通，也曾作为明统治者全面对外政策体现的一部分，反映出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时期对外建立联系的雄心勃勃。海陆并举，堪称历史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巅峰时期，中外关系史上的盛世”。尽管成化以来明廷一度采用“闭关绝贡”的方式向土鲁番施压，试图恢复哈密卫，但难以奏效，使哈密危机愈演愈烈，明世宗不得不调整策略，在承认土鲁番崛起的现实中重构陆路丝绸之路和平交往的秩序。终明之世，撒马尔罕与明朝的往来未曾中断。
毋庸置疑，明代中国史是全球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解明朝的统治对理解全球历史很重要，而且反过来，明朝的统治也必须被置于全球背景下来理解”。与明朝大约同时期的欧洲正处于地理大发现的早期向外扩张阶段。自新航路开辟以来，葡萄牙等欧洲诸国“依赖海上商业、海盗劫掠和殖民征服起家”，为了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西方各国政府“往往以军事为先锋，帮助商人开拓市场，占据商路，排挤竞争对手”，极具“扩张性和侵略性，充满了野蛮与暴力”。相较之下，以农耕为本的明朝所构建的以朝贡制度为核心的对外交往模式，核心目标是在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的同时构建起稳定的天下秩序，“而非获取经济利益或在军事上主宰异邦……几千年来，中国更多的是寻求劝服她的对手，而不是试图用武力击败他们”。正是“遵循了这样的原则，所以在大航海时期，正当西方按其‘海盗文化’的信条，疯狂地用武力开拓殖民地、大肆掠夺海外资源时”，明朝在“15世纪前期的近30年时间内，派遣郑和成功地七次下西洋，甚至穿越印度洋抵达东非沿岸，他们不仅毫不侵犯所达国家和区域的主权，而且与他们和平交往、互通有无，向他们展示友谊”。到了明代中后期，明廷在管控风险、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制度调适，谨慎应对中西文明交流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便已遣使向各朝贡政治体表明：“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顷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尔四夷君长、酋帅等，遐远未闻，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此后，他又多次表示“四海苍生，皆吾赤子，爱念之意，旦暮不忘”，提出了与普天之下“共享升平之治”的美好愿望。而这一政策又被后世的明朝君臣所延续和发展。宣德五年（1430），宣宗派遣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宣称：“朕恭膺天命，祗嗣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大统，君临万邦，体祖宗之至仁，普辑宁于庶类。已大赦天下，纪元宣德，咸与维新。尔诸番国远处海外，未有闻知。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赉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孝宗即位伊始，面对安南与占城的争端，亦敕谕安南国王，令其“当以救菑恤患为心，副我朝廷兴灭继绝至意。严加禁饬守边之人，毋以强凌弱，毋稔恶府辜”，并希望双方能“敦睦邻好，共享太平”，重申了明朝“共享太平之福”的互惠诚意。这种互惠共处的和平秩序，则对明代中后期的澳门崛起、“隆庆开关”以及中外经贸交往的迅速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明代中后期，在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中，明朝“拥有的资源更多地让位给市场，国家作用则更多地让位给社会”，特别是由于“白银价值增大，向海外的寻求成为必然”，当“旧的对外贸易模式——朝贡贸易不能满足需要，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加之当时“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形成，世界市场雏形已经开始运作”，明朝适时调整了朝贡模式，“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初步建构”，并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且“处于有利地位”。因此，以西方“完全贸易自由”的标准来审视明朝以“仁政”构建天下秩序的共享理念，不仅容易忽略明朝在政治上对外交往与朝贡体系构建中“安全优先”的治理逻辑，还将陷入维持“天朝上国”礼仪性虚荣的浅显认知，容易得出“明朝闭关论”或“明朝闭关锁国论”之类的观点，进而无视历史传统，断言西方“先进”而明朝“落后”，甚至想当然地要求明朝在一夜之间转向西方模式。
在晚明这场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浪潮中，明朝所追求的稳定与安全目标，除政治、军事方面外，还应包括文化、社会方面的安全与稳定。不可否认，传教士所带来的新知对中国传统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当时，“西洋国天主教，前未之有也。明季，其国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先后来中国，人多信之”。在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入其教者，废祖先之祀，无鬼神之敬，生员入学不拜孔子，殊骇人听闻”，给明朝士人的传统观念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当传教士称明朝为“贵国”时，使一部分明朝士人很不适应，将其视为“傲慢之尤者”，为此提出了“夫以彝乱华，酿为不可知之患者，在异日以邪乱正，倡为不可训之教者”和“若曰西人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则中国可以西人之治治乎”的担忧与追问。可见，在中西文化早期交流中，明末士人在面对西方制度和文化的冲击时，已经敏锐地认识到要如何做出回应的根本性问题。而地理大发现“推动的中西文化交流，亦在中国社会渗入了世界变革的时代精神，并提供了可资参照和比较的西方价值体系”。尽管“传教士带来西方天文学、数学、医学等科技知识，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参与到中国政治之中，有些传教士以种种方式干预中国内政，企图推动中国皇帝皈依天主教，将中国变成天主教国家”，这实质上已在思想文化方面触及了明朝统治秩序中的文化安全“红线”，从而引起明朝士人的警惕与防范。面对传教士所带来的文化冲击与挑战，出于维护文化安全的考量，明朝内部出现激烈的争论乃至部分排斥的现象都是正常的。如在南京众多的官员和士子中，“他们对待天主教的态度是不同的：信仰或与耶稣会士交往者有之；而信仰佛教，对天主教持否定态度者也为数不少。随着天主教势力在南京的发展，在官员和士子中间不满天主教的情绪也日益增加，南京教案的爆发正是这种态势发展的结果”。
在晚明这场“西学东渐”潮流中，出于文化安全的考量，尽管明廷朝野上下不少人都热衷于了解并谦逊地学习由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但晚明的士人们并未迷失自我，对西方文化还保持着应有的警惕和怀疑态度。为此，利玛窦等传教士不敢“赤裸裸地宣示自己的真实目的”，而是“采取‘文化适应’的策略”。一方面，面对“大多数中国人不会为了基督教而放弃拜祖”的现实，利玛窦“重新定义了祖先崇拜”，认为“中国人祭祖是基于对亡者的悼念，而非冀望获得好处的宗教性祈求，这点特质在祭孔仪式中也同样存在”；另一方面，利玛窦对自己的“传教意图进行一定程度的掩饰和包装”，这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利玛窦与士大夫相互作用的结果”。对此，朱维铮论道：“经过在南昌三年、南京二年与达官贵人和学者名士的广泛交往，利玛窦的形像，早就转换成‘西儒’。他博取中土文化精英人物认同的手段，已经主要不是万国地图和西洋‘奇器’，而是通过《天主实义》《交友论》《二十五言》等中文著作，所展现的基督教世界的哲理、伦常、宇宙观和审美观之类，还有令章句小儒们倾倒的‘西国记法’，当然都把佛教当作论敌，极力证明耶儒二教同心同理”。这表明在中西交流的早期接触中，明朝士大夫在融合与会通中吸纳新知的同时，仍能够保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坚守着文化安全的“底线”。
当然，中西文明交流接触之初，在社会层面彼此的矛盾与冲突亦不可避免。如万历时期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的奴仆和中国人之间每天都发生矛盾冲突，此外做买卖也经常产生仇怨”。利玛窦也承认，当时“和少数几个传教士同时到来的是大批西方商人，他们和腐败的中国官员勾结，在贸易中损害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所以，中国人的“排外”由此而逐渐“加深”。同样地，欧洲人在深入认识中国的过程中，也有斗争与争论，传回的东方信息也同样冲击着他们长期以来因地理阻隔而形成的偏见。例如，当时的“罗马教王既不明中国的大势，又固执着遗传的规制，仅仅因为上帝或天主的名称，和祭祖与拜孔的礼节，严令教士不许通融，就因此断绝了传教的机会”。而传教士们面对中国的实际，内部的争论和斗争亦不可避免，他们传回欧洲的中国信息不仅冲击了“仍深深植根于马可·波罗的神话般的叙述”的观念，还不断纠正着欧洲人对中国的错误认知。这些矛盾冲突是中西文明交流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不应将其视作明朝封闭排外的表现。
总的来说，在晚明这场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大潮中，明朝没有“故步自封”，也没有“错失”大航海时代的“机遇”。出于大国的自信，明朝不需要掠夺他国，也不会征服他国，而是在确保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前提下，竭力维护世界和平秩序。面对葡萄牙等国对传统朝贡秩序的挑战，明朝一方面责令其规范行为，依法行事；另一方面主动学习其长处，为我所用。在“西学东渐”中，明朝以包容的态度，正视西方的先进技术，积极吸纳新知，适时应对新的挑战，坚守了国家安全的底线。
结语
有明一代，从洪武时期派使四出、永乐时期陈诚出使西域与郑和下西洋，到武宗允许葡萄牙人入贡、世宗放弃“闭关绝贡”、嘉靖后期为葡萄牙人划定澳门从事商贸活动、隆庆时期开放月港、万历年间允许传教士从陆海两路进入中国并积极吸纳外来科技文化新知等，都是明朝不断适应形势变化而主动采取的理性举措，集中反映着明朝对外交往的连续性和自主性。在这一进程中，晚明的“西学东渐”尤其值得关注，成为理解明朝对外交往路径中所蕴含的文明逻辑的典型事例。
明朝作为当时世界上的大国和强国，拥有辽阔疆域和众多人口，与当时欧洲“小国寡民”的情形不同，加上“以农为本”的文明特性，也决定了明廷必须以陆上治理为重心，以维护国家安全为首要任务，在制度调适与文化会通中坚守国家安全底线，将对外交往交流置于安全可控的范围内，走稳健的发展路径。对于明朝在15世纪以降的全球化时代中为坚守自身传统制度文化并保持独立性所作出的一系列举措，不应以“保守”“僵化”“封闭”视之，而应以明朝基于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与内在逻辑所做出的必然选择来看待。在这场文明交流互鉴的大潮中，明朝在“确保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的前提下，以包容的态度博采众长，使晚明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相互学习的重要历史阶段，亦让明代中国“与先前的时代有了根本性的不同”。从此，“世界进入了中国，而中国也融入了世界，全球一体化进程由此展开”。面对西方文化对中华文明根基的冲击，明朝士大夫予以了强有力的回击，始终维护着自身文化的核心传统，不会随波逐流、丧失自我。只有跳出“冲击—反应”的传统范式及“保守—先进”的简单评判，从维护中华文明主体性的角度出发，才能更加理性地看待明代中后期中国应对世界变化的特点。当然，也应理性地看到，在晚明的“西学东渐”中，能够“会通”中西的士大夫仍为少数，主动学习并改造社会的动力不足，未能形成主导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也就无法持续推动传统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河西走廊与中亚文明”（LSYZD21008）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