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布伦塔诺对现代哲学的意义常被轻视。哲学的核心任务是理解基本概念。为此，布伦塔诺运用并融合了语言分析与概念阐明，并以概念阐明为根本方法。在分析哲学之前，他已经运用各种语言分析方法，包括分解式、转换式和诊断式分析。但布伦塔诺看到，语言分析本身有局限：它要么无法处理基础概念，要么在认知上不够充分。而语言分析之所以有助于理解概念，是因为分析语句更贴近经验。概念阐明诉诸活生生的经验，因而才是最终的阐明方法。概念阐明旨在实现充分的概念理解，这包括对概念的知识、对其运用的能力以及对其起源的解释。在布伦塔诺那里，将人引向与概念相关的体验并达成概念理解的方法有几种，包括例示方法、通过标志性特征进行阐明的方法、揭示概念起源相关的心灵活动以及现象对比等。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现象学前沿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3&ZD241)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布伦塔诺/ 语言分析/ 概念阐明/ 概念理解/ 经验/
作者简介：李忠伟，浙江大学哲学学院。
原文出处：《世界哲学》(京)2026年第4期 第104-117页
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理解根本的概念及其关系。①为此，分析哲学和现象学都提供了标志性方法。一般认为，分析哲学起家时的主要方法是概念分析，而现象学(这里主要指胡塞尔现象学)的标志性方法是概念阐明或本质阐明。如果说语言分析在语言层面运作，那么概念阐明则将概念诉诸直观或经验中的起源。作为当代哲学的奠基者之一，布伦塔诺是语言分析和概念阐明两种方法的开创者。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像两条大河，其上游有多个源头。布伦塔诺处于现代哲学的源头处，他的两种哲学方法分别汇入了这两条河流。
本文按照布伦塔诺的思路，力图呈现一幅语言分析和概念阐明相互融合的方法论图景。本文将说明语言分析的阐明能力有限，而其阐明能起作用是因为贴近经验；说明概念阐明的具体机制。
一、布伦塔诺论语言分析及其局限
一般认为，分析哲学至少在发展初期坚持从语言入手处理哲学问题。达米特认为，分析哲学的标志是坚持“对思想的分析可以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来实现”(Dummett，1996：25)，但语言分析不是分析哲学的专利，布伦塔诺也重视语言分析。布伦塔诺看到，语言能提供哲学洞见，但也常常导向哲学谬误。他同时看到，要增进概念理解，语言分析并不充分，最终还要靠基于经验的阐明。
在《基于经验立场的心理学》中，布伦塔诺多次谈论“日常语言”。他分析了日常语言对哲学理论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比如，他认为，考察语言有助于区分心理现象的基本类型——这是心理学的基本任务之一。他说：“日常语言通过赋予心理现象以通用名称，为心理学研究铺平道路。当然，日常语言并非完全可靠，过于依赖它的人会被误导；而对于那些谨慎使用其规定的人而言，它则有助于发现真理。”(Brentano，2008：59-60)此外，分析日常语言还有助于确定心理现象的基本特征。布伦塔诺说：“有些情感无疑是指向对象的，语言本身通过所用的表达方式也揭示了这一点。我们会说‘为……感到高兴’‘为……感到悲伤’。……像肯定与否定、爱与恨、渴望与回避一样，喜悦与悲伤都明显地跟随某种表象，并指向表象中呈现的对象。”(同上，107)简言之，日常语言指示出心理现象具有意向性。
更重要的是，布伦塔诺坚持，还要超越表面的语言现象，深入地分析语言，以获得哲学洞见。本文主要阐述布伦塔诺的三种分析方法。巧合的是，三者对应摩尔、罗素与赖尔运用过的分析技巧。它们分别是分解式分析(decompositional analysis)、转换式分析(transformative analysis)与诊断性分析(diagnostic analysis)。(参见Beaney，2007；张浩军，2025)本文无意深入论证布伦塔诺与这几位分析哲学家之间的关系，笔者想要指出的是，布伦塔诺至少独立于且先于他们，运用了上述语言分析方法。更重要的是，布伦塔诺同时看到，尽管语言分析能促进理解，但仍然是有局限的，真正的理解最终仍然要依靠经验。
1.布伦塔诺的分解式分析
一般认为，作为当代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摩尔对分解式分析的表达是经典的。摩尔所设想的分析，是将概念分解为若干个简单清楚的概念。然而，有些概念是不可分析的。比如，摩尔认为，“善”是不可分析的。他说：
当一个词语表达的是可分析的谓词时，该谓词通常也会由若干词语组成的短语来表达，该短语包含构成其分析的要素，并在这一意义上“包含着它的分析”。因此，如果G是可分析的，它大概也会有时被某种复杂的短语来表达——一个与单纯的“is good”不同的短语。(Moore，1993：8)
然而，早于摩尔，布伦塔诺也运用了分解式分析方法，同时他看到其局限性。在1874年出版的《基于经验立场的心理学》中，布伦塔诺试图阐明“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的概念，他说：“我们所追求的解释(Erklärung)，并不是一种按照传统逻辑学家规则进行的定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并不一定要提供更一般、更高阶的规定性。”(Brentano，2008：96)
布伦塔诺和摩尔都看到了分析的局限：它不适用于基本概念。摩尔认为，若一个概念没有部分，则无法被分析性地定义。比如，摩尔说：
“善”是简单概念，就像“黄色”是简单概念一样；正如你无法以任何方式向一个还不知道“黄色”是什么的人解释“黄色”一样，你也无法向一个还不知道“善”是什么的人解释“善”。(Moore，1993：59)
倘若“善”的概念无法被分析，又如何被理解呢?摩尔认为，理解基本概念要借助经验。而布伦塔诺在摩尔之前就认为对颜色概念的阐明要诉诸经验。布伦塔诺早于摩尔表示：“如果我不能将红色或蓝色呈现在某人眼前，那么所有对‘红’或‘蓝’的概念的阐明，又有何意义呢?”(Brentano，1982b：29)
2.布伦塔诺的转换式分析
如果说分解式分析比较平常，那么转换式分析则别出心裁。一般认为，弗雷格和罗素是转换式分析的开创者。但是在他们之前，布伦塔诺就运用了某种转换式分析。
转换式分析的典型范式是罗素关于指称短语(denoting phrase)的分析。从形式上看，指称短语包括带有定冠词的描述短语、带有不定冠词、量词的名词短语等。(参见Russell，1905：479)②罗素认为，倘若指称短语被当作命题的“真实的成分”，并被认为独立地指称对象，包含指称短语的句子会导向本体论困难和逻辑悖论。考虑如下句子：“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和“独角兽不存在”。有人(如麦农)认为，要让这样的句子有真值，其主词必须有相应的对象。鉴于这些对象并不实际存在，这些短语指向某种特殊的实体，它们具有存在之外的本体论地位，比如隐存、超存在等。罗素指出，这会导致奇怪的本体论和逻辑悖论。比如，第一句话会导致排中律失效：肯定或否定“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都是错误的。第二句话容易让人设定不存在的“独角兽”有隐存或超存在，这会导致奇怪的本体论。
罗素建议，为了避免指称短语带来的困难，就要深入分析指称短语所在语句的逻辑结构。他认为，理解指称短语要根据语境原则：指称性短语本身没有意义，只有包含它们的完整句子才有意义。他指出，包含指称短语的语句，都可以被转换为与原句意义相同，但不再包含指称短语的句子。这些转写后的新句子能揭示此前语句掩盖的深层逻辑结构。比如，“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可以被转写为“存在一个对象，该对象是法国国王且是秃子”。该句用现代逻辑符号表达可以写为“∃x(x is French King ∧ ∀y(y is French King→y=x)∧(x is bald))”，而“独角兽不存在”可以被转写为“并非存在一个对象，该对象长得像马且有一只角”。在转写后的句子中，指称短语消失，而句子的真值变得明确，排中律重新适用，也不会导致奇怪的本体论了。
布伦塔诺也提出了某种转换式分析。他认为，传统判断理论中的复杂判断——包含S是P这样述谓结构的判断——会导致诸多问题，但复杂判断可以被转写为形式更为简单的判断。他认为，“sein”作为系词(copula)，具有连接主词和谓词的语法功能。但这只是某种语法的偶然：系词表明判断的肯定(加上否定词后表示否定)、谓词的归属，并不对应思想或实在的结构。具体来说，系词带来的语法结构并不代表思想自身的结构，谓词的归属并不必然代表某种属性的归属。为了揭示此点，布伦塔诺论证并展示，包含系词的判断可以被转换为(rückführbar)简单的、不包含述谓结构的存在命题。(参见Brentano，2008：341)比如，直言判断可以转换为简单的存在判断，即接受还是否认某物(存在)。且看下表：
若运用布伦塔诺式的方法改写罗素的例子，则“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可以被转写为“存在秃头的法国国王”。转写后的判断意味着接受秃头的法国国王存在。现在，该判断可被判定为是错的，其否定是真的。而“独角兽不存在”可以被转写为“不存在独角兽”，该句否认独角兽，从而不会导致奇怪的本体论。
通过这样的转写，可以达成两个理论目的：一是避免本体论问题和逻辑悖论；二是论证一个心灵哲学命题：表象和判断的核心区别不在于内容或者其结构之有无，而是在于“态度”。布伦塔诺于是反驳了一个传统观点：判断有复合结构，而表象通常没有。布伦塔诺则论证，既然“判断‘a是F’”可以转换为“肯定Fa”，那么判断内容自身并没有命题结构，因此判断与表象的差异不在于内容结构。③
3.布伦塔诺的诊断式分析
布伦塔诺还发展出了独特的诊断式分析方法。他认为，有些表达具有误导性，必须诊断出这些句子的误导性，从而使这些句子被正确的分析替代。布伦塔诺之后，赖尔(Gilbert Ryle)的《系统地误导性的表达》一文也发展出类似思路。④该文论证，有些表达具有系统性的误导性，可能会导致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困难以及逻辑矛盾。系统性的误导性的表述虽然可以被理解，但不适用于它们所描述的事实状态。哲学分析就是要揭示这些表达的真正含义，并用更完善且同义的语句来替代误导性的语句。
赖尔给出了多种类型的误导性表达。(参见Ryle，1932)一是“准本体论命题”。考虑如下句子：“撒旦并非一种实在。”从表面语法看，这个句子是在断言“撒旦”作为某种对象是否存在。这会让人误以为“存在”或“现实”是某种属性。因此，类似“X存在”或“X不存在”的命题都是准本体论式的误导表达，容易使人们陷入形而上学悖谬。为避免悖论，需要采取类似罗素式的转写。
二是关于共相的命题。考虑如下语句：“迟到是应受责备的。”这类句子的表面语法误导人们认为“迟到”和“美德”这样的“共相”可以像个体那样存在。赖尔认为，“迟到应受责备”只是意味着，“凡是迟到的人，都应当受到他人的责备”。赖尔的结论是：“那些看似‘关于共相’的陈述，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加以分析；因此，一般词项实际上从来都不是用来命名属性的主体。”(同上，151)
三是准指称性的——也即貌似指称性的——定冠词短语。参看如下语句：“庞加莱不是法国国王。”“琼斯憎恨去医院这一想法。”赖尔认为，表面上看来，带定冠词的描述性短语指称独特的个体，但这种短语通常并不指称个体，而是浓缩的谓词性表达。据此，“庞加莱不是法国国王”一句中，“法国国王”并非真正的指称性的表达。此外，此类表达可能还导致人们相信“观念”“概念”“思想”“判断”等可以作为实体存在。(同上，161)对于前面一句，赖尔认为，通过转换，可以消除这类带定冠词的描述短语。而关于琼斯的那句话则可以被转写为“琼斯想起要去医院就觉得压抑”这样的形式。
然而，早于赖尔，布伦塔诺也深入地分析了误导性语句。(参见Dewalque，2021：95-118)布伦塔诺找出了多种误导性语言，并对其进行了诊断，提出了利于正确理解的转换方案，这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案：第一，系词结构被误认为关涉思想与实在的本质结构。传统上认为，判断不同于表象的地方是判断有复杂的命题结构，这在日常语法上表现为，使用系词联系主谓成分以表达判断。系词在复杂判断中的功能是联系主词和谓词，标识一者为主词，另一者为谓词。此外，系词“ist”标志某物被承认，而“不是”(ist nicht)则表明某物被否定或拒斥。这种承认或否定，都建立在某物的表象之上。然而，正如上文已经展示的，布伦塔诺认为，包含系词的语句可以被转换为不包含系词的语句。用系词形成复杂的结构性语句，只是语法的偶然特征，并非实在与思想的本质特征。
第二，“存在”(existieren)、“有”(es gibt)等词常被非严格地运用，被加于不能实际存在的“事物”。布伦塔诺说：“鉴于‘有’、‘存在’(es besteht)、‘是’(es ist)、‘存在着’(es existiert)等表达是含混的，我们确实可以说：‘有德性’‘有空虚的空间’‘有一种不可能性’等等。”(Brentano，1982b：80)人们甚至还说，“存在非人”。(Brentano，1933：10)这会误导人们将“德性”“虚空”“不可能性”甚至“非人”都当作存在者。这样的误导性语句都可以且需要被转写，以避免误用上述语词。布伦塔诺说：“在语言上不仅可以说‘圆的东西存在’，也可以说‘圆性存在’。尽管我们这么说是被允许的，但也不应忽视：这里谈论的是非严格意义上的存在者，在严格意义上，所涉及的存在者只是那个圆的东西本身。”(同上，7)按照布伦塔诺的理论，所谓“圆性存在”可以被转写为“圆的事物存在”。
第三，语言促成对具体事物的抽象化。布伦塔诺指出：“语言允许为每个具体物形成一个抽象物。对于‘存在者’，可以形成抽象物‘存在’；对于‘身体’，可以形成‘身体性’；对于‘精神’，可以形成‘精神性’……等等。”(同上)然而这会滋生多种虚构的抽象事物，“把一个可以被赋予多个谓词的事物，说成由与这些谓词数量相等的部分构成。就好像一个动物之所以有毛，是因为毛发是它的一个部分，那么一个圆的东西之所以是圆的，就因为‘圆性’是它的部分。”(同上)这里的错误在于，将圆性、红性当作是圆的物体和红色物体的真实的“部分”，就相当于将其当作和动物的毛发一样独立的实存。
第四，语言让人将“所思之物”和“意义”设定为抽象实体。布伦塔诺认为，意向活动指向的是“实物”(Ding)本身，而不是“思维存在”(ein gedachtes Ding)。布伦塔诺说：“至于这种虚构——即某物‘作为被思维的’也算作存在者——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无害，但若误以为它并非虚构，那么最终就会被引向最明显的荒谬。”(同上，8)对“被思维的对象”可以有多种理解，一种是将其当作某种弗雷格意义上的“意义”(Sinn)，但按照布伦塔诺的理论，晨星固然存在，“晨星的意义”并不存在，所谓意义的“第三世界”更不存在。
布伦塔诺还分析了其他误导性的表达。他指出，谈论某个句子真假与否(如“‘p’为真”)会导致人们相信“命题”这样的抽象实体。(同上，19)另外，名词化的语法操作生成了语法上的名称，这些名称可以指代“非物”(如抽象物、模态、真本身、善本身、美本身等)。但是，只有指代具体实物的名词才是逻辑上的名称，而单纯语法上的名称，都可能导致本体论问题。(参见Brentano，1982b：190)此外，布伦塔诺还提到，误导性语言让人们将时空、能力实物化，将偶性独立化和抽象化，甚至将模态性当作事物自身的属性。
日常语言固然具有误导性，但只要认清它导致虚妄的根源，其缺憾就无伤大雅。布伦塔诺建议，所有的表达都可以被翻译成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只用具体的表达，而不再使用为这种虚构而引入的抽象词语，并且对整体作出相应的语言改写——那这些虚构甚至可以完全无害”。(Brentano，1933：62；参见Brentano，1982b：80)语言的某些不完满的特征有可能有助于沟通的便利和思维的经济性。比如，系词加否定词的使用方式就能减轻记忆负担。(参见Brentano，2008：249)此外，名词化可以让语言和思想更为经济。而赖尔也持有类似观点，他认为，语言具有误导性：
绝不意味着那些朴素地使用这些表达的人对其意义有任何怀疑或困惑，或在任何意义上需要借助哲学分析的成果，才能继续明智地使用其日常表达方式，或者使他们的表达对他人而言是可理解的。(Ryle，1932：142)
换言之，尽管日常语言不完美，但有时候不仅无碍，还有利于交流和思维的经济性。语言的某些特征只是经济性与严格性妥协的产物。
然而，语言分析往往不能达成对概念的真正理解。首先，分析总有尽头。无论是在分解还是在转换的意义上来理解分析，最终总会有一些基本概念无法继续被分析。其次，即便分析和转写是正确的，也未必能提供认知上充分的理解：知道一个命题(如E=mc2)为真，并不等同于真正理解该命题。最后，误导性语句为何具有误导性，转换之后的语句为何能促进理解，自身也是需要被阐明的。罗素和赖尔的论文都没有给出合适的回答。本文会表明，布伦塔诺的理论对此有所启示：一些语言是误导性的，是因为它不对应关于实在的真实经验，而是让人远离经验；转写之后的语句能消除误导性，是因为它能让人贴近关于真实事物的真实经验。简言之，语言分析之所以能够促进理解，是因为用于分析的语句更加贴近经验。当然，要理解语言分析的局限性，还要深入地了解概念理解到底是什么。这正是下节的主题。
二、概念阐明和概念理解
布伦塔诺的哲学方法是“基于经验立场”的。他主张，只有诉诸相关的经验，比如诉诸与概念起源相关的直观，才能真正澄清概念。即便对于被正确地分析的概念，仍需基于经验去阐明，才能达到有洞见性的理解(insightful understanding)。
布伦塔诺的《基于经验立场的心理学》面临的一个基本任务是，确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由此为心理学划界。布伦塔诺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心理现象。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构成了整个现象世界。这时，阐明这对概念就成为核心任务。然而，此时不能采用概念分析，诉诸比这两个概念更具有一般性的概念，因为它们并不比更具体的概念更清晰。布伦塔诺说：
与通过更一般的概念来解释相对立的，是通过特殊的事例、通过例子来进行解释的方式。而当具体的名称比一般的名称更清晰时，后者的解释方式就常常是更为恰当的。(Brentano，2008：96)
布伦塔诺认为，要阐明这对概念，不能够说两者都是现象。这正如要理解具体的颜色概念，如红色、黄色的概念，不能说它们都是颜色。一个明显的出路是，可以通过颜色经验来阐明颜色概念。没有颜色经验的人，是无法拥有颜色概念的。
然而，如何援引经验，援引何种经验，又以何种方式实现概念阐明呢?具体来说，这就是要处理概念阐明的“什么”“如何”以及“为何”的问题：概念阐明方法的理论功能或目的是什么?它如何运作?它为何能阐明?对这些问题，可以一言以蔽之地回答说：概念阐明通过诉诸经验而达到概念理解。然而，对此的论证还需要展开。本节主要回答第一个问题，下一节则回答后两个问题。
布伦塔诺认为，概念阐明(Verdeutlichung)的目的是获取关于概念的“明晰性”(Deutlichkeit)，即对概念的清晰认识。布伦塔诺说：
我们所追求的说明(Erklärung)，并不是按照传统逻辑学家的规则进行的定义。……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要阐明(Verdeutlichung)两个名称：“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不拘泥于使用何种手段——只要它们确实有助于清晰性即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仅仅是提供更一般、更高阶的规定性才是有用的。(同上)
在布伦塔诺这里，“阐明”、“说明”(Erklärung)和“定义”(Definieren)是在同样的意义上被使用的，都是指阐明概念以达成理解。本文统一用“阐明”来指这种方法。
阐明要达到的概念清晰性，不是简单的符号或语词上的清晰界定，也即不是关于概念的分析的知识，而是对概念的真切理解。简言之，概念阐明的目标是概念理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概念理解不仅需要后盖蒂尔(Gettier)时代或当代意义上的知识——某种加上或不加上更多条件的“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概念理解接近古典意义上的知识。这不难理解：布伦塔诺具有深厚的古典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背景。按照李尔(Lear)对亚里士多德知识概念的解释：“要拥有知识(epistēmē)，人不仅必须知道某物，还必须把握其原因或解释。这才是真正的理解：从深层意义上知道它是什么，以及它如何成为它现在的样子。”(Lear，1988：6)换言之，对某物的理解，是比知道一些关于它的浅层的命题更丰富的认知成就。
理解与当代意义上的知识不同。匡格西将理解分为“命题式理解”和“对象式理解”。为了解两者不同，我们只需对比“理解f=ma”和“知道f=ma”以及“理解某人”和“知道某人”。匡格西认为，“命题式理解”通常预设知道与目标命题相关的多个命题，并知道它们的融贯关系；而“对象式理解”则需要关于对象的各种命题知识甚至实践知识。理解要求主体“把握解释性关系以及其他使信息体系保持连贯的关联”。某人可以掌握许多关于X的孤立的事实，但对其理解有限；而“只有当这些信息被主体整合起来”，主体才获得理解。(参见Kvanvig，2003：192)
那什么是概念理解?笔者认为，概念理解至少包含三个要素：能力、知识和解释，它们都涉及各种综合性因素。第一，概念理解包含对概念的“掌握”(grasp)，即能够熟练地运用概念，这体现在它应该被运用于回忆、想象和识别概念所统摄的事例。第二，理解概念意味着“知道”某些与其相关的命题，这些命题涉及概念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概念间的关联。第三，理解概念还意味着能够“解释”概念的来源。下文将表明，通过经验进行概念阐明，将能从三方面促进概念理解。
三、概念阐明的机制
布伦塔诺认为，概念阐明最终要通过经验，包括“外部经验”和对意识活动自身的反思性经验。布伦塔诺在《描述心理学》中说：“概念是从具体直观中获得的，即使在以后某个阶段我们再次思考这些概念，它们也总是以具体直观为基础。”(Brentano，1982a：58)特克斯特将这种概念阐明的立场称为“概念经验论”。(参见Textor，2017)换言之，概念阐明最终需要诉诸概念的经验源泉。其实，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诉诸经验或直观以获得理解。比如，为了理解一个事物，可以观察该事物，了解其来源，甚至直接经验该事物是如何发生的。正如要了解人，要听其言、观其行，还要了解其家庭、故乡、成长经历等。
布伦塔诺基于经验进行概念阐明的方法可谓承上启下。就承上来说，该方法有哲学史根基。他的概念阐明受到经验论的影响。经验论认为，概念源于经验，而要理解概念的真实含义，必须回到产生概念的经验源头。洛克说：“……含糊不清、微不足道的言语形式，以及对语言的滥用……只是无知的掩饰，阻碍了真正的知识。”(Locke，1975：10)然而，“通过这种历史的(Historical)、朴实(Plain)的方法来说明我们的理解力是如何达到我们所拥有的那些概念的……。”(同上，43-44)此外，布伦塔诺赞同地引用洛采(Lotze)的话说：“否认意志真实存在是徒劳的，就像试图用冗长的解释来阐明其单纯的本质一样徒劳；这种本质只能通过直接经验认识。”(Brentano，2008：268)就启下来说，布伦塔诺的这种概念阐明方法影响了胡塞尔。胡塞尔曾建议，“摒弃那些空洞的词语分析。我们必须追问事物自身。回到经验，回到直观，因为只有经验与直观才能赋予我们的言词以意义和正当的根据。”(Husserl，1986：21)
既然经验是通达概念理解的必由之路，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获得相关的经验，经验又以何种机制阐明概念。概念阐明诉诸的经验可以分为感性经验和内在经验。后者是布伦塔诺所说的“内知觉”：意识活动在指向对象时对自身的觉知。布伦塔诺说：
对于这样的阐明，许多人认为必须总是诉诸某种一般性的规定，但他们却忘记了：阐明的最后且最有效的手段，始终在于对个体的直观，因为我们是从直观中得来所有的特征。如果我不能将一个红色或蓝色的物体呈现在某人眼前，那么所有对“红”或“蓝”的概念的阐明，又有何意义呢?[……]
而如果我们——正如我所希望的——已经成功澄清了含混的概念，那也只能是通过更好地关注那些“真判断”的例子而实现的。[……]对于缺乏直观的人来说，这个定义仍然什么也说明不了。(Brentano，1982b：29)
要阐明颜色等概念，展示蓝色、红色等具体事例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而要让人理解“判断”等概念，更好的办法是让人觉察对自身的判断活动的经验。当然，要获得哲学洞见，光有简单的经验是不够的，还需要对经验本身进行“觉察”(bemerken)，这是一种高阶的、反思性的经验。
那么，怎样将人引向适当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又何以阐明概念呢?布伦塔诺提供了多种思路。
1.通过例示阐明
例示阐明即通过直接展示事例来说明概念。要阐明某些基本概念，需要对其涵盖的事例有所经验。比如，只有对黄色、红色有经验，才能掌握两种颜色概念。布伦塔诺最初就是通过例示来阐明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的概念。他给出例子说，心理现象包括通过感觉(Empfindung)或想象(Phantasie)进行的表象活动(Vorstellen)，包括听、看、感受冷热、想象等活动。此外，心理现象还包括判断、回忆、期待、推理、信念、怀疑、情感(如喜悦、悲伤、恐惧、希望、勇气、绝望、愤怒等)等。(参见Brentano，2008：96-97)而物理现象包括“我所看到的颜色、形状、风景；我听到的和弦；我感觉到的冷热与气味；以及那些在我的想象中显现的类似结构”。(同上，97)对这些事例的经验，能让我们获得对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两个概念的初步理解。
但例示阐明促进概念理解的三个维度——知识、掌握和解释——的机制是什么呢?首先，例示能让人获得关于概念的命题性知识。比如，我们会知道，某些事例属于同一个概念。其次，例示能让人获得掌握概念的能力。布伦塔诺认为，对某些概念的把握必然要求对属于该概念的事例的直观。比如，缺乏红色经验的人就不能掌握“红色”的概念。借用杰克逊的“黑白玛丽”的思想实验，可以进一步说明此点。(参见Jackson，1982)玛丽是一直生活在黑白世界的科学家，但她凭借黑白电视学会了所有物理知识。后来，玛丽离开黑白房间，看到彩色的世界。当她有了颜色经验后，才能真正地获得红色、黄色等概念，然后才能用这些概念来回忆、识别以及想象更多彩色的物体。简言之，有对某些事物的实际经验才能有关于这些事物所属的概念的能力。最后，对概念的例子的经验，也能够解释概念的产生。比如，颜色经验至少能够部分地解释颜色概念的起源。
2.通过事物的统一标志阐明
例示固然对概念理解有用，却有其局限性。例示具有多样性，缺少一贯性，不能让人理解事例的统一性。但把握事例间的统一性有助于理解涵盖该事物的概念。
为了达到对心理现象的统一性的理解，布伦塔诺继续寻找心理现象的“标志”——事物的独特的、统一的特征。他找到的标志有三个：心理现象是表象或基于表象的；心理现象是有意向性的；心理现象都被内意识所伴随，并从而在内意识中被明见地给予。其中最为广为人知的标志是意向性。布伦塔诺说：“任何心理现象，都可以用被中世纪经院派哲学家称为对象(Gegenstand)的意向内存在〈intentionale Inexistenz〉(或者心理内存在〈mentale Inexistenz〉)来加以刻画……每个心理活动都在自身中包含对象，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意向的内存在是心理现象所特有的特征。没有任何物理现象表现出类似的性质。可以如此来定义(definieren)心理现象，即它们是意向性地在自身之内包含对象的现象。”(Brentano，2008：106)
通过标志性特征阐明不是例示、分析或定义，而是以标志性特征为指引，引导人们体验享有该特征的具体事例。比如，通过意向性的特征，人们关注到各种心理现象，从而借此体验到心理现象间的关联。
按照布伦塔诺的用语，意向性可以“定义”心理现象。表面上看来，“定义”这个术语是指分析性定义。然而，布伦塔诺认为，“定义”和“解释”等说法都是指的“阐明”。在此还可以继续给出若干理由。首先，若布伦塔诺的意图是给出关于心理现象的分析性定义，那给出的定义就太多了——对某个概念的最合适的分析性定义通常只有一个。然而，事物的标志却可能有多个，把握这些标志都能促进对事物的理解。其次，意向性概念并不比心理现象的概念更简单或更好理解。如果意向性论题是对心理现象的定义或分析，那么该定义是不合格的。(参见Textor，2017)再次，意向性就是意识朝对象的指向性，但布伦塔诺将心理现象与意识等同。由此，意向性就是对心理现象的刻画。若布伦塔诺志在定义心理现象，那么该定义有循环性的嫌疑。但是他的意图是：通过统一性特征让人体验心理现象本身及其间的统一性。
通过统一标志而阐明的机制是什么?这相对于例示阐明有何不同和优势?例示固然能阐明，但给出的例示总是具体而杂多的，数量也是有限的。要充分理解概念，通常还要通过概念把握其所涵盖事例间的统一性和融贯性，并把握尚未被经验但属于该概念的可能事例——而它们可能是无穷的。通过事例的统一特征，可以将人引导到直观该概念所涵盖的事例，从而把握其间的融贯联系。通过统一特征阐明显然能增长知识：人们知道，这一概念涵盖的事例具有统一的特征。比如，人们知道了心理现象具有意向性。此外，人们也能够更好地把握心理现象的概念：通过意向性这一特征，可以统摄纷繁复杂的心理现象；还能够确认其他尚未出现，但可能出现的属于该概念之下的事例。最后，人们能更好地解释心理现象概念的起源：它起源于那些在内觉知与觉察中呈现意向性特征的现象。人们还能“解释”为何某个现象是心理现象：因为心理现象(如感知、判断、欲望等)具有意向性，而物理现象(比如冷、热等感性材料)没有意向性。
3.通过对经验活动的反思性体验来阐明
如果某个概念并不对应具体事物及其属性，那如何阐明?事例阐明和通过事物统一特征阐明的关键，是将人引向关于具体事物或其特征的体验。然而，有些合法的概念却并不对应具体事物或其特征。按照布伦塔诺成熟的本体论，即所谓“实物论”(reism)，只有具体事物存在，而抽象实体不存在。有些概念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是合法的，却不对应任何事物或事物属性。比如，“真”和“善”正是这样的概念：它们是所谓非实在物(Irreales)。(参见Brandl，2017)布伦塔诺认为，“善”的概念和“存在”概念类似，“存在就是被正当地肯定”。(Brentano，1982b：79)“存在”不是谓词，也不对应事物的属性。类似地，“善”也不是谓词，不指向事物自身的属性，因为事物本身没有任何善恶好坏的属性。既然如此，善的概念就并非源自关于事物及其特征的体验。
但按照布伦塔诺的经验论，如果这些概念是合法的，就必须起源于经验。他认为，要阐明“善”(das Gute)的概念，“我们首先必须探寻‘善’的概念的起源；这一起源——如同我们所有概念的起源一样——根植于某些具体而直观的表象。”(Brentano，2011：38)布伦塔诺认为，善的概念源自正当的爱的体验：
我们称某物为善，当与之相关的爱是正当(richtig)的时候。能够以正当地去爱的对象，即“值得爱的”，就是“善”的最广义的意义。(Brentano，1969：19)
有人错误地认为，布伦塔诺在此的理论目标是定义善的概念，且根据其定义，善就是被正当地爱；或者说，一个东西是善的，当且仅当，这个东西被正当地爱。更进一步说，有人认为，布伦塔诺对善的分析类似于当代哲学中对“善”的概念的“适宜态度分析”(Fitting Attitude Analysis)。根据该分析，某物是善的，当且仅当，有人对某个对象的认可态度是有理由的。(参见Tucker，2020)
然而，布伦塔诺并非要分析善的概念。在善的不可分析性这点上，布伦塔诺和摩尔可以是一致的。不可分析性并非不可阐明性，即便基本概念也需要阐明，而布伦塔诺的目标是阐明善的概念。在他的哲学框架内，说善就是正当地被爱，目的是让人自己去体验正当的爱，以理解善的概念的经验起源，并获得关于善的概念的理解。这种理解的核心是：关于“善”的知识源自对正当的爱的体验；而被体验为“善”(Good)的东西或者被珍视的东西，就是被体验为正当地爱的东西。
布伦塔诺对善的这种阐明方式承接了休谟的阐明方法。休谟认为，所有概念都应诉诸经验阐明。他在《人性论》中曾论证，恶的概念并非源自关于对象自身特性的经验，而是源自情感经验。他说：“你永远也不可能在对象之中发现它，除非你把反思转向你自己的内心，并在那里发现一种对该行为所产生的不赞成的情感。……当你宣称任何行为或性格是邪恶的，你的意思只是，从你的天性的构成来看，你对它的思想中包含责备的感觉或情感。”(Hume，2007：301)
类似地，布伦塔诺认为，善的概念起源于对特定体验的反思，而非对事物自身特征的经验。按照当代的术语来说，要理解善的概念，就需要清楚将某物体验为善是什么样的，或者知道珍视(value)某物的体验是什么样的。布伦塔诺认为，这样的原初性经验有统一性特征：“正当地爱”——这可以被称为善之体验的经验性标志(experiential mark)。凸显这一标志，目的是指引人们更好地觉察善的经验起源，从而更好地理解善的概念——价值体验就是正当或不正当的爱恨体验发生之处。真切的价值体验不是判断，而是与之根本不同的爱恨经验或情感活动。
借助经验性标志进行阐明，达到概念理解的机制是怎样的呢?第一，这有助于获取某些类型的知识，比如让人知道某些概念——如“善”“真”“存在”——并非起源于对事物自身的经验，而是起源于关于事物的心灵活动。第二，因为了解“善”“真”“存在”等概念的经验起源，我们知道它们并非真正的谓词，不对应事物自身的属性，因而我们就能谨慎地运用这些概念，不至于将其当作事物本身的特征甚至是某种抽象对象，从而陷入各种形而上学谬误。第三，概念在经验中的起源能够解释那些概念的产生，不再赘述。总之，诉诸经验而进行概念阐明，是驱散语言散布的形而上学迷雾的终极方案，能增加我们关于概念的知识，解释概念的产生原因，提升我们谨慎运用概念的能力。
4.现象对比方法
布伦塔诺还运用了一种可以称为“现象对比”(phenomenal contrast)的方法来进行概念阐明。不同类型的事例被对比时，其差异性特征得以凸显，并被直观地把握。对比明证与不明证，有助于阐明“明证”这一概念。布伦塔诺指出：
为了让某人觉察到“明证性”的特性，使某些判断区别于“盲目判断”，我们可以比较明证判断和盲目判断。首先，整体地觉察这些判断(即它们是否以明证性为其共同的部分)；接着觉察它们之间的差异；最后发现这种差异的根源正是是否具有所要觉察的那个特性。(Brentano，1982a：52)
这正如对比黑与白，有助于区分和理解黑(与白)的概念。现象对比能在知识、理解和解释方面促进概念理解。但这一点很明显，不再赘述。
结论
哲学的核心任务之一是理解重要的哲学概念。概念理解至少包含关于概念的知识、运用概念的能力和对概念起源的解释。布伦塔诺融合了语言分析和概念阐明的方法来达成概念理解。在分析哲学出现之前，布伦塔诺就运用了分解式分析、转换式分析和诊断式分析等典型的语言分析方法。然而，语言分析是有限的：它要么对基础概念无能为力，要么在达到对概念的理解上有所欠缺，而且自身之所以能促进理解的机制也有待说明。布伦塔诺认为，要真正地阐明概念，最终只有诉诸活生生的经验。语言分析之所以能提供对概念的有限理解，也是因为作为分析项的语句更贴近经验。要获取与概念理解相关的经验，可以借助例示、标志性特征、揭示概念起源的心灵活动以及现象对比等方法。对布伦塔诺而言，为达成概念理解，语言分析和概念阐明是相容的，但基于经验的概念阐明更为根本。这说明，作为一种“基于经验立场”的哲学，布伦塔诺哲学是一种经验论哲学。
注释：
①人们日渐意识到，哲学不仅是说明已有概念，它还能够制造、修改、取消概念——这属于所谓的概念工程。
②比如："a man,some man,any man,every man,all men,the centre of mass of the Solar System at the first instan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③布伦塔诺的判断学说意味着变革传统逻辑。假言命题可以被转换为直陈判断，后者又可被转写为存在判断。比如，“若有人行为不端，他所伤害的就是自己”可以被转写为“所有行为不端的人都会伤害自己”，而这又可以转换为“不接受行为不端而又不伤害自己的人(存在)”。在谓词逻辑中，最小的逻辑系统的逻辑常项可以只包括否定词与合取词、析取词或者实质蕴含中的任意一个。不同的极小逻辑系统是等价的。由此，布伦塔诺关于直言判断和假言判断的转换如果成功，他就能建立与当代谓词逻辑不同的逻辑系统。
④赖尔熟悉现象学传统，早年写过不少关于现象学的评论，后被收在《赖尔论文集》第一卷中。据称，赖尔还拜访过胡塞尔。不过，笔者没有直接证据判定，赖尔直接受到布伦塔诺的影响。(参见Ryle,1932,2009; Small,1981; Delwalque,2021)
原文参考文献
[1]张浩军，2025，《现象学的分析与分析的现象学》，载《哲学研究》第5期。
[2]Beaney,M.ed.,2007,The Analytic Turn:Analysis in Early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y,Routledge.
[3]Brentano,F.,1933,Kategorienlehre,Meiner.
1969,Vom Ursprung sittlicher Erkenntnis,Meiner.
1982a,Deskriptive Psychologie,Felix Meiner Verlag.
1982b,Wahrheit und Evidenz,Felix Meiner Verlag.
2008,Psychologie vom empirischen Standpunkt,Ontos Verlag.
2011,Schriften zur Ethik und Ästhetik,De Gruyter.
[4]Brandl,J.,2017,"Was Brentano an Early Deflationist about Truth?",The Monist,vol.100,no.1.
[5]Dewalque,A.,2021,"Misleading Expressions:The Brentano-Ryle Connection",i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the Brentano School:Reassessing the Brentanian Legacy,Arnaud Dewalque,Charlotte Gauvry & Sébastien Richard eds.,Palgrave Macmillan.
[6]Dummett,M.,1996,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7]Hume,D.,2007,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David Fate Norton & Mary J.Norton e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Husserl,E.,1986,Aufsätze und Vorträge(1911-1921),T.Nenon & H.R.Sepp eds.,Martinus Nijhoff.
[9]Jackson,F.,1982,"Epiphenomenal Qualia",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32,no.127.
[10]Kvanvig,J.,2003,The Value of Knowledge and the Pursuit of Understandi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Lear,J.,1988,Aristotle:The Desire to Underst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Locke,J.,1975,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Peter H.Nidditch ed.,Clarendon Press.
[13]Moore,G.E.,1993,Principia Ethic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Russell,B.,1905,"On Denoting",Mind,vol.14,no.56.
[15]Ryle,G.,1932,"Systematically Misleading Expressions",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vol.32,no.1.
2009,Collected Papers,vol.1,Routledge.
[16]Small,R.,1981,"Ryle and Husserl",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vol.12,no.3.
[17]Textor,M.,2017,"Brentano'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Intentionality",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vol.95,no.2.
[18]Tucker,M.,2020,"Moore,Brentano,and Scanlon:A Defense of Indefinability",Philosophical Studies,vol.177,no.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