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明文学中的劝诫思潮
本章拟依据《金瓶梅》一书中有关劝诫的内容及意旨，来窥探晚明的社会思潮。
晚明经济发达，物产繁盛，文化娱乐丰富，又有好货好色的哲学流行。受时代风气的浸润，社会上酒色财气盛行，普遍耽于腐化享乐。同时，针对酒色财气的劝诫也就多了起来，有人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
嘉靖十八年，皇上欲命东宫监国，专事静摄，杨最上言：“惟望端拱穆清，恭默思道，不迩声色，保复元阳，不期仙而自仙。”
万历十七年，雒于仁进酒色财气四箴，直斥万历帝犯此四戒，尤以敛财、宠郑贵妃为甚，引得皇帝发怒。
在明代诗文中，难见士人对己对友的劝戒。反倒有不少诗文作家受王学左派的影响，视纵欲为风流。在享乐之外，不少士人又盛行参禅，修净土宗和禅宗。
据《万历野获编》所言，王世贞曾一度离家到昙阳观修行，而他的弟弟王世懋亦在家修炼。
《珂雪斋集》中《石浦先生传》云，袁宗道年轻时因纵欲得病，采用数息静坐的办法才康复。这些行为应该说是士人对个人生活及社会风气的一种矫正吧。
在明代小说中，盛行劝戒思想。短篇白话小说表达劝戒意旨特别明显。冯梦龙的“三言”各题“喻世”、“醒世”、“警世”之名，直接申明劝戒之意。
《醒世恒言》中的《金海陵纵欲亡身》有云：“何苦贪恋色欲、自促其命”、“何况渔色不休，贪淫无度，不惜廉耻，不论纲常，若是安然无恙，皇天祸淫之理，也不可信了”。
《喻世明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有云：“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这些宗旨与题名中的劝诫意识明显是一致的。
“二拍”中也有很多表达劝诫的说教。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凡例》中提出以小说要以“劝善惩恶，有益风化”为宗旨，再三声明自己创作“两拍”“意存劝诫，不为风雅罪人”。
《初刻拍案惊奇》中《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有云：“至于贪淫纵欲，使心用腹污秽人家女眷，没有一个不减算夺禄，或是妻女现报，阴中再不饶过的。”
《二刻拍案惊奇》中《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着芳名》云：“从来说的书，不过谈些风月，述些异闻，图个好听。最有益的，论些世情，说些因果，等听了的触着心里，把平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
这些劝诫思想都可看作是明人“集体无意识”的流露。
《金瓶梅》的劝诫意图也很明显。正文之前，有《四贪词》，各戒酒色财气。此《四贪词》为其书确立了宗旨和基调。
在叙述过程中，作者又时时跳出来说话，苦口规劝。《金瓶梅词话》第一回说：
情色二安，乃一体一用，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有色相生，心目相视，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
说话的，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则德薄，女衍色则情放……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妇，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一个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
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閧产业。
第七十九回，西门庆油枯灯尽之时，作者说道：“原来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时，必有败。”
又引书首关于色戒那诗云：“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西门庆死后，作者又戒道：“为人多积善，不可多积财。积善成好人，积财惹祸胎。……今日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说积财好，反笑积善呆。多少有钱者，临了没棺材。”
作者把陈经济作“气戒”载体，在他将死时，又警戒道：“一切诸烦恼，皆从不忍生。见机而耐性，妙悟生光明。佛语戒无伦，儒者贵莫争。好个快活路，只是少人行。”
兰陵笑笑生在叙述过程中，时时跳出来说话告诫，因而全书贯穿着惩恶劝善之旨。
作者为人物安排的结局，也受其道德心的驱使，西门庆以阳脱死，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独吴月娘以善终。
这些人物的命运与作者的道德观念相一致。作者最后为书中主人公盖棺定论：
闲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
西门豪横难存嗣，经济颠狂定被歼。
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
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
从书的创作意图，主题以及人物命运的结局来看，都明白体现了劝戒之旨。
难怪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一再强调《金瓶梅》是“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
二、《金瓶梅》劝诫的三种方式
本文并不拟重申《金瓶梅》劝诫之旨，而是更进一步探讨《金瓶梅》的劝诫方式，认为这主要包含道德、宗教和养生三个方面。
（一）道德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求善”为目标的“伦理型”。
“伦理型”以纲常伦理思想为起点，扩而充之，克己复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社会历来重视伦理道德的实践，社会意识主要不是靠宗教和法律支撑，而是依赖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伦理观念（如《论语》所谓“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加以维系。儒家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作伦理规范的总纲。
其经典著作《大学》曾强调，“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传统社会是以压制妇女维持其平衡的。社会为妇女的衣食住行甚至举止言谈都订了规则。
唐代郑氏作《女孝经》传授“为妇之道”曰：“慎言语，省嗜欲，出门必掩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
宋若昭《女论语》则谓：“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异处，男妇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
封建社会要妇女“三从四德”，温顺贤淑，完全是操持家务和生儿育女的工具。她们没有思想感情，没有个人意志。
在一些情况下，道德规范是一回事，社会活动又是另一回事，两者并不协调。
《金瓶梅》就比较全面反映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崩溃。作者以西门家为重心，写此一家，牵涉到清河县数十家，又折射朝中皇帝，大小官员，从而反映出整个社会的面貌。西门家的总体特点是“家反宅乱”。
首先，夫纲不立。
吴月娘对西门庆比较顺从，但因李瓶儿嫁蒋竹山事，她与西门庆生气，竟长时间不说话。
西门庆在外包占妓女和情妇，有十数天不回家，潘金莲就私琴童，孙雪娥就通来旺。西门庆惩罚她们，抽了金莲一马鞭子，打了雪娥一顿，“拘了头面衣服”而已。
潘金莲动不动敢骂西门庆“贼没廉耻的货”，“破纱帽债壳子穷官”。
李瓶儿的儿子官哥，被金莲训猫吓死，已是蓄意谋杀。怀断子之痛的西门庆，只是恨气摔死了那只肇事的雪狮子凶猫，还遭到潘金莲的臭骂。
第七十五回写西门庆要去和如意儿歇一夜，叙潘金莲终于同意他去。
妇人又叫回来说道：“你过来，我吩咐你，慌走怎的。”
西门庆道：“又说甚么？”
妇人道：“我许你和她睡便睡，不许你和她说甚闲话，教她在俺每跟前欺心大胆的。我到明日打听出来，你就休要进我这屋里来。我就把你下截咬下来。”
对此，夏志清指出：“我们可以感觉到在他们的关系中已改变的调子：西门庆现在是一个行动隐密和为自己辩解的丈夫，潘金莲是那正当的发号施令的妻子，她用极无礼貌的话来指挥他。”
西门庆只在孙雪娥面前，才摆得成丈夫的威风。李娇儿、孟玉楼也没有遵照他守节的遗嘱。
“夫为妻纲”在西门家已是大大地打了折扣，有时甚至被潘金莲颠倒了。
其次表现为妾妇乱家。
正妻吴月娘的地位受到挑战，几个小妾对她多是表面上的尊敬。潘金莲竟敢跑到上房把拦汉子，并与吴月娘发生正面冲突。
潘氏为妾，却不肯接受正妻管制，说道：“行动管着俺们，你是我婆婆？无故只是大小之分罢了。我还大他八个月哩！汉子疼我，你只好看我一眼儿罢了。”
潘氏“恃宠生骄，颠寒作热，镇日夜不得个宁静。性格多疑，专一听篱察壁，寻些头脑厮闹”，“再三咬群儿，口嘴伤人”，被吴月娘说她“活埋惯了人”。
她唆使丈夫暴打孙雪娥，挑拨西门庆与吴月娘反目，在月娘和瓶儿间两面讨好，逼宋惠莲上吊，害死官哥儿，气死李瓶儿，犯下许多堪被“七出”的恶行。
其通房丫头庞春梅，被西门庆和潘金莲宠得“没大没小，上头上脸”，把吴月娘都不放在眼里，在毁骂申二姐时俨然以女主人自居。
西门庆对爱妾李瓶儿、潘金莲言听计从，“要一奉十”，家中仆从营私，往往走潘、李的后门。仵作何九有兄弟犯盗被拘，便找潘金莲说情；
街坊邻居告发王六儿与小叔子成奸，反被西门庆收监，只得又走李瓶儿的门路。作者对这些妾妇指斥道：“大抵妾妇之道，蛊惑其夫，无所不至，虽屈身受辱，殆不为耻。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岂肯为此？”
再次是尊卑失序。
西门家女主人吴月娘常常抱怨家中关系混乱，“也没那正主子，奴才也没个规矩”。
家中婢仆经常睡到“红日三竿”尚不起来，厅中丢得桌椅横七竖八，使得西门庆的早餐常常晚点。有的婢女“单管屋里事儿往外学舌”，悍仆也“两头戳舌”，“瞒官作弊”。
玳安等打着提刑的旗号嫖妓，为争风吃醋而大打出手，玉箫偷酒和点心送给情郎，来旺与孙雪娥通奸，陈经济调戏小丈母，来兴儿勾引如意儿，韩道国拐盗财产，来保私吞货物且调戏吴月娘。
《金瓶梅》还指明了这种种“家反宅乱”的根源正是西门庆。他从个人好恶出发看待妻妾们，而不按道德伦理规范来处理家事。金莲最让他满足，他多次说，“这一家子虽有他们，谁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
他的偏宠使六位妻妾围绕“把拦汉子”而激烈斗争，李瓶儿母子就成了这种斗争的直接牺牲品。
西门庆因自己本不守礼节，在处罚金莲私通琴童时也就不能理直气壮，打了几鞭子便怜惜起金莲白净皮肉来，很快就变嗔怒为宠爱了。
他还偏宠惠莲、春梅、如意儿等婢女，弄得家中吵闹不休，主不主，仆不仆。作者戒道：“凡家主切不可与奴仆并家人之妇，苟且私狎，久后必紊乱上下，窃弄奸欺，败坏风俗，殆不可制。”
特别要注意到《金瓶梅》中家国同构的观点。
西门庆的“家反宅乱”正好与宋王朝（实际上是明王朝，是托前朝写时事的写法）的混乱相联系。
小说写道：“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百姓倒悬，四方盗贼蜂起，罡星下生人间，搅乱大宋花花世界。”
又说高杨童蔡“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以致风俗颓败，贪官污吏遍满天下”。
《金瓶梅》中的社会违法乱纪乃是寻常之事。西门庆和夏提刑各得贿银五百两，竟把杀人犯苗青给放了。
守备府牢子对疑犯冯金宝说：“你再把与我一钱银子，若等拶你，待我饶你两个大指头。”这些徇私舞弊行为令人发指。
书中人物有一句顺口溜：“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重复说了几次，可见反映的情况之普遍，百姓的反映之强烈。小说借两位退休老太监之口议论道：“天下将被这些酸子们弄坏了。”
作者还直接议论道：“看官听说：妾妇索家、小人乱国，自然之道。识者以为将来，数贼必覆天下。果到宣和三年，徽宗北狩，高宗南迁，而天下为虏，有可深痛哉！”
正因此，有人把《金瓶梅》当成政治讽谕的小说，不无道理。作者劝“家”，并不排除劝“国”之旨，所以欣欣子会不断提示其书“盖有所谓也。”
（二）宗教
佛道两教都反对纵欲，强调苦修。佛教戒律尤为严格，佛经的大量篇章都有情色之戒。
《增一阿含经》说“贪欲堕恶趣”，《四十二章经》谓“妻子情欲，患甚于牢狱”，《维摩诘经》则讲“从痴有爱，则我病生”。
在明清艳情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因犯淫戒而遭阴报的人物形象。
《株林外史》叙孔宁、仪行父与夏姬淫欲，死后下油锅；仪行父的老婆淫死，在阴间遭磨碾。
《绣榻野史》写淫死的麻氏变母猪，金氏变母骡子，赵大里变公骡子。
《金瓶梅》叙西门庆死后“项带沉枷，腰系铁索”；李瓶儿死前发愿助印《血盆经谶》、《解冤经咒》，也正是害怕死后地狱受苦意识的反映。
《金瓶梅》第七十三回叙薛姑子所讲“五戒禅师私红莲”故事，五戒禅师是个得道高僧，因破色戒“后世堕落苦轮”。
这些人物身上都体现了犯淫罪必遭报应的思想意识。
《金瓶梅》既写了来世报应，还写了现世报应。西门庆私淫来旺媳妇，同时又发生了来旺与他的小妾孙雪娥通奸、金莲私狎小厮等事。
待西门庆一死，“街谈巷议”指着孟玉楼新婚的轿子，说道：
此是西门庆家，第三个小老婆，如今嫁人了。当初这厮在日，专一违天害理，奸骗人家妻子。
今日死了，老婆带的东西，嫁人的嫁人，拐带的拐带，养汉的养汉，做贼的做贼，都野鸡毛儿零挦了。
常言三十年远报，而今眼下就报了。
《金瓶梅》一书始终贯穿着宗教威慑的思想。作者在一段段性事描写中插入大段大段的宗教活动。
西门庆谋财娶妇，又包占王六儿后，插入大师父和王姑子对家中众妻妾讲因果。有张员外，“家豪大富，广有金银，呼奴使婢，员外所娶八个夫人，朝朝快乐，暮暮奢华，贪恋风流，不思善事”。
他后来感到来生的威慑，抛家弃子，出家修行成正果。这是影射西门庆，有劝戒意义的因果故事，可惜其妻妾们没有注意，听讲的时候有人借故走掉，有人瞌睡打盹，只有吴月娘专心在听。
第五十一回，王姑子与薛姑子又讲了个庞居士抛妻别子上法舡的故事，西门庆家中妻妾们仍以故事姑妄听之。
第七十四回，薛姑子演述黄氏女宝卷，讲黄氏女弃家修行，得成正果，死后“得为男子寿延长”；转世做了县令，与先夫及子女“总驾祥云升天去了”。
这些道理是专门讲给这些妇人们听的，但现实是，“谁人肯向生前悟，悟却无生归去来”？大家仍旧各过各的日子，酒色财气一样缺不得。
《金瓶梅》作者常常使用宗教说教来直接表达劝戒意图。
“朝看瑜加经，暮诵消灾咒；种瓜须得瓜，种豆得豆。经咒本无心，冤结如何究？地狱与天堂，作者还自受。”“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善恶到头终有报，远走高飞也难藏”等等。
与道德规劝一样，宗教规劝也弥漫全书。
《金瓶梅》叙宗教与性欲的关系十分微妙。一方面，宗教表现为对性欲的救赎。吴月娘经常听尼姑说因果，填补了她的许多生活空闲，使她免于酒色财气。
她后来上泰岳庙进香还愿，遇殷天锡无礼不遂，逃走后又被殷天锡率二三十闲汉追赶。幸得到了雪洞禅师的搭救，使她免受污辱，保全了贞节。
而西门庆因财色犯下的罪愆，也由其子孝哥出家，得以解脱。雪洞禅师度脱这位西门家唯一的继承人时对吴月娘说：
当初你过世夫主西门庆，造恶非善，此子转身，托化你家，本要荡散其财本，倾覆其产业，临死还当身首异处。今我度脱了他去，做了徒弟，常言一子出家，九祖升天，你那夫主冤愆解释，亦得超生去了。
金、瓶、梅等作为“淫妇”而犯下的罪，最后以韩爱姐出家为尼作归结。蒙雪洞禅师荐拔群冤，死鬼们得到救赎，都被超生，又重新开始他们的人生之旅。
然而作者没有理由让我们相信这些灵魂的来生就是非常干净纯洁，不染酒色气了。
就此而言，《金瓶梅》的结尾更深化了悲剧精神。
另一方面，宗教又参与激化性欲。致西门庆死的春药，就是一个胡僧给他的。西门庆得此药后每交欢必用之。而这种药的结果，似可令男女双方快乐。
潘金莲就曾说道：“颤声娇只是一味热庠不可当，怎如和尚这药，使进去，从子宫冷森森，直掣到心上，浑身都酥麻了。”
佛经《菩萨戒本》有“壮阳支”，专门研究强健性的功能和求子的方法；教派中的密宗和瑜伽，有通过性交来参禅的方法。
所以，胡僧及其春药倒并不完全是离经叛道的。《金瓶梅》通过胡僧药致西门庆于死地，暗合了“入诸淫舍，以示为殃”的观念，也可说是劝戒的一种特殊形式。
实际上，《金瓶梅》也就是一场大因果。叙西门庆“谋财娶妇”时，作者写道：“子虚气塞柔肠断，他日冥司必报仇”。
后来李瓶儿重之时，果见花子虚之灵责问她，“你如何抵盗我的财物与西门庆”，并要李瓶儿跟他去阴司理论。
西门庆从王六儿家夜归，“刚走到西首那石桥儿跟前，忽然见一个黑影子，从轿底下钻出来，向西门庆一扑。”联系李瓶儿托梦，黑影子是花子虚无疑。
西门庆弥留之际，“眼前看见花子虚、武大在他跟前站立，问他讨债”。潘金莲因奸杀亲夫武大，后被武松钉死，作者写道：“世间一命还一命。”
在小说中，连皇帝都腐化享乐，大兴工程。徽宗为建艮岳，收括珍宝奇兽，采选花石纲，弄得“官吏倒悬，民不聊生”。终于导致“二帝被掳，中原无主”，天下大乱，偏安江南。
横极一时的蔡太师、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监之流，被“拿送三司问罪”，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蔡莜处斩，家产抄没入官。
而这“家产”，尽皆收括而来，其中有西门庆两番送的生辰担，还应包括韩道国拐去的一千两白银。掮客李三黄四做了多起“假冒伪劣”的生意，来保盗了西门家财，后均因钱粮问题被收了监；李三死了，还把儿子李活顶罪。
这样看来，因果报应进一步拓展了广度和深度，覆盖了全书。在《金瓶梅》的结尾，又出现了一个张二官人，他补了西门庆的官，又娶了他的小老婆，重新走着西门庆走过的路。
这对于当时的社会人生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因果循环。
这就表现了作者兰陵笑笑生客观冷峻的现实主义态度，深入透彻的批判精神。
（三）养生
道家的练丹术把房中术看成是延年益寿的方法之一，认为御女也能长生不老，羽化登仙。
道家还有外丹，据说亦可获得与内丹同样的功效。明代流行长生术，自成化以来，方士们不断献方药给皇上。这些药的方子，《万历野获编》称：
其方多秘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盛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
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
沈德符已看穿了以方药求“长生”的荒诞，而不少明人却乐此不疲，嘉靖皇帝也沉迷其中。
《金瓶梅》中的胡僧药，“形如鸡卵，色似鹅黄，三次老君炮炼，王母亲手传方”，又取“二钱一块红膏儿”。这些药也应是道家炼丹术的成果，与盛行的“秋石方”、“红铅”大致相当。
西门庆用此类药物，不在求仙，只为作乐。
这类药的副作用也很大。《万历野获编》记录穆宗用春药“致损圣体，阳物尽是夜不仆”，因而致死。
早于《金瓶梅》的艳情小说《飞燕外传》写汉成帝封赵飞燕妹合德为昭仪，“昭仪辄进帝，一丸一幸，一夕昭仪醉，进七丸，帝昏，夜拥昭仪居九成账，笑吃吃不绝。抵明，帝起御衣，阴精流输不禁，有倾，绝倒”。
《金瓶梅》中，西门庆的死与成帝如出一辙。胡僧曾再三告戒西门庆，一次只能吃一丸。潘金莲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竟一次让西门庆吃了三丸。其后：
那管中之精，猛然一股，邈将出来，犹如水银之泻筒中相似。……只顾流将出来，初时还是精液，住后尽是血水出来，再无个收救。西门庆已昏迷去，四肢不收。
《金瓶梅》中的春梅也是纵欲而死的典型。她后来贵为守备夫人，养尊处优，却“淫情愈盛，常留周义在香阁中，镇日不出，朝来暮往，淫欲无度，生出骨蒸痨病症。逐日吃药，减了饮食，消了精神，体瘦如柴，而贪淫不已”。
一日，她 “一泄之后，鼻口皆出凉气，淫津流下一洼口，就呜呼哀哉，死在周义身上”。
其他小说中，纵欲而死的人物形象也不少。《株林外史》中的子蛮、御叔、尹襄老父，都因肾水枯竭而亡。《绣榻野史》中的麻氏、金氏均死于骨枯之症。
《古今小说》有阮三、吴三病后行房死于阳脱之事。在晚明历史上，除穆宗皇帝、宰相张居正外，据说诗人王一鸣也是脱阳而死。总之，明代社会纵欲成风，因纵欲成病也很普遍。
《金瓶梅》作者从爱护身体的角度，不断借西门庆之死以行劝戒。第七十八回说：“不知已透春消息，但觉形骸骨节镕”；“西门庆只知淫乐，不知油枯灯尽，髓竭人亡。”
第七十九回又说：“醉饱行房恋女娥，精神血脉两消磨，遗金溺金流白浊，灯尽油干肾水枯。当时只恨欢娱少，今日翻为疾病多。玉山自倒非人力，总是卢医怎奈何！”
兰陵笑笑生的观点既与“好货好色”、提倡纵欲的晚明哲学思想分歧，又与视士人纵欲成病为风流的文人情趣分歧，而与养生学爱惜身体和性命的倾向一致。
综上，《金瓶梅》从道德、宗教、养生三个方面进行劝戒，运用了传统文化以示劝戒的主要思想资源。但是其效果又如何呢？
以《金瓶梅》观之，社会道德伦理逐渐瓦解，简单的劝戒并不足以规范人们的言行。
首先，在当时社会风气中，“快乐原则”高于一切。西门庆之流热衷于人情物欲，本不在意爱惜身体，有人甚至故意损毁自己的精神和肉体，这与医学及养生本来相悖。
小说中，人们的宗教信仰淡薄，而宗教界同样沾染了贪欲之风，反过来又动摇了人们的信仰。何况，对于那些精神萎靡的人们，就算知道纵欲害身，他愿自拔吗？他能自拔吗？
再者，兰陵陵笑笑生借鉴情色故事不断地进行劝戒说教，其思想和方法不免矛盾之处。其书暴露酒色财气的内容多，建设性的成分少，让人感到一种失去理想和希望的绝望与悲哀。
总而言之，《金瓶梅》不仅通过人物塑造、情节构架来表达劝戒意图，还直接以作者身份进行劝戒。尤其特别的是，《金瓶梅》的作者始终与书中人物保持着天然的鸿沟，其批判精神便寄托其中。
在中国文学中，作者对笔下人物，持同情理解的多，持讽刺批判的少。而《金瓶梅》特别采用了冷峻的不动声色的批判。因此，《金瓶梅》也可说是中国长篇讽刺小说的鼻祖。
文章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本文获作者授权发表，原文刊于《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