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泰斗之一，自青年时代起，即追随顾颉刚先生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50多年来，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方法、沙漠变迁和历史城市地理研究领域，创见尤为卓著。侯仁之先生的研究，已经成为这些领域的奠基之作。近年来我由于在历史城市地理方面也做了一些专题探讨，对于侯仁之先生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钦仰尤深。今年喜逢侯仁之先生80华诞，海内外历史地理学界共为称贺。在此我谨略述学习侯仁之先生历史城市地理论述的一点心得，以志仰敬之忱。
一、建立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理论
众所周知，在我国，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是解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由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的转折，是在侯仁之先生和其他一些前辈学者的倡导下实现的。1950年6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不到一年，侯仁之先生就率先公开撰文提倡打破沿革地理学的旧框架，建立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在这篇题为《“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的文章中，侯仁之先生正是以北京的历史城市地理问题作为例证，阐述了新的历史地理学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的联系和区别。从而不仅简要地论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基本理论问题，同时也提出了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涉及到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由这些理论认识出发，侯仁之先生先后对北京、邯郸、淄博、承德等城市进行了一系列具体研究；同时，通过研究实践，又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他的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1979年底，侯仁之先生刊出了《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一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
关于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在今天来说自然已经没有什么异议，人们公认它同历史地理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一点在解放初侯仁之先生提出之前，却同整个沿革地理学一样，一直作为历史学的附庸而存在着。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中，侯仁之先生在举例论述了北京的历史城市地理问题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同整个历史地理研究一样，“他的工作是属于地理范围的”。稍后又进一步指出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应当隶属于历史经济地理的范畴（当时我国地理学界一般是把人文地理学也列在经济地理学范畴中的）。从而明确划定了历史城市地理学与传统的都邑沿革研究之间的性质区分。正是由于侯仁之先生以北京为例证，及早明确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并且同时着手对北京等一系列城市进行了具体的解剖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典范，加之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也对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紧迫的课题，亟需运用新的历史城市地理学观点来解决，这样就使得历史城市地理学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各个分支学科中较早跳出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框架的学科，走在了历史地理学科发展的前沿。
在传统的沿革地理体系中，都邑沿革研究只是在一般的行政设置之外再增加上城址有过哪些改变等一些内容。对于新型的历史城市地理学来说，这显然是不够的。因此，侯仁之先生在1950年就以北京为例，指出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起码应当包括城址的起源及其原因、城市职能的形成及演变、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等内容，并且指出城市地理特征的变迁和一切地理事物的演变一样，是“自有其发展规律的存在”，而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重新构造”历史时期的地理面貌，以揭示其间的内在规律。60年代初，侯仁之先生又指出“从历史地理学的要求来看，研究历代都邑的兴衰”等，“不应该停留在单纯陈述今昔情况的差异上，还必须进行地理学的分析”。在70年代末，侯仁之先生又总结自己的研究实践，在《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一文中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概括起来，侯仁之先生认为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主要应当包括：（1）城址的起源和演变；（2）城市职能的形成及演变；（3）城市面貌的形成及其特征；（4）城市位置的转移及其规律；（5）城区开发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侯仁之先生对于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内容的认识，对于我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进作用。纵观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都没有轶出于这一范围之外。
新型的历史城市地理学既根本不同于传统的都邑沿革之学，也就自然要采用相应的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关于这一方面，侯仁之先生也在50年代初就曾经有所论述。他指出从事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同历史地理学其他问题的研究一样，都是要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去分析历史资料。这种地理分析方法，首先主要是指“复原”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面貌，“使今日的地理情况还它原来面目”。继之，侯仁之先生又进一步指出，尽管这种复原工作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是“真正的历史地理的工作，正是从这里开始而不是在这里结束的”，接着还要对复原了的地理面貌进一步深入分析，指出其特征和成因等。要完成这样的工作，需要采用很多研究手段。首先，由于历史地理状况大多无法直接观察，因此必须接受历史学的训练，以“籍了地图和文字”来进行复原工作；同时历史地理特征和成因的分析，也离不开当时的历史发展状况。其次也要同时具备地理学的基础，特别是对于地理特征和成因的分析，“没有现代地理学的训练，是很难胜任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以及整个历史地理学研究，都要同时兼备现代地理学和历史学基础，这在今天虽然已经成为常识，但是这种观点能为当今学术界所共识，溯流求源，却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之于侯仁之先生的倡导之功。具体地说，所谓历史学方法还要包括考古学手段在内；地理学方法除一般室内分析作业外，则应包括野外考察手段和航片、沉积相分析等现代技术手段。野外考察可分为对自然地理遗迹、地理形态的考察和对人文地理遗迹的考察，后者则与考古学方法是融合在一起的。在这些方面，侯仁之先生也都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1962年，在《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中，侯仁之先生专设一节论述“野外考察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重要性”。其中举例说明了野外考察对复原北京附近历史时期湖泊分布的重要作用，从而也就可以清楚地说明了北京城的城址起源问题。1973年，侯仁之先生又撰写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与文物考古工作》一文，专门论述了考古学手段的重要意义。侯仁之先生在历史地理研究中注重采用野外考察和考古学手段，其实是由来已久的，寻其根源，还应归之于顾颉刚先生的启迪。1936年至1937年间，侯仁之先生在顾颉刚先生指导下从事黄河后套水利调查和北平古迹古物调查，就是诱发其兴趣的开端。当年侯仁之先生在对北平古迹的调查过程中，就发现了有些文字资料的记载是不尽可靠的，通过实地考古调查可以订正许多问题，并曾依据考查所得，编著了一本《故都胜迹辑略》。从这时开始，侯仁之先生一直重视利用野外考察和考古学方法。而今在我国历史地理学界，运用这两种方法进行研究已蔚为风气，这与侯仁之先生等前辈学者的积极倡行是密不可分的。侯仁之先生在对北京等城市的历史地理研究中，极为成功地运用了这两种方法，这是人所共知的。有一件小事，可以更具体地说明侯仁之先生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对考古、考察手段的专注。50多年前侯仁之先生还是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因常到圆明园散步，因而就十分留心园内水的来路问题。经过认真踏勘，侯仁之先生找到了昆明湖的一支引水石槽，这是乾隆年间为供应圆明园等皇家园林和京城用水而修建的，可引西山山泉经广润庙等地东入昆明湖。但侯仁之先生并未就此满足，他推测还应有另外一支水槽，从广润庙直至碧云寺。可是他虽几经查访，却终未见到实物。尽管如此，侯仁之先生在多年之后仍未忘却此事，一直留心找寻。直到1987年8月，他在香山中国文化书院教学基地休养，散步中竟又发现了一段被人偶然挖出弃置路旁的石槽，从而确证了他当年的推测。对此侯仁之先生自己也感慨不已，惊叹“我找了它50年了！”总之，侯仁之先生不仅为我国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规定了性质、任务和内容，也为建立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乃至整个历史地理学科的研究方法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在各种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应用上，也都走在了学科的前沿。然而侯仁之先生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方法，近年采用中外对比方法做“北京—华盛顿”两座都城的比较研究，又为发展我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成功的经验。
通观侯仁之先生的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和实践研究，可以看出，侯仁之先生的理论核心是从现实地理状况出发的，即为说明现代城市面貌的形成过程而研究历史城市地理。在理论上，侯仁之先生认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揭示现存城市的地理发展规律和特点，研究现有城市的起源、城址的演变、城市职能及城市面貌的形成和发展。尽管侯仁之先生也曾提出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应当包括研究历代都邑的兴衰，并非只限于现有城市。但是他的注重重心，显然完全偏倾于对现有城市的研究。侯仁之先生所做的对几个具体城市的研究，主旨也都在说明这些现有城市的“纵”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一点可以说是侯仁之先生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
二、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树立典范
侯仁之先生为建立我国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理论，做出了重要的开拓性贡献。而这些理论为人们所普遍认识和接受，则有赖于侯仁之先生自己所作的典范性研究。
侯仁之先生的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最早是以北京城为例证提出的，他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也是从北京城开始的，同时也倾注了最多的心力。40年来，除了北京城之外，侯仁之先生还对邯郸、淄博、承德等城市进行了研究。有关这些城市的研究结果，大多都已收入他的文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中。近年所著《北京城：历史发展的特点及其改造》一文，则可视为侯仁之先生对其北京城历史地理研究的概括和总结。这些研究成果，特别是对于北京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都是学术界公认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典范，也都充分地反映了前述侯仁之先生的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这里就不再详细举述了。下面我想通过《北京历史地图集》和《步芳集》等，来谈一下对侯仁之先生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中另外两个不甚为人注意的侧面的认识。
前面已经指出，在我国是侯仁之先生率先提倡打破沿革地理学的旧框架，建立科学的历史地理学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侯仁之先生否定了传统的沿革地理学的作用，而是恰恰相反，他认为作为科学的历史地理学的一部分，“沿革地理的知识，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来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而且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是大多数历史地理问题研究起步的基础。对于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来说，当然也是同样。因此，不仅侯仁之先生对北京等城市的历史地理研究就是从沿革地理入手的，而且他还以“北京城的沿革”为标题，专门介绍过北京城的地理沿革问题。近年出版的由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作为一部“北京市政区与城市的沿革图”，最能反映侯仁之先生对于沿革地理的态度，同时这也是城市地理沿革研究的一个典范。关于这部图集的重要意义，史念海先生已有高度评价，这里无需赘述。在此我想谈一点感想是这部图集现在出版的只是拟议中的第一编，侯仁之先生的计划是在此基础上再继续编绘反映北京地区自然、人文、经济各项历史地理内容的二编、三编。为使整个研究有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而组织一批学者集中多年时间编绘这样一部沿革地图，可以看出侯仁之先生是何等重视沿革地理基础。这一点对于我们青年一辈来说，其典范意义是尤为重大的。
我国科学的历史地理学的形成，是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发展的推动密切相关的。40年来，各地的历史地理工作者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也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资料，侯仁之先生对北京等城市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和其总历史地理学分支领域一样，多年来人们在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学术价值之外，还十分重视它的实用价值，这是完全应该的。但是相形之下，还有另外一重价值，即历史地理学的一般知识价值，从目前学科的总体状况来说，却不能不认为多年来是有所忽视的。然而侯仁之先生则是从建国初到现在，一直十分重视历史地理学的知识价值作用，特别是通过对北京历史城市地理知识的宣传，在这一方面也为学术界做出了典范。
早在50年代初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中，侯仁之先生就着重指出，历史地理学不但在学术研究上有其独立的地位，而且也是人们认识社会所必需的知识；在《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一文中，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侯仁之先生更明确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历史城市地理知识是怀有深厚的兴趣的，向人民群众宣传历史城市地理知识，历史城市地理工作者是责无旁贷的。侯仁之先生不仅这样主张，而且身为实践。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侯仁之先生写下了一批文章，发表在报刊杂志上，向人们介绍北京城的历史地理专题问题，到1962年结集收入《步芳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62年5月，与《步芳集》出版的同时，作为《地理小丛书》之一，又出版了《历史上的北京城》一书，第一次向广大人民系统介绍了祖国首都的历史地理面貌；在1983年4月出版的《中国六大古都》和即将出版的《中国七大古都》一书中，他又分别撰写了有关北京城的章节。通过这一系列论著，侯仁之先生把自己精深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成果，以生动多彩的文笔，呈送给了广大群众。从而作为一代学坛领袖，他不仅完成了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也亲身使之实现了其知识价值。当然，不一定每一个学者都要做这样的宣传工作，也未必每一个人都有象侯仁之先生那样生动的文笔可以做好这项工作，但侯仁之先生对待历史地理学的知识价值的态度，却是应当引发我们深思的。这里不仅是一个表述形式的问题，而是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目的中，它的知识价值是应当占有一定地位的。
本文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4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