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化”这个概念是史念海先生提出来的。在禹贡学会活动的后期，人们越来越感到要加强现代地理学的意识才能更好地发展历史地理学。但是禹贡学会的活动因“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而中断，《禹贡半月刊》停刊。史念海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一文中回忆说：“禹贡学会虽然中途夭折了，这种'地理化'还不断在加强，初期所奠定的基础也逐渐在稳定和扩大。一些本来从事沿革地理学的研究者，也相继重视和钻研地理学科，这就为沿革地理学转变和发展成中国历史地理学创建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禹贡学会这个群体散掉了，但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先生的历史地理学探索并未休止。在1937–1949这段时间（本文称之为后禹贡学会时期），三位先生在不同的环境、机遇中，做着各自的努力，他们的努力是多方面的，本文沿着史先生的上述思路，主要关注地理化的问题。所谓地理化，就是三位先生在地理学方面的学习与经验，尽管他们的环境、机遇不同，个人的学术风格也不同，但朝向现代地理学方向的发展是一致的。
史念海先生“努力补充有关地理学的知识”
“我清楚记得，抗战初期，我在北碚时曾和顾颉刚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沿革地理的局限性）。颉刚先生也颇为不满这门学科继续限于沿革地理这样的范畴。如何改变，颉刚先生首先提到要用地理的变化说明问题。当时包括禹贡学会绝大部分的会员在内都是从事历史学的研究的，如何去运用地理学的理论从事论证？颉刚先生当时肯定地说，应该尽量努力学习地理学。这对我来说，确是一个难题。但我认为颉刚先生这样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应该努力补充有关地理学的知识，并进而更加熟练。”
“补充有关地理学的知识”这是史先生表达自己“地理化”时真诚而谦逊的用语。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着手编写《中国历史地理纲要》的时候，史先生仍然说：“我对于地理学仍在补习之中。”其实在北碚的时候，史先生已经在撰写《中国的运河》，就是“要实现从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的突破”。比如讲水系与文化的关联性：“大体上说来，这四渎差不多是以平行的方式并流入海。各水有各水的支流，所以各自成为一个系统。济水和黄河在下游是距离得远一点，在上游却是连在一起，因为济水是由黄河分流出来的。这些不同的情形在文化上显得极为分明。济水和河水因为近的关系，而且彼此相通，所以河济流域的文化是一样的，虽然在春秋战国时代，这里分为多少国家，国家固多，却不害于其彼此间的文化是一致的。河济这个系统和南边江淮那两个系统彼此不相关连，所以在文化上表现出绝大的分别。饮食起居以至于立国制度，黄河流域的国家和吴楚诸国完全不一样。”这种从水系的差异联系文化的差异的观察已显示了新意，而后来《中国历史地理纲要》的撰写，以现代地理学的理论框架构建中国历史地理的叙述体系，这已经不是补习，而是突破，即突破沿革地理学的整体框架。按史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协助顾颉刚先生撰写通论性的《中国疆域沿革史》，这是要对沿革地理学进行系统化的归纳。《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同样是通论性质，但问题意识已经翻然更新，纲目设计展示了对现代地理学体系的把握。这个“补习”，不是某一类题目的，而是整体性的。
史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序言中，谈到在现代地理学体系关照下的历史地理叙事，“历史自然地理应该包括的部分也是比较明确的，诸如地形、水文、海岸、土壤、沙漠、气候、植被等方面的变化，都是应该讲求的。这是地理学中早已确定过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是属于地理学的范围，那就应该和地理学一样”。而“要讲历史人文地理，就应先讲历史民族地理，……接着就应该讲历史人口地理。由此顺序而下，就是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聚落和城市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
在人文地理体系的次序上，史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哪一个分支是基础性的。沿革地理学是以政区为基础的，那么新的历史地理学体系呢？史先生从人地关系角度提出民族与人口地理（分布）是基础。这个改变很有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为什么突出民族、人口，而不再是政区地理？这反映了史先生放弃了以政区为纲的传统叙述体系，而对现代地理学有了根本性的理解：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是地理学的核心内容，在此基础之上，又促成其他各种地理现象的演变，所以人的分布是所有其他问题讨论的前提。
史先生很明确地指出：“地理学应该阐述人与地的关系。”在考察中国古代地理学的成就时，史先生创意性地提出从人地关系的角度进行评价，即依据对人地关系问题关照的深浅，重新审查古代地理学的演进，包括文献记载的发展。他发现，早期对于人地关系的认识，还是自发的，而随着时代的推演，人们会提升这类认识。他说：在早期，“这种有关人与地的关系的规律的发现还只能是属于自发的，是相当长期为了趋利避害的结果。由于时代的推演，这种关系受到更多的重视，这已经由一般的传说交流而见诸文献的记载。这里可以提出两种比较早期的文献的记载，就是《禹贡》和《周礼》”。《禹贡》九州分割与各州所行之事就是人地关系的产物，《周礼》中的“司徒”“司险”都有人地关系内容。史先生赞赏楚国的大夫掩的因地制宜思想。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史先生认为，好的地理文献要在“记载自然的地理现象之外，兼记载人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式和成就”。在历史上，人地关系的发展分两步，第一步是利用自然，第二步是改造自然。以《史记·货殖列传》所记“龙门碣石线”为例。《货殖列传》：“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针对这一简略的记载，史念海指出：“所谓龙门碣石北，乃是由龙门至碣石一线以北各地。这条龙门碣石线经过今北京、太原以北，吕梁山的南端。在当时这是一条农牧业的分界线。”史先生进一步指出，这条线是变动的，在司马迁的时代之前，这条线在其南，后来又向北推移。在人地关系上，南部早期的界线是人类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结果，而后来在北部的界线，则是人类把畜牧区转变为农业区，是改造自然的结果。有些地理叙述缺少人地关系的呈现，是重大不足。
谭其骧先生与著名的地理学家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关系
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成立，在被邀请的学会发起人中，有顾颉刚先生和谭其骧先生，这说明当时他们所做的研究是被正在迅速发展的现代地理学界认可的，古代地理问题就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在当时地理学会主办的《地理学报》上还不大见历史地理的研究文章，但对于历史地理问题研究的大门已经开启。
1937年，禹贡学会停止活动之后，谭其骧先生曾在清华大学代课，讲中国地理。这件事表明了双向的认同，即邀请一方对谭其骧地理学能力的认同，与接收方即谭先生个人对自己治学中所含的地理学方向的认同。对于当时的谭其骧先生来讲，系统讲授现代地理课程会有一定的困难，但这无疑会促进个人现代地理学造诣的提升。这是“地理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1942年，谭其骧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浙大在抗战时迁往遵义，1946年9月返回杭州）此期间的浙大，竺可桢为校长，张其昀为史地系主任，谭其骧为史地系教授。竺可桢、张其昀是当时地理学家中最理解历史地理学的人，浙大组建的仍然是史地系，而不是新型的地质地理系，这可能与二人有关。应该说，浙大史地系具有后禹贡学会时代国内条件最好的历史地理人才成长环境，尤其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浙大史地系的存在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继续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谭其骧本人“不仅结识了大多数中国最著名的地理学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交流关系，而且弥补了自己地理学的不足”。在浙大期间，谭其骧与黄秉维、张其昀的关系很好，这些都有助于在研究中将历史学和地理学完满地结合起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谭其骧对黄河、海河问题，对上海地区海陆变迁等问题的研究，已经将焦点设定在了典型的地理问题上。
“他在1980年成为中国历史学界唯一位从属于自然科学的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绝不是偶然的。”
而对于学生来说，“史地系历史和地理的结合也使学生受益匪浅，复合、创新型的人才在这种环境中脱颖而出”。文焕然是谭其骧在浙大时的第二位研究生，毕业于地理学本科，后被录取为史地学部史学研究生。在谭其骧的指导下，他选择了与气候变迁关系密切的动植物分布历史变迁的研究方向。20世纪50年代，“在竺可桢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不久，就将文焕然从福建调至地理研究所，在他的指导和支持下从事历史动植物变迁的研究，40多年间，文焕然发表了数十篇重要论文，成为这一学科公认的带头人”。
文焕然的例子说明，地理学中总会有人对过去的地理变化感兴趣，而一旦有好的条件，他们会认真地展开研究。在当时的浙大史地系，谭其骧先生的在场就是最好的条件。在浙大史地系，学生有机会获得交叉培养。除文焕然外，值得注意的还有陈述彭，他毕业于地理本科，研究生的方向却是历史。陈述彭做过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后来以遥感运用的杰出成就蜚声国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可以设想，如果浙大史地系这样稳定持续发展下去，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中会推出更多的人才和成果。但是，时局动荡，这一情况未能持续下去。
侯仁之先生对地理学的热爱
1937年，禹贡学会的活动虽然停止，但侯仁之先生出于对地理学的热爱，仍在历史研究的大环境中（机构中）自觉地追求地理学的新思想、新路径、新问题。侯仁之研究地理学最初的动力是个人兴趣。在燕京大学，他虽然在历史系，但总是尽可能选做地理类的题目，乐于把历史问题中的地理因素挑出来，成为历史地理题目。1940年11月，有一个北京妇女联谊会邀请洪业（煨莲）教授讲“北京的历史”（Historical Peking），洪业转请侯仁之去讲，并把题目改为适合侯仁之知识特点的“北京的地理”（Geographical Peking）。1941年11月20日，燕大举办第二次大学演讲，侯仁之演讲的题目是《北平的地理背景》，听众百余人。这个时候，对于北平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侯仁之已经取得了比较系统的认识，那是一个逐渐摸索出来的全新阐释体系，即后来日益成熟并被高度评价的城市历史地理学范式。
在1942年草就的《北京的地理背景》中，侯仁之写道：“从现代地理学的观点看来，无论哪一种地理现象，都不是偶然产生的。北京这个地方之所以能够发展为一个伟大的历史都会，也一定有它特殊的地理地位上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我原先很想从古人的议论中去寻求答案，但是结果却非常失望，因为这一类的议论虽然很多，但都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有的过于简单，有的过于抽象，有的又失于堪舆家的妄言附会。”他进一步说：要“把北京局部的地理地位，放在全部相关的地理地位的关系上来加以分析，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北京地理地位的重要性。这个观点，就是现代地理学研究上所谓‘地理区域’的一个基本概念”。侯仁之所说的地理区域概念，触到了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关键概念，所说的要关注“全部相关的地理地位的关系”，也体现出现代地理学的综合性意识。
1941年夏，侯仁之为燕大暑期学校开设地学通论（Principle of Geography）课程，讲授现代地理学的基本原理。1943年，侯仁之在寓居天津期间，在私立达仁商学院讲授经济地理课程。1944年，转至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天津工商学院后，侯仁之仍担任经济地理教授，并“经常去日本书店采购日本出版的各种地理书和地图之类”。当时人回忆说：“在‘工商’，侯先生教中国地理，用的是英文课本。”
在燕大历史系，最了解侯仁之地理学志向的是洪业教授。侯仁之回忆：在1934年秋，“余以选择大学本科论文题目，就教于洪煨莲师。质以兴趣之所在，贸然以地理对”。1935年，“当我知道煨莲师的弟弟，他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在清华教地理学，我就想转学到清华去学地理。煨莲师不同意，但他已经看出了我的兴趣已经转到历史地理学上来了，他说：‘你不必去清华，让他来给你讲……’”洪业的弟弟即洪紱，又名洪思齐，留学法国，为著名地理学家，是1934年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发起人之一。
洪业认为侯仁之的学术进取需要“加强地理学的训练”。侯仁之说：“我清楚地记得，193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煨莲师忽然打电话要我到燕南园54号他的家中去看他。……这次煨莲师也不是在客厅里而是在他极少让人进入的他的书房中等待我。我进门后刚一落座，他就突如其来地大声对我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我当时有些茫然，正待发问，他就接着对我说：‘你应该到外国去专攻历史地理学。论西方大学，哈佛很有名，但是那里没有地理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虽然论名气不如哈佛，但是那里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可以把你带进到历史地理学的领域里去。”洪业说的“名师”是指罗士培（P.M.Roxby）教授。
侯仁之于1946年8月5日从北京启程，经上海、新加坡，于1946年秋到达英国利物浦。侯仁之幸运地进入了历史地理学氛围浓厚的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因原定导师罗士培去世，改由新任系主任达比教授任导师。达比：“出身剑桥，为当代英国历史地理学之权威。战前主纂《英国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A.D. 1800）一书，堪为斯学典范。”在地理学界有一个如此重量级的专职历史地理学者，在中国未曾有过，这一形式上的特征已经令人耳目一新。待侯仁之读到达比1945年所做的就职演说时，更觉“耳目清新，非同凡响”。这份演讲是从整个地理学的学科结构中认识历史地理学的基础性地位的。侯仁之毫不迟疑地将这篇演讲译成中文，寄回国内，发表在《益世报·史地周刊》。
早在1936年，达比的《1800年以前的英格兰历史地理》出版，那时，历史地理学在英国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方向，有了专职的历史地理学家，并呈现出相当的活力。当时在英国出席地理学会议的林超先生曾这样感慨：“英国于历史地理方面，研究风气颇盛，将来当有特殊之贡献也。（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记于利物浦）”
侯仁之到利物浦大学，亲眼看到地理学中地位显赫的历史地理学派，看到含有丰富地理学养分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看到富有经验与学养并受人尊敬的历史地理学大师，当然十分兴奋。这既加深了认识，又增强了自信。历史地理学最终应植根于地理学，这令侯仁之深有感触。在回国后第二年，侯仁之便提出了历史地理学的正名问题，这不仅仅是正名，而是涉及学科性质、研究范式、发展前景的学术改革。
我们很幸运赶上了三位老先生引领的学术盛世
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来讲，后禹贡学会时期是一个关键时期，三位先生的坚持，在“地理化”上的进一步努力，使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并没有停滞。他们最终成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历史地理学深度复兴、特别是80年代后蓬勃发展中具有强大引导力的学术核心。
德国地理学家赫特纳（AlfredHettner）曾经这样表达老师们给他留下的印象：“我对我的每个大学老师——阿·基希霍夫，特奥巴尔德·菲舍尔，格·格兰德，弗·冯·李希霍芬，都怀有极大的感激之情，但我觉得在他们那里地理学出现的形式却各有不同。”对于许许多多历史地理学的后来人来说，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导师，也正是这样。三位导师治学风格的不同，证明了这门学科路径的多元性、问题的丰富性、论证的多重性。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是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立者，他们的个性研究从不同方面对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与发展做出了经典性的注解。
本文原载于《守正与创新——纪念史念海先生诞辰110周年暨2022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标题系编者所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