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澄明精拓飨人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2 次 更新时间:2023-03-08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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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  

前日,得到这样一本好书,书名正应着眼前的深秋节令——《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澂秋馆”是清末民初间福建闽县人陈宝琛的斋号,这本书里汇集的是陈氏辑旧藏铜器铭文拓片,其中很多为乃父陈承裘旧藏。拓本今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现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经整理后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所收铜器铭文的年代,从商周以迄宋金元明,而尤以秦汉以前为主。


翻开书册,映入眼帘的拓片影像,感觉就四个字儿:精美绝伦。在我看来,这是出版这部铜器铭文拓本最大的价值。如上所述,书中所收铭文拓片,主要集中在秦汉以前,而这一时段内的铜器铭文,现亦多有其他汇编本行世,且大多规模巨大,足以覆盖这部《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收录的藏品。一心做大学问的学者,查阅那些大型汇印本要比阅览像《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这样的书籍更便利得多,也实用很多。


单纯看学术,你或许可以这样看,但学术只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而若是谈到文化,情况就不仅仅是这样了。


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京城里一群喜欢旧书的朋友,在神州大地古籍收藏引领者田涛先生的召集下,于琉璃厂中国书店开过一次古籍收藏家的讨论会。记得当时是为成立古籍收藏家协会之类的组织做筹备。二三十号收藏家以及个别像我这样还没成家的爱好者,议论了一上午,把格调越定越高:为保存古代文献,推进历史学研究,为弘扬传统文化,等等。


但大家就是不愿意说“赏玩儿”这个字眼儿。最后,还是我这个做学问的书呆子实在憋不住了,高声提议:加个“赏玩”的主旨好不好? 结果是引来一片哄笑,大家觉得玩儿这事儿实在不够高雅。


其实赏玩古物,往往首先是一种对美的欣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古已有之,这非但不俗,不低下,反而是一种相当高雅的情趣。我常常想,一个人只有看到汉字的早期形态,特别是商周金文,才能充分领略汉字之美。要想更好地品味商周铜器铭文,就需要有好的拓本。若是两眼只盯着器物看,其视觉效果是远不能同拓片相比的,同一篇铭文,由于拓工手艺高低不同,所制拓本的效果,往往会有很大差别。这部《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好就好在其所有拓本都出自民国传拓高手周康元先生,仅凭这一点,就值得一看。


没看过其他拓本的,一看就会感叹吉金文字的美妙;看过其他拓本的,对比之下更能领略周氏作品的高超之处。供人欣赏的艺术品,其不同于实用之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遍遍地反覆品味,欣赏金文拓片也是如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有案头置备一部好的影印本才能做到做一点,


雅昌公司印制的《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就是一部这样的精美之作。


周康元师傅最为世人艳称的拓制技术,是青铜器的全形拓本,此前在民国庚午(1930年)冬月,陈宝琛曾将周氏全形拓制的部分澂秋馆藏品影印行世,颜之曰《澂秋馆吉金图》。有条件的读者,在阅读这部《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时,可取以参照。


虽说都是欣赏,但古代文物同现代艺术品还是有所不同的,就是它的历史性——因时间而附着、沉淀下来的历史价值。即使我们不懂古文字,即使我们没有接受过那么专门的文物知识训练,天长日久,不仅会给我们以历史和艺术的熏陶,也会诱使我们去思索其间的历史蕴涵。


譬如《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第三册载录的这个铭文:


上面四周有边框那个部分,现在商周史和古文字学界普遍将其视作所谓“族徽”,亦即家族的标志符号。此说始倡自郭沫若先生,见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卷一《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但在郭沫若先生提出此说之前,沈兼士、王国维等人本来是把这类图形释


作“文字画”,即以某种图形来表述特定的意向。


沈兼士和王国维先生的说法固然需要进一步深化,但在像我这样的外行看来,郭沫若此说存在很多同社会“常识”不能兼容的地方。譬如,这类图形出现的时间,是在商代以至西周前期,至西周中期以后,就基本消失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长篇铭文大幅度增加。面对这种情况,依照普通的“常识”,我自然很难理解:在西周中期社会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族徽的家族会都莫名其妙地死绝了么? 假若不是,族徽的应用是绝对没有理由戛然终止的。


要想对此做出新的解释,当然不会那么容易,但两相比较,我觉得还是“文字画”一说要更为合理一些,即在商和西周前期,由于铸造或刻制铭文的困难,人们便采用这种“文字画”的形式来简单而又形象地体现他们制作铜器的用途,其具体用途和想要表现的意向,当然复杂多样,但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战争,应是所谓“文字画”体现的一项重要内容。


若是循此思路来看《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中这个图案,它四周那个边框,通称“亚字形”图案。如郭沫若先生所云,自宋以来,或以为象宗庙之形,或以为两己相背,或以为两弓相背,这些设想,当然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不过我更愿意把它解作“垩”义,即古人办理丧事所居处的白壁垩室。按照这样的想法,圈围中间的图形,即为一人手执酒酉祭奠的形象,其与四围的亚字形边框,正相吻合。商周铜器本来就有很多是供祭祀之用,既然如此,又何必非用所谓“族徽”来解释不可呢? 当然我这只是一个“棒槌”在随便想想,当不得真。


《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所收铜器铭文拓片,有很大一部分出自罗振玉的馈赠。十分可贵的是,其中还带有很多罗氏的题识。北京出版社这次出版此书,一并印出了这些题识,给读者阅读和利用这些吉金拓本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


我读罗振玉这些题识,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他对具体铭文的释读,而是题识中提到吉金文字“通例”。


例如,罗氏针对上图铭文述云:


此簋也,而文曰“作簋敦”者,盖作簋与敦,犹齐侯壶之称“两壶八鼎”、愙鼎之称“鼎二敦二”、函皇父敦之称“鼎十有敦八”、“两罍两壶”、 侯少子敦之称“祭器八”也。


这讲的就是商周吉金铭文在载录同时所造多种器物时的叙说形式,罗振玉总结其共同特点,讲的乃是钱大昕所说“读古人书,须识其义例”(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六《秦三十六郡考》)。商周铜器铭文虽不是古书,但在为文叙事上同古书固多相通之处,因而也有同样的“义例”。前辈所说读书问学之“通”与“不通”,通晓这种“义例”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读前辈的著述,关心并且注重他们总结的这种“义例”,会帮助我们轻而易举地举一反三,读懂读通更多具体的纪事。


对于学术研究的资料价值而言,除了某些或许独见于此的铜器


铭文之外,出版这部《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最大的意义,是书中所收拓本的清晰完备,当然这得益于拓工周康元先生精湛的技艺。譬如敝人花费较大精力研究过的洛阳武库钟铭文,与我过去读到的容庚《汉金文录》、孙慰祖等《秦汉金文汇编》和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诸书相比,《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的拓本字迹都要清晰很多,完备很多。


关于铜器铭文的辨伪,过去罗福颐撰《商周秦汉青铜器辨伪录》、王文昶《青铜器辨伪三百例》,对铭文的历史内容关注都不是很够。我考辨洛阳武库钟铭文,认定其出自赝造,主要的依据乃是铭文内容与当时的规制不合(拙文《洛阳武库钟铭文辨伪》,收入拙著《祭獭食蹠》;又拙文《重申我对“洛阳武库钟”铭文的看法》,收入拙着《金铭与石刻》)。


有人不同意拙见,特别强调这件铜器铭文的字体当属真迹,绝非赝造所能为。窃以为赝造者的目的是为了造得像,由于匠人的手艺有高有低,就会有的造得很差,一眼就能看出必假;另有一些则会造得较好,其与真品像与不像,就会不那么容易分辨,以至有人会走眼看不出来赝造的痕迹。然而,这只是一般依据肉眼观察,特别是在拓片字迹不够清晰、完备的情况下,真假之间,尤易令人困惑。


然而若是依据像《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这样清楚的拓片,适当施以技术检测手段,用传统方法赝造的铭文,还是能够以清楚的证据识破其字迹之伪的。就我近期比较关注的汉代铜器铭文而言,我初步核对了十几件拓片,在所见各种印本中,都以这部《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最为明晰。其他铭文,大多也都应该如此。这样看来,仔细揣摩《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一书收录的拓本,当会很有助于推进我们对相关铜器铭文的认识。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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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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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中华读书报 》( 2022年12月14日 15 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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