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科学技术、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我们的文化和科学研究，包括文学和文学研究。19世纪以来世界性的文学“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文学的书籍时代正在被电子时代所取代，电子参与的文学从形式到内容，从生产、流通到消费等各个环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成立以来，一直兴旺发达，长盛不衰，但今天则面临着危机，需要转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学科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研究的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有关的计算、互联网技术等未来将会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专业”技能，人机合作将是基本的模式，“超级研究”将成为可能。
笔者一般不轻易使用“危机”与“转型”这两个词，我觉得这两个词都很重，“危机”意味着危险，“转型”意味着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学科面临着危险和重大变化，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我觉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目前真的处于这样一种“危机”与“转型”状态之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特别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冲击是根本原因。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历程
现代学科的设立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编订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为标志。张百熙仿日本例办大学并分科，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其中“文学科”即文科下设“词章学”目，这是现在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雏形。1904年《奏定大学堂章程》则改“词章学”为“中国文学”门，这里的“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内容上不仅包括文学，也包括语言。
民国时期大学体制是大学→院→系→课程制，没有“学科”或者“专业”之说，“旧中国的高等学校，只有院、系，不设专业”。民国时期大学“文学科”中的“文学”为“文科”之义，“中国文学系”中的“文学”是“文字与文章”之义，课程中的“外国文学史”“文学理论”中的“文学”才是今天所说的作为艺术形式的文学，即“literature”的中译。“中国文学史”中的“文学”最初也是“文字与文章”，即广义的“文学”，后来才逐渐演变成狭义的作为艺术形式的文学。翻检民国时期各大学中文系的课程，我们可以看到，此期中文系的课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中国文学、语言文字、外国文学、写作，也可以说是四个“课程群”。写作包括文言写作和“语体文”写作两方面。“中国文学”和“语言文字”是两个庞大的课程群，是民国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主体。但“中国文学”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学，只有朱自清等少数学者开设新文学的课程。
新文学虽然在1917年就开始了，但新文学的前身白话文学开始得更早，早在晚清就成为普遍现象；20世纪20年代之后，新文学逐渐取代旧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然而新文学研究和批评在民国大学中文系课程设置中始终没有地位，也即新文学始终没有今天所说的“学科”或者“专业”地位。新文学建立自己的学科地位，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与课程设置。1950年，政务院第43次政务会议通过《教育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教育部随即成立高等学校课程改革委员会，课程改革委员会首先制定《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中国语言文学系就有“中国新文学史”课程。“中央教育部组织的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改革小组中的‘中国语文系小组’决定依照部定在1951年6月以前，把中文系每一课程草拟一个教学大纲，以便印发全国各校中国语文系。其中‘中国新文学史’一课的教学大纲草拟工作，由老舍、蔡仪、王瑶和我（原定有陈涌同志，他因忙未能参加）担任。”“中国新文学史”这一课程的设置以及《〈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育正式把“新文学教育”纳入教学体系，也标志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学科的正式确立。
与民国大学体制不同，新中国大学院系调整之后的体制是：大学（或者学院）→系→教研室→课程制，后来逐渐演变成今天的“大学（或者学院）→院（或系）→学科→课程”制。民国大学没有“教研室”和“学科”之设，只有“课程”。新中国成立后，取消私立学校，大学纳入国家行政体制，“教研室”是大学最小的行政单位。新中国大学的“教研室”最初是在课程的基础上设置，针对的是本科教育，后来，随着本科生的课程越来越多，特别是选修课越来越多，“教研室”便成了课程或课程群的管理机构。
1980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令第四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5月，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国高等教育正式开始了研究生教育时代。本科生教育实行的是学科门类→（学科）二级类→专业→课程制，而研究生教育实行的是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研究方向制。研究生学位教育实施后，重点大学办学方向和重心都发生了变化，很多学校都是研究生人数和本科生人数持平甚至超过本科生人数，于是以本科生教学为核心的“教研室”便转变为以研究生教育为业务构成框架的“学科”。研究生“学科”目录的设立及修订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影响深远，不仅影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也影响本科生教育的发展。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上了学科目录，学科发展就快；相反，学科或课程地位就直线下降。
新中国的专业设置始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到1957年完成。之后，每过一段时间就调整一次。比如1981年《教育部关于试行高等师范院校文科三个专业教学计划的通知》中，“四年制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必修课”中有“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注明：“包括史和作品、现代和当代，可以分别或合并开设。”“选修课”中有“中国现代文学专题研究”，注明：“如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研究，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现代文艺思潮与流派专题研究，茅盾、巴金、赵树理、曹禺等作家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注明：“包括解放以来某一时期文学的专题研究，以及文艺思想斗争、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等。”20世纪90年代之前，师范是独立的门类，比如1963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计委、教育部共同修订的《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共分11大类，“师范”和“工科”“文科”“理科”是并列的，但在专业和课程设置上，师范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和“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内容并没有实质性差别。
再比如1993年国家教委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共分10大“门类”，“文学门类下设二级类4个，106种专业”，其中“中国语言文学类”属于“文学”门类下的二级类，“中国语言文学类”下设“汉语言文学”“中国文学”等专业，“汉语言文学”等8个专业的“专业课程”都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称各不相同。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增加了“管理学”，为11大门类，其中“二级类”“中国语言文学类”下调为5个专业，其中“汉语言文学”主要课程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师范类”名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另加“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2012年修订仍然为5个专业，其中“汉语言文学”核心课程有“中国现代文学”，注明：“含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由此可见，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中国语言文学类”各专业的基础课程。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6年曾仿苏联学制培养“副博士研究生”，但带有试验性，招生人数极少，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很快被废止，没有人被授予学位。1977年，国务院下达《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其中《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有一个附录：《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正式出台中国研究生制度。同年，教育部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向国务院提请《教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一九七八年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请示报告》，正式实施研究生招生。第二年，教育部正式下达“招生计划”“工作安排”“复试办法”“录取”办法等，新中国正式开始招收研究生。1980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标志着新中国的学位制度正式确立。当时的学科门类为10类，其中“文学包括语言学、艺术学、图书馆学等”。中国研究生教育一开始就设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
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开始对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修订，其中“附录三”为《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与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对照表》，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最初有21个二级学科，修订时改为11个二级学科。最初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另有“试办专业”“儿童文学”，修改时把二者合并，改为“中国现当代文学”。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和国家教育委员会正式批准这个版本的学科、专业目录。1994年，再次修订，增加“新闻学”二级学科，变为12个二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称没有变化，其中有6个“研究方向”，14种“主要课程”。1998年修订变化比较大，改为8个二级学科，有“中国现代文学”。2012年修订内容没有变化，“中国现代文学”改回“中国现当代文学”。2022年修订，“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调整比较大，增加了“中文创意写作”等三个二级学科，目前未见纸质版出版，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没有变化。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自从1950年“中国新文学史”确立为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之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就一直是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要课程，是研究生“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主要二级学科。经过长达70多年的学科建设，中国现当代文学可以说非常稳定和成熟，各二级学科中，其繁荣程度仅有中国古代文学可以和它相提并论。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危机原因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经过70多年的建设和长期繁荣之后，现在则面临着危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繁荣其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文学自身的原因。同样，今天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危机也是复杂的，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危机首先表现在研究对象上。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之所以长期繁荣，首先缘于19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时代”。在古代，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由于印刷技术不发达，国民受教育程度不高，物质文明程度有限，文学活动主要限于少数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之中，文学书籍属于奢侈品，人类历史上虽然产生了很多伟大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很少能为普通民众所享受。同时，在古代，由于高级精神活动是少数人的特权，正统文学专属于社会精英阶层，代表了国家和民族的艺术高度，所以，古代文学一直追求典范性，而典范性也意味着文学一直在社会的上层流转。今天，对于人类历史上的经典文学名著，中外普通民众大多都很熟悉，有些作品甚至家喻户晓。但这是19世纪以来文化普及、大学教育普及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文学时代”的结果或表征，在古代，普通民众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作品，没有条件知道这些经典作品，也没有能力知道这些作品。
到了19世纪(中国则是到了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印刷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书籍变得相对廉价，精英文学才真正走向普通民众。但文学的普及，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的发展，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思想文化也伴随着发展，社会的教育得到普及，国民的素质得到普遍的提高，人的精神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文学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精神消费品。经济的发展也意味着商业社会的发展，19世纪之前，文学主要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由上层社会和知识精英的喜好而传播，传播的范围有限，传播的途径和方式也具有不确定性；19世纪之后，文学活动下移，文学书籍逐渐成为普通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也按照普通的物质进行生产和消费。也就是说，文学被纳入了现代人最重要的经济范畴，商业成了文学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文学创作、文学出版与印制、文学书籍销售等都不同程度为利益所驱动，这虽然被认定为具有“铜臭”气，但它却是推动文学事业迅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19—20世纪是世界的“机械制造”时代，对应于文化就是“机器印刷时代”，印刷品是文化最重要的承载方式，表现在文学上则可以称之为“铅字时代”，“铅字时代”是文学最好的时代。所以，19世纪以来，这是人类文明三千年以来文学的黄金时代，是最适合文学生存与发展的时代，所有的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宣传、新闻等都适合文化包括文学的发展，所以，19—20世纪是人类文学最伟大的时代，文学大师如群星闪耀，层出不穷。
但今天，文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社会的方方面面似乎都不再有利于文学的发展，文学的黄金时代即将成为过去。20世纪50年代以来，电影曾经冲击文学。80年代以来，电视曾经冲击文学，电视甚至在90年代时达到了顶峰，夺走了大量的文学读者。但它们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文学的地位，当今电影和电视已经日渐式微。今天可以说是“电子时代”，“书籍的文学”虽然仍然是文学的主流方式，也是基本的方式，但“网络的文学”正在以肉眼可以看见的速度取代“书籍的文学”。电影文学正在成为一门“古老”的艺术，越来越纯粹，追求经典化和历史地位，强调创新，正在从大众艺术转变为小众艺术。电视正在消失，电视都没有了，电视剧如何存在？纯文学的、正统的文学期刊需要政府经费支持才能维持下去。电脑和手机现在是最重要的传媒工具和载体，视觉文学和图画文学正在无情地侵占传统“文字文学”的地盘，年轻人已经更习惯看电子方式的文学而不是书籍的文学。
这不只是文学载体改变的问题，也不只是文学形式改变的问题，而事关文学内涵的巨大变化。文学最根本的危机是文字的时代已经不再辉煌，取而代之的是图片和视频。过去，由于技术上的限制和落后，视频传播受限，视频对文学的渗透不是很普遍。今天，由于技术上的进步，图像和文学的联系非常紧密，文学越来越视频化，纯粹的纸质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如今，看短剧的人越来越多，已经远超过看书籍文学作品的人。“书籍文学”时代正在消隐，这是当今文学最大的危机。更重要的是，经典的也即我们研究的文学，读者越来越少。文学读者的阅读都转向了网络、手机，或者视频的，或者图像的，书籍的文学读者越来越少，与电子结合的文学作品读者越来越多。当今，短剧是最红的文学，这具有象征意味。文学的危机与转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危机与转型的根本原因。
文学载体的电子化对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文学创作、文学流通、文学阅读、作家的构成、批评家的构成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手机阅读看似只是载体的变化，其实是文学的环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具体地说，它是文学消费的根本性变化。传统的文学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印刷、流通、销售以及纸质书籍等是限制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印制，物流，售卖……需要大量的物力成本和人力成本，这大大加重了文学的负担，从而限制了文学的普及。事实上，从古代一直到19世纪，文学都是奢侈品。在中国古代，只有上层阶级才能够自由地拥有文学书籍。近代之后，只有中产阶级才有能力购买文学书籍。所以在19世纪之前，中国文学基本上在中上层社会内流转，诗词是如此，戏剧和通俗小说也是如此，这当然与普通民众的文化素质有关，比如识字不足，不懂文言文，但更与不能广泛地接触文学作品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没有机会去读文学作品。但今天，文学不只是通过印刷出版发行，有纸质书籍，而且文学还直接在网络上发表，网络发表不仅成本低，而且容量大。所谓容量大，不仅是可以容纳海量的文学作品，而且可以容纳各种文体、各种风格、各种实验与探索、各种题材、各种层次的文学作品，文学从书籍时代进入了电子时代，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文学世界，也可以说另外一种文学模式。对于文学来说，数字化载体及其流通成本远低于印刷与发行销售成本，特别是手机和网络联结起来之后，手机变成了最重要的文学载体。今天，几乎人人都有手机，几乎人人都可以从手机上读到文学作品。
载体的变化引起了整个文学过程的结构性变化，作家队伍发生了变化，当代中国不仅是精英创作与精英文学，通俗文学至少从数量上来说成了文学的主体。作家的门槛变低了，作品的门槛变低了，读者的门槛也变低了。创作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网络写作随写随发表，可以和读者进行互动从而调整写作。网络文学，因其海量的特征，“自查”和“监管”的力度就小多了，所以网络小说在形式上远比纯文学丰富、复杂，在内容上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有很多小众的题材，“尺度”也大得多，文学在网络上似乎获得了特殊的自由，似乎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得到了解放。网络文学因为主要面对大众读者群体，又因为自身的商业性，整体上大大降低了文学水准，也就是说，网络文学是一种越来越远离经典化的文学，我们可以把这理解成是文学的“繁荣”，这个“繁荣”是在多元化、大众化、下移的意义上而言的；但也可以说是文学的“危机”，这个“危机”是在文学的经典性、文学性、哲学与思想的高度与深度上而言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直以研究文学经典为己任，但是今天，经典正在消解，正在让位，传统的经典文学体系正在瓦解，以经典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正在失去研究对象，正在失去依托。文学之所以在最初“七科”里就是“显学”，与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关，也与文学在18—20世纪的“黄金时代”有关，文学研究的黄金时代是建立在文学本身的黄金时代的基础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自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成立以来，一直兴盛发达，蒸蒸日上，除了它与现实关系紧密以外，新文学发展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5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发展迅速，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文学研究的繁荣其实是建立在文学创作繁荣的基础上。但是今天，单纯的文学正在被复合的文学所取代，文学正在和图像以及视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文学正在与新传媒技术结合在一起，这样，传统的以经典文本研究为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就面临着研究对象上的危机。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危机其次表现在文学研究方式上。
今天，除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两个领域，其他几乎所有的学科都面临着危机，理科的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都面临着危机，人文社会科学几乎所有的领域都面临着危机，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则是整个文学研究危机的一部分。从理工科到文科，当代学科全面性的危机，根源都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冲击。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正在以可怕的速度迅速发展，不仅极大地推进了这两个学科领域的发展，也对其他所有的学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大数据”最初是指“数字时代产生的大量数据”，现在“不仅用于指代以电子方式生成和存储的数据总体，还用于指数据量大和复杂度高的特定数据集”。也就是说，大数据不只是指量大，更是指其“复杂性”，“越来越大的数据集的规模还不足以定义‘大数据’——我们必须在定义中包含复杂性”，“大数据革命标志着世界的运行方式发生了重要改变”。“大数据”已经成为今天的“时代”特征，正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比如：“大数据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不必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我们只要让数据自己发声。”大数据对文学研究直接和现实的冲击表现为海量的文学知识以及相关知识进入，文学研究正在进入一种高度“醉氧”状态，文学研究更加复杂，复杂到单凭人已经不能有效地把握。
回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首先是资料本身有限，其次是学者能够见到的资料更是有限，受制于经济条件，包括出版能力、购买能力等，也受制于流通和阅读条件。那时，学者非常依靠图书馆的借阅，而借阅是非常有限的，也是非常烦琐的。而要在书店和图书市场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书，在今天看来，有点如大海捞针。所以，那时做学问，学者掌握的资料非常有限，当然其结论的可靠性也有限。今天则相反，资料太多了，也非常容易找到，不仅有纸质图书，还有大量的电子形式的资料。做学问，如果研究比较抽象宏观的问题，把直接资料和相关资料读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资料问题永远都是做学术的烦恼和困扰，但差别在于，过去是资料缺乏的烦恼与困扰，今天则是资料太多的烦恼和困扰，过去是没有多少资料可读，今天则是有读不完的资料。
没有网络的时代，知识是分散的，有些是封存的，而今天的大数据平台则让所有的知识集中起来，活跃起来，关联起来。“大数据”即巨量资料，它通过大数据平台为我们提供服务，这种服务是多方面的，比如收集资料、检索、资料分类、资料比较等。“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理解、知识图谱、个性化推荐、网页排序等领域的长足进步，谷歌、百度等主流搜索引擎正从单纯的网页搜索和网页导航工具，转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知识引擎和个人助理——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技术让搜索引擎变得更聪明了。”大数据结合人工智能让很多传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变得不再有价值和意义，比如资料整理与汇编问题。近年来，随着出版技术的进步，随着资料收集的相对容易和技术手段的改进，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出版了很多大型的资料汇编，包括很多影印的资料，但再怎么大型能大过大数据平台吗？内容上再怎么庞大，能庞大过大数据吗？这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特殊问题，而是文学研究的普遍问题，也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问题。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文艺学以及语言学、文献学等领域都存在这个问题，过去很多必须阅读的作为工具书的权威资料，现在对其依赖性大大降低了，还有很多工具书包括字典、词典等其工具性也大大降低了，比如持续了200多年，经过反复修订和不断印刷的公认的权威工具书《不列颠百科全书》也已经停印了，本身变成了一种历史资料。大数据提供的数据不仅全面，而且原始，不仅有正确的资料可以使用，而且有错误的资料可供参考。大数据有发达的检索系统，搜索非常容易、便捷，这是纸质书籍所不具备的。很多资料汇编特别是影印资料，从学术工具的角度来说已经意义不大，仅作为一种物的存在而有价值而已。
在传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有很多“发现”，比如在小报中找到了某名作家的作品，在档案馆里找到了某名作家的新作，在市场上找到了某名作家的手稿，从民间收藏中发现了很多名作家的书信等。但在今天大数据时代，这种发现会变得非常多，大量档案材料、手稿或者变成印刷体之后上网，或者直接以图片的方式上网，而不经过出版印刷的中间环节。很多所谓发现现在看来不过是“伪发现”。比如在现代时期某小报上看到了名作家的作品，这也可以称为“发现”，但它不是真正的发现。小报因为质量不高，发行量小，当时阅读和关注的人就少，时过境迁，阅读和关注的人更少，现在，也进入大数据，变得和大报和名刊“平等”，可以被检索或搜索到了，这是很自然的事。小报就存在于那儿，过去因为过于隐蔽，没有被注意到，今天上网了，加入了大数据平台，被人注意到了。还有很多考证文章，其意义显然也极大地降低了。所以，大数据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正在更深刻地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如果不面对和适应大数据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冲击，我们的研究很可能是在做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
人工智能是大数据的必然延伸，也可以说是必然结果。面对庞大的数据，人的头脑已经无能为力，于是人工智能便登场。人工智能真正走入日常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近几年的事，现在看来仍然很初步，具有过渡性，未来的人工智能一定会进入高速度的发展阶段，也即“智能大爆发”，“技术性的理解是超级智能，即电脑比人脑更聪明；社会性的理解是智能异化，即作为手段的智能不再顺从作为目的的人类”。今天，“超级智能”已经变成现实，它必然会深度性地以行动模式参与我们的生活，人工智能过去是大语言模型，未来则是大行动模型，“人工智能将引发社会、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领域的划时代变革，这种前景预示着它的影响超出了任何一位作者或单个领域内专家的传统关注范围”。人工智能最大的特点是可以模仿人的思维进行思考，具有逻辑能力，可以进行精确的计算，从而解放人脑，解决人的知识限制、视野限制、复杂限制等各种限制问题。人脑能够储存的知识有限，大数据可以说是人在知识上的延伸。知识扩展之后，人的思维能力又跟不上，而人工智能则可以说是人在思考上的延伸。大数据加上人工智能极大地延伸了人的知识和思考，并且这种趋势正在以迅猛的速度发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产生以后，过去很多只有人能够做的工作，现在机器做得既准确速度又快，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有这种情况。今天，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很多工作都可以由机器来完成，或者机器与人共同来完成，比如校对、检索、语法错误纠正、复印粘贴文档、繁简字转换、中外文翻译等。人工智能则可以帮助人搜罗材料、提炼观点、组织框架等，更可以协助人思考。
人工智能的这些功能还只是初步的，只要有足够的市场，有足够的需要，人工智能专家也可以开发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智能系统，专门解决我们经常研究的问题，比如语言风格分析、人物形象分析、主题分析、创作方法分析、承续与创新分析、情感分析、结构分析、写作技巧分析等，这是令人高兴的，也是令人沮丧的。“人工智能的特点，特别是它的学习、演化和让人大吃一惊的能力，将颠覆和改变所有这些方面。由此产生的结果将是人类身份的转变，以及人类对现实体验水平的提升，所达到的高度是人类自现代曙光初现以来从未企及的。”有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参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将不再是印象描述和主观感觉，而需要精确的计算，结论建立在充分计算的基础上，是真正的人文“科学”。
人工智能正在猛烈地冲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很多过去认为只有人能够完成的工作，现在人工智能可以轻松地完成，而且比人做得更好，人似乎越来越无事可做了。关于人工智能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冲击，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研究，笔者不再展开论述。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转型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社会和生活，也影响所有的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深受其冲击，出现了自学科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危机。问题还在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时代才刚刚开始，对文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冲击也才刚刚开始，相比较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来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还是相当滞后的，也是边缘化的，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感到阵阵寒意。所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必须面对这种冲击，不可回避也无法回避，顺应就意味着转型，只有转型才能求得新生，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转型”不是一般性的发展与变化，而是在结构模式上、类型上、对象上、内容上、方式方法上的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研究对象的巨大变化。
综上所述，纸质书籍的文学时代正在式微，传统的经典文学作品的时代正在过去。今天，传统的经典文学及其相应的运行方式当然还存在，但主流的文学形态则是与电子相结合的形态，电子已经渗透到文学的方方面面，传统的“静”的文学已经变成了当下的“动”的文学。今天的文学研究其对象要比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围宽广得多，不仅研究传统的经典文学，而且以传统的方式研究各种非经典文学，比如通俗文学、泛文学、综合文学、边缘文学等。多年前，笔者提倡“大文学观”，提倡放宽文学视野，研究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学，也即凡是有文学性的文本都可以作为文学来研究。今天，“大文学”研究已经不再是提倡了，而是必须面对的事实了。
传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其内容其实非常狭窄，主要是研究中国现当代经典文学作品，也即文学史所讲到的作家、作品以及思潮流派等，一些经典作家被反复研究，内容重复，一些经典作品被反复解读,评论重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现两极现象：一方面，一些经典作家和作品，一些显著文学现象，研究者扎堆，道路拥挤；另一方面，有些曾经很有影响，对社会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以及文学现象，却无人问津。这显然是片面的，是有缺陷的，它忽视了文学的层次和过程，对整个现当代文学的链条缺乏整体性的把握，它只是看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平面上的冰山，它重视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金字塔塔尖，而对于塔座视而不见。但没有水下冰体，何来水上冰山；没有金字塔塔基，何来金字塔塔尖？不论是从创作上来说，还是从读者的阅读和消费来说，一般性的文学，通俗性的文学，还有特殊类型的文学比如儿童文学、旧体诗词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但中国现当代文学对这些现象缺乏充分的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学科设置、学科建构、学科教育、学科传统、人的知识储备的有限性以及认知局限等，这种研究格局和研究思路都需要改变。
今天，文学的生产方式、运行方式、消费方式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的创作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的主流虽然仍是经典文学，但文学的主体已下移，变成了通俗文学，还有新媒体文学。文学研究如果只是研究经典文学，而不研究通俗文学、新媒体文学，那么这个研究就是和文学现实脱节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要保持和现实文学生活的一致性，跟上时代的变化，必然趋势是其研究的边界将不再是严格的传统方式，而是扩大研究范围，进入一种全新的模式，即多元的结构模式。
二是研究的专业性。
过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直以门槛低、不需要特别专业技能著称，似乎只要喜欢文学，只要阅读了一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有一定的感觉就可以进入研究。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比较强的外语能力，外语对于外国文学研究来说就是一种专业技能。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需要古文和古文献的功夫，古文献和古文就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技能。研究语言学，需要“小学”和音韵学的知识，“小学”和音韵学就是语言学的专业技能。研究文学理论，需要一定的哲学基础、艺术学基础，哲学和艺术学就是文艺学的专业技能。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似乎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功夫和技能，似乎只要有感觉和一定的文史知识即可，所谓“专业”，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但未来，这大概率不可能了。
未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需要两方面的知识：一是所谓“专业”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知识和文学理论知识，特别是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与感悟能力；二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知识与技能，这是未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专业”技能。未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作为专业技能，不仅仅是把它作为工具来使用，用它来收集、整理资料，进行各种检索，归纳、提炼主题，这是属于文献学和写作学的范畴；更关键的是开发、构建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业”大数据，开发、建立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工智能。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用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与公共性的一般性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既有一致性、通用性，也有差异性，公共性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由计算机专家学者开发和创建，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则应该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来开发和创建。在这一意义上，在未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重要的“专业”技能。也就是说，未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除了需要具备文学方面的知识以外，还需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技能，需要数学、计算机科学以及神经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比如建数据库，今天已经得到现当代文学领域的高度重视。今天，很多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还有一些重点课题甚至一般课题，都有数据库建设，作为方向，这是非常正确的。数据库也即资料库，可以极大地方便研究。但问题是，目前很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数据库都是非专业人士做的，这些人或者懂数字技术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外行，或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很熟悉但对数字技术是外行，所以做出来的数据库其实没有什么价值，平台能力也很有限，没有多少人使用。未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将会广泛地开发、建构和使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性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所以具有计算机、网络和数字技术能力不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之外的能力，而是专业技能本身。
语文和数学是所有学科的基础，但目前的状况是，所有的学科都需要语文作为基础，也就是说，语文是所有学科的基本技能，所有的学科都需要基本的语文表达和写作能力。语文有助于学科能力的提升，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科学家以及学术大师，无一不是语文水平很高的，很多学术大师同时也是语言大师。但人文社会科学大多数学科领域都不需要数学技能，我认为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未来的科学研究中数学将和语文一样重要，不仅理工科需要数学的基础和能力，人文社会科学也需要数学的基础和能力，正如理工科需要良好的表达能力与写作能力一样，人文社会科学也需要计算，计算将成为所有学科的基础能力。
目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除了历史考证以外，最基本的方式可以概括为印象式的、感觉式的、描述式的，虽然用的都是很学术性的概念、术语和范畴，可以称之为“美学”的方式，和其他人文科学比如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的“科学”性不同，也和社会科学比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科学”性不一样，更和自然科学比如物理学、化学、医学的“科学”性不一样，甚至和同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语言文字学、文艺学、古代文学的“科学”性也不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科学”性含量是最低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最缺乏累积性，一篇《阿Q正传》已经有无数人谈论过，但今天有人再谈论时完全不考虑前人的思考和结论，而是从头谈起，很多谈论似乎是在谈论一个刚刚才发表的新作品，这是完全违背“科学”累积性规律的。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介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后，统计、程序、网络等将成为基本技术手段，这样，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就会大大提高。以色列未来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认为，未来世界，“算法”将是人类生活和工作的重要方式，很多科学的结论都是计算的结果，“生物是算法”，“科技已经让外部算法有能力‘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现当代文学学术中的很多“研究”也都可以进行精确的计算，比如情感、形象、结构、主题、创作方法等都可通过建大模型进行计算，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将真正走向科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很多长期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问题，难解的作品比如现代主义诗歌、实验小说等，也许以后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方式加以解决。未来，重感觉、印象式的、诗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当然还会广泛存在，特别是在文学批评中会广泛存在，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重计算、重统计、重累积的客观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会广泛存在，并且是更重要的方式。这样，“美学”的和“科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将会并存。
三是超级宏观性研究成为可能，人机合作是基本的模式。
人是有很多缺陷的，有些缺陷是不可克服的、无解的。比如对于学术来说，人脑的容量以及相应的知识的有限性、记忆的有限性就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过去，人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学术分科、分工协作，但这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还不如说是回避了问题。人类的知识本身是一体化的，各种知识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有时是互为因果的，知识被划分为不同的学科，其实是学术分工的迫不得已，虽然是学术研究的进步，但造成的知识碎片化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文学是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需要广泛的历史文化知识，需要广泛的文学史知识，需要广泛的社会知识，还需要文艺理论、外国文学这样工具性的学术，但人能够学习的知识其实是很有限的，人的阅读量有限，人的记忆量有限，面对海洋一样广大的有用知识，人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无论人怎么勤奋，也不可能贯通很多学术领域。人的思维和思想能力是有限的，人的思想只能局限于某个范围之内；人类思考的复杂度也是有限的，过于精细或者过于宏大的思考，都不是人脑可以解决的问题。美国历史学家鲁滨孙主张把历史的范围扩大到人类的全部活动，他说：“要是我们能够对整个人类的历史具有上帝般详尽无遗的知识，远比所有过去的历史著作加在一起的知识还要全面，我们即会对我们所居住的世界获得上帝般的理解，对人类现在经受的不幸以及减轻这些不幸的种种最有希望的方法具有上帝般的洞察力。”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是人的局限。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极大地延伸了人的知识和学科领域，扩大了人的思想范围，虽然离“上帝般”视角和理解还很远，但却是向着这个方向并最接近“上帝般”的存在。
大数据主要是扩展人的知识，从而极大地扩展了人脑，它使人站在海量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思考成为可能。过去，对于人来说，学习和拥有知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为之付出艰苦的努力和心血，但大数据使知识变得容易获取、容易掌握，也容易使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掌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知识越多越好，越详细越好，越准确越好，但事实上，人是不可能做到的，人的身体结构和大脑容量决定了人掌握的知识是有限的，但大数据可以解决人的知识有限的问题。
人工智能则可以帮助人思考，延伸和扩大人的思考，使人的思考更加复杂，更具逻辑性，更为宏阔辽远。比如正常人的思维中，人在同一内容内只能思考单一的问题，但人工智能则可以帮助人类实现多问题同步思考。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理论上我们应该把世界各国文学纳入思考中，也应该把中国古代文学纳入思考中，从而进行综合性的总体性的思考，但实际上人做不到，不仅是知识的问题，同时也是思考的宏大和复杂性的问题。今天，中国人总体上是通过翻译了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在中国主要以中文形态而存在，而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能精通一种外语就已经是很好的了，精通几种外语的人非常少，没有人可以通过各种语言来把握总体的外国文学，但人工智能时代，翻译变得既方便又准确，人可以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以一种极为宏观的视野来把握外国文学，并在这种宏观视野下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所以，未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种“上帝般”的“超级研究”，在“超级研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会淡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越来越走向综合性的研究。过去，由于知识和理论迅速扩大，人的研究越来越力不从心，解决的办法便是“分科”，中国学术的分科已经从最初的七科到今天的十四科，至于增加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就更多。另外就是设置交叉学科，现在的交叉学科也越来越多。但这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则使学术分科的意义越来越小。
传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总体上是人工研究，人虽然利用电脑、互联网以及数据库，但电脑等都是人研究的工具，它们主要具有工具的意义。未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则是人机合作的时代，“传统的理性和信仰将在人工智能时代继续存在，但其性质和范围必将因为引入一种新的、强有力的、机器运作的逻辑形式而受到深刻影响。人类身份可能会继续停留在‘生命智能’的顶峰，但人类理性将不再被视为致力于理解现实的智能的全部。为了厘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我们的侧重点可能需要从‘以人类理性为中心’转移到‘以人类尊严和自主性为中心’”。文学研究也是这样，人的研究当然仍然是重要的，但机器的研究更为重要。大数据便捷地给人提供知识，不仅使知识获得变得简单容易，也使人的思考和研究建立在充分的知识基础上。人工智能则可以帮助人思考，很多常规的、简单的对于人来说仍然是复杂的问题，人工智能轻松地就能完成。这是人类的巨变，也是人类科学研究的巨变，当然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巨变。当然，未来如何巨变，这取决于文学的新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特别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新发展，当然也取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适应时代发展的应变与主动创新。
人的思维是有限的，人的视野是有限的，人的知识储备是有限的，没有一个人能读完庞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即使读了很多，也记不住。人在思考时很难调动所有的知识储备，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则不受这些限制，它们视野宏大，具有广阔的知识背景，并且能够及时和准确地调动这些知识，让有用的知识有效地关联起来，“相比之下，人工智能将成为终极的博学者。在探索人类知识领域的前沿时，它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处理和生成海量信息的表征。它能够同时评估无数维度和领域的模式，从而创建出前所未有的连通性”。人在人工智能面前变得渺小无能，这是令人悲观的事情。也许，很快就会到来的是，我们很多坚持传统文学研究的学者将再无用武之地，将会完全被历史淘汰，勉强做的东西将毫无价值，仅满足于“自我实现”。我希望这只是我悲观的预言，人工智能带来的全新世界也许是今天的人们无法预测的。
总之，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人类社会、人的生活方式无处不受它们的影响。科学本身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受它们的影响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是如此，我称之为“危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必须回应文学的变化，必须回应时代生活的变化，回应科学技术的变化，必须面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学术的冲击，尼采说：“把你们的手按在千年之上，就像按在蜡块儿上一般。”“在千年之意志上书写，就像在青铜上书写一般。”人类已经进入了公元后第三个千年，这将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必须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发生深刻的“转型”势在必然。
高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6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