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七十列传中，《循吏列传》是中国史学史上首部集中记述良吏群体的专传，承载着司马迁对理想吏治的深度思考。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有言“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寥寥数语勾勒出循吏理政的最高境界。《循吏列传》并非孤立的人物传记，而是一套兼具制度根基与思想深度的治理范式，是中国传统吏治理想的经典表达。
何谓“循吏”
“循吏”之名，首见于《史记》，其核心在一“循”字。就字义而言，“循”兼具双重内涵：一为奉法循理，即恪守法度、遵循义理，是对官吏职业操守的底线要求；二为因顺循化，即顺应民情、遵循规律，是对治理能力的更高层次的要求。二者合一，构成了循吏的基本定义：既坚守法理原则，又善用教化引导，在法度框架内实现无为而治。
《循吏列传》共载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五位春秋战国名臣，时间跨度从晋文公时期到春秋末年，地域覆盖楚、郑、鲁等诸侯国。司马迁择取这五人入传，并非简单罗列政绩，而是通过不同类型的典型，构建出完整的理想官吏画像。《史记》的循吏群像带有鲜明的“应然”属性，它回答的是官吏应当如何为政这一根本问题。所载的五位人物各有侧重，孙叔敖善因俗而治，子产长教化理政，公仪休守清廉边界，石奢、李离重奉法殉道，成为后世两千余年评判良吏的原型参照。
何以为范
司马迁笔下的循吏理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植根于先秦至秦汉吏治制度的长期演进，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的出土，清晰展现了这一理想的源头。1975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的《为吏之道》，是秦代基层官吏的为官手册，也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系统吏治规范文本。该简文共51枚竹简，核心内容为“五善”与“五失”。“五善”即“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涵盖政治忠诚、职业操守、行政能力、道德修养与人际伦理五个维度；“五失”划定了官吏的核心行为禁区，连同全篇其他行为禁忌，涵盖了对民傲慢、贪财好利、擅权妄为、渎职失察等十余类过失，几乎覆盖了基层官吏违法失职的主要类型。《为吏之道》并非纯任刑法的法家规范，其制度框架源于法家的吏治思想，而伦理要求则大量吸收了儒家的忠信、清廉、礼让等理念。这种“外法内儒”的吏治规范，植根于秦代“以吏为师”的制度环境。
如果说《为吏之道》是官方层面的底线，是所有官吏都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那么《循吏列传》则是史家层面的理想。《为吏之道》的“五善”是循吏的基础要求，而循吏的境界则是对“五善”的超越与升华——从被动的制度约束，转向主动的道德自觉；从机械地执行法令，转向灵活的治理实践。司马迁作《循吏列传》，有着深刻的现实关照。汉初推行黄老“无为而治”，吏治宽缓、民生安乐，形成了“吏治烝烝”的局面；而随着国力强盛，多欲政治抬头，吏治生态也随之发生变化。司马迁追忆先秦循吏，本质是对汉初无为而治的回望与肯定，也是对理想治理模式的呼唤。从思想渊源来看，循吏“因循为治”的核心理念，正源于黄老道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的治道思想，是黄老政治在官吏群体身上的人格化体现。
何以践行
《循吏列传》的价值，不仅在于树立了理想人格，更在于提供了一套可践行的治理方法。
因势利导、顺民而治。孙叔敖治楚，最能体现这一特点。楚庄王嫌马车矮小，下令加高门槛。孙叔敖并未强行推行政令，而是建议加高里巷的门槛。百姓为了通行方便，自然会加高马车，既达成了政策目标，又避免了扰民。他鼓励百姓进山采伐，利用河流运输，也是顺应当地的资源禀赋与生产习惯，实现了“不教而民从其化”的治理效果。子产治郑，从“国乱，上下不亲”到“门不夜关，道不拾遗”，靠的不是严刑峻法，而是循序渐进的教化与引导，顺应郑国的国情民情逐步施策。这种“顺民而治”的思路，是循吏区别于苛吏的核心特征：治理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改造，而是因势利导的自然化成。
奉法循理、守正不阿。石奢为楚昭王相，巡行途中遇杀人者，追及方知是自己的父亲。他放走父亲后自系请罪，认为“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最终伏剑自刎。李离为晋文公狱官，因误听案情错杀无辜。他拒绝晋文公的宽赦，认为“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最终伏剑而死。在二人身上，法不再是君主的个人意志，而是具有超越性的道义准则。他们所捍卫的，不是某一位君主的权威，而是法律本身的尊严。这种“法高于君”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的精华，也将“奉法循理”的内涵推向了极致。
清廉自守、不与民争利。公仪休为鲁相，是清廉为官、不与民争利的典范。他嗜鱼却不受宾客所赠之鱼，认为“受鱼而免于相，则不能自给鱼，无受而不免于相”，道出了为官者清廉与长远利益的辩证关系。此外，公仪休看到自家菜园的葵菜长得好，就拔了扔掉；看到妻子织布技艺高超，就休掉妻子烧掉织机，理由是“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做官的人不能与百姓争夺生计，不能利用职权挤占民生的空间。
修身垂范、化行于民。治理的最高境界，是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影响民众，实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教化效果。《循吏列传》中的五位循吏无一不是修身的典范：孙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子产为政宽猛相济，深得百姓爱戴；公仪休清正廉洁；石奢、李离以身殉法，彰显了制度的尊严。他们不以政令强迫百姓，而以自身的言行作为表率，使民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化，最终实现社会秩序的自然和谐。
《循吏列传》虽篇幅不长，却是中国史学史上首部集中记述良吏群体的专传，开创了正史为循吏立传的书写传统。自此以后，从《汉书》到《明史》的二十四史中，绝大多数设有《循吏传》（或称《良吏传》《能吏传》）；《清史稿》亦承袭此体例，形成了延续两千余年的正史吏治书写传统。此外，循吏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重要价值符号。一方面，它为历代统治者提供了吏治建设的理想范本，引导官员修身奉法、勤政爱民，成为约束官员行为的道德标尺；另一方面，它也塑造了民间社会对“好官”的集体想象，成为民众评价地方治理的重要参照。司马迁曾言，“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真正的善治，从来不是靠严刑峻法堆砌而成。《循吏列传》所承载的，不仅是对古代良吏的追慕，更是对理想吏治的追求。
（作者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