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下，劳动者生存境况与劳动境遇不断走向异化。面对这一现实，霍耐特重释并复兴批判理论传统中的劳动理论，建构起劳动民主规范理论。该理论揭示了社会分工与民主社会的内在关联，指出良好的社会分工是劳动者开展民主政治实践的前提条件。获得自主性和被承认的劳动，能够培育劳动者的自信、自尊和自我价值感，塑造现代公民的政治素养以维系民主政治的有序运行；而劳动组织的民主化建制，则进一步推动民主意志的形成和社会整体感的建构。霍耐特实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范式革新，完成由“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到“劳动作为民主公民身份前提的扭曲”的理论转换。这一理论既深化了劳动异化与社会批判的分析视域，也为化解劳动市场矛盾、改善劳动者现实处境提供规范性方案，兼具理论建构与现实批判的双重意蕴。
关键词：主权者；民主政治；劳动分工；社会整体感
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认为劳动活动本身具有强大的解放潜能，劳动批判理论由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随着西方劳动世界及其形式的变化，劳动问题愈发严重并引发一系列政治危机，劳动批判愈加不可能成为一种解放理论或救赎方案。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霍耐特（Axel Honneth）在2023年新书《劳动的主权者》[1]中提出一种基于民主政治的劳动规范性理论，并通过经济、时间、心理、社会、心智阐释劳动者在民主政治中的保障条件，从而为改善劳动者的劳动组织形式、社会劳动分工以促进民主政治的良好运行提供一种综合性方案。这个书名明显具有反讽意蕴，霍耐特在前言开宗明义地指出，当代民主理论积极呼吁的对象忽略了主权者中的多数成员——劳动者，即作为共同体成员中的大多数人——劳动者或工人阶级，他们基本不在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的考虑之内，且民主政治与劳动市场是两个独立且毫无关系的领域。针对当代民主政治理论及实践和劳动市场中劳动者的处境脱离的现实，霍耐特明确说该书的主题就是考察“民主与社会劳动分工之间的联系”（前言第ii页）。因为如果劳动关系是异化的、压抑的、缺乏自主性的，那么市场和社会就很难培育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所需的认知能力、自我尊重、批判精神和合作经验；反之，只有当劳动分工满足某些规范性条件时，它才能成为民主自决的支撑。霍耐特的劳动规范理论可视为对马克思劳动理论从批判向建构视角转向的一种尝试，他本人也明确将其定位为对马克思异化论的继承与批判性修正，即从“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转向“劳动作为民主公民身份前提的扭曲”。该劳动规范理论跳出了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分配方案，转而对劳动的主权者和公民身份进行解读，通过赋予劳动者身份的政治性内涵，进而将劳动规范理论嫁接到当代民主政治话语中。
一、霍耐特劳动理论的发展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企业与工人阶级的妥协以及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这三个因素的影响，马克思笔下“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得以缓和。但在国家干预的过程中，支撑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被破坏了，经济危机转嫁到社会政治、文化领域，成为“通过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各种结构才能得到缓和”的合法化危机。[2]在此情况下，西马代表人物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放弃了劳动批判理论，转而通过区分交往行为与目的合理性行为来指出“从技术经验与手段的合理性出发的”劳动活动是规范无涉的活动领域，转而从“遵循的是主体通性公认的规范”的交往行为寻找规范性内容，并走向交往行为规范和话语民主的道路。[3]在霍耐特看来，哈贝马斯放弃劳动领域转向公共领域以及交往行为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劳动批判范式的衰落，“几乎没有一个相信社会劳动过程在经验上还具有意识教化的、解放性的力量”[4]。哈贝马斯把一切劳动视为与价值规范无关的工具行为，霍耐特认为这一观点是武断的，因为哈贝马斯忽视了现实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所面对的不公正劳动体验。在对哈贝马斯的反思与批评中，霍耐特尽力寻找回归劳动批判理论的突破点。
20世纪80年代，霍耐特就针对哈贝马斯将劳动视为工具行为的观点展开反思，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劳动活动：一种是“劳动主体以自身知识循环地引导并自己主动将其活动结构化”的、主体能够自主掌握劳动过程的活动；另一种则是“无论是伴随行为的控制，还是活动的符合对象的结构化，都不被赋予劳动主体自身”的劳动活动。[5]在后者中，劳动者失去了自主性，也失去了劳动所蕴含的反抗和解放的维度。随后，霍耐特通过阶级分析方法指出，劳动者尽管在物质利益上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社会将个人成功与受教育程度作为评价标准，优绩主义的意识形态导致其承认机会不合理分配，“极大地限制了较低级、主要是体力劳动的职业群体个体自尊的可能性”，而社会对其的补偿只是象征性的；同时，在资产阶级对管理知识的垄断以及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下，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没有自主权，工人在失语的情况下通过个别非正式手段进行反抗，这些“低于社会公认的规范性冲突门槛的劳动抗争行为”隐含着工人要求获得自主性劳动的权利。[6]霍耐特通过借用劳动中的抗争理论或反抗经验，尝试塑造新的劳动解放理论的可能性，他始终将劳动视为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而异化则表现为劳动组织形式对民主公民能力的破坏。在吸收了杜威（John Dewey）的劳动分工理论后，霍耐特开始讨论劳动分工与共同体目标之间的关系，指出“只有公平公正的劳动分工才能使社会的每个个体成员都能够获得为实现共同目标做出贡献的合作感”。[7]
20世纪90年代，霍耐特开始将劳动与社会承认原则结合起来，认为劳动不被尊重则引起劳动者对不公正观念的反抗，劳动的规范性期待是社会层面维护再生产的主要原则，“一个人只要在客观的功能分配中认识到他对共同体再生产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他就能充分地自我尊重”[8]。霍耐特从强调劳动者自主性转而强调劳动者的自我尊重与社会承认，而不被承认的劳动者就会针对这一情况反抗现存的劳动组织与劳动关系。因此，劳动解放的规范标准应当从劳动组织的形式而非劳动活动本身去找寻。2008年金融危机后，劳动领域再一次成为社会焦点，而传统劳动批判理论已不符合西方现实问题。当代批判理论让人们无法在缺失了劳动领域的社会批判理论中找到共鸣，“因为把劳动从他律和异化中解放出来的理念已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劳动的组织形式如今就交给了资本主义劳动市场全球化的力量来决定”[9]。霍耐特试图发掘劳动力市场的内在规范来寻求突破，他借助了黑格尔与涂尔干的思想资源：黑格尔认为劳动市场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即每个人愿意限制自身的欲望参与到满足他人需求的劳动，而个体劳动对共同体福祉的贡献也应得到承认；涂尔干在继承了黑格尔对劳动分工“教化”思想的同时，指出现代劳动过程中工人获得感的重要性。在霍耐特看来，黑格尔第一次强调了满足特定规范性的劳动的重要意义，然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并没有朝着这一规范性前进，只有“将市场作为社会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来分析时”，我们才能够理解劳动规范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功能意义。[10]这意味着要发挥劳动市场的社会整合功能，以实现个体公民意识和社会团结感的提升。当劳动者的劳动活动与成果被其他社会成员承认就有助于个体树立自信心与自豪感，劳动者在推动个体自我实现的同时也能够促进社会团结；反之，就会产生被贬低和侮辱的感觉，劳动者也会针对这一情况反抗现存的劳动组织与劳动关系，亦即为争取自主的劳动活动而斗争。因此，劳动者在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合作交往的过程中为社会整体的再生产做出贡献，并且在此过程中每个劳动者能够意识到自身作为民主政治主权者身份的重要性。
随后，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与数字技术的发展的叠加，让劳动世界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劳动越来越无法维持工人生计、各种职业和专业正经历迅猛的组织重构，但其未来既不明朗又充满威胁”；劳动人民只能通过无声的反抗来逃避“由于对改善职场生态与个人前景的期待值已被压制至极低水平，劳动者实质上被困锁在无形的牢笼之中”的现实。[11]在霍耐特看来，这是“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盛行的相对安全的社会民主主义时代更加濒临崩溃”的当代劳动世界。[12]另外，当代社会理论与民主政治理论似乎遗忘了劳动领域，认为其“似乎没有出现针对新劳动制度的集体抵抗和叛乱的迹象”[13]。劳动者被困于牢笼中且无法发声，而孤立化的处境亦无法进行集体反抗，从而沦为公共生活的“失语者”，在民主社会中彻底“消逝”。社会理论将当代劳动者的碎片化反抗归类为“个人利益异议”，无视了劳动者无声的、亚文化的各种反抗形式中的规范性内容。当代民主政治理论也存在同样问题，除了罗尔斯等少数学者强调社会劳动领域与民主政治之间的重要联系之外，“几乎所有民主理论最大的缺陷在于，它们总是顽固地一再忘记他们大声呼唤的主权者中多数成员也始终是劳动的主体”（前言第i页）。现代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以劳动维生却被民主政治理论所遗忘，民主理论忽视了劳动分工与民主政治的关联。现代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分工与组织形式往往阻碍民主公民的形成，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首先是劳动者（而非单纯的消费者或选民），他们在工作场所中度过生命中的主要时间，而生产或经济领域的境况直接决定了他们是否有能力参与民主政治。劳动领域不仅是私人或经济领域，更是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和训练场。霍耐特提出了罗尔斯与哈贝马斯都没有提出的问题：“除了公共教育体系之外，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是否也决定了平等地参与民主意愿形成的机会？”（第45页）
资本主义经济与劳动领域的危机随后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劳动冲突与工人运动不断，但由于没有集中的规范性诉求，无法动摇资本主义社会制度；[14]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上层阶级与底层群众之间在话语上的不平等以及底层群众长期的“失语化”导致底层群众认为自己处于被排斥的位置，而民粹主义通过各种社会议题，利用民众的挫折感展开政治动员，造成西方社会中出现一系列威胁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危机。[15]民主范式的劳动批判理论与异化、自主的范式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但在后来处于一种被埋没的状态，“随着20世纪的推进和走向尾声，那些注意到政治民主需要补充公平组织的劳动分工的人也越来越少”（第40页）。通过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劳动世界的问题以及诊断各种症候，霍耐特将其自20世纪以来关于劳动领域的认识系统化，于2023年出版了德语版《劳动的主权者》。霍耐特劳动理论是一种基于劳动者与民主政治关系的规范性理论，其核心论断是：民主政治的健康可持续依赖于公平、透明、可参与的劳动分工。
霍耐特在以民主政治为导向的劳动批判范式（第三种范式）中指出，“劳动被视为一种有用的工具，其目的是促进国家中公民政治意愿的形成”；劳动领域和公共领域一样，“充分良好的社会劳动组织是所有公民参与民主意志形成的一个构成性的、不可替代的前提条件。因此，公平分配和良好安排社会劳动对于民主进程的成功具有构成性而不仅仅是工具性的价值”（第20页）。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市场，正从时间、精力、能力和尊严上全面剥夺劳动者参与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作为批判理论谱系下的学者，霍耐特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规范性的探求也立足于“从一切特殊生活形式的总体性中”提取出潜藏在这些特殊活动中的规范性诉求，并从中寻找解放性潜能。[16]霍耐特通过对劳动关系、劳动实践、劳动组织等展开考察，从劳动世界的现状及其问题中发掘出内在的规范性内容。
二、劳动者参与民主政治的条件
霍耐特通过对劳动者个体的政治身份进行拓展，指出劳动者应在生产领域的劳动过程和劳动组织形式中，培养其公民意识和参与民主政治能力。据此，社会劳动分工作为一个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须参与其中的行动领域，能够将属于不同文化背景与身份的个体整合起来、推动彼此的交流，并由此塑造个体参与到民主意志形成过程所需的社会归属感与责任感。然由于社会劳动领域不断恶化，劳动者缺乏参与民主政治所需的自信心与社会责任感。因为自主的、被社会承认的劳动过程能够让劳动者获得自信心、自尊心与社会获得感，从而保证民主政治的良好运转；反之，在一个不自主且失范的劳动场所中，“多数人因而几乎不可能同时扮演好民主决策中自主参与者的角色”（前言i页）。因此，霍耐特从民主政治规范性诉求以及劳动者的现状出发，提出改善社会劳动关系（劳动组织）与提升劳动者自主决策能力的五个规范性维度：经济的独立性、充分的闲暇时间、是否感受到尊重（身体与精神上的自主）、参与民主政治的经验与能力、心智状况。
首先，参与民主政治的首要前提条件是经济独立。只要社会当中的绝大多数成员的生计依赖工资，那么劳动者拥有一个能提供生活保障的工作岗位就是参与民主意愿形成的基本前提。在工作、就业不稳定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不断下滑，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金融化或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下新的、不稳定的就业关系的深渊”正在出现。（第144页）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为了维持生计而苦苦挣扎，根本无法参与到民主政治过程当中，“在经济窘境中被迫接受完全由他人决定的不利工作条件，难以相信自己的意愿在公共舆论中的重要性”（第52页）。而针对劳动者在经济上遭受的困难，霍耐特认为在当代需要恢复上世纪工人阶级经过长期斗争后争取到的社会福利等对工人有利的政策，“一方面在精神或体力劳动特别密集、工作期间疲劳效应特别高的领域，大幅缩短劳动时间，另一方面避免通过加大对全球贫困地区廉价劳动力的剥削来实现这些缩短”（第214页）；还要通过类似欧盟供应链法案等方式“结束在其他国家低工资和奴隶般的劳动条件”[17]，以此来改善和保障劳动者参与民主政治的基本经济条件。
其次，参与民主政治总需要一定量的空余时间。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耗时耗钱的政治组织方式和决策方式，劳动个体仅仅扮演民主过程中的参与者就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搜集、理解信息和发表意见。由于参与到民主政治的过程中需要个体对社会政治议题有充分了解并产生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理性见解，这就需要劳动者具有能够处理复杂政治事务的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但在当代，数字化技术模糊了劳动时间与休息时间的边界，雇主能够通过邮件等方式要求员工在居所使用电脑线上办公，相较于以往，劳动时长从事实上被延长了，“这当然意味着可用于非工作活动的时间比以前少了”（第214页）。在当代劳动市场，劳动者的业余时间几乎被榨干。经济与时间保障是推动劳动世界改变的基础条件，如果不实现对百年来工人运动所争取到的“过去成就的重新夺回”，后续的改善不可能实现。（第213页）从经济与时间层面进行改善，是对劳动者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提升的根本前提。如果劳动者停留在生存发展的经济、时间问题上，那么他们就缺乏对民主参与的理解、实践和训练的可能性，更无法感受到表达意愿后的成就感或“有能力改变自身状况”的反馈与积极回应。
再次，参与民主政治需要劳动者或公民具有自尊和自我价值感。霍耐特在《为承认而斗争》中就认为，要提升劳动者的尊重感根本上是要加强对劳动者贡献的承认，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问题以及劳资冲突就是源于工人在劳动领域受到的蔑视体验及其对社会承认与尊重的追求。这一论断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得到证实：劳动世界陷入危机的同时，劳动者却没有任何方法撼动资本主义制度，只能通过“空转劳动”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18]霍耐特以家务劳动、清洁工等社会职业的从业者为例，“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受到公众的轻视和忽视”（第218页）。这类劳动长期不受社会尊重，相关劳动者被认为是没有参与社会政治能力的成员，他们也因此长期缺乏参与政治活动的自信心，“公民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心，不相信自己的政治表达值得被公众听到，那么将缺乏必要的信心参与民主辩论并贡献自己的见解”（第54页）。这将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些劳动活动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不被承认，导致这些劳动者缺乏自信而无法进行有效的政治表达；他们无法感受到表达意愿后的成就感和积极反馈，更难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自身状况”。
然后，劳动者还需要有一定的民主政治经验。但当代的劳动分工，不仅不能让大家成为具备一定公民意识和政治能力的公民，同时还因分工导致“社会合作与民主协商”精神的衰落。由于劳动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变少，劳动者很难参与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因而劳动市场更加难以培养出民主协商的精神。因此，尽量要在企业管理与决策中推进劳动者参与其中的民主化进程，从而实现对劳动者民主能力的培育。早在1926年，针对合理化劳动世界以及由此产生的专家阶层，杜威就指出“他们变成了一个专业阶层，他们人为地关闭了知识本应该服务于社会需求的大门”[19]。但现代社会分工和专家阶层只强调现代分工与分化和个体脱离原始共同体，忽视当代政治实践的观点会导致自由主义，因此扭曲成经济上的放任主义和个体的原子化状态，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裂与冲突。霍耐特在杜威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当今工人在劳动市场中孤立无援的局外人状态：工会官僚为了提高自身的谈判效率，防止部分工人的意见“阻碍跨部门目标的制定和相应策略的调整”的措施，最终导致工人在实际上是局外人；而信息技术在推动劳动快捷的同时也削弱了劳动者之间的交流，“今天分工进行的社会劳动似乎是在日益孤立的条件下发生的”（第229、146页）。
最后，劳动者的心智水平也会影响民主参与的能力。20世纪存在的泰勒制、福特制在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同时，合理化劳动组织模式也导致劳动的进一步抽象化。当代劳动世界发生了急剧变化，“劳动从手工或体力劳动逐渐转向需要更高分析能力、形式化知识和心理能力的活动”（第149页）。在信息化、自动化技术飞速进步的当代，劳动者面对的不再是现实的劳动对象，而是电脑、控制台、操作设备。无论是农业劳动者“花更多的时间在电脑前而不是在田地或牛棚里”，还是汽车产业工人只需要控制流水线上的工业机器人，都是如此。（第134页）此外，从事各种不被社会重视的劳动（如收银员、护工等）的劳动者，其劳动活动本身也缺乏智力因素和创造性，处在这种劳动条件下的工人思维会变得越来越僵化，工人们面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事务时难以处理相关信息，会逐渐缺乏在公共领域中表达自身观点的动力，且采取行动改变自身境况的能力也会显著受挫。
当今资本主义市场已经无法进行政治解放。霍耐特通过对劳动者的公民身份的政治性解读来赋予劳动市场改变的潜能，即通过对劳动组织以及劳动者的能力培养来改善其参与民主政治的效能。霍耐特继承马克思异化论，但对其去本体论化，因为劳动异化不是本质丧失，而是破坏民主公民能力的“社会病理”。当代资本主义（如算法监控、零工经济）加剧这一病理，并导致劳动者在公共领域的进一步失语。霍耐特主张“劳动民主化”，如强化工会、合作社、企业共决来提升劳动者参与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实现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过渡，而非哈贝马斯式的系统-生活世界式的二分。阿伦特也认为“这个社会是一个将从劳动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劳动者社会”[20]，劳动问题不复存在，而政治问题的解决只能在公共领域。但在霍耐特看来，民主危机根源于日常劳动异化与劳动者的民主参与能力不足，而非仅公共话语扭曲（哈贝马斯），必须通过对劳动世界的政治功能加持来予以改变的可能性。
三、劳动分工与社会整体感的重建
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分工不仅没有加强社会合作，反而加剧了社会分裂与劳动者的孤立化境况，劳动者个体在社会中的存在感和参与感基本被剥夺，“共同体成员”的自我认可与身份认同被削弱。霍耐特对当今资本主义劳动世界趋势进行总体性预判与批判，并指出劳动世界呈现出的五种趋势：第一，当今劳动分工导致劳动者日益孤立；第二，劳动的社会隔离趋势加剧，不同行业间隔离与冷漠增长；第三，劳动日趋从体力劳动转向了更高能力的劳动形式；第四，社会服务与家庭服务日趋商品化；第五，社会劳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日益增加。据此，劳动世界日益成为所有问题的根源，而劳动应该被视为斗争一线的活动，劳动市场更应成为解决社会问题乃至政治参与的重要突破口。霍耐特指出，“关于如何改造劳动以更好地满足民主意志形成的要求，这个问题必须始终根据对社会劳动分工进行重新调整和重新组织的建议来回答”（第155页）。根据霍耐特的观点，只有直接面对劳动者的经济状况及其社会处境乃至尊严问题，才能探讨民主政治的运行环境及其构成条件。如何通过改变劳动分工和改变劳动组织形式，重塑劳动者个体间的民主协商、社会合作、社会整体感，成为探索“劳动民主”理论的另一目标。
霍耐特在其新作中论证了如何通过社会分工与规范的劳动活动从根本上塑造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合作、共同性与整体感。这一立场与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在《告别无产阶级》等著作中提出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在劳动成为纯粹的谋生活动，而自动化生产将带来“一个基于大规模未就业的社会”的情况下，应当放弃劳动解放话语，并通过“最低收入”支付能够让工人阶级在职业活动之外，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根据自己的意愿参与公共领域。[21]如果社会分工的功能无法唤起社会成员对共同体的责任意识，那么这种分工对于民主意志形成的义务感就无法产生。如果劳动者不能明白在经济上维持共同体的责任是由成员共担，那么他们也不能明白为何在政治意见交流中需要了解其它成员的事务，而“社会分工仍然是当今为数不多的能够培育社会整体感的源泉之一”（第181页）。劳动者只有融入到社会劳动分工，才能对其他社会成员产生依赖，因此要增强劳动个体的民主行动意愿并使其和对共同责任的担当意识相匹配。“民主公共领域中的协同活动需要一个发挥功能的社会合作系统；只有被纳入这个系统中的人，才能发展出一种共同责任感，激励他们参与公共意志的形成。”（第183页）霍耐特强调集体共同性的塑造是在劳动分工与社会合作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观点是受涂尔干的影响。
针对19世纪劳动世界的失范现象，涂尔干认为要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相互协调，相互隶属，共同结合成为一个机构，并与有机体其他机构相互进行制约”的有机团结，在充分保障个体自由的基础上将社会领域整合起来。[22]这种自发、自觉的团结在涂尔干看来能够产生充分的凝聚力。但通过劳动分工促进民主意志形成的规范性条件在当今劳动市场已然缺失，个体工作环境日益孤立与封闭，涂尔干所描述的“经济世界中极端悲惨的景象”仍然存在，但在信息化时代具有新的特点。涂尔干设想的通过劳动分工促进社会团结和整体意志形成的情形显然发生了变化：以前在劳动中能够进行互动和思想交流的劳动者（工人），在信息化时代明显变得更为可控，彼此之间也更为疏离和隔离，而劳动本身产生合作的趋势在整体上则在减弱。针对当今劳动市场的困境，霍耐特提出两方面的前景：一方面尽可能改善工资和劳动条件，另一方面使从业者“感受到自己是民主共同体的完整成员”（第209页）。霍耐特聚焦于让劳动者“发展出一种共同责任感，激励他们参与公共意志的形成”；主张要通过对劳动管理的民主化来实现民主意志的形成和社会整体感的建构，“任何让员工更容易参与民主意志形成的努力，除了只能考虑一种新的劳动政策，其目标是实现现有劳动条件的民主化外，没有任何其他可替代的方案”（第183、185页）。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分工导致普遍孤立化的个体，在根本难有“社会交换或交往”产生，更难有普遍互惠的共同价值或共同体产生。因此，只有改变劳动市场组织形式及劳动过程，才有可能使劳动者向共同体成员的政治身份过渡。
霍耐特所主张的劳动及劳动者被社会尊重和承认的原则，是现代民主政治良性运转所依赖的社会资本的另一种表达形式。美国政治学家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在对社会资本与民主政治关系的经典论断中指出，“建立社会资本并非易事，然而，它却是使得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社会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23]。霍耐特所言的个体间的承认、尊重与互惠，正是使劳动者意识到彼此是相互关联且互惠存在的个体。霍耐特的主张与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功能相似，因为“普遍的互惠是一种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遵循了这一规范的共同体，可以更有效地约束投机，解决集体行动问题”[24]。只有具备互惠的社会资本，民主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如政治参与、意见表达才能够有效运行。美国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认为，信任在经济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今天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围绕着经济问题”，“要理解经济，则必须要了解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因为组织方式决定了信任的范围并影响着经济活动的特点。[25]
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及技术变革加剧了劳动者在劳动领域不同行业间“灯下黑”情况，并导致企业（或产业或行业）内的封建化进程。[26]糟糕的是，当今劳动市场的逻辑与公共领域的逻辑截然相反，因为“劳动世界中的社会角色和行为期望与民主公共领域中的角色和期望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为了生存，在劳动中必须学会自我负责和竞争性个人主义的态度，但是在公共领域中公民则需要抛弃这些思想、而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第225页）。霍耐特的劳动规范理论是对劳动者参与民主政治前提的规范性表达，是通过对“前政治”社会的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形式的改良提出的要求。其理论看似要通过改善劳动者的经济、时间、自尊、能力以促进民主政治实践的运转，实则是通过民主政治运转的前提条件来倒逼资本主义劳动市场做出相应的改善与配合。因为当这些劳动条件缺失时，劳动者就难以成长为具有民主参与能力的公民，工人阶级（广义的劳动者）则被排除在公共议程之外，无法真正成为共同体的主权者或成员。
四、劳动规范理论可行吗？
霍耐特主张劳动分工应围绕社会尊重的方式展开，以改变劳动者在工作中的服从、被蔑视和无力感的状况，其理论核心是：现代民主社会要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就必须让劳动者在工作场所中拥有民主控制权或主权，即工作过程不应完全由资本、市场或管理层单方面决定，而需要通过民主机制让劳动者参与决策、共同治理劳动组织。这是对当代资本主义下劳动异化、去民主化趋势的批判回应，也是对他一贯强调的社会尊重和成就原则的延续。有学者认为这是对当代西方民主政治退化的一种诊断：由于劳动者在劳动领域不被尊重和承认的体验，大多数人很难在政治领域维持积极的公民身份，也难以参与到民主政治中。现代资本主义下的劳动组织形式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民主公民的形成：因为劳动关系的异化、压抑和缺乏自主性，公民很难具备参与公共事务所需的认知能力、自我尊重、批判精神和合作经验。不同于劳动批判理论与共和主义的范式，霍耐特从劳动领域拓展到劳动者的政治身份领域（不同于身份政治），从而使劳动者兼顾政治社会中主权与公民权的双重涵义，赋予劳动者参与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基础。霍耐特的劳动主权理论是在哈贝马斯所奠定的自由民主政治框架中对劳动问题的解决方案及理论推进，他不再强调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立，而是试图让劳动者参与民主并形成一种有效决策的方式，在民主政治参与的框架中展开有效的集体行动从而达到一种“有效均衡”，而非“零和游戏”。霍耐特从社会分工、民主政治理论的视角，借鉴了自尊等社会心理学概念（杜威、涂尔干等），提出民主政治在劳动者身份上的五个构成性条件，是从经济分配公平转向社会承认再到政治参与的方案，即解决劳动者如何能有效参与民主政治并得到积极回应的问题。
从当代西方左翼政治的角度看，霍耐特的劳动主权学说发展了激进民主理论，将劳动世界再次引入到激进民主的视野当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苏联解体、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等时代背景，以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激进民主理论，主张在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针对社会劳动领域，吉登斯认为在“后匮乏社会”的时代应当让富人和穷人“达成生活方式的契约，特别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契约”[27]，并改良市场机制，以机会均等的原则实现“对可能性的再分配”的社会投资型国家的建立[28]。此后，西方左翼理论将机会均等和社会平等放在重要位置，机会均等取得很大进步。但在霍耐特看来，这种片面强调机会均等的理论存在严重问题，它忽视了“劳动的性质本身，或者仅仅是薪酬水平”（第47页）。杜威在对工业化社会的分析过程中认为，现代高度复杂的劳动分工只是让个体被政治和经济的外力整合起来。而当劳动者被强行抛入政治公共领域时，就会由于缺乏相应的能力而无法参与到相关的活动中；当且只有在劳动分工、分配公平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所谓机会均等和社会平等原则才能成为实现社会成员均衡和共同发展的基础。
关于劳动者与公民身份、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问题能否混为一谈，也引发了争议。这主要体现在霍耐特的一元论与弗雷泽（Nancy Fraser）的多元论之间的争论。霍耐特坚持规范一元论（以承认为基础的道德一元论），认为所有社会斗争最终都可追溯到对个体完整身份的承认需求（爱、权利、团结/尊重），再分配斗争本质上是为“社会尊重”和成就感而努力。据此，经济领域不应独立于规范性承认秩序的立场，劳动不应只是谋生工具而应是实现个人自主、尊严和社会整合的重要领域，劳动中的不民主、不尊重正是“错误承认”（misrecognition）的一种典型表现。当代资本主义导致“劳动去民主化”（democratic deficits in work），工作者丧失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这损害了民主社会中公民身份的完整性。因此，恢复劳动主权需要民主化工作场所，如工人合作社、工人参与管理、集体谈判强化等，以此作为民主社会的基础模型。弗雷泽则主张视角二元论，认为经济不平等（阶级）和文化蔑视（性别、种族、性少数等身份）是两种不可还原的非正义形式，需要各自处理；承认、尊重等问题都是一种文化乃至道德问题，完全移入到经济领域难以构建起规范性与相关性。[29]从弗雷泽的视角来看，霍耐特将劳动、经济问题处理为承认乃是一种变相的文化主义还原，反而弱化劳动问题的第一性原则。霍耐特把劳动民主化放在“承认与尊重”框架下，低估了结构性再分配的优先性（如财富/资源控制权、阶级权力不对等），以及消解了性别化的再生产劳动（care work）问题。另有学者克里斯蒂娜 •温鲍尔（Christine Wimbauer）虽赞同霍耐特对劳动领域的评价，但认为其对“劳动的主权者”定义过于狭隘，劳动也局限在有偿就业领域，未能充分处理有偿劳动与无偿照护劳动的性别维度，霍耐特还需要论证“劳动且仅仅是劳动，应该成为民主的核心支柱”。[30]显然，霍耐特在这一问题的论证还有待加强。
霍耐特的理论是在整个第三代理论家“后社会主义”对总体性思想普遍退出之后，仍以规范一元论扭转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左派的战略思考，指向了能够容纳“经济公平-社会承认-政治代表权”三维结构的平等理论，试图“深入资本主义的制度核心挖掘出新自由主义危机的逻辑根源”，实现了对“激进和多元民主”的“后社会主义”政治方案的总体性超越。[31]霍耐特认为可以通过提升劳动者经济平等、社会平等（文化承认）、政治平等（民主参与）上的待遇，促进政治社会的“民主意志”形成和社会整体性建构，以及劳动者对共同体的责任感。霍耐特描绘了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劳动者根本无法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能力的事实，并指出生态问题、少数群体问题实际是“社会特权群体对非物质剥夺的日益敏感”，但都没有直面劳动者缺乏民主政治参与能力这一根本现实。[32]自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政治衰败和政治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是源于集体行动的困境，而所有面临着集体行动困境的社会是缘于难以实现广泛的社会均衡和共同发展。正如帕特南所言，“如果行动者无法互相做出可信的承诺，他们只好放弃众多可以共同获益的机会”，因为“良性循环会产生社会均衡，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33]。反之，社会就不能形成合作。社会资本就是信任、规范和合作网络（互惠），通常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积累性；缺乏这些品质的非公共精神的共同体，是自我增强其社会分离与自私。也就是说，要么形成有效、良性互动的社会互助网络，人们互惠、共赢和可持续发展；要么形成一种孤立、个人主义（自利）的牢笼，人们陷入囚徒困境。
霍耐特重视个体间的承认与公民之间共同性的形成，但并不认为民主所依赖的社会纽带或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其它途径（如社会团体）形成，“因此我部分的反对普特南所代表的著名观点，即民主参与的温床首先存在于公民社团的广泛网络中……只有在广泛合作的意识中一般化并且能够推广到整个社会”（第184页）。在他看来，必须通过社会劳动以及劳动分工等所确立的基本合作有效，公民社团所形成的共同义务与责任感才能塑造共同感。换言之，只有通过公民个体的民主参与并获得有效反馈和回应，成员个体才能相信自己是其中一员，才能逐渐培养培育其公民意识和共同责任感。霍耐特关注的重心是劳动者的民主参与有利于民主意志的形成与凝聚，其目标旨趣是社会整体性与集体性建构。相对早期的承认理论，霍耐特已经从社会心理学走向政治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范式，并探索规范理论与权利现实化的建构路径。同时，如果要真实民主而非虚假民主，民主政治就不能只关心是否参与，还得关注“有效参与”以及参与者的正向反馈与积极互动。霍耐特对社会整体性的诉求与重建，亦是对帕特南民主理论中社会资本概念在劳动领域中的推进与发展。据此，霍耐特承认逻辑从早期的心理转向文化再转向经济上的承认，最后回到政治上对其“角色”的承认和正向互动，即劳动者需要能够有效民主参与并获得正向反馈。这意味“要使民主运转起来”，而非只是形式民主或虚假民主。劳动者个体在获得参与资格后，还要寻找集体并为捍卫这一身份的政治参与机制推进更多的反馈和互动机制。
劳动规范理论是霍耐特对当代民主与劳动理论的结合创新之作，是其从承认理论转向更具体的政治经济学与民主理论的巅峰之作。在劳动者解放的道路上，霍耐特试图探讨一种兼顾分配正义、社会承认和政治参与权的三维框架和规范性理论。相对于当代左翼的理论建构路径（如技术封建主义、加速社会等），霍耐特仍集中在劳动领域、劳动者解放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域，并在法兰克福一代和二代的基础上往前推进，走向一种基于社会科学、政治分析以及道德规范性建构的政治方案。霍耐特把“劳动民主化”重新定义为当代民主危机的核心解药之一：劳动者如果不能通过政治参与并获得正向反馈，那么想要在劳动市场获得分配公平和社会承认尊重就几无可能；同时，劳动者没有在工作场所的主权体验与民主参与经验，就不能成为政治意义上的真正主权者与具有公民意识的民主参与者。然而，霍耐特是否乐观地估计了劳动民主化对劳动市场中的劳动组织形式、社会分工的积极改造作用，而忽略了资本、市场、技术等绝对性力量和政治社会的结构性难题，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探讨和商榷。
注释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现代性批判视域下的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比较”（GD26CZX04）的阶段性成果。
[1] 霍耐特在2023年3月出版了《劳动的主权者》德文版，2024年8月被翻译为英文版。英译本参见Axel Honneth, The Working Sovereign: Labour and Democratic Citizenship, trans. by Daniel Steu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24.中译本参见[德]阿克塞尔•霍耐特：《劳动的主权者——劳动的规范理论》，周爱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以下相关引文仅随文标注中译本页码。
[2] 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页。
[3] 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2、23页。
[4]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劳动与工具行动——批判社会理论的范畴问题》，夏钊译，《学习与探索》2023年第8期。
[5] 参见同上。
[6] See A. Honneth, Disrespect: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pp. 93, 94.
[7] Ibid., p. 231.
[8]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5页。
[9]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我们中的我——承认理论研究》，张曦、孙逸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年，第61页。
[10] 参见同上，第76页。
[11] See D. Fassin and A. Honneth, Crisis Under Critique: How People Assess, Transform, and Respond to Critical Situ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388, 396.
[12] See R. Celikates, R. Jaeggi and A.Honneth, “The Working Sovereign: A Conversation with Axel Honneth”,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Vol. 23, No. 1, 2023, pp. 318-338.
[13] D. Fassin and A. Honneth, Crisis Under Critique: How People Assess, Transform, and Respond to Critical Situations, p. 387.
[14] 参见邢文增：《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与影响探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8期。
[15] 参见张旭、段德敏：《政治衰败与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关系探析》，《江苏社会科学》2025年第5期。
[16]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第241页。
[17] R. Celikates, R. Jaeggi and A. Honneth, “The Working Sovereign: A Conversation with Axel Honneth”, pp. 318-338.
[18] See D. Fassin and A. Honneth, Crisis Under Critique: How People Assess, Transform, and Respond to Critical Situations, p. 399.
[19] [美]约翰•杜威：《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二卷(1925-1927)》，张奇峰、王巧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1页。
[20]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页。
[21] See A.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trans. by Michael Sonenscher, London: Pluto Press, 1982, pp. 3-5.
[22] 参见[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42页。
[23] [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7、216页。
[24] 同上，第222页。
[25] 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郭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ii页。
[26] 参见[法]塞德里克•迪朗：《技术封建主义》，陈荣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迪朗认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封建化多指向现代技术带来的世界分化隔离以及个人原子化孤立化的境况。迪朗所言的“封建化”与欧洲封建社会中的封建（如人身依附关系）概念不同，需区分差别。
[27] [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慧斌、杨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28]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
[29] 参见[德]阿克塞尔•霍耐特、[美]南希•弗雷泽：《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交辩》，陈晓旭、周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导论第3页。
[30] Christine Wimbauer, “Taking Care Seriously: Gendering Honneth’s The Working Sovereign - A Normative Theory of Work”,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Vol. 23, No. 3, 2023, p. 392.
[31] 参见黄其洪、兰璐：《论第三期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特征》，《理论探讨》2025年第4期。
[32] See A. Honneth, Disrespect: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p. 91.
[33] [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213、228页。
本文原载《现代哲学》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