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再平衡应当如何作出战略选择？我们究竟要重点推进新一轮产业革命，还是重点推进新一轮消费革命？产业转型升级和提振消费，哪一个应当摆在更优先的位置？“十五五”规划是把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放在中长期战略任务的首要位置上，而2026年两会是把扩大内需放在年度工作的首要位置上。如果更多侧重产业转型，国内经济的不平衡矛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如果转向提振消费，则会触及东亚生产方式的整体转型。
扩大内需，本身就是中国、日本、韩国乃至整个东南亚共同面对的难题。日本1987年出台的《前川报告》就提出了内需导向的改革思路，我国当下讨论的扩大内需的各类举措，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都曾经研究并付诸实践，但最终并未取得成功。由此来看，破解“供强需弱”、实现再平衡，不只是政策工具的选择，更要求传统工业化发展战略和社会文化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把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上来。
再平衡面临的战略方向的取舍是就业创造还是就业替代。我们是一味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接受由此带来的就业岗位缩减，还是把有限资源、有限人才、有限能力聚焦于有限领域、有限目标、有限区域，重点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就业优先战略？哪一个更重要？如果选择前者，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带来的就业替代压力该如何化解。现实当中，各地各部门都在大力发展新经济，叠加地方政府竞争、部门业绩考核以及税源经济的导向，很容易出现千军万马挤新经济这条独木桥的现象。如何破解这一现实困境？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过度依赖外需必然导致贸易摩擦、贸易冲突和贸易战，长期实际资源净流出必然带来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国内激烈内卷必然加剧不出海便出局直面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的困境。再平衡同样需要作出关键战略抉择：是延续既有发展路径，保持实际资源长期净流出、维持巨额贸易顺差，还是推动实际资源净流入，追求贸易与宏观经济的整体平衡？如果继续走老路，其结局不言而喻。去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1.2万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大幅收窄，跨境电商也保持高速增长，换位思考，倘若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都追求顺差，甚至在知识产权等我国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也要实现顺差，贸易对手、贸易伙伴会继续推动贸易开放还是转向贸易保护，外部面临的调整压力势必会持续上升，这一问题应当如何破解？
国家层面扩大内需、校正国内失衡的战略方向十分明确，“三新一高”的导向也非常清晰。但我一直在思考，对于经济失衡与再平衡这件事，在中央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乃至全社会范围内，就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有没有真正形成共识？客观来看，目前共识仍然不足。因此推进再平衡的核心，在于凝聚全社会共识：我们还要不要继续维持“供强需弱”“新强旧弱”“外强内弱”的既有格局？如果要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如何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一步步落地，把政策设想转化为现实？归根结底，解决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矛盾是一项必须依靠深层次改革才能完成的课题。
中国在全球再平衡进程中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内涵，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进一步讲，这是人口体量、经济体量、开放体量都十分庞大的大国现代化。在大国现代化背景下，本国的失衡会对世界产生怎样影响，世界的失衡又会对中国带来哪些作用？更直接地说，大国现代化对世界究竟是机遇还是威胁？在何种条件下是机遇，又在何种条件下会演变为风险？中国下一步既要推动国内再平衡，也要参与世界再平衡，特别是要提供世界再平衡这类公共产品。如“一带一路”下一步如何对冲全球失衡、推动全球再平衡？东亚生产方式的转型、国内扩大内需，又能够怎样助力全球再平衡？大国博弈最终究竟走向“赢者通吃”，还是“有饭大家吃”？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站在全球视野，研判中国与世界的双向影响，思考中国应当如何优化自身的外部发展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内涵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应当如何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推进共同富裕，怎样立足更好发挥市场作用、释放“投资于人”的社会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监管效力与治理能力，进而推动中国经济从制度上、法律上、政策上、舆论上解决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主要矛盾？
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后一个内涵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当前，全球失衡的最坏情形是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即大国不负责任，其他国家又付不起这个责任，全球治理会陷入失序。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是我们研判失衡与再平衡问题必须直面的底线。历史上在1914-1945年及1973-1991年两个阶段，都曾爆发由失衡引发的重大危机。一旦失衡走向极端场景，我们应当如何对冲全球失衡风险，统筹推进国内再平衡与全球再平衡？从某种意义上讲，中美两大平行体系，对世界而言或许是一种相对稳定的选择。而一旦出现最坏情景——全球失序、大国地缘政治对抗失控，后果将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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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张燕生，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