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全球失衡是我国产能严重过剩外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1 次 更新时间:2015-03-29 21: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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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生  

   全球经济失衡是形成我国产能严重过剩的外因。自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和产业发展有三个重要时期值得深入探讨,分别是: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2012年以后经济下行时期。分析三个时期的政策应对措施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未来应在全方位开放合作的基础上促进产能调整。

   第一阶段:IT泡沫的形成与破灭

   全球经济失衡的第一阶段是从1990至2000年,世界经历了一场以IT泡沫形成和破灭带动的全球实体经济失衡。其起因是1990年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提速,IT革命带来的创新浪潮日益高涨,使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由美国引领的低通胀、高增长、创新驱动的“新经济繁荣周期”。在90年代前期,美联储基准利率大幅持续下降,为“新经济繁荣”制造了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助长了IT泡沫的形成和发展。在这个阶段,我国经历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和2000年IT泡沫破灭的外部冲击,1998年一季度到2002年一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均低于75%(产能严重过剩)。产能过剩矛盾主要集中在轻纺工业。

   第二阶段:金融和楼市带动的非理性繁荣

   全球经济失衡的第二阶段是从2001到2008年,世界经历了一场以金融和楼市泡沫形成和破灭引发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的全球失衡。起因首先是美国等拒绝接受“新经济繁荣周期”结束必然带来的大衰退和大调整,而要独享全球化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巨额红利。一方面,美联储通过又一轮的连续降息,再次创造了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美国家庭负债率和金融机构信贷增长率都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势头,促进了美国私人消费和投资的空前高涨。另一方面,美国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的创新浪潮造成房地产贷款井喷式上升,支撑了美国房价(Case-Schiller房价指数)的持续高涨。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经济带动了一场全球经济非理性繁荣,带动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井喷式上升,进而加速了美国过度消费和进口的持续增长。

   在全球经济非理性繁荣和我国消费升级两大因素叠加的影响下,2002年以来,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发电设备、工程机械设备、建材设备等重化行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增产能进入井喷式增长阶段。应当承认,这个阶段我国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严重滞后、中央地方财权事权改革的严重滞后(尤其是省以下财权事权改革滞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改革的严重滞后,也助推了全球经济泡沫和国内需求高涨叠加所形成的巨大的“租”,即非生产性利润。

   在当时全球经济泡沫、国内需求高涨和疯狂寻租等因素的诱导下,相关重化和装备制造业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上是在很短时间内,甚至二到三年就能够回收,引致这些行业产能连年翻番的非理性增长。由此出现了2002年2季度到2008年3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从76.3%上升到83.7%。然而,一旦全球经济泡沫破灭,这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风险就一定会裸露出来,并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都难以消化。

   第三阶段:发达与新兴经济体的博弈

   全球经济失衡的第三阶段是从2009年至今。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大大收敛了全球经济失衡状况。同时,美日欧救市措施,如美联储基准利率保持在零或接近于零的水平将至少持续到2015年6月,却进一步推动了新一轮全球资产泡沫的兴起。发达国家在紧缩财政和放宽货币,制造全球通胀和泡沫经济,以避免陷入新一轮衰退。而新兴经济体在紧缩货币和放松财政,力图控制自身通胀和泡沫经济,以防止经济过热。很显然,新兴经济体应对全球泡沫经济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较脆弱,当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走向复苏之时,也是新兴经济体泡沫经济破灭陷入困境之时。

   另一方面,这场金融危机正在改变大国博弈策略。如美国经济复苏,短期稳增长主要靠量化宽松和扩大出口的调整策略;中期调结构主要靠推动保护主义和本地化倾向的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就业战略;长期转方式主要靠谋划并推动全球经贸规则变局。过去6年的全球再平衡模式,就是要求人民币持续升值、美元持续贬值;中国扩大进口和消费,美国扩大出口和投资;中国大力发展服务业、美国重振制造业;美国量化宽松和保护主义,全球资产泡沫盛行和以邻为壑,使我国产能调整始终面对着十分困难的外部环境。

   应以全球视野重新调整资源配置格局

   在这种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传统轻纺工业面对着全球需求萎缩、成本上升、摩擦加剧、内需转型、消费升级、产能对外转移、新竞争对手威胁越来越大的调整困境。必须加快推动新一轮产能结构调整,实现从代工的模式、低端的结构、要素驱动的阶段转向自主的模式、中高端的结构和创新驱动、服务驱动、人才驱动的新阶段。我国传统重化工业也面对着产能严重过剩、不公平竞争和低碳发展限制等矛盾和问题,正处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化解产能过剩的攻坚阶段,把握住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结构多元化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战略的重大机遇,从全球视野重新调整资源配置格局。林毅夫教授建议,当我国人力、土地、资源、环境、货币更贵时,就应转向面对未来20年的新要素禀赋结构作为新产业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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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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