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修文，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世界政党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当代世界》2026年第9期
内容提要：随着数智时代的发展，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社交平台日渐成为形塑西方政党跨国交往的重要因素，其从活动场景、互动模式以及资源支撑等方面推动西方政党跨国交往实现数智化变革。在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双重驱动下，西方政党跨国交往呈现交往主体的数字化、交往渠道全链条数智化迭代、算法“武器化”以及深度伪造技术滥用等特征。数智技术推动西方政党跨国交往深度转型，未来，西方政党跨国交往主体的数字化趋势将更加明显，美国与欧洲极右翼政党跨国联动的溢出效应将持续增强，数智技术在西方政党跨国交往中的“非中性”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关键词：数智时代 西方政党 政党跨国交往 政党政治
西方政党跨国交往是指西方国家政党或政党国际组织在与不同类型行为体的跨国互动中所秉持的价值理念、政策主张及其实践活动。其既涵盖政党之间、政党国际组织内部的党际交往，也涉及政党与非政党行为体的跨国联系。进入数智时代，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社交平台为代表的数智革命，正在推动西方政党与世界不同类型行为体之间的跨国互动发生深刻变革。以现实空间面对面互动为主的传统政党跨国联络模式，正与虚拟空间对话、数字动员等新型互动方式深度融合，形成智能化的复杂交往网络。这一进程不仅显著提升西方政党跨国沟通的即时性与广泛性，也使政党价值理念与政策主张的国际化传播变得更加直接且富有穿透力。然而，数智技术的发展亦伴随算法偏见、数字鸿沟与虚假信息泛滥等“非中性”特征，存在被一些西方主流政党异化为政治干预工具的风险。
数智时代西方政党跨国交往的逻辑变革
当前，数智技术正在逐渐成为一种关键变量，推动西方政党跨国交往在活动场景、互动方式以及资源支撑等维度发生深层次变革。在此过程中，西方政党跨国交往逐步突破实体空间与周期性会议的传统框架，走向虚实融合、即时联动且日益依赖技术资源的交往模式。
第一，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相融合的活动场景变革。在数智技术普及之前，依托现实存在的实体空间进行面对面的互动，是包括西方政党在内的世界政党跨国交往的主流乃至唯一渠道。然而，这种局限于实体空间的政党跨国联络往往因地理距离的阻隔而效率不高。尤其是对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等传统西方政党而言，开展政党跨国交往需要付出额外成本，因而其参与意愿不强。数智技术的发展及其介入推动现实场域的数字化延伸，进而催生出虚拟的网络数字空间，并形成相对独立的多维互动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党跨国交往的核心场域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现实空间，而是扩展至由社交媒体、在线会议平台及虚拟社区构成的全球性数字空间。这一虚拟空间可以打破地理界线所造成的现实隔阂，从而与现实空间共同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复合生态，使政党跨国交往具备即时性，客观上降低西方政党跨国交往的成本。近年来，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欧洲社会党、欧洲人民党等一大批西方传统政党，逐渐尝试通过数字工具开展跨国交往对话并用以协调政策立场。
第二，基于网络化实时联络的互动方式变革。在数智时代，开展政党跨国交往需要具备高度灵活性与强即时性的网络化实时联络条件。传统上，一些西方政党通常依托不同形式的政党国际组织框架开展跨国交往联络。这种依赖官僚层级和固定议程的传统周期性政党跨国交往模式，通常呈现信息流转相对迟缓、参与主体有限、互动高度仪式化等特征。数智化则从根本上打破政党跨国联络完全依赖周期性大型会议等方式的传统模式，有效缩短跨国会议筹备周期，极大提升政党跨国合作的应变能力和协作效率。更关键的是，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辅助决策与算法化舆论监测，在提升交往传播速度和改变信息传播格局的同时，使政党特别是西方政党能够借助智能平台对选民情绪进行跨国实时追踪，据此动态实现政治立场的即时性跨国协调。早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期间，奥地利自由党、法国国民联盟、德国选择党等西方政党就通过脸书等网络社交平台进行频繁的跨国互动。有研究显示，在数智化条件下，这些国家政党及其传播生态体系的整合度更高，且呈现更强的跨国关联性，政策协调效率也得以大幅提升。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主流政党更是在数小时内完成视频会议磋商与人工智能辅助舆情研判，迅速形成统一立场声明，展示出数智化联络体系在地缘政治危机中的高速响应能力。可见，数智时代的网络化实时联络互动，重新定义了什么是有效率和有价值的政党跨国联络模式。
第三，技术性资源成为西方政党跨国交往影响力提升的关键支撑。这是数智时代西方政党跨国交往最深层的变革。在传统政党跨国交往中，政党跨国影响力的基础是组织性资源，即谁的存续时间长、谁的党员数量多、谁的资金雄厚、谁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大，谁就能够拥有更大的跨国影响力。换言之，传统意义上政党跨国交往影响力的获取需要长期且持续的组织资源投入。例如，20世纪40年代末，比利时、英国、挪威等国自由党便有组织地开展跨国联络活动，经过40多年持续性的组织资源投入，它们的活动范围逐渐从西欧拓展至全世界，国际影响也随之扩大。而数智时代，大数据、算力算法与社交媒体的大规模兴起与广泛应用，使技术性资源而非组织规模成为西方政党在跨国联络活动中获取国际影响力的关键。这就意味着，政党跨国交往影响力的提升不再依赖数十年的组织性资源积累，而是取决于政党对数字技术、网络社交平台等数智技术的使用程度。例如，2014年成立的西班牙“我们能”党充分运用脸书、推特以及流行的社交平台等网络在线工具进行政治动员，在不到一天时间内就获得5万名线上支持者。成立后20天内，有10万人加入其中。两个月后，“我们能”党首次参加欧洲议会选举，就获得120万张选票和近8%的得票率。其主要依托社交媒体以及在Reddit上开设的名为“Plaza Podemos”的子版块，与民众进行广泛对话。目前全球超过一半的Loomio用户实际上都是“我们能”党的活动圈及其地方组织成员。数智时代，无论政党新老、组织基础是否雄厚，只要在数字建设上投入充足，就完全有可能在跨国联络中拥有远超其组织规模的国际影响力。
数智时代西方政党跨国交往的主要特点
在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双重驱动下，西方政党跨国交往在主体、平台、工具及其使用等方面呈现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交往主体的数字化、交往渠道的数智化迭代以及交往工具向算法推荐与深度伪造技术的延伸，正在共同重塑西方政党跨国交往的实践形态。更具挑战性的是，技术的赋能效应与武器化风险并行交织，使西方政党跨国交往在获得效率提升的同时也潜藏着伦理失范与秩序冲击的深层隐患。
第一，数字化政党成为新主体。交往主体数字化是数智技术介入西方政党跨国交往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数字政党成为一种新的政党类型并开始在西方国家兴起，其中一些政党不仅开始执掌国家政权，而且其跨国影响力与日俱增。海盗党是颇具国际影响力的数字化跨国交往组织，其高度依赖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对自身的定位是基于互联网的一个公共空间，每个人都有权平等地访问它。自2006年第一个海盗党在瑞典成立以来，其影响力在互联网的加持下开始向整个欧洲甚至世界扩散，类似的政党组织遍布丹麦、芬兰、德国、爱尔兰、荷兰、波兰、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目前，全球大约有40个国家和地区都兴起海盗党运动，建立海盗党组织。这些不同国家的海盗党定期召开理事会议，通过形式多样的数字平台开展跨国互动，并围绕特定政治议题发表声明和公告，目的是帮助建立、支持并维持全球海盗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意大利五星运动是一个因互联网而诞生的数字化政党，其将数字技术和互联网运用得淋漓尽致。该党最初就是由其创始人贝佩·格里洛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宣布成立的，并通过网络运营团队用网络传媒的方式开展各种政治活动。其在公布的作为“党章”的“非章程”中明确规定：五星运动是一个用于观点比较与协商的互联网平台和工具。其“总部”就是网址（www.Beppegrillo.It）。在2018年意大利议会选举中，五星运动一跃成为得票最多的单一政党，随后与其他政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五星运动的异军突起给其他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政党带来极大震撼，吸引许多民粹主义政党效仿，并开展了一定程度的跨国联动。
第二，交往渠道的全链条数智化迭代。在数智技术驱动下，西方政党跨国交往在合作模式、政治传播与组织形态等方面实现智能化改造与升级。一是跨国沟通平台化。一些西方政党逐渐开始通过网络平台开展跨国联络。绿党、海盗党等就十分热衷于通过“网络研讨会”的方式展开跨国交流。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西方政党尝试通过Zoom、Webex、VooV Meeting（腾讯会议）等网络数字平台开展跨国联络，就各类议题保持密切跨国沟通。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积极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国际联合运动，与线下抗争行动形成协同效应。二是对外政治传播媒介化。社交平台已超越传统媒体，成为西方政党对外传播政治理念、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核心场域。一些西方政党依托X、TikTok、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平台和即时通信工具，实现跨国交往的自主连接与协同行动，使跨国动员的形式更灵活、响应更迅速，同时利用这些平台对外输出自身价值理念与政策主张。三是组织形态网络化。西方政党国际组织作为政党跨国交流的中枢机构，将构建覆盖所有成员党的线上联系网络视作重要目标。社会党国际、绿党国际、欧洲社会党、欧洲人民党在其官方网站上构建覆盖世界不同地区成员党及附属团体的联系网络，以便其开展跨国界、跨地区交流与合作。
第三，算法的“武器化”运用成为西方主流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对内强化政党联盟、对外进行政治干预和价值观渗透的重要方式。算法的“武器化”是指行为体有目的、有组织和有意识地运用算法获取权力，以此影响他者行为、打击竞争对手、获取利益或保障安全，最终实现政治目标。当前，美国和西欧各国政党特别是执政党高度依赖“算法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政治运行和决策过程中的应用，具有强烈的工具主义倾向”。以美国为例，2023年11月，美国民主党发布《企业级人工智能战略2024—2025：通过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实现外交赋能》，将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定位为“外交领域的变革性工具”。该战略虽以“负责任”为话语包装，实质是将人工智能技术嵌入外交实践，依托技术优势实现价值观的国际投射与政治影响力的跨国输出。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因训练数据深受美国等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影响，其输出结果多有“贬低中国、赞扬美国”的情况，而这一技术偏见正被一些西方执政党有意识地加以利用，服务于对外价值观渗透。此外，法国国民联盟与意大利联盟党等通过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构建“反布鲁塞尔官僚”叙事用以维系其政党联盟，并将难民危机、经济衰退等归咎于欧盟“主权剥夺”。上述案例表明，西方政党及政治力量将算法“武器化”运用的意愿日益强烈，由此引发的智能化对抗及其外溢效应正逐渐在世界不同地区显现。
第四，深度伪造技术成为新的数字交往工具。深度伪造技术在西方国家外交工作中的应用主要是以机器学习为基础、以内容篡改为手段，旨在通过算法模型自动生成虚假图像和议题、伪造信息传播内容和主体，悄无声息地改变信息传递的真实性、放大议题的争议范围，以令人难以发觉的方式实现舆论引导、形象塑造和思想渗透。作为数智时代的重要外交工具，深度伪造技术为一些西方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影响域外国家民众舆论和国家间关系提供了成本和风险极低的政治操纵工具。2018年，比利时社会党在其官方社交媒体平台和一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上，播放了一段伪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的演讲视频。事发后，尽管比利时社会党明确表示此举并非故意欺骗公众，而是作为一种讽刺和政治倡议手段，旨在批评特朗普政府的环保政策，但实际上却引发了比利时民众对特朗普政府的严重不满。近年来，一些西方极端政党对中国共产党“污名化”“妖魔化”等现象日益严重，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其通过深度伪造大量虚假报道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污名化”，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政治议题上不断挑衅。深度伪造技术一旦进入政治话语场，其固有的混淆真假、侵蚀信任和破坏传播秩序的风险就会立刻显现。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亚太通讯社组织（OANA）第19届大会研讨会上指出，深度伪造技术正将世界推向“信息野蛮时代”。一些西方政党对深度伪造技术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将世界政党政治带入前所未有的高风险阶段，为世界政党跨国交往蒙上阴影。如何构建有效的技术、法律和社会防御体系，防止数智技术被“武器化”，是摆在世界政党特别是执政党面前的紧迫课题。
数智时代西方政党跨国交往的前景
随着数智技术对西方政党政治生态的深刻影响及其引发的政党数字化趋势日益凸显，西方政党跨国交往方式与溢出效应也将发生变化。交往主体持续向数字化方向演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催生新的政党形态；美欧极右翼力量借助平台算法实现跨大西洋共振，溢出效应持续增强；数智技术在运用中所呈现的意识形态偏见正被西方执政党有意识地加以利用，技术工具与政治目的之间的边界日渐模糊。
第一，西方政党跨国交往主体的数字化趋势日渐明显。当前，政党数字化成为数智时代西方政党变革的主要趋势。这就意味着数字化主体在西方政党跨国交往中的数量和作用将显著上升。纵观西方国家政党的数字化转型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驱动的政党“网络化”变革，到21世纪初以社交媒介为核心驱动的政党“媒介化”变革，再到当前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的政党“智能化”变革，经过长期发展，西方国家政党的数字化转型越来越依赖网络、社交媒体、大数据等智能化手段。西班牙学者阿德里亚·蒙波（Adrià Mompó）与法比奥·卢帕托·加西亚（Fabio Lupato García）基于对包括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多国政党数字化的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工具已被许多大型老牌政党更大程度地使用，其应用程度甚至超过新兴的小型政党。与此同时，许多主流政党也引入在线党员制度和数字民主创新举措，进一步扩展了政党数字化的实践领域。未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突破，西方政党的数字化趋势将更加明显，一种新型的、以智能机器人为政党代表的政党类型将成为可能。在当前西方主要国家执政党纷纷将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等作为未来施政规划主要方向的背景下，西方政党围绕数字伙伴网络构建来开展跨国交流与合作的趋势也将进一步显现。
第二，美国与欧洲极右翼政党跨国联动的溢出效应在数智技术广泛应用下将持续增强。与以往右翼跨国互动模式不同，近年来尤其是自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欧极右翼力量的崛起及其引发的跨大西洋“右翼共振”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新兴网络社交平台的流量加持以及算法推荐机制的影响，从而呈现较为复杂的数智技术特征。包括德国选择党在内的一大批欧洲极右翼政党在兴起之初，便积极通过网络社交媒体所提供的“去中介化”传播机制，既增强对本国的政治影响力，也提升其在跨国舆论场的曝光度。2025年1月，德国选择党领袖魏德尔预告与马斯克直播对话的推文创下2400万次阅读纪录。受益于此，其个人X账号粉丝量在8个月内翻倍，成功跨越百万量级门槛，并带动德国选择党的社交媒体影响力大幅攀升。可见，数智技术在持续扩大美欧极右翼政党联动规模与速度的同时也重塑了其渗透逻辑，即从地缘中心的意识形态输出，转向分布式、自适应、平台驱动的网络化共振。YouTube的推荐机制就曾被揭露加快欧洲极右翼政党反移民视频的传播，使区域议题迅速泛化为跨国情绪浪潮。这种大数据和算法推荐机制驱动下的即时性政治传播模式，不仅会持续弱化国家边界对政治思潮的过滤作用，还会加快右翼民粹主义话语的病毒式扩散，可使美欧地区极右翼的溢出效应从政治领域延伸至社会安全、文化认同乃至全球政治交往场域。
第三，数智技术在西方政党跨国交往中的“非中性”作用将进一步显现。数智技术的“非中性”作用是指数智技术在被特定政治主体运用过程中所呈现的偏向性立场或价值。当前，一些西方国家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利用数智技术拓展自身跨国活动空间，输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策主张。数智技术在西方政党跨国交往中的“非中性”作用呈现明显增强趋势。以往西方政党主要是通过传统媒介技术对域外国家进行相应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污名化”。进入数智时代，在算法推荐机制嵌入国际政治传播体系后，许多西方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积极寻求西方科技资本力量的支持与背书，试图借助这一机制对目标国家及其政党实施带有特定政治倾向的信息轰炸，进而削弱该国政党执政安全与政权稳定。近年来，美国与欧洲、拉美等地区极右翼政党之间的跨国联动，充分依托网络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使原本相互隔绝的信息产生紧密联结，建构基于民粹议题的跨国活动空间，并企图遏压全球南方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这一现象应引起全球南方国家政党的高度警惕。
结 语
数智技术的发展给西方政党跨国交往带来不同程度的工具革新与效率提升，使其在交往场域、交往主体、交往目标、交往渠道与交往工具等层面发生显著的数智化转型，但这并不意味着数智时代的西方政党跨国交往迎来颠覆性变革。西方政党跨国交往在本质上仍是其围绕自身利益与发展所实施的政治行为。尽管当前西方数字政党不断涌现，但其依然在现有政治体制内，通过特定的形式来代表特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以执掌或影响国家政权为目标。数智技术同样是在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政治倾向所限定的政治框架内发挥特定作用。数智技术推动西方政党跨国交往转型，不是单纯的技术演进过程，而是充满政治性的权力博弈。一些西方政党包括执政党试图利用数智技术干涉他国内政，使世界政党跨国交往中的不对称性问题日益突出。展望未来，在积极参与数智化进程的同时，坚定维护政党跨国交往中的平等、透明与公平原则，应当成为世界政党特别是全球南方政党的重要课题。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3JZD029）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