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代际视域出发，考察革命所涉各方在同一地域空间的互动，有助于揭示1920年代革命在地方展开过程中与县域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复杂关联。在安徽宿县，青年一代在革命路向上的分化，既受宏观革命形势影响，也与个体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资源获取能力及满意度密切相关。在不同世代精英群体之间，代际分化、竞争与传递在同一时空下并存且相互交织，折射出代际关系的多元性。中共地方党组织嵌入这一代际结构，通过代际政治推动革命动员，又反过来影响代际关系，重组了地域权力格局。宿县的故事表明，县域革命是代际政治、地方派系与党组织策略深度互动的实践过程。
关键词： 代际政治；权力结构；地方精英；革命；宿县
本文作者：张江波，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岗位制副教授、安徽省淮河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近年来，随着中共革命史研究不断深入，学界从地域视野出发，围绕革命是如何兴起的，特别是关于中共党组织如何嵌入地方社会的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中共革命早期，党组织的发展是在既有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的。有学者将视域转向革命的对手方，揭示出地方力量如何借助新型政党组织实现权力的合法化重构。这种党组织嵌入与地方特质的复杂纠缠，往往使革命呈现出多重面相。为了解释这一互动，代际视角日益受到关注。其实，代际政治本身极为复杂，除却代际竞争与代际传递，还有多重的代际分化。这种分化不仅表现在纵向的不同世代之间，也体现在横向的同一世代内部。此外，革命进程在各地并非整齐划一，南北之间政治生态与社会结构各异，其历史展开亦各有内在理路。因此，代际视域下的革命史具有地域性、多层性与动态性，值得进一步挖掘与阐释。位于黄淮平原的安徽宿县（今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凭借其独特的地方政治结构与精英关系网络，成为研究代际政治与县域革命实践的理想案例。因此，本文以宿县为中心，从代际视域出发，揭示革命如何在既有社会结构裂缝中实现“落地”，以期深化对近代中国革命的理解。
一、新青年的组织化与“新”“旧”竞逐
宿县的地理位置与交通条件为其成为皖北革命枢纽提供了独特的空间基础。新近关于中共革命的地理学研究，揭示出交通对革命地理分布的重要型塑作用，宿县则被划为革命的次核心区。这基本符合实情。该县清季为州治，居南北襟要之地。因地处黄淮平原，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故民众多务农。随着1912年津浦路全线通车，该县交通日益便利，区位优势更为突出。一位观察者即说：“宿城位于蚌埠之北，徐州之南，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可称皖北门户。”这一交通枢纽地位，不仅压缩了宿县与各大中心城市的时空距离，更为革命思想传播、人员往来及信息流动提供了关键支点，彰显了现代交通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宿县革命的另一关键因素是新式教育的发展，它不仅为革命提供了大量青年人才，还通过学缘网络重塑了县域权力格局。辛亥鼎革时期，因政局动荡，宿县教育事业停滞。但随着形势稳定，自然灾害减少，并新式教育显著发展，逐渐成为全省较发达地区。1926年3月，共青团宿县特支即在报告中直言，宿县教育“几为皖省之冠”。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成绩正是在邵瑞卿（邵钦元）主管宿县教育时取得的。邵瑞卿可谓该县学界最具影响的权绅，安徽省教育厅也对他赞誉有加。吊诡的是，由传统士绅带动的新式教育，却为日后革命力量的崛起提供了载体，间接促成了代际的分化与旧势力的瓦解。
在各类教育机构中，省立第四甲种农业学校因其特殊地位，成为宿县革命青年的孵化器。民初宿县中学堂及师范学堂停办，很多高小学生面临严峻的升学压力。为解决该问题，宿县于1918年设立了县立甲种蚕业学校，次年改为省立第四甲种农业学校（简称“四农”），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育资源的短缺。学校创办人王雪渔（1872—1954），出身书香门第，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返乡后投身地方学务，声望很高。尽管他后来脱离了革命组织，但办学理念自由，对学生活动并不特别限制。在王雪渔的庇护下，四农逐渐成为宿县进步学生的活动中心。该县早期中共党员孔子寿（孔昭颐）、李一庄等人，即曾在四农读书或任教。正如以往研究所言，王雪渔可谓“国民党系人士”，在革命组织嵌入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出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的连续性。不过，王雪渔脱党的事实又表明，“国民党系人士”与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者之间尚有一定区隔，体现出革命的断裂与代际分野。
五四运动所带来的启蒙契机，促使宿县青年学生打破原子化，通过跨地域网络实现了初步组织化。当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至宿县，当地许多青年学生积极响应，参与罢课、游行等活动。之后，在孔子寿等人组织下，宿县四农学生，成立了学生会，为全县学生联合会成立奠定了基础。1920年寒假期间，宿县旅外学生，如在北京的孔禾青（孔昭谦）、李启耕（李宜春），上海的江善夫（江常师）、尹颖青（尹太锐）、李仲华，安庆的周树堂，南京的薛禾萱等人，纷纷返乡。他们与当地学生一起，成立了宿县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学联”）。宿县的例子印证了革命从中心城市传导至边缘地区的模式，但这一过程并非单向的，而是在本地学联与旅外精英的双向互动下实现的。
学联的成立不仅标志着宿县学生自治的开端，更促成了一个新兴政治社群的崛起，其影响力很快超出校园，走向社会。在旅外学生带动下，学联不再局限于宿县，而是与皖省乃至全国学联建立了联系。1921年，安庆发生进步学生姜高琦遇难事件，宿县四农学生代表即参加了为此召开的省学生会议。1923年，宿县学联成员江善夫也参与了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生会议。学联并非仅限于校园自治，还积极投身于1920年华北五省赈灾募捐等社会服务。学联通过学缘及地缘交际网络，不断扩大影响，强化集体认同。
组织化的青年群体以“改造恶环境”“推翻旧制度”为己任，怀揣着冲破黑暗、追求光明的理想。对他们而言，所谓“恶环境”，最直观者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但无论是“改造”还是“推翻”，都意味着要改变既有社会结构，这势必与当权的“老绅派”发生龃龉。双方冲突由此不可避免，宿县的县域政治也日益复杂化。
宿县进步青年多为在校学生或初入职场的教员，对教育事务尤为关心。围绕教育经费与管理权，他们与把持全县教育大权的学绅邵瑞卿之间的矛盾很快浮出水面。约1920年，邵瑞卿的儿子因在募捐活动中贪污，引发进步青年强烈反应，不仅促使了县学联的成立，也正式揭开了新旧两派斗争的序幕。1921年，因县师范讲习所经费短缺，进步师生建议将县孔庙土地划作学田，遭邵瑞卿拒绝。邵瑞卿反将这些土地低价租给亲信、高价转租牟利，进步青年随即发起“倒邵”风潮，迫使邵瑞卿去职后暂避省城。然而，邵瑞卿通过保举亲信段广朋担任代理所长，继续掌控教育权。段广朋又试图安排其侄子担任临涣高小校长，这种行为再度引发反对。尽管青年们展现出一定团结，却因经验不足，被当地周氏大族利用，卷入周段之争，运动最终失败，涉事师生或去职或失学。1923年，县劝学所改为教育局，局长仍由邵瑞卿担任，旧绅势力对县教育场域的控制未受实质动摇。相较于徐州地区趋新士绅掌控教育、师生关系较为缓和的格局，宿县教育权的高度垄断使代际冲突尤为激烈。面对旧绅盘根错节的制度控制，进步青年既无法切断旧绅的权力网络，又因卷入地方派系之争而丧失议题自主权，反映出学生运动挑战结构性权力的内在局限。
如果说教育权的争夺尚属文教内部的博弈，那么针对军阀代理人晋恒履的抗争，则表明青年群体正式介入县域核心社会资源分配的争夺中。晋恒履（生卒年不详），字席珍，宿县时村人，民初当选安徽省议会议员，在安徽督军倪嗣冲支持下成为省议长，其间组织安徽公益维持会，创办《皖铎报》，为倪嗣冲效力。1920年倪嗣冲下野后，晋恒履多次尝试在省级政治舞台上立足，但未能如愿。然而，作为前省议长，晋恒履依旧成为宿县最具权势的地方人物，享有极高政治地位。据称，他是县知事的座上宾，在地方政治中甚至“能左右一切”。晋恒履与军阀势力形成的庇护关系，使他成为地方军阀的代表，牢牢掌控宿县的政治和资源分配。
晋恒履的强大控制力使他与进步青年冲突频发。据报道，约1921年，晋恒履通过疏通县知事，计划低价购入县中心游击府衙门所在地的官产，以建新居。进步青年得知后愤怒不已，学联领导孔子寿、周树堂等人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并联络工商界赴县署控告。晋恒履则指控学联是“过激党”，请求县知事镇压。最终经王雪渔等名流调解，晋恒履以更高价格购地，争端暂告平息。类似的冲突还表现在留学经费的争夺上。晋恒履的外甥欲出国留学，邵瑞卿为讨好晋，擅自从学田中抽取补助经费。学联得知后，递交抗议书，最终迫使邵瑞卿撤回了这笔款项。李一庄在回忆中道出了学生愤慨的缘由：“在外上学进步快，学生想到外边去读书，但是到外读书不能随便去，凡是到外地读书的都是官费，而且是有势之家，即是〔使〕功课不好也可以去，无钱无势的学生就去不成，这样就引起学生的反对。”相关冲突还有很多，如1923年，晋恒履利用贿选手段参与省议会选举，再次引发进步青年一致反对。晋恒履以受学联羞辱为由，将学联负责人周树堂告上县署。青年们随即联合围堵县署，最终迫使晋恒履撤销了控诉。
上述冲突折射出宿县进步青年强烈的反权威、反特权情结，亦表明在具体的事件性争议中，有组织的学生运动凭借道义优势与广泛动员，也能取得一定成效，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青年知识分子在地方社会中较高的身份地位。据记载，宿县普通农民交税时，差役往往强制多收一至三倍；若由中学生或教员带着，差役就不敢苛征；若士绅去，还能少纳。尽管新青年的社会地位尚不能与传统士绅相提并论，但通过上述一系列博弈，宿县的权力格局已不再是铁板一块，绅权独大的局面开始出现裂痕，为后续更为激烈的革命动员打开了缺口。
面对新兴力量的冲击，老绅派并非被动防御，而是通过代际传承和策略调整予以回击。经过多次冲突，晋恒履等人意识到学联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便动员其子弟李子佳、黄杰等人组织了一个新学联。晋恒履甚至通过提供皮鞋和衣物等方式吸引学生加入。权势家庭子弟通过代际传递继续保持影响力，亦通过组织化，巧妙地将旧势力延续于新的合法框架内。新学联与旧学联势同水火，互相攻讦。不过，1923年11月，安徽当局以学生捣毁国会议员家宅为由，下令解散省学联，宿县两个学联也被迫取消。尽管如此，两个学联的成员并未停止活动。围绕新学联，宿县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新新绅派”的权力集团。宿县的代际竞争延续至下一代，预示着新旧势力在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中即将展开更为复杂的博弈。
二、新青年的分化与革命嵌入
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涌现出各种社会思潮。宿县作为皖北交通枢纽，为传播新思想提供了地利之便。当地新青年深受影响，并在各种理念中选择调适。宿县学联作为早期启蒙阵地，承担着启蒙与救亡的使命，并赋予自身更高的社会责任。学联宣传刊物《光明周刊》在其创办宣言中即明确表示，要“在这个可怕的黑夜里”，“努力扩张”音浪，并力图“打倒国内军阀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实现“民主主义的国家”与“真正大同主义的世界”。只不过，这一宏大叙事与落后的乡土现实之间存在很大张力。
宿县进步青年在走向政党之前，首先尝试以改良性外围组织来实现目标，“群化团”便是这一过渡组织。1922年寒假，临涣镇返乡学生朱务平（1898—1932）与小学教员徐风笑（1899—1986）等人创立该团，宗旨为“团结一体、互相帮助、增进知识、创造力量”，兼以宣传进步思想、抗争旧势力。尽管该团“组织有似国民党”“主义很近马克思社会主义”，创办者却强调“暂时不注重政治运动”，专注于思想训练与能力提升。然而，他们很快意识到，这一温和改良主义取向无法实现其政治与社会目标。国共两党影响力的扩大与列宁主义政党理念的引入，最终促使部分宿县青年转向“党化”，从温和改良走向激进革命。
宿县进步青年群体的组织化，由学联、群化团而至国共两党，大致循着“自治团体—行动团体—革命团体”的路径演进。然而，这一过程并非线性推进，内部分化随之而来。部分青年如江善夫、李一庄、孔禾青等受共产主义影响，纷纷加入中共党团；另一部分如陈雪香、周树堂、薛禾萱、惠剑泉等，则走向他途，最终聚合为被称为“新绅派”的权力集团，以陈雪香为核心人物。在宿县中共党组织看来，新绅派不过是“以前学生会落伍分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分化并未导致双方走向对立，二者反而经常互为奥援，合力抗衡老绅派。
此外，尚有部分青年反对新老学联的激烈竞争，主张调和主义，走第三条道路。1922年前后，地主士绅子弟夏馥棠等人成立“符离民生社”。据李一庄回忆，该社由三四十人组成，宣称中立，内有无政府主义者与国家主义派。由于不认同中立路线，中共将符离民生社归入老绅派。与江西省寻乌县读书人大体沿三个世代依次更替、后代取代前代主导县域政治的代际分化不同，宿县新青年内部高度分化，并未形成统一的政治方向。这种代内分化格局，与北方平原宗族整合力量较弱、学缘网络横跨多个政治派别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
在宿县青年群体中，加入中共党团组织者最为活跃。中共革命在宿县的早期传播，主要依托于“大都市—内陆县城”的学缘网络，其组织形态长期受制于学生群体的流动性，呈现出假期活跃、平时沉寂的季节性特征。在宿县，革命火种多由旅外学生从京沪等地带回。如就读于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的江善夫，很早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据他回忆，受团组织委托，他利用寒暑假返乡之机，在学生中宣传《共产党宣言》《劳农政府》等进步书籍，在教职员中代销《民国日报》。与此同时，李启耕、孔禾青、李一庄、李仲华等人也加入了青年团或共产党。1923年暑假，他们在宿城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并通过江善夫与团中央的邓中夏取得了联系。
然而，基于学缘和地缘的临时性组织根基尚浅。随着假期结束，小组成员返校，活动即告停顿。这种候鸟式的活动模式，使得早期革命力量难以在本土社会扎根，组织化进程始终处于断续状态。直到1925年暑期，在孔禾青等人牵头下，宿县共青团特支才正式成立。然而，受假期结束及浙奉战争影响，特支活动随之停滞。至1926年寒假，随着旅外成员返乡，特支活动再次开启，并迅速将触角延伸至工农与群众团体，成立3处农民协会、1处工会，筹备“群星书社”，指导非基督教同盟会等多个群众团体。
相比之下，宿县中共党组织的建立较为滞后。1926年5月，临涣镇成立了中共宿县独立支部（临涣独支），隶属中共南京地委管辖，朱务平任主任。然而，由于临涣距县城较远，两地之间并未建立联系。直到同年10月，临涣独支才迁至县城。这种团先于党、乡先于城的独特发展路径，既因早期党员多为中学生，也与宿县城内旧势力控制严密有关。
宿县国民党组织则是由中共党团领导成立的，这为革命活动争取了更多空间。1924年国共合作开启后，宿县一些党团员即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当年暑假，在江善夫、孔禾青、李一庄等人筹备下，宿县国民党区、县党部渐次成立。在整个国共合作时期，宿县国民党完全处于中共党团领导之下，后者也以国民党名义进行活动。据中共1926年2月报告，宿县国民党9位执行委员中，7人是中共党团成员；到10月时，只有1人不是中共党团员了。
宿县中共党团组织以国民党名义开展工作，可谓互有利弊，优势在于方便开展公开活动。据团宿县特支1926年3月报告，以国民党名义“工作非常便利”，其成功组织了妇女协会、农会、四业工会，开办了群星书社和《宿县周报》。然而，弊端在于，过度专注于国民党导致中共党团自身发展受限。特支于1926年5月报告说，支部自成立至今20余人，数量几无增加，主要因为“过于小心”“不敢轻于〔易〕介绍”。宿县国共两党的深度嵌入，为其后国共合作即便破裂，宿县中共党组织仍继续与国民党捆绑埋下了伏笔。
在中共党团领导下，宿县青年群体逐步从文化启蒙转向政治对抗。他们积极参与重大政治事件，政治行动日益成熟。如1924年，李一庄、邵葵等人参照上海非基督教同盟章程，组织宿县非基督教同盟，与当地教会展开激烈斗争。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宿县国民党牵头成立沪案后援会，组织游行并进行募捐。同年1月至2月，响应孙中山号召，宿县国民促进会成立。1926年五卅运动周年纪念日，宿县党团青年尽管未获官方许可，依然组织了2000多人的大游行。这些活动展示出宿县进步青年在地方政治中日趋重要的影响力。
当中共党团活动日益活跃之时，新绅派的势力也在迅速成长。新绅派的形成，实际上是部分知识青年与旧体制利益交换的结果。他们利用新式知识背景与学联资历，逐步控制了县域社会的重要部门。如新绅派领袖陈雪香，谋得县财政局局长一职，掌握全县财政大权，因其权势很大，人称“陈雪香，一杆枪，吹倒三镇十二乡”。另一代表人物周树堂（1891—？），曾是旧学联骨干，1924年从北京法政大学毕业后返乡，1926年起长期担任县商会会长，并经营商铺天凤祥。
随着中共党团组织及新绅派逐步壮大，新旧之间竞争日益激烈，并于1926年走向白热化。尽管宿县政权基本被以晋恒履为代表的老绅派强力控制，但新派势力的崛起对老绅派构成了极大挑战。据宿县团组织当年2月报告，在中共党团领导下，宿县国民党势力发展迅速，引起当局“震惊畏惧”，后者联合“绅董及一部分商人”，向国民党进攻。但旧派很难阻挡新势力的发展。当年9月，经宿县中共党团数月活动，国民党党部成功竞选教育会会长，削弱了老绅派在教育场域的控制权。也是在这一年，县商会同样被新绅派夺去。
随着新青年势力崛起，宿县县域权力结构开始发生系统性变革，形成了多元派系格局，到1926年下半年，基本形成了老绅派、新绅派、国共两党“三足鼎立”的局面。据朱务平当年10月报告，老绅派掌控着农会、教育局、新民社、符离民生社、小教职员研究会；新绅派控制着商会、财政局、水利局及大部分乡镇团总；国共两党则手握着教育会、小教职员联合会、农民协会、青年社、群化团。新绅派逐渐成为当权派。各权力集团之间关系颇为复杂。新绅派担心国共两党掌权，因此在暗中排斥后者，但又因需要对付旧绅，故时而对国共两党示好以便利用；中共为不损害群众基础并避免当局压迫，对新绅派则“不拒绝亦不反对”；老绅派则是国共两党与新绅派共同的“仇敌”。朱务平认为，尽管新旧士绅的经济实力强，但国共两党的群众基础更坚实。
事实上，宿县如此规模化、组织化的青年群体，尤其是很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在皖北地区并不多见。这与宿县交通便利，有利于新思想传播密切相关。相较而言，在北洋时期皖北的蒙城和亳县等地，青年势力大都未真正崛起，士绅仍旧掌握地方大权，士绅与新青年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如此激化，县域政治演进可谓形式多样。
随着南方革命势力日益壮大，北洋当局对进步青年的管控愈发收紧。1926年3月下旬，宿县局势一度紧张。北伐战争爆发后，革命浪潮席卷全国。1926年9月，北伐军进抵武汉，宿县可半公开活动的农民协会随即遭到禁止，党团活动被迫全面转入地下。然而，地方政治的演变未必与宏观局势同步，县域社会的人情关系与庇护网络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老绅派面对进步青年的冲击，多次向驻地军阀告发后者是“过激党”。1925年至1926年浙军驻宿期间，老绅派向孙传芳匿名举报，虽未得逞，《宿县周报》却遭查禁。1926年12月，直鲁军第七军许琨部驻宿，严查往来信件，宿县中共党组织的通信被查扣。幸而一名党员与该部副官建立了私人关系，中共不仅化险为夷，还获取了额外情报。及至直鲁军第五军王栋部驻宿，副军长与老绅派素有渊源。受老绅鼓动，北洋军调查当地“赤化”问题，党团活动空间进一步收缩。由此可见，革命力量在县域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往往有赖于能否有效嵌入并利用地方社会的非正式网络。
三、政权鼎革与县域权力格局重组
国民革命军的到来为地方权力的代际更替提供了契机。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三个师相继进驻宿城，宿县初次光复，当地中共党团得以恢复活动。国民党县党部为欢庆北伐军入城，组织了盛大的市民联欢会。尽管活动名义上是国民党主办，实际则由中共主导。随着宿城光复，宿县国民党党部开始重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委派王吴山、邵性轩等人在宿县建立正式党部，进行党员登记。王吴山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邵性轩为国民党左派。也就是说，宿县国民党党部实际上仍由以中共为核心的左派控制。
不过，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随后又在安徽的反复拉锯，深刻影响了宿县权力格局。1927年8月至10月间，革命军受挫南撤，直鲁联军重占宿县，新旧绅派相继避祸他处。10月之后，北伐军再度光复，新绅派趁势加入国民党，控制了县商会、教育会、财政局、警备队及半数乡区自卫团，一跃成为全县最强劲的权力集团。老绅派的晋恒履等人，则聚集起由地方武装首领组成的“团总公寓”，以示对抗，但终在革命势力联合请愿下被迫解散，各乡区行政官长与自卫团总亦逐渐被新绅派蚕食过半。革命所带来的政权更迭，由此促成了县域权力的代际转移。
在“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浪潮中，宿县老绅派的一些头面人物首当其冲。1928年11月，晋恒履作为军阀势力的地方代表，因涉嫌谋害革命将领马祥斌而被捕，最终被判刑狱13年，宿县最大权绅就此倒台。另一位权绅邵瑞卿亦未幸免。约1928年，邵瑞卿试图指控孔禾青等进步青年“赤化”，反遭中共策动的“倒邵运动”冲击，最终被迫去职。然而，与晋恒履锒铛入狱不同，邵瑞卿后来在省教育厅谋得一职。其实，很多地方的传统士绅在革命后仍能继续当权，晋邵二人命途迥异，一方面在于邵瑞卿受到更高层级关系网络的庇护，另一方面则在于邵瑞卿不像晋恒履那样与军阀建立了深度依附关系。
老绅派自然不甘心失去权力，双方斗争也愈加激烈。邵瑞卿去职后，中共党员尹颖青接任教育局局长。1928年春，宿县教职员联合会向安徽省教育厅举报尹颖青“赤化”，省厅则要求宿县县长调查。可以想见，该指控背后有老绅派支持。县长调查后，最终否认了相关控诉。县长未获取准确信息，一方面说明中共保密工作较好，另一方面可能还在于新绅派的保护。因为县长调查时，曾询问由新绅派控制的教育会等机构。此时新绅派尚与进步青年合作，自然会给予后者支持。老绅派频频遇挫，加速了政治资本向子代转移的进程，推动权力以代际传递的方式延续竞逐。
尽管国共上层关系已然破裂，宿县青年群体间良好的合作基础使当地国共合作仍在延续。然而，随着“清党”深入推进，左派势力逐渐难以为继。1928年7月，安徽省党部改组，新一届宿县国民党党部由李子佳、陈粹吾、刘志为、王吴山、王振邦、丁干、邵性轩等7人担任指导委员。其中李子佳、刘志为、丁干属于新新绅派，陈粹吾、王吴山为中共党员，邵性轩属于国民党左派，王振邦尚不可考。左右两派看似势均力敌，实则新新绅派占据主导。李子佳在省党部指示下厉行“清党”，将矛头对准左派。与浙江平阳较为温和的代际传递不同，宿县新新绅派并未简单继承旧有权力，而是在复杂的权力博弈中重构统治体系，并转向对进步势力的全面压制。
改组后的宿县国民党党部，亦效仿中共发动工农群众运动来扩充影响，如谋求改善农民待遇，开办农民夜校，组织运输工会、农民协会，反对垄断乡政的“土豪劣绅”等。虽然这些活动未受民众认可，加入工会和农会者很少，但还是挤压了中共的活动空间，给中共群众动员带来了潜在挑战。如宿县县委即坦言，国民党的这些改良措施“收了些微的效果，并且有扩大的可能”。
面对新新绅派的不断压迫，宿县中共内部在是否与国民党继续合作的问题上，出现路线之争，反而加速了自身的边缘化。尽管宿县国民党党部改组后，左派势力逐渐式微，中共宿县县委书记徐风笑仍主张继续以国民党名义开展工作，并要求全体党员去国民党登记，以争夺国民党领导权。许多中共党员或在县里担任公职，或为学校教职员，为避免失去生计或遭当局迫害，也不愿与之公开决裂。然而，这种在地化生存逻辑却与中共中央此时的路线方针背道而驰。1927年9月底，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即要求地方党不再依靠国民党。10月以后，江苏省委亦多次要求各地活动“皆不用国民党名义”。隶属于江苏省委领导的宿县党组织，面临着发展方向的抉择。
1928年7月，江苏省委巡视员李启耕、罗世藩来宿县巡视后，对宿县党组织工作提出了不同意见。李启耕作为宿县本地人，建议保持现有组织结构，继续利用总工会等合法组织稳步发展。然而，代表上级路线的罗世藩，则主张彻底推倒重来，取消一切既有工农组织。在罗世藩看来，宿县尤其是临涣镇群众已经到了暴动程度，而宿县党组织“还是多少充满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识”，斗争过于温和。尽管徐风笑在宿县党内颇受拥护，但罗世藩在向江苏省委的汇报中，仍严厉批评了徐风笑“维持现状温和发展的观念”，建议将徐风笑撤职，选调更具有斗争精神的同志替代。
李罗之争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发展的两种路线分歧。徐风笑的温和路线虽然有助于保存力量，但被视为“机会主义”；罗世藩的激进路线虽然符合上级要求，却有些脱离地方实际。如宿县中共后来召开代表大会，讨论长达三小时，尽管最终同意了罗世藩之方案，但后来讨论执行时，很多党员又“颇感困难”，因而“对此决议怀疑”。只不过，徐风笑最终还是被撤职。1928年9月，山东人张仲逸接任宿县县委书记后，厉行党组织整顿，要求中共党员一律退出国民党。在此情况下，宿县党组织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分裂。那些不愿与当局决裂的中共党员，如孔禾青、尹颖青、李一庄、李仲华等人，或被开除，或主动退党。结果，以孔禾青为首，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小改子派”或“教育派”的权势派别——因为他们大都在县教育机构或中小学任职。
值得一提的是，孔禾青是宿县中共早期十分活跃的骨干成员，毕业后回乡任教，积极性很高，在当地青年及市民中很有影响。但或许是因为他出身名望之家，被评价“为人不甚可靠”“与恶势力确难绝缘”，不太受上级信任。这可能也是他退党的原因之一。有研究指出，在江西寻乌，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在于其家庭能负担其旅外教育，而非自身经济状况的恶化。但在宿县，即便教育背景相近，政治走向仍高度分化且充满流动性。决定知识青年政治选择的，更在于其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资源位置与具体处境。
宿县中共党组织的分化，极大削弱了其在当地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影响，并引发了一系列严重后果。有些党员尽管没有退党，却不认同新县委的革命理念，因而讲：“县委的决［议］案听着好了，我们仍需挂国民党的牌子。”在夹沟镇，仍有党员主张利用“上层政治的掩护”。更有退党者甚至通过造谣或“利用旧的家庭的方法”，引诱不坚定的党员自首，以至于中共宿县县委一度想“设法解决其首领”（应是指孔禾青——引者注），只是因缺乏条件而未实行。依靠学缘构建的组织，一旦失去政治认同，反而加速了组织瓦解。
宿县国民党党部改组后，左派势力更加难以立足。约1928年秋，担任国民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中共党员陈粹吾、王吴山，因发动农民运动，身份泄露，在李子佳指控下，遭到安徽省党部通令逮捕。虽然陈粹吾、王吴山成功脱逃，但二人及倾向左派的邵性轩，均被调整出国民党指委。中共完全失去了体制内的合法掩护。尽管陈粹吾、王吴山可能“皆无工作能力”，但打入国民党内部，起码能获取一定情报，而且中共宿县县委给他们的任务即在于“刺探消息”，“使县党部相互冲突”。如此一来，国民党党部完全被新新绅派控制，中共彻底陷入边缘化。
事实上，陈粹吾、王吴山身份的暴露，与其时宿县中共活动的激进化密不可分。在农村，刁山地区出现了第三次向中农“借粮”的情况；临涣镇的高利贷债主即便愿意放弃利息，农民仍坚持本金概不偿还。在城市，党组织联合人力车夫反对开办汽车运输，砸毁汽车，冲击公安局；反对国民党委派丁梦贤出任教育局局长，冲击公安局与县党部。一系列激进行动接连发生，使当局将目光聚焦于幕后的中共组织，陈粹吾、王吴山二人的身份很难继续掩盖。
更为严重的是，中共的激进策略反而促使新绅派与老绅派走向合流。上述被频繁冲击的县公安局，即由新绅派控制，后者自然不能满意。加之老绅派内部出现分化，其子弟攫取国民党党部后，引起新绅派忌惮。新绅派由此与老绅派开始部分妥协，并联合向左派进攻。1929年3月间，在反对丁梦贤任教育局局长的游行之后，宿县城乡陷入白色恐怖，百余名中共党员干部或被捕，或逃亡，大批知识分子党员自首。党员数量锐减，群众组织破坏严重。经此打击，很多党员“畏惧恐慌”，党组织工作也“比从前消沉”。
至此，随着国民党政权日渐稳固，宿县鼎革初期各派权力分配基本完成。新绅派在县域政治中的优势愈发明显，如当地杂税几乎完全由其控制。在中共宿县县委看来，尽管老绅派及其子弟掌控国民党党部，力量有所增强，但由于新绅派走资本主义路线，老绅派无法阻挡新绅派的发展，新绅派的权势还有望进一步扩张。此论虽不无道理，却忽视了老绅派的能动性和县域政治的复杂性。1930年以后，国民党推行自治和保甲等县政改革，为各派竞争提供了更多资源与机遇，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符离民生派开始崛起，宿县的政治格局也更加云谲波诡。
结 语
本文以宿县为例，探讨了革命在地方展开过程中的代际政治与精英分化，揭示了地方革命实践的多样性。首先，宿县的代际政治超越了传统的代际传递与竞争，展现出复杂的代际分化。在既往研究中，代际关系常表现为县域内的单一竞争或延续，而宿县则是代际竞争与传递在同一时空下并存且相互交织。旧绅通过扶持子弟组织新式社团、投身国民党等方式，实现了权力资源的代际延续；与此相对，无法获得庇护的新青年则走向激进，形成了代际间与代际内双重分化。该现象不仅受县域社会关系网络影响，亦与各群体对现有权力资源的获取能力及满意度密切相关。
其次，宿县的革命路向展现了多样性与流动性，而非简单的二元对立。不同于徐州地区党团与士绅之间的和缓关系，宿县新青年与传统士绅之间的冲突颇为激烈；相较于蒙城、亳县中共力量薄弱，宿县则呈现了更为丰富的政治局面。宿县青年一代有的投身革命加入国共两党，有的转型为新式士绅，还有的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形成了“革命”“不革命”与“反革命”的多元面相。这些选择既深受革命大势影响，又颇具情境性与策略性。
最后，宿县的革命实践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中共党组织在派系政治的结构裂缝中得以扎根并展开动员。不同于浙江东阳因军事独立性不足导致统战工作受阻，或四川通过代际交融获得地方庇护，宿县中共党组织是在一个派系多元、宗族力量较弱的北方平原社会中生长起来的。宿县既无南方山区那样的军事割据空间，亦缺乏四川那样显著的代际交融网络。在此情势下，宿县中共党组织的温和发展路线，其实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积蓄与保存。相反，脱离地方实际的冒险行动，削弱了革命与地方社会的有机联系，难以推动革命的深入发展。
总之，在革命史研究中，我们不仅要关注南方革命中心区，还应关注北方平原等不同地理与社会形态下的革命实践，探讨代际关系、地缘结构与革命策略如何深刻塑造各地革命进程，从而建构更具包容性与解释力的革命史叙事。
（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