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利用安全区内的公共建筑及学校设立的收容所，收留了大批难民。两个月内，保持稳定的难民收容所有20余处。这些收容所绝大多数分布在安全区内，其中12处设在西方教会学校、洋行等建筑中，13处设在政府机关、学校等建筑中。日军的暴行加剧了安全区内难民的流动，有些收容所被迫关闭，有些由于难民自发聚集而成为收容所，有些收容所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变化，有些收容所的中文名及其位置模糊不清，以致出现了一个收容所有两个名称。在安全区外，南京城郊一带由于难民聚集而形成难民收容所，也得到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关注。此外，在安全区解散后，伪政权也设立了一些收容所。不同类型难民收容所的存续与遭遇，不仅揭示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平民受难的残酷史实，也彰显了战时人道主义救助的价值。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 安全区 难民收容所 分布 类型
南京沦陷前夕，拉贝（John Rabe，中文名艾拉培）、贝茨（Miner Searle Bates，中文名贝德士）、米尔斯（Wilson P. Mills，中文名密尔士）等西方人士倡议设立安全区（难民区），南京大屠杀期间救助了20多万难民。他们利用区内的公共建筑设立难民收容所，集中安置贫困的难民，最多时收容难民达7万余人。这些难民大多依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供的粮食生活，国际委员会采取多种措施，对收容所进行有效的管理。西方人士留下的相关日记、书信和报告中，大多记述收容所共有25处。长期以来，学界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著述虽对难民收容所多有涉及，但专题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基于最新发掘的相关档案文献和口述史调查资料，试图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内外难民收容所的分布进行梳理，对安全区内西方教会学校、教堂、洋行及中国政府机构和小学中的难民收容所，安全区外自发形成的难民收容所，以及伪政权设立的难民收容所等进行深入考证，以揭示不同类型难民收容所的特征和境遇，不足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难民收容所的设立与分布
1937年11月下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不久，即设立粮食、住房、卫生等专门委员会，负责难民的食物、住宿、卫生等诸多事宜，其中，住房委员会规模最大，人员最多。为安置难民，住房委员会对安全区内的住房状况进行了调查，将安全区划为８个区，后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８个区增加到９个区，各区区长均由中方人员担任。住房委员会最初的安置策略是将难民尽可能地安置于私人住宅，“建议居民尽可能在安全区内达成私人住房协议”，而区内的公共建筑以及学校“是给没有能力签订私人住房协议的最贫穷的人预留的。学校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予以开放”。这些公共建筑及学校后来即成为收容人数较为集中的难民收容所。
按照国际委员会拟定的公共建筑和学校的难民安置标准，即每人不超过16平方英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预计开放8所房子，估计能够收容2750人。但后来形势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原先的估算，该学院最高峰时收容难民超过1万人。
12月8日，中国守军退守复廓阵地，南京危在旦夕，警察向居民发出通告，或迅速进入安全区，或离开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晚由国际委员会回来,在路上许多人由城南搬到安全区,有的人找不着房子,在路上睡。私人的房子已经开放了，或租或借，这是国际委员会定的，公共地还未开放。城南、下关均在烧，有的是我军烧的，因为战事，有的是日军在城外烧。他们(指日军)已经到了牛首山,我们不能不开放。”当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接收了第一批难民。
程瑞芳日记中所谓的“公共地”，是指政府机关及公共建筑，这些场所开放时间稍晚。12月9日，日军开始围攻南京城门，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入安全区，进入收容所，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当天的日记中称，“原来的交通部(武器装备部)已经对难民开放，仅仅一会儿的时间，里面就挤满了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奇在1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难民如潮水般涌入安全区。我们已经占用了大部分机构的建筑物……现在我们还需征用最高法院、法学院和华侨招待所的建筑，撬开锁着的大门，指派我们的管理人员。”
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大肆烧杀淫掠，恐怖笼罩全城，很多难民被迫逃入安全区，进入收容所。12月18日，国际委员会致函日本大使馆，解释安全区的特殊地位，20个收容所名单作为提交的附件之一。
除了国际委员会设立的难民收容所外，安全区其他一些聚集难民多的地方，也逐步形成了收容所。如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所住的小桃园５号，附近难民认为此地最安全，在战事紧张时纷纷涌入，拉贝收留了他们。12月18日，拉贝估计大约有300人。12月23日，拉贝估计有350人左右。12月24日，拉贝的助手韩湘琳统计的难民准确数字是602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拉贝公司的职员、杂工及其家人，加起来总数约有650人。对于这样庞大的数字，拉贝很是吃惊。难民在院子里搭起草席棚，组成了“西门子洋行难民收容所”，拉贝的助手韩湘琳担任所长。
1937年12月底至1938年1月初，国际委员会组织对21个难民收容所进行检查，留下的记录除了“检查报告”之外，还有对各收容所的“具体建议”，各收容所所长名单也专门列表。
将前表与后表比对，收容所前后名称基本一致的有汉口路小学、五台山小学、山西路小学、华侨俱乐部、金陵女子神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大学蚕厂、金陵大学图书馆、金大附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法学院。前表中的司法院、最高法院、小桃园南京华言学校收容所没有出现在后表中。后表中的西门子洋行、贵格会教区、高家酒馆55号是新增加的。前表中的“德国俱乐部”，后表中变为“中德文化协会”。前表中的“金陵大学宿舍”（University of Nanking Dormitories），后表中变为“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范围扩大了很多。后表中的双塘收容所则位于安全区之外。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资料原始的记录文本为英文，因记录人的变更或其他原因，有少部分记述前后并不一致，笔者对英文记录差异较大的几个收容所作了初步整理。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两份表格所列举的收容所，并非安全区收容所的全部，在南京安全区内外还有一些难民收容所。
二、安全区内西方教会学校、教堂和洋行中的难民收容所
安全区内，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金陵神学院和金陵女子神学院等9处难民收容所，设立于西方教会大学内。另外，贵格会和西门子洋行难民收容所则设于外国教堂和洋行内。它们大多悬挂外国旗帜，并在醒目位置张贴了保护性的布告，对日本兵有一定的震慑作用。这类收容所又可分为有西方人士驻守与无西方人士驻守两类，其遭受侵害程度和日常管理也有所差异。
（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前身是金陵女子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女子大学，1913年由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各团体合作创办，开办之初租借南京绣花巷李鸿章花园办学，1923年迁到宁海路现南京师范大学校址，1930年学校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但人们仍习惯称其金女大。
1937年11月下旬，留守学校的美籍传教士魏特琳主动向美国使领馆申请，希望在日军进占南京时，将校园辟为收容妇孺的难民收容所。留校人员为筹建难民收容所，做了许多工作，如对校舍进行清理，尽可能腾出地方为难民进住做准备。为了应对可能来骚扰的日军，还在学校周围张贴安全区标志，学校大门口则重新挂上学校开办之初的“大美国女子学院”的牌子，在学校的不同地方竖起了8面美国国旗，学校的大草坪上则放置了一面30英尺的美国国旗。
从12月8日晚上开始，陆续有大批妇女涌入校园，11日上午，妇女难民人数已达970余人。由于日军在南京城内大肆宣淫，许多遭受日军性暴行和性暴行威胁的妇女被迫纷纷逃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人数迅速攀升，人满为患。15日夜进来的难民，据估计就有3000人；16日，校园难民人数增至4000多人；17日，又来了4000多难民，总数达到8000人。由于难民人数激增，收容所不再给新来的难民分配房间，所有大厅和走廊都住满了人，只要她们能挤在哪里，就让她们挤在哪里，大楼里住不下，就只好让她们睡在水泥路上。由于人满为患，400多名妇女被护送到金陵大学，以缓解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的压力。校园内难民人数在12月20日、21日、22日达到了高峰，总人数超过10000人。这大大超过了原先安置2750名难民的计划。南京大屠杀期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为收容妇女难民最多的收容所。“日军入城后盯上了这里，频繁对避难于此的年轻妇女实施性暴行。”
（二）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
金陵大学是美以美会、基督会和北长老会在南京联合创办的最大的教会学校，原校址在干河沿，1916年，陆续搬迁到鼓楼西南的新校园，新校园占地面积2340亩，从1915年到1936年，陆续建成了北大楼、东大楼、西大楼、东北大楼、大礼堂、陶园南楼、新图书馆、学生宿舍等。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在记述各收容所时，特别提及“金陵大学各房屋中，共设收容所六”，分别是金陵大学宿舍、图书馆、蚕桑系、农业专修科、金大附中、华言学校收容所。以往研究往往遗漏了位于小桃园的华言学校。金陵大学的管理者一开始未预料到有那么多的难民，难民收容所管理人员毛德林回忆说：“由于筹备时间紧迫，而到难民区来的难民很多，因而将学生宿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楼和教室、体育馆以及新建成的图书馆等，全部腾出来，收容难民……但难民实在太多了，很短时间内就全部挤满了。后来的只好露宿在外，真是毫无办法。”
金陵大学学生宿舍共有4幢，位于北大楼西面、西大楼西面和北面，称为甲乙楼、丙丁楼、戊己庚楼和辛壬楼，均为砖木结构。甲乙楼与丙丁楼建筑面积均为755平方米，甲乙楼坐东朝西，丙丁楼坐北朝南；戊己庚楼与辛壬楼均坐西朝东，建筑面积均为1685平方米。金大有一幢女生宿舍，“惟宿位无多”，面积不大。1937年12月17日，金大宿舍收容了1000名妇女和儿童。12月20日，金陵大学对新科学馆、农学院、体育馆、新图书馆、甲字到壬字宿舍、女生宿舍、各住宅、浴室等处所安置的难民进行了调查和统计，难民总数为8972人（10岁以下的孩童未计入）。1938年1月5日，国际委员会对收容所进行检查时，金大校园的难民人数约为7000人，大多为妇女和儿童。收容所原先的名称“金陵大学宿舍”已经名不副实，显然，“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这一名称更加适合。
金大新图书馆于1936年动工，到1937年5月底，“外形刻已大致完成”，暑假期间，“积极赶工，准在秋季开学时揭幕”。1937年10月22日，校长陈裕光给惠勒的信中提及新图书馆大楼刚刚“建成并正式交付”，他为此十分自豪，“希望能够尽快正式启用”。图书馆建筑面积2626平方米，地上2层，地下1层，钢筋混凝土结构。陈裕光不会想到，新图书馆接待的第一批“客人”竟然是饱受战祸蹂躏的难民。1937年12月17日，该收容所有难民2500人。1938年1月5日，难民约3000人。图书馆楼内肮脏、拥挤，许多难民生活在遍布整个辖区的草席棚和帐篷里，有人吸鸦片，还有许多人赌博，并时常发生争吵，收容所管理很差。
位于金银街的金陵大学蚕桑系，有蚕桑院两座、蚕种冷藏库一座，“蚕业第一院，系美国丝业公会捐助建筑，院高四层”，“蚕业第二院及蚕种冷藏室，系由无锡模范缫丝厂总经理朱寿颐捐助二万元而成”，第二院结构最新，内有换气及调温设备，是二层楼。在蚕业院附近有蚕桑试验场，计6.13公顷。1937年12月17日，这里有难民4000人。1938年1月4日国际委员会检查时，有难民3304人。其中，500多人生活在露天用布或草席搭的棚子里。收容所十分拥挤，卫生设施很差。检查委员会建议，鉴于收容所拥挤，如有可能，应该往别的收容所迁移一些难民。
关于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的位置，据1933年出版的《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概况》记载，“本科为养成学生劳动生活与实地练习农村服务起见，除在农学院设立办公室一间外，另于鼓楼北二条巷西阴阳营地方，特建校舍多幢，取其距离农学院不远而又系农村环境也”。农业专修科是乡村教育系的中心，据《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概况》介绍，“本系（乡村教育）为便利造就实用农业人才，及提倡乡村教育起见，除在本院设办公室一间，专供本系教授应用外，特在本院西北之阴阳营，另建房屋数所，以农业专修科为中心”。位于阴阳营的农业专修科附近多为农家，“有楼房一座，为办公室及教室，余系平房计十所，分礼堂、农产品农具展览室、实验室、农民俱乐部、教职员住宅及宿舍之用，近又新建学员宿舍、厨房、膳堂、门房、油印室等二十余间”。此外，另设图书室与农民诊疗所，“农场方面，计有田园水塘等五十余亩，专用作学员之分区实习”。1937年12月17日，这里有难民1500人。1938年1月4日国际委员会检查时，有难民1658人。在检查委员会看来，“收容所领导得好。难民看来满意。收容所领导很有能力，很有成绩”。这与前述金大图书馆和金大蚕桑系难民收容所形成了鲜明对照。
金陵大学附中位于干河沿，其前身是美以美会创办的汇文书院成美馆。金陵大学搬迁到鼓楼新校址之后，原先百亩以上的校园以及许多建于汇文书院时期的近代建筑都归于金大附中，20世纪30年代，又陆续修建了体育馆、教职员住宅楼等。南京大屠杀期间，金大附中最高峰时收容难民15000人。1938年1月3日国际委员会检查时，有难民11000人。收容所在姜正云的领导下，“组织良好，领导有条不紊”，给检查委员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收容所一直持续到1938年5月。
小桃园亦称“陶园”，曾经是“南京华言学堂”或“南京华言学校”所在地，学校创办于1912年秋，隶属于金陵大学，被称为“金陵大学华言科”（The Department of Missionary Training）,学校的主要功能是传教士语言培训，据统计，1912年至1923年来这里学习的传教士有870人之多。随着20世纪20年代初非基督教运动的发展，金大所属的院系中已经没有“华言科”。据介绍，学校于1927年停办。据陈登原所著《国史旧闻》记述，1930年他执教金大时，“宿于干河沿之小陶园，校工有老殷者，年七十余矣，尝语余曰，此华言学堂旧址也”。20世纪30年代初，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因原有办公室不敷使用，迁至陶园办公。贝德士在给美国大使馆阿利森（John.M. Allison,又译爱利生）的信函中曾提及小桃园，“属于金陵大学的财产，之前是一所语言学校，现在通常被认为是农业经济系所在地”。由于习惯使然，人们仍然将这里称为老语言学校或华言学校。福斯特在1938年1月24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们听说作为难民中心的老语言学校，昨晚有一个妇女被日本兵抓走”。1937年12月16日，这里收容难民600人。12月15日夜，因为很多妇女遭到日本兵强奸，400名妇孺转移到金女大，12月17日，这里只剩下200名男子。直到1938年3月，这个收容所还继续存在。1938年3月19日下午3：00至4：00之间，一名身着军服、腰挂刺刀的日本兵闯入，当时年仅19岁、从常州逃难到南京的姑娘吴荷元，正好在井边提水，日本兵强行将其拖到收容所职员住处后的厨房强奸。贝德士大约4：05到那里巡视，“恰值该日兵奸毕欲行，于北门口与贝德士相遇。贝德士问其来做什么，而日军拔出刺刀示威。及经贝德士询明情形，觅同被奸女子同其理喻之际，该日兵则乘机骑自行车逃去”。、收容所将事件经过报告给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时，还盖有“南京华言学校收容所”的印章。但这个收容所未被列入1938年初国际委员会的检查名单，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三）金陵神学院和金陵女子神学院难民收容所
金陵神学院位于汉中路，“是外国基督差会为了训练宗教人才，兴办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历史最长、投资最多、规模最大的教会学校”。1937年11月底，这里就开始收容难民，一直持续到1938年5月，最多时收容难民3000余人。据国际委员会统计，1937年12月17日，金陵神学院有难民2500人，多以家庭为单位聚在一起。1938年1月4日，国际委员会对该收容所检查时，有难民3116人。此时难民人数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其原因在于金陵神学院相对而言更安全一些。
金陵女子神学院前身是创始于1912年的“南京金陵神学女校”，学校董事会由美国基督教贵格会、美南长老会、美北长老会、美以美会、监理会、基督会和浸礼会等差会代表组成。1921年10月，该校迁入大锏银巷新建校舍。新校舍由齐兆昌设计，陈明记营造厂施工建造。金陵女子神学院建筑旧址上，现存圣道大楼（即教学主楼）和两座学生宿舍楼，圣道大楼建筑面积为1560平方米，主体为两层，中央三层。金陵女子神学院与金陵神学院关系紧密，也是近邻，被辟为难民收容所。由于学校没有负责人，金陵神学院财产委员会主席兼财务主管索恩（Hubert L.Sone，中文名宋煦伯）便让估衣廊卫理公会教堂的郭俊德牧师搬到女子神学院，负责收容所的日常工作。1937年12月17日，这里有难民3000人，很多人住在校园里临时搭的小芦席棚里。1938年1月4日，国际委员会检查时，这里有难民3400人。收容所常常遭到日本士兵的抢劫和骚扰。人们估计，这个收容所70%的妇女被强奸过。收容所中有负责管理、检查、警卫、卫生设施和供那些试图闯进收容所的日本士兵吃喝的各种委员会。收容所一般状况良好，领导得力。收容所一直持续到1938年5月。
（四）贵格会和西门子洋行难民收容所
南京大屠杀期间，外国人创办的教堂和洋行也是难民们避难的场所，其中贵格会教堂和西门子洋行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难民收容所。
南京贵格会由美国传教士义白礼（Miss Esther Buher）创办。1908年，贵格会灵恩堂在慈悲社8号建成。1927年，“南京事件”中贵格会灵恩堂遭到破坏。但不久之后，灵恩堂等得以恢复。1934年8月10日，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德国使馆驻南京代表荣凯等曾在慈悲社贵格会灵恩堂为德国已故总统兴登堡举行追悼典礼。贵格会教堂难民收容所是难民自发组织的，后来纳入国际委员会管理。这里紧邻汉中路，虽在安全区内，但处于安全区的边缘，易遭日军侵扰。1938年1月1日，国际委员会检查时，收容所“约800人。男性居多，妇女比儿童多。部分难民居住在上述传教团辖区的房屋里，部分居住在草棚里。这个收容所常常遭到日本士兵的抢掠，妇女经常遭到强奸；不久前情况才开始有所好转”。收容所的卫生有待改善，但秩序良好，“看不出有很多的组织工作，但是难民看来是满意的”。
西门子洋行难民收容所本来不属于国际委员会计划设立的。西门子洋行位于小桃园5号，是西门子公司南京代表处所在地，也是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住所。由于难民不断涌入，成了一个有一定规模的难民收容所。1937年12月25日，拉贝在日记中称其为“我的小小的院内收容所”，12月30日称其为“我的收容所（所谓的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拉贝的院子只有500平方米，空间狭小，卫生问题令人担忧，国际委员会1938年1月4日检查后，建议将部分难民转移到其他收容所。对此，拉贝在日记中写道：“人们觉得只有在我这儿才安全，都不愿意离开。这就没有办法了！”
另外，在五台山1号还有一所美国人办的学校（主要招收南京美国使领馆以及传教士的子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也自发形成一个难民收容所。该校由美国传教士韦理生于1912年创办，最早在韦理生家中开班，1913-1914年建成专用校舍，地点在南京五台山永庆寺一带山坡高地上。当年马吉影片中记录李秀英反抗日军强暴遭受重伤的案例就发生在美国五台山小学地下室。费吴生在1937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记载，“美国学校横遭践踏，看门者说如果他再干下去就可能被杀死”。贝德士文献中记载，12月20日，“美国小学（五台山）的美国国旗再次被士兵扯落并践踏。士兵威吓工役及其他人说，如果有谁再升此旗则立即处死”。但关于五台山这所美国学校难民收容所的具体情况仍有待进一步考证。
三、安全区内政府机构、小学中的难民收容所
据现有资料记载，安全区内设在中国政府机关团体公共建筑中的难民收容所有13所，除维庆里难民收容所外，其他都是国际委员会事先计划设立的，这些难民收容所相较于设在西方教会学校、教堂和洋行等建筑中的收容所，其境遇有所差异，在开放时间、管理水平上也各不相同。
（一）司法院、最高法院难民收容所
司法院和最高法院收容所是开放较晚却最早被迫关闭的两个收容所。《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称，“最不幸者，厥为设于司法院及最高法院中之收容所，其中难民，实为军人所扫灭，其仅存者，亦于十二月十七日被逐”。司法院位于中山路西侧薛家巷（今汉口路）口，曾经是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大楼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采用的是欧式建筑风格，“共有四层楼面”，“全厦分成三部，中央最高，两旁较低，在高处耸立着一座钟楼，楼顶是一个金色的覆锅形，从远处看去，好像一只大金杯”。最高法院位于中山北路西侧，大楼1933年5月落成，“主楼为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西方现代建筑形式，楼内有法庭、议事庭等用房276间……建筑面积共约9680平方米”。
最高法院收容所1937年12月10日才开放。12月13日晨，国际委员会秘书斯迈思（又译史迈士）在路上看见人们带着被褥离开安全区便告诉他们在最高法院能找到地方住。国际委员会一直试图将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集中安置。拉贝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沿途我们通过缴械救下了3个分队约600名中国士兵。有些士兵不愿意执行放下武器的要求，但当他们看到不远处日本人已经逼近时，最终还是决定放下武器。我们将这批人安置在外交部和最高法院。”安置在司法部大楼里的中国士兵大约有1000人。
日军认定这两个收容所的大部分难民为“便衣兵”，因此大多数被搜捕屠杀，剩余的人也于12月17日被驱逐，两处收容所即告关闭。
（二）兵工署、应用化学研究所、陆军大学难民收容所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记载，兵工署的难民，“大部分为城中之最贫苦者”，且缺乏良好的管理人员，为“管理最难者”，“化学研究所中之二千五百人，与前军官学校之三千二百人，其情形亦正相同。此等公共建筑物所遭兵灾，显甚于悬外旗之私人机关建筑物，而收容所主管人员之处境，亦艰难极矣”。兵工署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是全国兵器工业生产、建设的直接组织领导机构。兵工署原先的办公地点在杨将军巷。1933年6月，交通部在中山北路萨家湾的办公大楼落成，其原先在华侨路的办公用房被划拨给兵工署。在相关资料中，兵工署也常被称为“原交通部”“旧交通部”等。1937年12月9日，兵工署收容所对难民开放，难民中还混杂着逃兵，“他们扔掉了自己的军服和武器”。而国际委员会的“良好工作人员”，“又均已被调至他处各组织服务”，管理很是不易。12月17日，这里有难民1万或1万以上。12月31日，约有难民8000人，以及另外许多只在这个收容所过夜的人。收容所的管理存在很多问题，难民多有抱怨。驻守在这个收容所的中国警察“宣布不可能同收容所领导合作，因为这些领导人在分发米粥时严重偏袒”。卫生状况也很糟糕。在检查委员会看来，收容所的“组织和领导工作还有待改进”，“收容所所长看来是诚实的，工作肯干，致力于完成他的任务”，但他“没有把他的手下人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应用化学研究所隶属于兵工署。1933年8月，兵工署奉令筹设军用化学研究机构。1934年5月，成立应用化学研究所筹备处，选址南京大方巷。同年10月，应用化学研究所成立，下设总务、编译、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生理化学及工程设计六个部门，承担战剂设备、防毒技术、毒伤医疗及化学兵器等研究，并承担了原先兵工署理化研究所的部分研究工作。难民多数并不知道这里是应用化学研究所，不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称为大方巷10号难民收容所。幸存者吴国治回忆称，当年避难于此，“这是军政部军需处的房子。外面有个牌子：‘国际委员会大方巷难民收容所’，在这里避难的有六七百人。大门前是个广场，后面是个大水塘”。而日本驻南京总领事花轮义敬在一份文件中称其为大方巷15号。1937年12月17日，该收容所有难民4000人，多以家庭为单位。1938年1月3日，国际委员会对其检查时，这里有大约2800名难民。检查委员会认为，该收容所的卫生状况在他们检查过的所有收容所中是最好的，“这个收容所领导出色。担任领导的是一些有文化的有工作经验的先生。收容所组织良好，工作出色”。1938年6月1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被迫关闭各难民收容所后，大方巷收容所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所仍被保留下来。
陆军大学创办于清末，1931年从北京迁到南京薛家巷，原是暨南学堂的校园。暨南学堂也创办于清末，据《钟南淮北区域志》记载：“薛家巷内有屈子祠，本名妙相庵……后改为暨南学堂，以教华侨子弟。”该学堂是暨南大学的前身，据称校园占地37亩多，学校1927年迁到上海真如后，校舍任由各机关学校团体借用。1937年12月16日，陆军大学收容所的200名男子被日本兵强行带走，回来时仅剩5人。12月17日，收容所的难民有3500人，当天有26名男子被带走。12月18日，又有30名男子被带走。12月31日国际委员会检查时，收容所有约3200名难民。收容所管理得力，“（难民）分成27个小组，每组设一个组长”，除了“卫生设施还需大力改进”之外，检查委员会认为，“收容所中的一般情况是令人满意的，并且承认收容所领导为维持秩序所作出的努力”。
（三）汉口路小学、五台山小学、山西路小学难民收容所
汉口路小学、五台山小学、山西路小学均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市政建设逐步展开，市政当局对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用力甚多。1932年4月石瑛接任南京市长，两年之中新建和扩建18所小学，上述3所学校就在其中。当时的南京，以新街口为界，分为城南和城北，城南人口稠密，城北地广人稀，这3所新建成的小学虽然设施完备，但一开始所能招收的学生并不多。据统计，1935年，汉口路小学有14个学级，招收学生659人；五台山小学有11个学级，招收学生479人；山西路小学有13个学级，招收学生632人。1937年8月15日日机首次轰炸南京后，南京市社会局下令9月20日小学开学，无奈到校上课者寥寥无几。9月27日，社会局决定市区小学一律停办。在安全区的筹备过程中，位于其内的这几所小学自然进入了国际委员会的视野。
五台山小学难民收容所是在中国政府通告后3小时就接收难民的第一个收容所。幸存者韩贯章1937年时11岁，当时住在汉西门陶李王巷，因为穷，没有逃往外地，而是躲进难民区，就住在五台山小学，他回忆说：“当时住在五台山小学的人很多，有几千人，非常拥挤，一个教室住五六十人，都睡大通铺。”1937年12月17日，五台山小学有1640人。1938年1月4日，这里仍有1640人。1938年1月1日，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约1400人。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与五台山小学难民收容所的组织管理工作较好。相比较之下，山西路小学的管理就差很多。1937年12月17日，这里有难民1000人。1938年1月3日，这里有难民1100人。该收容所除了拥挤之外，还非常肮脏，给检查委员会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我们不认为收容所所长和他的助手们特别能干，也不认为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感兴趣”。
1938年，伪政权先后恢复了6所小学，上述3所学校在其中。汉口路小学收容所3月8日宣告解散。据相关人员回忆，山西路小学、五台山小学由国际委员会交给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接管，两所学校3月中旬即开始上课，学校所聘请的老师都是原为南京市小学教师的难民，山西路小学有张盛基、许纲甫、费和顺，校长由曾在国际委员会工作的朱剑烨兼任；五台山小学为范云史、张学濂、闻采卿，校长由在国际委员会工作的韩湘琳兼任，每校3个班，复式教学。
（四）会所和俱乐部内设立的难民收容所
除了政府机关和学校等公共建筑物中设立的难民收容所外，南京新建的一些会所和俱乐部建筑，由于战争来临都已停止营业，也成了难民避难的场所。
华侨招待所（俱乐部）难民收容所位于中山北路大方巷口，在安全区内。华侨招待所于1930年5月动工修建，1931年5月落成，“为宫殿式，共分三层：第一层为礼堂、会客室、阅报室、休息室、弹子房、游艺室、食堂，第二三层为宿舍、浴室、厕室以及侍役室”，建筑面积6000余平方米，是政府及民间团体集会、展览、接待的重要场所。华侨招待所难民收容所1937年12月10日才对难民开放。12月17日，这里有难民2500人。1938年1月3日，这里有难民1100人。收容所给检查委员会留下的印象较差：“房屋很黑暗、肮脏，通风极差。到处堆放着垃圾和废物。几乎所有的难民都在屋子里做饭。担任领导的人们看来无能，文化程度低。”检查委员会评价：“应该敦促难民们到屋子外面做饭。应注意严格遵守卫生规定。房屋必须立即彻底打扫。国际委员会应为此提供扫帚和其他必要的工具。希望找几个有点文化的人担任这个收容所的领导工作。”
高家酒馆55号难民收容所位于中山路西侧，南起华侨路，向北再折向东，与中山路相连接。传说清代一位高姓老者在此开酒馆，名为高家酒馆，后成街巷。日军进城第二天,难民崔金贵和妻子带着妹妹和表妹到高家酒馆避难，他回忆称：“从外面看，高家酒馆是幢二层的小楼。但包括阁楼在内，则有三层。与崔金贵同来的三个女人都住进了三层，崔金贵则住在二层。二层有四个房间，用木制楼梯与一层相连，崔金贵就住在那个有楼梯的房间里。三层的阁楼本来是用作存放物品的，所以没有楼梯，想上去就得踩脚凳儿或别人的肩膀。将阁楼出入口的盖子合上，那里就成为二楼的顶棚，与二楼完全隔开，构成理想的隐藏室。”1938年1月3日，国际委员会检查称，“（难民）770人，分两组安置”，“收容所领导得尚可，地方小而拥挤，卫生规定应更好地得到遵守”。
德国俱乐部与中德文化协会收容所实际上是同一个难民收容所。南京德奥瑞同学会会所被称为“德国俱乐部”。留学德奥瑞三国同学之所以合在一处，源于德国、奥地利以及瑞士的一部分，都用德语。北平、上海率先成立德奥瑞同学会，南京同学会成立于1928年冬。1933年春，南京同学会的朱家骅发起倡议募建会所，得到了蒋作宾、张治中赞助，同学会成员也纷纷捐款，一年中募集3万余元，遂在平仓巷青岛新村购得5亩多的地基，由奚福泉担纲设计，1935年1月26日落成。落成以后，这里成为社会名流举办展览、演讲和宴会场所，“复经干事会讨论决议，扩充建造礼堂，可容三四百人，足供大规模宴会之用者”。建筑设计仍由奚福泉义务担当，于1937年5月竣工。上海的、老牌英文报纸《大陆报》称其为新的德国俱乐部。朱家骅是中德文化协会的发起组织者，被推举为理事长。中德文化协会于1935年5月12日在德奥瑞同学会会所召开成立大会。《大陆报》称协会为“中德文化俱乐部”。其后不久，协会筹款在陶谷新村与青岛新村之间，购得地基9余亩，筹备建造会所，设计者同为奚福泉。1937年5月24日，中德文化协会会所与南京德奥瑞同学会会所新礼堂同日举行落成典礼。德奥瑞同学会与中德文化协会会所距离很近，二者都位于宁波路，离上海路不远，紧靠美国大使馆东边大院。因为距离太近，国际委员会将德国俱乐部与中德文化协会并称为一个收容所，而在相关记录中却出现了一个收容所两个名字。1937年12月17日，这里被称为“德国俱乐部”，有难民500人。12月31日，这里被称为“德中俱乐部”，有难民444人，“难民看来全都满意，没有提出任何抱怨”。检查委员会的印象是，“这个收容所的难民不论在膳食方面还是在居住方面都得到了良好的照顾”。
（五）法学院难民收容所
位于安全区的金陵大学等学校都没有法学院，而安全区的相关文件以及费奇、斯迈思、米尔斯等人的日记和书信中有关法学院的记述都很一致，1938年1月4日，国际委员会检查时，记录了其地理位置——中山路法学院（Law College ChungShan Road）。
法学院1937年12月10日才被征用对难民开放。费奇在12月10日的日记中称，“难民如潮水般涌入安全区……现在我们还需征用最高法院、法学院和华侨招待所的建筑”。最高法院与华侨招待所都是中国政府机关的建筑，法学院也应该属于同一类型。
斯迈思在给家人的信中称，12月13日下午，在山西路看到里格斯（Charles H. Riggs,中文名林查理）带着缴械的中国士兵去法学院：“中山路遍地都是撤退士兵扔下的杂物。我们来到山西路路口时，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一群衣冠凌乱的人簇拥着一辆小汽车从拐角处驶来。随即我们看见原来是林查理开车领这些缴械士兵去法学院。他们几乎是拥抱着林查理的车！”山西路转盘位于中山北路与山西路的交叉处，当时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常常将中山北路、中山东路通称为中山路。11月22日，国际委员会草拟的有关建立安全区建议的英文电文称，安全区的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在《告南京市民书》中称，安全区东面“以中山路北段从新街口到山西路广场为界”。在国际委员会绘制的难民区地图上，本应标注中山北路的地方，被中山路所取代。在山西路靠近中山北路的地方，唯一可以称为法学院的就是法官训练所。法官训练所隶属于司法院，卫理公会会督拉尔菲·沃德（Ralph Ansel Ward，中文名黄安素）编撰的《新南京指南》将其翻译成Judicial College,与Law College比较接近。
法官训练所原先在水西门朱状元巷办公，后借用最高法院新大楼的空闲房屋。其后，在最高法院北面觅得新所址，即今山西路军人俱乐部，1935年底奠基，1936年7月初迁入新大楼办公。档案资料也证实法官训练所曾是难民收容所。不仅中国士兵遭到屠杀，避难的平民也惨遭不幸，1937年12月16日上午，张德亮、吕发林、吕启云等难民被日军从那里抓到四条巷塘边枪杀。1938年1月4日，国际委员会检查时，得知“80名～100名男性难民被日本士兵从收容所带走再也没有返回”。
虽然这个收容所曾经收容过中国军人，但并没有像司法院、最高法院收容所那样被日军“扫灭”，难民人数还稍有增加。1937年12月17日这里有难民500人，以家庭为单位。1938年1月4日，国际委员会检查时，收容所有难民528人，“收容所有男女分开的厕所。收容所每天打扫，保持清洁。收容所组织和领导工作做得好”。国际委员会甚至考虑，“也许有可能把别的过于拥挤的收容所中的难民迁移到这个收容所”。收容所似乎还得到日军当局的“优待”，“这个收容所享受日本军事司令部的特别庇护。每天约有30人外出为日本人干活。”“许多房间及放在里边的难民的家当都没有被日本士兵动过。”“一个姓王的先生，以前曾为驻日本的两个中国公使干过事并且会说日语，现在在这里作联系人。为肯定他的功劳，他被准许乘坐日本军用列车去上海度假一个星期。”
（六）难民聚集自发形成的维庆里等难民收容所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特别指出，除了国际委员会设立的25个难民收容所之外，还有一种收容所，“由一群难民独立组织，然后请求本会之协助与监督，贵格会中之数百人、惠庆里（音译）之数百人，难民区外之一大群及南京城西南隅双塘长老会中之千余人均属之”。报告书中提到的难民自发组成的收容所“惠庆里”是音译，其英文版原文为“Wei Ching Li”。1997年出版的《拉贝日记》中文版，将“事态报告”第204案例涉及的这个难民收容所错译为“鼓楼西难民收容所”，报告人为“难民收容所魏报告”。在影印本中，这个备忘录的标题译为“1月25日，安置有1300名难民的难民收容所魏青L报告”，第一段英文原文为Jan.25, report from Wei Ching Li Refugee Camp where there are 1300 refugees。“Wei Ching Li”应当是地名，译者将维庆里难民所音译为人名“魏青L”。“当前局势备忘”第306案例也提到了这个地方，“1月28日早晨6时，一个日本士兵闯进Wei Ching Li 7号住宅，登上二楼，砸开房门要找女人。因未找到而离去”。
维庆里位于鼓楼二条巷内，邻近渊声巷。维庆里一带原先是一片荒地，房屋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新建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设立了25个难民收容所，维庆里收容所并不在其中，它是难民聚集自发形成的。由于缺乏西方人士的直接管理和参与，维庆里难民收容所一开始并不是难民们的首选对象。幸存者张家勤回忆说：逃难的人除了知道有个外国人办的难民区外，谁也说不清更具体一点的情况。好在人多胆壮，全都随大流。人流在鼓楼附近分成若干支流，他所在的一支流进了渊声巷。这渊声巷一头连着中山路（现中山北路），一头连着鼓楼四条巷，偌大一片地方，只有维庆里（现渊声巷28号）内有六幢楼房，四周多为荒芜的菜地和池塘。维庆里难民所后来也被纳入国际委员会管理，其所长是李瑞亭，前述第204案例就是由他签章后上报给国际委员会的。1938年2月15日，安全区9个区的区长和25个难民收容所所长召开联席会议，其决议案被用草书写成大幅条幅赠送给拉贝，安全区的主要参与者均在条幅上签名留念，李瑞亭也在其中。至于这个难民自发组织的收容所内部如何运行与管理，目前这方面的资料还是空白，有待进一步挖掘。
安全区内还有不少难民自发形成的收容所，但总体上规模不大，也没有相对稳定的管理组织。如国际委员会收到广州路83号和85号一个收容所难民写来的求救信，信中称，540名难民被安置在那里，拥挤不堪。1937年12月13日到17日，那里多次遭到三五成群的日本士兵的搜查和抢劫，12月18日，日本士兵又不断地来抢劫。“我们所有的首饰、钱财、手表和各类衣物都被抢劫一空。每天夜里都有年轻妇女被抢走，日本人用卡车把她们拉走，第二天早晨才放她们回来。到目前为止，有30多名妇女和姑娘被强奸。妇女儿童的呼喊声日夜不绝于耳。这里的情况已经到了语言无法形容的地步。请救救我们！”又如世界剧场也是一处难民集中的收容所，笔者多次采访过幸存者汪昌海，当年他15岁，家住安品街，家里八九个人去新街口附近的世界剧场避难，就睡在剧场座位下面，他们带着米，自己烧饭，那里也有管事的，后来，剧场要开业，他们又搬到距离不远的华侨路兵工署。幸存者彭善荣一家十几口也住在那里。这类收容所里的难民一般依靠自带的粮食生活，安全区内的粥厂也是他们依赖的对象。像世界剧场这一类的场所没有进入国际委员会的视野。
四、安全区外自发形成的难民收容所
南京大屠杀期间，除西方人士在安全区内设立的难民收容所外，在安全区外，在难民聚集的地方也出现了自发形成的难民收容所。其中，双塘难民收容所设于西方教会的教堂，又称教堂和长老会传教团学校难民收容所，和记洋行和江南水泥厂则具有外国企业背景，城外一些慈善机构和寺庙里也形成了难民收容所，另外文献中还提及一些难民收容所，但无具体信息。
（一）双塘、和记洋行和江南水泥厂难民收容所
在安全区外，外国人的教堂是难民们选择的最佳避难场所。双塘是美国长老会在南京城西南建立的教堂，包括一所学校、一座教堂以及附属设施，老百姓一般称其为福音堂。1938年1月4日，米尔斯为了解美国长老会产业受损状况，来到双塘难民收容所检查。双塘难民收容所是难民自发形成的，双塘周边穷人多，有难民1000人，高峰时有难民2000人，许多人只是晚上来收容所住宿。收容所所长陈罗门(音译)是一个能干的所长，他是上海的一个木材商，因战事没能离开南京。这个收容所常被日本士兵抢掠，妇女常遭强奸。
外国洋行也是难民们选择的避难地。和记洋行位于下关宝塔桥，是南京开埠之后的第一家外资工厂，由英商“冷藏大王”韦斯特兄弟于1912年创办。其英文名是“International Export(Jiangsu) Limited Company”（江苏国际出口有限公司）,俗称“南京和记洋行”，简称“和记洋行”或“和记蛋厂”。和记洋行的英国籍大班希尔兹曾被推选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南京安全区的筹备工作，和记洋行收容所就是在他的直接支持下成立的，希尔兹在南京沦陷前离开。南京大屠杀期间，下关的难民有不少进入了和记洋行避难。尽管和记洋行是英国人财产，日军仍随意进入搜捕中国避难士兵，据战后调查，包括首都电厂45名工人在内3000余人被带到煤炭港下游江边遭到集体屠杀。1938年1月4日，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为救济下关难民致函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称：“查南京发生战事以来,受祸最烈者当首推下关,房屋被焚毁者几占全埠十分之八九,而无法迁出之难民至今尚逗留和记洋行及三岔河、八卦洲、七里洲一带者至少当有二万人。”受资料所限，和记洋行难民收容所具体管理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江南水泥厂难民收容所位于南京东北郊栖霞山东侧水泥厂厂区，“(江南)公司当局为应对时局，利用德、丹是二战‘轴心国’和中立国关系，商请两国出售设备的洋行派代表赴厂，协同留厂员工保护工厂”。1937年12月5日，德国人京特和丹麦人辛德贝格同一天到达江南水泥厂，此后该厂由二人管理。日军进攻南京，栖霞是必经之地，附近居民纷纷到江南水泥厂避难，由此在东郊形成了江南水泥厂难民收容所。该收容所由德国人京特和丹麦人辛德贝格负责管理，最多时收容难民两万人左右，难民大多是南京郊区及江宁、句容的农民。收容所通过丹麦人辛德贝格与国际委员会联系较多，国际委员会对其进行医疗等方面的援助。收容所内设有小医院，救治附近受伤难民。
（二）慈善机构和寺庙中的难民收容所
一是剪子巷老人堂难民收容所。1938年1月2日下午，在红十字会代表的建议下，米尔斯等人来到位于南京城东南的剪子巷视察老人堂。那里共安置了500人，其中还有30多名儿童。南京市政府撤离时，曾向老人堂提供了一些大米和燃煤。米尔斯发现这些储备即将告罄，老人堂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现在看来必须从有一点能力的居民中找一两个来负责管理这个养老院”。米尔斯认为，这个存在了近百年的养老院属于市政机构，其管理责任应该由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承担。
二是栖霞寺难民收容所。其位于南京东北郊栖霞山北千佛崖脚下，1938年1月中旬有难民1万余人，最多时达2.4万人，多为附近农民。该收容所由栖霞寺监院寂然法师管理，大本、志开法师协助。据记载：“人民流离失所者，不知凡几，各乡民房焚烧大半（民房烧去十分之五六），无辜男女打死甚多，耕牛牲口缺失殆尽，而四乡人民无一不破产断炊，妻离子散。衲本佛陀，当行慈悲，特设难民收容所，以维人民之安全，先后共计收容难民二万三千多人。”辛德贝格还将栖霞寺难民的求救信转交给国际委员会。
在安全区外，除了上述难民收容所外，一些档案文献中还记录了其他一些难民收容所，但缺少具体信息。如葛塘集难民收容所，其隶属六合县，国际委员会文件中记录，收到葛塘集难民的求救信，该收容所有难民2000人。英国文献中记载与和记洋行相邻还有一个收容所，英国外交官在1938年1月22日的无线电报中称，和记洋行附近的村庄“受到日本海军当局的保护。中国红卍字会建立，容纳4000人的安全区也显然由海军当局大方地提供粮食”。此外，下关一带的宝塔桥、三汊河放生寺及慈幼院也有难民收容所，但其具体状况尚不为人知。费奇在1937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国红十字会代表从下关带来信息，江边大约有20000难民。他们要求进入难民区，但我们这里已经太拥挤。无论如何，日本人不许这样做，也不许我们到城外提供援助。他们（难民）只有自求多福。”另外，在城东南的游乐地也有一处难民收容所，有难民1万余人。该收容所许多难民住于露天，卫生条件极差，被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麦卡勒姆称为“几乎无人管理的难民营”。红十字会在此处设有粥厂，但因米、煤困难，不能保证每天供应一次稀饭。
五、安全区解散与伪政权设立难民收容所
1938年1月1日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成立后，日伪当局就一直通过威逼和利诱手段，试图关闭收容所、解散安全区。2月18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宣布解散，各难民收容所开始相继解散。
面对无依无靠的难民，要立刻关闭所有收容所是十分困难的。因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分阶段逐渐关闭收容所。如在2月和3月初，关闭了25所难民收容所中的6所；在三四月间，又关闭了13所，到5月份只剩下了6所。这6个收容所是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女子神学院、金陵中学和大方巷15号，共收容难民2万余人。在关闭某一难民收容所时，将其中难民数十人或数百人移至另一收容所。5月30日，国际救济委员会在总部召开特别委员会会议，商讨安置最困难的难民问题，会议决定将30岁以上的贫困妇女安置在大方巷，而将30岁以下的贫困女子、住在城里危险地区的女子和无法安排的女子安置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6月1日下午，国际救济委员会召集约450人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礼拜堂开会，会议给所有为总部委员会和26个难民收容所工作的人员颁发证书。至此，除还保留大方巷难民收容所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外，历时6个多月的20多个难民收容所正式宣布解散。
但不少难民返回家中后面临着家园被毁、生活难以为继，日本兵仍然继续作恶，在这样的状况下，伪政权不得不继续设立难民收容所。1938年2月28日，第四区区长方灏、副区长王松亭呈文伪自治委员会：“窃职所辖境内难民，自经布告限归后，已各回归原居处所，安居乐业者为数甚多，失业无家可归者亦属不少，亟谋收容而免失业流散之惨。令已派员觅定虎踞关地方，即前警察教练所之房屋，宽敞适宜设立救济良民收容所之用。特派专员负责管理，内部次第编分十大号，足可收容一百五十余户之多。”方灏等人还厘定了收容所的八条规则。
郑大成原是汉口路小学收容所所长，1938年3月8日，奉伪南京自治委员会特务机关面谕，遣散难民。当时汉口路小学有四五百名无家可归的难民，被迁移到第一区第六良民收容所居住，“旋经第一区公所开始发米匝月，嗣后因粮食来源中断，宣告停赈，两月于兹，因达极点，其种种痛苦，罄竹难书”。也就是说，到6月10日郑大成作为收容所的代表致函赈务委员会时，已停发粮食两个月。1938年6月3日，杨将军巷收容所的难民呈文请求救济。一个月后，该收容所的难民又呈文，其一，“日久未领赈米”，难民们“啼饥号寒、嗷嗷痛苦”；其二，收容所隔壁有日军进驻，“天天纷纷到所在食井旁边用井水洗浴，污水仍流下井”，难民喝水都成了问题。收容所没有管理员维持，隔壁的日军“拉用各件”，难民们“未敢张口，恐生事端”，“日夜不安，惊骇异常”。呈文请求“速派管理职员住所维持事务，致求赈米救济，俾得全体蚁命新生”。
到1938年8月下旬，伪政权的难民收容所虽经不断合并，仍存10所：东牌楼、升平桥、大方巷、徐家巷、八府塘、南捕厅、华侨路、杨将军巷、武定门、菱角市，难民总数约4500人，以大方巷、杨将军巷、南捕厅人数居多。
结 语
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设立的25个难民收容所，最多时收容安置了7万余名难民，并对安全区外一些自发形成的难民收容所加以救济。难民收容所的分布、类型有以下特点。
一是从区域分布来看，不仅南京安全区内设有难民收容所，在安全区外，特别是南京郊外也设有难民收容所。据资料记载，南京大屠杀期间形成的难民收容所有30余处，但最重要且收容难民人数最集中的难民收容所多位于南京安全区内，安全区内设立的难民收容所共有25处，而安全区外有史料明确记载的不到10处，安全区解散后由伪政权设立的难民收容所不在此列。
二是从性质来看，既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计划设立并进行管理的难民收容所，也有难民集聚而自发形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统筹规划、统一管理的难民收容所，包括自发形成但后来纳入管理的贵格会、西门子洋行和双塘等难民收容所，有一定的管理体系与救助机制。而对于难民为躲避战乱自发集聚形成的非正式收容所，国际委员会也尽可能对其中一些收容所给予一些资助，但这类收容所缺乏统一组织，没有资源保障，管理也比较混乱。这两类收容所共同构建了南京大屠杀期间难民救助和抱团自助体系。
三是从境遇来看，不同难民收容所由于所在区域和其建筑性质不同，其遭受日军暴力侵害程度也不尽相同。相较而言，设在安全区内的外国教会学校、教堂、洋行等建筑中的难民收容所，包括安全区外的江南水泥厂、和记洋行和双塘难民收容所，由于具有西方背景，有的难民收容所还有外国人协助管理，总体而言，其难民生存环境相对安全平稳。而其他设在中国政府机关和私人建筑，包括宗教寺庙中的收容所，由于缺乏西方背景，其抵御日军侵扰的能力薄弱，难民遭屠杀、劫掠、欺凌的受害程度更为深重。另外，文献记载法学院难民收容所和邻近和记洋行的难民收容所，由于同日方有特别关系，其待遇非同一般，其真实情况有待进一步研究。
显然，各类难民收容所的存续与遭遇，不仅揭示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平民受难的残酷史实，同时也彰显了战时人道救助的价值。
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教授；刘燕军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