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的政坛上，丘濬是一个重要人物，他以笃学之志修身、以济世之心为政、以务实之学立论，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留下了别开生面的一笔。丘濬为官四十载，历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明史》称其“既官翰林，见闻益广，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丘濬所撰《大学衍义补》，涵盖经济治理、市场流通、货币财政、赋税民生等诸多领域，集中体现其经济主张，具有重要价值。

肯定劳动的价值。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明确提到“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世间万物虽生于天地，但必须经过人的劳作，才能成就其实际功用。在此基础上，丘濬进一步提出，“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这里的“功力”亦指劳动，意思是说，万物的形态不同，耗费的劳动不同，价值也不同。提出劳动决定商品（世间之物）价值的观点，体现了丘濬在经济方面的超前意识。

反对“禁榷”制度。面对明代僵化的“禁榷”制度，丘濬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态度。丘濬认为，“市者，商贾之事”，商品买卖，是商人在交易中形成的，“民自为市，则物之良恶、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舍”。如果“官与民为市”，则“欲行之有利而无弊，难矣”，他还进一步指出，“以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丘濬反对官府对工商业的控制，但他同时也看到了完全由商贾来决定市场的弊端。他认为，官府应履行疏导监管的职责。针对明朝长期推行的海禁政策，丘濬认为这是徒劳的，因为“虽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他建议开放海禁，允许民间进行海外贸易，官府抽分征税。既不需要向国内百姓加赋，又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丘濬这种包容开放的治理见解，在当时尤为难得。

注重货币的作用。明代中期，宝钞（纸币）贬值、铜钱杂劣、白银私行，“三币并行”导致市场混乱。丘濬直言“钞之弊在于多”，宝钞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朝廷无限制地发行，导致宝钞与实际财富之间严重脱节。基于这一认识，丘濬提出了“三币方案”：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白银作为价值基准发挥“权轻重”的作用，银一分相当于钱十文或钞一贯，这样的比值关系“一定而永不易”；以铜钱和宝钞作为朝廷与民间日常交易通用的货币。丘濬还提出，朝廷应当根据市场流通的实际需要，调节货币的投放与回笼，“钱多则出钞以收钱，钞多则出钱以收钞”，力求做到“物与币两相当值”。

主张轻徭薄赋。在赋税征收问题上，丘濬继承了儒家“轻徭薄赋”的传统，但又赋予其新的见解。他认为“财者，民之心，得其财则失其心。苟得民心，吾虽不得其财，而其所得者，乃万倍于财焉”。这种理念构成了丘濬赋税主张的价值基础。他认为国家课税应遵循恰当的准则，“治国者，不能不取于民，亦不可过取于民”，并将取税于民比作“取鱼于泽”，认为绝不可太过，不能竭泽而渔，必须“薄取”“轻敛”。轻徭薄赋可以使民乐其生，居者安心于田亩、流散者汇聚而来，生产发展则财政收入自然增加。在税制设计上，丘濬认为“土地万世而不变，丁口有时而盛衰。定税以丁，稽考为难，定税以亩，检核为易”，主张实行以土地为课税对象的制度，反对把户、丁作为课税对象。针对明代中期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乱象，他提出“配丁田法”，以特定年度为起点实行限田，从这一年度开始，“一丁惟许占田一顷”，超过一顷者，没收入官，由官方售给没有田地的农民。买田地者也只能买一顷，不能多买。限制皇亲国戚、利益集团多占田地。

纵观丘濬的经济主张，虽然囿于时代限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他执念于金属货币观念，认为纸币是“以无用之物易有用之物”，未能充分认识到信用货币作为价值符号的本质。但总体上说，他的经济主张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既有立足时代的现实性，又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为后世的经济治理提供了可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