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濬（1421—1495年），亦称丘浚，字仲深，谥号“文庄”，广东琼山（今海南海口）人，历仕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是明代海南唯一入阁参预机务的大臣，后世誉其为“布衣卿相”。经世致用是丘濬治学与从政一以贯之的核心精神，也是其一生学术与事功的根本底色。所谓经世情怀，是儒者将个人学识与国家治理、社会治乱、民生休戚紧密联结，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价值取向与实践品格。丘濬起自边陲布衣，终登庙堂之高，平生经世抱负与治世思虑，尽倾注于《大学衍义补》160卷之中（另有补前书1卷、目录3卷，总计164卷），书中涵盖朝政、吏治、民生、理财、兵刑等内容，展现其超越时代的治理洞察力。

丘濬经世情怀的生成，植根于家族庭训的濡染与仕宦生涯的磨砺，是儒家理想与人生体悟相融合的结果。丘濬7岁丧父，由祖父丘普与母亲李氏抚育成人。丘普时任临高县医学训科，手书“可继堂”匾额，对两孙分寄期许：长孙丘源“承吾世业，学为良医，以济家乡”，次孙丘濬“拓吾祖业，达而为良相，以济天下”。这份“良相济天下”的家族嘱托，在丘濬心中埋下了经世济民的种子。母亲李氏守节抚孤，持家严正，即便丘濬后来入仕京师，母亲仍“每谆谆以忠谨报国为言”，将忠谨报国的品格刻入其立身准则。家庭氛围的长期浸润，使丘濬自幼便将个人进退与家国兴衰紧密相连，确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方向。

景泰五年（1454年），丘濬以二甲第一名登进士第，选翰林院庶吉士，由此步入仕途。此后20余年间，他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官至国子监祭酒，正如其进书表中所言：“六转官阶，皆司文墨，莫试莅政临民之技”。长期的馆阁生涯，使其未能亲掌地方民政、实地施展治术，却也让他得以遍览皇家典籍，熟知历代典章制度与朝政得失。这种“平生所学，竟不得一施为”的沉潜境遇，非但未消磨其济世之志，反而坚定了他以著述经世的路径选择——既不能身任其事，便以笔为器，将平生治世方略托诸典籍，供君臣施政采择。数十年的思想沉淀，最终催生了《大学衍义补》这部著作。

《大学衍义补》的撰述，不仅是丘濬经世思想的重要体现，还是对儒家《大学》治道体系的自觉补全。南宋真德秀所撰《大学衍义》，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四项“内圣”功夫，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付之阙如。丘濬有感于此，决意补其未备，以“治国平天下之要”为核心，博采六经诸史百家之言，参照明代典制与现实弊政，设立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化十二纲目，下辖一百一十九子目，系统填补了《大学》“八条目”在制度施政层面的空白。该书始撰于成化十五年（1479年），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成书，耗时近10年。其编纂遵循“酌古道而施于今政”的原则，每事皆先引经传史事，再附以“臣按”抒发己见，旨在从历代治乱兴衰中提炼可资当世的治国方略。

丘濬的经济思想尤具前瞻性。他明确提出，劳动产品的价值由生产所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高低与劳动耗费量成正比。这一朴素的劳动价值论观点，比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相关论述早了170余年。在商业政策上，他主张“民自为市”，反对官府过度管控工商业，认为市场具备自我调节能力，官府垄断定价只会阻碍民间交易的自由开展。在货币制度上，他提出“三币之法”的改革方案：以白银为上币，作为价值基准；纸钞为中币，铜钱为下币，二者作为日常流通工具；官府以白银储备为基础调节钱钞比价，维持货币体系稳定。这些主张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丘濬出身寒微，深知民间疾苦，其民本思想的核心是“藏富于民”。他在《大学衍义补》中提出“民之富，即君之富也”“古者藏富于民，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将富民与富国相统一，认为民生富足是国家强盛的根本。针对明代中期土地兼并加剧、赋役不均的弊政，他针对性地设计了配丁田法：以既定年限为界，此前民户田产虽多不咎，此后每丁仅许占田一顷；同时以丁配田、按田定役，田多丁少者出银雇役，田少丁多者出力当差，试图在平稳过渡的前提下均平赋役负担，同时抑制土地兼并的加剧。此外，他主张放宽民间工商业与海外贸易限制，通过加强商品流通实现民富国强。

丘濬不是“以章句相高，以清谈为尚”的书蠹，其经世思想亦非空疏的理论推演，而是始终贯穿着“道不虚谈，学贵实效”的品格，实现了从“体”到“用”的方法论转向。他自幼“有志用世，于凡天下户口、边塞、兵马、盐铁之事，无不究诸心意”，重视对具体政务的钻研。如果说真德秀《大学衍义》的特点是“以理统事”，侧重道德原则的阐发，那么丘濬《大学衍义补》的特质便是“以事见理”，将抽象的治道原则拆解为可操作的条目。这种“理在事中”的思路，消解了传统儒学中“理”与“事”、“体”与“用”的二元对立，将经世之志从泛泛的道德说教转化为依托专门知识的实践，是中国古代经世思想的重要发展。

这样的务实品格同样体现于丘濬的仕宦生涯之中。在担任国子监祭酒期间，面对当时文坛尚险怪、重辞藻的浮靡文风，他力倡“文以载道”“经世致用”，在科举考校与日常教学中痛抑空疏浮华之文，引导士子关注实务、砥砺实学，极大扭转了国子监的学术风气，对明代中期学风转向产生了深远影响。针对明代理学渐趋空疏、士大夫多以谈心性博取名声的风气，丘濬明确指出，空谈心性仅可博取道德虚名，而广博的治国识略才是国家真正需要的。

丘濬用一生诠释了何为经世致用。他以布衣之身登宰辅之位，与明代清官海瑞并称“海南双璧”，成为后世岭南士子的精神楷模。史学大家钱穆评价丘濬“不仅为琼岛之大人物，乃中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也”，正是对其历史地位的精准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