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东地中海世界为亚、非、欧三大洲之间的物质资源交换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公元541年，鼠疫首次出现在该区域，并伴随着官方与民间的人员和物资往来而大范围蔓延。东地中海世界众多城市遭遇了鼠疫的严重冲击，在客观上加速了城市变迁的进程。城市人口减少、大型公共建筑破败、城市规模萎缩是城市变迁的外部表现形式，而城市空间变动和经济功能的弱化等则构成了该区域城市变迁的深层肌理。与此同时，东地中海世界部分重要城市的原有地位逐步让位于区域内其他新兴城市，诸多城市的文化与生活焕发新的生机。在鼠疫及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经历变动和调适的古代晚期东地中海城市展现出了与先前不同的新面貌。
关键词：古代晚期；东地中海世界；鼠疫；城市变迁
古代晚期[1]的东地中海世界[2]曾经长期受到鼠疫困扰。公元541年，埃及城市培琉喜乌姆(Pelusium)出现了鼠疫，[3]史称“查士丁尼瘟疫”。在其后两个世纪里，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安条克(Antioch)、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尼斯比斯(Nisibis)、耶路撒冷(Jerusalem)、库法(Kufa)、巴士拉(Basra)等东地中海世界的重要城市频繁暴发鼠疫，古代晚期东地中海世界的城市出现了与先前不同的显著变化。学界对古代晚期东地中海城市的变迁给予了较多关注，部分学者将鼠疫与东地中海城市的衰落相联系，[4] 近年来也有学者主张鼠疫的影响很小。[5]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和相关研究的深入，关于古代晚期东地中海城市的研究视角从强调断裂的“城市衰败”，转向变化与延续并重的“城市变迁”。同时，鼠疫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视为该区域城市变迁的关键诱因之一。[6]本文拟以文本记载和考古资料为基础，从规模、功能与格局三个维度探讨鼠疫冲击下东地中海区域城市变迁的方式、范围和机制，并分析其对古代晚期东地中海区域历史进程的影响。
一、人口、建筑与规模的变动：鼠疫影响东地中海世界城市变迁的外在表现
在古代晚期，东地中海世界及其周边区域的众多城市曾多次暴发鼠疫。[7]频发的鼠疫显著减少了东地中海城市的人口，很多城市的大型公共建筑与设施随之遭到废弃，城市规模也逐渐缩小。
在古代晚期的东地中海世界，城市是人口相对集中之地。重要的城市往往在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建设、粮食供应等方面获得更多投入，并吸引和聚集更多人口。考古证据显示，在6世纪初期，拜占庭帝国下辖的东地中海世界城市人口数量达到顶峰。[8]当时该区域内人口最多的城市是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据估计拥有约50万人口。[9]大城市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的居民有20万左右。阿帕米亚(Apamea)、以弗所(Ephesus)、耶路撒冷等城市的居民数量在5万～10万之间。[10]阿拉伯帝国控制的城市人口从7世纪前期开始逐年增长，根据人头税(poll tax)和土地税(land tax)等数据推断，位于东地中海的阿拉伯帝国城市人口数量大多在数万至十数万之间不等，如毗邻库法的希拉城(Hirah)总人口约为2.8万。[11]
作为人口集中、与外界互动频繁、经济活动活跃的区域，东地中海世界的城市更容易受到传染性疾病的影响。长居安条克的埃瓦格里乌斯根据其亲身经历，指出“一些城市遭受瘟疫的严重影响，损失了城内的大部分居民……瘟疫总是周期性地出现在城市……在瘟疫肆虐的过程中，我失去了我的孩子、妻子、孙子、仆人和我地产上的居住者”。[12]正如祖德尔霍克指出，该区域在前现代标准下的高城市化水平，显著加剧了病原体的多样性与致命性，在大城市中尤为明显。发达的交通网络及由此产生的人员流动(包括商人、官员、士兵和移民等)，使瘟疫在不同的微生态环境之间实现快速传播。[13]总体而言，城市人口高度聚集等客观条件，加快了传染性疾病的代际传播速度并扩大了人员感染范围。
从541年开始的鼠疫严重影响了东地中海城市的人口规模，来自不同年代和区域的记述者对此多有强调，部分史家还记录了鼠疫造成的具体死亡人数。根据普罗柯比的记载，在公元542年的疫情中，君士坦丁堡每天的死亡人数有五千之多。[14]阿拉伯帝国控制下的城市居民同样因鼠疫而大量死亡。[15]也有史家笼统地记述了君士坦丁堡和巴士拉等城市由鼠疫所导致的人口死亡情况。[16]相关数据有模糊和夸大之处，虽然不能被视为准确的记录，但是足以证明鼠疫所造成的人口死亡给部分亲历鼠疫的史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如此，最新考古发掘的古代晚期鼠疫受害者的集体墓葬，[17]也为该时期鼠疫导致东地中海城市人口大量削减提供了有力证明。[18]
当时的鼠疫亲历者记录了疫情导致民众大量逃离城市的情况，城市人口流失因众多市民逃离疫区而加重，[19]进一步延缓了城市人口在疫情缓解后的恢复进程。在首次鼠疫暴发后，至6世纪40年代中期，君士坦丁堡人口减少了将近一半。[20]在瘟疫和战乱的共同作用下，安条克的人口数量也在6世纪中期大幅下降。[21]据学者估算，在6世纪上半叶鼠疫暴发之前，东地中海世界人口数量超过1万的城市超过30个。而在鼠疫暴发后，人口数量超过1万的城市迅速减少至十余个。[22]根据盖茨、古德曼等学者的推断，除去战乱和地震等因素的影响，鼠疫多轮暴发导致的东地中海城市人口损失的比例介于10%～40%之间。[23]
鼠疫的反复暴发，成为影响东地中海城市基础设施修缮和大型公共建筑建设的重要因素。大型公共建筑和基础设施的修建与维护需要人力、财力投入，在东地中海城市的市议会由于各种因素而逐渐失能后，这种投入更多地仰赖中央政府层面的人力及财政支持。格瑞格·沃尔夫指出，君士坦丁堡及其他近东地区由统治者建设的城市，其发展高度依赖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统治者的慷慨资助。[24]鼠疫使东地中海城市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由此形成经济领域的恶性循环，导致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诸多生产和经营部门人手严重短缺，消费市场急剧萎缩，政府财政收入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导致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公共建筑和基础设施的投入。[25]
在财政紧缺的同时，鼠疫导致人口锐减，工匠和建筑工人的数量也随之减少，这也是导致城市公共建筑和基础设施修缮工作停滞的重要原因。在鼠疫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从6世纪中期开始，除了少数防御设施外，东地中海城市极少新建剧场、浴池、广场等公共建筑。到6世纪中后期，市政建设也明显减少。[26]君士坦丁堡公共建筑的建造活动约在公元600年陷入停滞，在7—8世纪也几乎没有新建筑动工的迹象，大多数市政建筑被彻底废弃。[27]考古证据显示，亚历山大里亚的公共建筑在7世纪后也日益荒废。[28]
与此同时，城市定居人口的减少意味着居民对住房需求的萎缩，导致古代晚期东地中海世界的城市规模出现了收缩态势。在古代晚期阶段，人口数量与城市规模成正比关系。在鼠疫来袭之前，随着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为容纳更多居民，东地中海世界的城市纷纷扩建城墙。而在鼠疫频繁暴发之后，东地中海世界众多城市外围地带遭到废弃，城墙向内收缩。鼠疫造成的人口危机，打断了此前一个多世纪叙利亚地区城市的扩张趋势。[29]到6世纪末和7世纪初，小亚细亚地区的定居点也开始收缩，大量建筑被废弃。[30]巴士拉和库法等阿拉伯帝国的城市也于古代晚期伴随人口减少而逐渐收缩。[31]
综上所述，受鼠疫频发影响，6世纪中期至8世纪中期，东地中海世界的城市普遍出现了人口数量下滑、公共建筑和民生设施的建造与修复活动停滞，以及城市规模的日渐萎缩。在那些频繁遭遇鼠疫冲击且未被当权者和中央政府重点关注的城市，上述现象尤其显著。
二、空间与功能的变化：鼠疫影响东地中海世界城市变迁的深层肌理
为应对鼠疫所带来的紧迫问题，东地中海城市内部出现了拓展丧葬空间、转变建筑与设施用途等应急举措，加速了城市内部空间的变动。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城市建筑与规模的显著收缩，该区域诸多城市的经济功能受到负面影响。
一方面，作为重大灾害，鼠疫本身具有突发性、高感染率、高死亡率的特点，鼠疫的暴发令城市内部的死亡人数在短期内激增，增加了对丧葬空间的需求。古代晚期东地中海世界往往以“单人墓葬”为丧葬的常规形式。[32]按照法律规定，墓地需位于城外。[33]而在鼠疫暴发后，由于死者过多，难以依照传统与法律下葬。[34]患者遗体在一段时期内仍具有传染性，且遗体长时间暴露会腐烂并产生恶臭，污染城内环境。处理病患尸体由此成为城市的难题。鉴于短期内处理大量病患遗体的紧迫性，禁止城内埋葬的规定逐渐松弛，大量病患尸体被就地掩埋。在疫情严重之际，君士坦丁堡等东地中海城市出现了“集体墓葬”，[35]原有城市的空间被侵占，部分建筑与设施也被临时充当患者遗体安置之处。
相关文献留下了患者遗体在城内掩埋的翔实记录，考古发掘则进一步印证了这些文本记录。在鼠疫首次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并大肆流行期间，普罗柯比指出，坟墓已全部被填满，官员命令人们在城市边缘挖坑掩埋患者尸体。[36]尼基弗鲁斯写道，“死者过多、坟墓用尽，空的蓄水池也堆满了尸体”。[37]鼠疫暴发后，在安条克和塞琉西亚等城市，患者尸体的掩埋杂乱无章。考古证据显示，在位于今约旦境内的古代晚期重要城市杰拉什(Gerasa)的废弃建筑中，发现了超过200名鼠疫受害者的集体墓葬。[38]在8世纪，亚历山大里亚居民在曾经的剧场所在地举行葬礼。[39]卡梅伦指出，城市中心区域出现墓地，反映了古代晚期城市空间和格局的变化。[40]萨拉迪也认为，这种现象标志着城市空间格局的变动。[41]针对大批患者遗体的应急丧葬举措，加速了东地中海城市空间的转变进程。
另一方面，在东地中海世界，城市作为商贸中心拥有便捷的交通网络，物资、人员、技术与文化在此汇通，城市内部亦是经济活动活跃之地。然而，城市内部、城市之间以及跨区域的经济活动，均成为鼠疫扩散的重要渠道。鼠疫一旦暴发，往往因城市居民的聚集而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危及城市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在古代晚期鼠疫的反复影响下，受疫情严重波及的东地中海城市的经济活动遭到严重冲击。鼠疫的反复暴发，对东地中海世界跨城市、跨地域的商贸往来与城市内部的商贸活动都造成了严重打击。在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春季与夏季较适于航运，而这个时段也正是流行性疾病易于传播的季节。[42]最早暴发鼠疫的培琉喜乌姆、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等城市，均是东地中海世界商贸发达的沿海或近海城市，类似的情况在古代晚期鼠疫暴发和复发期间多次出现。对此，提斯阿弥斯指出，城市和商贸中心遭受困扰是鼠疫流行的显著特征。[43]
如同人类历史上的其他处于前现代发展阶段的社会一样，农业生产为古代晚期东地中海世界繁盛的商贸活动提供了基础，剩余农产品数量的多寡与丰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区域商贸活动的兴衰。在古代晚期，绝大多数东地中海世界的城市需要依靠周边乡村的粮食输入与供应，粮食的运输与相关贸易对城市的发展及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至关重要。而就古代晚期的农业生产技术而言，农业人口的减少必然导致农业产出的降低，并由此影响对城市的粮食供应，普罗柯比曾对此进行描述。[44]另据《锡安的圣尼古拉斯传》记载，在米拉城暴发鼠疫之际，周边的农民拒绝将食品运入城市。[45]实际上，在任何疫情暴发后，农业产出都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而多次疫情的叠加可能导致严重的农业萧条。[46]鼠疫的流行危及依靠人力维系与剩余农产品支撑的粮食贸易，令城市陷入粮食短缺乃至饥荒，并同鼠疫的其他影响形成叠加效应。在疫情的反复影响下，城市赖以生存的粮食供应链断裂并危及城市的正常运转。例如，在首度出现鼠疫疫情后，君士坦丁堡立即陷入食物短缺危机。[47]又如，6世纪40年代鼠疫暴发后，米拉城的幸存者缺少粮食等生存物资。[48]祖德尔霍克指出，小亚细亚地区的阿芙罗蒂亚斯城(Aphrodisias)出土的6世纪铭文赞颂当地的显贵罗多帕欧斯(Rhodopaios)成功驱散瘟疫与饥荒，反映出瘟疫和饥荒是当时困扰罗马—拜占庭城市的两大危机。[49]
除了粮食贸易深受影响外，鼠疫的流行还削弱了东地中海城市内部的商业活力。从长期来看，大量城市居民病故，必然导致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商贸活跃度降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减少使得生产活动与消费活动同时面临危机，从而令城市经济陷入困境。鼠疫暴发后，城内幸存者往往选择减少生产或消费活动以躲避疫情，君士坦丁堡的居民便在鼠疫暴发后避免出门。[50]鼠疫首度在君士坦丁堡出现时，大量居民染病，导致当地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商业活动几近停滞。[51]科里普斯也宣称，“查士丁尼瘟疫”导致北非城市陷入严重的经济萧条。[52]东地中海城市内部的商业活动在鼠疫流行期间受到严重影响，导致城市居民生活必需品匮乏，令城市陷入“传染病暴发——商业受阻和农业停摆——食物短缺并出现饥荒——更多居民染疾、死亡”的困境，对城市商业活动与货币流通造成沉重打击。货币流通数量的多寡是城市商贸活动的重要指标，考古发掘表明，在鼠疫和外敌入侵的影响下，以弗所城的货币流通量迅速减少。[53]
综上所述，为应对鼠疫带来的紧迫问题，东地中海城市在内部拓展患者遗体的掩埋场所，加速了城市空间的调整。鼠疫令东地中海城市与周边区域的农产品交易活动陷入停滞，城市内部的商业活动和正常运转亦受到严重影响，城市的经济功能遭到严重削弱。如果说人口、建筑与规模的变化体现了城市外在形式的变动，那么城市空间与经济功能所出现的变化，则反映了鼠疫影响下东地中海城市变迁的深层肌理。两者共同影响了古代晚期东地中海城市的发展路径，加速了该区域城市影响力的消长和城市面貌的变化。
三、影响力消长与面貌革新：鼠疫与东地中海世界城市格局重构
鼠疫在东地中海世界长达两个世纪的反复暴发，推动了城市人口、建筑、规模、空间以及经济功能的变动，并成为更为深远的城市格局重组的影响要素。面对鼠疫引发的后果，部分东地中海城市陷入阶段性衰落，而该区域被鼠疫波及次数较少、影响程度相对较低的其他城市迎来了发展契机。同时，鼠疫诱发的即时和长久影响，成为东地中海城市物质和精神重构、城市整体面貌革故鼎新的重要推动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受鼠疫严重影响的东地中海城市陷入了持久的危机。鼠疫导致城市人口减少，财富与税收锐减。城市公共建筑与基础设施缺乏维护，原有的粮食供应体系失灵，城市作为商贸中心的经济功能受到严重影响。上述因素相互重叠，共同削弱了鼠疫频发的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商贸活动难以在疫情结束后快速恢复，城市规模亦难以恢复至往昔的状态。与此同时，市议会等城市地方机构的治理能力弱化，城市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当权者的支持，而当权者往往只对那些对其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给予资源倾斜和投入。
在鼠疫和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安条克、库法、巴士拉和亚历山大里亚等原先东地中海世界重要城市的地位逐渐下降。鼠疫的持续性破坏，连同地震和战争等因素，削弱了安条克的经济功能与防御能力。573年，波斯军队在未遭遇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占领安条克。[54]在阿拉伯人崛起后，安条克又于637年被阿拉伯人攻占。此后，这座城市已不复先前的规模与影响力。始建于亚历山大东征时期的埃及重要港口城市——亚历山大里亚阶段性衰落的路径与安条克相似。而作为阿拉伯帝国早期的核心城市，库法和巴士拉曾享有突出地位，以巩固阿拉伯人对新征服领土的统治。[55]然而，在7世纪前期至8世纪中期，鼠疫在库法和巴士拉屡次大规模暴发，[56]对其人口规模和经济活动造成重创，成为这两座城市地位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上述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城市衰落之际，部分在鼠疫流行期间受影响程度相对较轻的东地中海城市获得了发展契机。在古代晚期至早期伊斯兰文明时期，大马士革(Damascus)、希姆斯(Hims)、阿勒颇(Aleppo)等城市的人口数量稳步增长，城市规模逐渐扩大。[57]据估计，希姆斯及其郊区人口一度达到34万。[58]鼠疫在一定程度上为阿拉伯人的贸易发展创造了机遇——在6至8世纪的鼠疫大流行期间，虽然库法和巴士拉等城市在鼠疫流行期间受到严重波及，但是大多数阿拉伯帝国新建城市受鼠疫影响的时间、程度和频率，远不及该区域长期存在的、经济活跃的沿海或近海城市。东地中海世界的城市格局由此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公元7—8世纪，安条克、凯撒里亚等沿海或近海城市逐渐被大马士革和拉姆勒(Ramleh)取代，亚历山大里亚让位于福斯塔特—开罗(Fustat-Cairo)，[59]库法和巴士拉的政治与战略地位则逐步被8世纪60年代建立的巴格达所取代。至9世纪末，据估算，巴士拉和库法的人口数量约为巴格达人口数量的十二分之一至六分之一。[60]查尔斯·盖茨和安德鲁·古德曼在参考近东区域考古证据的基础上，认为上述种种迹象显示出近东城市整体格局的重组。[61]到阿拉伯帝国时期及其之后，东地中海世界主要的商业和经济中心城市通常位于内陆区域，[62]鼠疫对东地中海地区沿海或近海城市与内陆城市之间地位的转换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考古发掘也进一步丰富了古代晚期东地中海城市的转型图景。[63]在应对疫情时，社会群体寻找生机的主观能动性，使受鼠疫影响的城市的物质和精神领域呈现“危机”与“生机”并行的态势。如前所述，鼠疫是东地中海世界城市人口减少、城市规模缩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城市呈现衰败迹象的过程中，城市居民逐步转变了废弃的公共建筑与设施的功能和用途，为其赋予新的生命力。就地取材、强调实用性的建筑使用方式，逐步流行于众多东地中海城市：部分城市因陋就简，将城市中原有的闲置建筑拆分为规模更小的居所，供更多市民居住；部分城市的原有建筑被用作手工作坊；有些城市内部的公共建筑或被遗弃，或被挪作他用，部分区域被改造为果园；还有些城市旧有的纪念性建筑物被改造为回收建筑材料的采石场。[64]疫情重塑了城市内部的建筑格局，手工作坊和商铺侵占城市原有的公共空间，成为东地中海城市变迁的重要特征，也是经济活力得以延续的显著体现。[65]
在鼠疫和战争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东地中海世界众多城市普遍出现了空间细分、转变原有建筑用途、新建筑规模缩小、装饰简朴等特征。[66]6—8世纪的杰拉什(Jarash)在城市结构和文化等方面出现的适应新环境的变化，可被视为典型例证之一。考古发掘表明，从6世纪后期起，杰拉什的“古典”城市特征加速弱化。城市西北部的大型蓄水池在古代晚期被拆分和改造，成为居住与生产空间，以满足人们持续存在的空间利用需求。[67]在8世纪初，大型清真寺在城市中心区域拔地而起，商业区得以重建并重新布局。[68]华莱士—哈德里尔将古代晚期城市在危机中展现出的这种适应力称为“韧性”。[69]由此，东地中海城市的空间特征和面貌呈现显著变化。
就精神层面而言，鼠疫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体现于古代晚期东地中海城市的宗教、文化与思想等方面。作为重大灾难，鼠疫在拜占庭帝国治下的东地中海世界频繁发生，民众心理遭受巨大打击，加之对鼠疫致病机理、传播方式缺乏科学认知，原有的对于灾难的解释体系失效，恐慌和绝望情绪在各处蔓延，社会秩序失衡现象频发。[70]这种状态在客观上有利于基督教的加速传播：基督教针对以鼠疫为代表的不为时人所知的传染性疾病的“神谴”诠释及精神引导，使其成为拜占庭帝国治下东地中海世界更多民众的精神寄托，进一步加速了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化进程。[71]同时，基督教教会组织及主教、神职人员等在鼠疫蔓延的危急时刻帮助救治患者，承担了城市空间中的社会职责。[72]基督徒人数显著增加，导致推崇基督教会及教会人士、圣徒正面形象的教会史、圣徒传记等文本在古代晚期大量成书并广泛传播。以上种种因素进一步强化了以基督教会为代表的宗教团体在东地中海城市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职责。基督教会在东地中海城市影响力的提升，推动了古代晚期东地中海城市宗教与文化的全面转型，强化“精神层面”以引导民众的基督教建筑不断增多。[73]
综上所述，受鼠疫严重影响的东地中海城市普遍出现了人口、建筑、城市规模等表征变动，以及城市空间与功能的深层变化。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东地中海世界的城市迈向不同的发展路径，不同城市的地位、功能和影响力呈现消长态势。东地中海世界的内陆城市，在这一时期逐步取代了先前沿海或近海城市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受鼠疫与其他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东地中海世界的城市空间与文化特征整体呈现出延续与变动交织的发展趋势。
结 语
为把握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的发展特征及其深远影响，我们需要在研究中整合经济、政治、军事等物质层面的变化，以及思想、宗教、文化等精神层面的变迁。长期受到学界关注的战争与本文所聚焦的瘟疫等因素，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古代晚期相关区域的历史演进。鼠疫对城市多元群体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人口、建筑、规模、空间、功能、格局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动，是将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问题与宗教、思想、文化问题进行整合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东地中海世界的大部分城市起源于古典时期，至古代晚期阶段，东地中海地区星罗棋布的城市承担着重要的经济与文化功能。受时代所限，古代晚期东地中海世界对鼠疫的性质、致病机理、传播媒介和治疗方式等缺乏科学认知与应对措施，致使鼠疫在东地中海世界蔓延长达两个世纪。6—8世纪反复流行的鼠疫与其他因素相结合，深刻影响了东地中海城市的发展路径。鼠疫对城市的重要影响得到古代晚期史家的详细记录，相关考古资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旁证。
受鼠疫严重影响的东地中海城市在不断调适的过程中寻找生机，促使城市规模、功能与格局不断演变。在古代晚期之后，东地中海世界的城市体系发生显著变化，重要城市不再以“面朝海洋”为主要特征，内陆城市的地位明显上升，为数众多的沿海及近海城市在经历危机与变动后，同逐步兴起的内陆城市形成了互为依托的城市网络。这不仅标志着地中海世界城市体系的重组，而且意味着东地中海地区沿海城市与其周边内陆城市间关系的重塑。此后东地中海世界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不再主要局限于地中海沿岸地区，而是进一步深入内陆，对东地中海世界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刘榕榕，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环地中海—拜占庭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拜占庭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类瘟疫史”(21&ZD241)的阶段性成果。
[1] “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概念用以概括从古典过渡至中世纪的历史进程。一般认为，古代晚期阶段延续至公元6-8世纪。
[2]本文所指的东地中海世界，主要包括巴尔干、色雷斯、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在内的地中海东部沿岸区域，以及西亚大部区域和北非东北部。
[3]经考古发掘，可以确认此次疫情的受害者是感染了鼠疫。参见Marcel Keller, Maria A.Spyrou, Christiana L.Scheib, Gunnar U.Neumann, “Ancient Yersinia Pestis Genomes from Across Western Europe Reveal Early Diversification During the First Pandemic (541-750),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116, No.25 (2019), pp.1-10。
[4]参见Y.Tsafrir and G.Foerster, “Urbanism at Scythopolis-Bet Shean in the Fourth to Seventh Centuries,”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51 (1997), pp.85-146; J.H.W.G.Liebeschuetz,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3。
[5]参见Lee Mordechai, Merle Eisenberg, “Rejecting Catastrophe: The Case of the Justinianic Plague,” Past and Present, Vol.244 (2019), pp.3-50。
[6]参见Luca Zavagno,Cities in Transition: Urbanism in Byzantium betwee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Early Middle Ages (AD 500-900), Oxford: BAR Publishing, 2016, pp.17-19; Walter D.Ward, Near Eastern Cities from Alexander to the Successors of Muhamma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p.89-91, 133; Charles Gates and Andrew Goldman, The Archaeology of Urban Lif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Egypt, Greece, and Ro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4, p.529。
[7]参见刘榕榕、于倩：《试析古代晚期东地中海城市频发鼠疫的原因》，《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Robert G.Hoyland, ed., Khalifa ibn Khayyat's History on the Umayyad Dynasty (660-750), trans.by Carl Wurtzel,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71, 298；Michel Le Syrien, Chronique de Michel Le Syrien, Patriarche Jacobite d’Antioche, 1166-1199, ed.by J.B.Chabot, Paris: Ernest Leroux, 1899, pp.508, 520; Nikephoros, Short History, trans.by Cyril Mango, Washington: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1990, pp.49, 141。
[8] John Rich, The City in Late Antiqu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25-26.
[9] Sarah Bassett,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onstantinop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50; Anthony Kaldellis, The New Roman Empire: A History of Byzantiu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p.21.
[10] Angeliki E.Laiou and Cecile Morrisson, The Byzantine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6.
[11] Josiah C.Russell, “Late Ancient and Medieval Popul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48, No.3 (1958), p.89.
[12] 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 trans.by Michael Whitby,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29-230, 231.
[13] Arjan Zuiderhoek, “Crises and Conflicts,” in Martin Hallmannsecker and Anna Hell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reek Cities in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p.265.
[14]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Volume Ⅱ, trans.by H.B.Dew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p.465.
[15] Michel Le Syrien, Chronique de Michel Le Syrien, Patriarche Jacobite d’Antioche, 1166-1199, p.508.
[16] Agathias, The Histories, trans.by Joseph D.Frendo,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Co., 1975, p.145; Marcellinus, The Chronicle of Marcellinus, trans.by Brian Croke, Sydney: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95, p.50.
[17]参见Michael McCormick, “Toward a Molecular History of the Justinianic Pandemic,” in Lester K.Little, ed., Plague and the End of Antiquity: The Pandemic of 541-750,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90-312。
[18] Walter D.Ward, Near Eastern Cities From Alexander to the Successors of Muhammad, p.116.
[19] 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 p.232; Nikephoros, Short History, pp.49, 139; Dionysios Ch.Stathakopoulos, Famine and Pestilence in the Late Roman and Early Byzantine Empire: A Systematic Survey of Subsistence Crises and Epidemics, Aldershot: Ashgate, 2004, p.151.
[20] Greg Woolf, The Life and Death of Ancient Cities: A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389.
[21] Michael Decker, “Frontier Settlement and Economy in the Byzantine East,”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61 (2007), pp.235-236.
[22] Warren Treadgold,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79.
[23] Charles Gates and Andrew Goldman, The Archaeology of Urban Lif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Egypt, Greece, and Rome, p.534; Josiah C.Russel, “Late Ancient and Medieval Population,” p.89.
[24] Greg Woolf, The Life and Death of Ancient Cities: A Natural History, p.390.
[25] Angeliki E.Laiou and Cecile Morrisson, The Byzantine Economy, p.24; Procopius, The Anecdota or Secret History, trans.by H.B.Dewing,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pp.303-305.
[26] Hugh N.Kennedy, “Justinianic Plague in Syria and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 Lester K.Little, ed., Plague and the End of Antiquity: The Pandemic of 541-750, p.92.
[27] Greg Woolf, The Life and Death of Ancient Cities: A Natural History, p.389.
[28] Christopher Haas, Alexandria in Late Antiquity: Topography and Social Conflict,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342.
[29] Hugh N.Kennedy, “Justinianic Plague in Syria and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p.95.
[30] Averil Cameron, Bryan Ward-Perkins, Michael Whitby,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14, Late Antiquity: Empire and Successors, A.D.425-6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585.
[31] Alastair Northedge, “Iraq,” in Bethany J.Walker, Timothy Insoll and Corisande Fenwick,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slamic Archae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96.
[32]参见John Pearce and Jake Weekes, “preface,” in John Pearce and Jake Weekes, eds., Death As A Process: The Archaeology of the Roman Funeral, Oxford and Philadelphia: Oxbow Books, 2017, p.v。
[33]拜占庭帝国法律规定，“所有装在骨灰瓮或石棺中的遗体与保存在地上的遗体，均需被运出并放置于城外”，违者将遭受严厉惩罚。参见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trans.by Clyde Phar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p.240。
[34] John Malalas, The 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 trans.by E.Jeffreys, M.Jeffreys & R.Scott,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87.
[35]参见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pp.465, 469; Janet E.Kay, et.al., “Burial Archaeology and the First Plague Pandemic,”Speculum, Vol.100, No.2 (2025),pp.332-333。
[36]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pp.467-469.
[37] Nikephoros, Short History, p.141.
[38] Walter D.Ward, Near Eastern Cities from Alexander to the Successors of Muhammad, p.116.
[39] Christopher Haas, Alexandria in Late Antiquity: Topography and Social Conflict, p.342.
[40] Averil Camero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 AD 395-70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156.
[41] Helen G.Saradi, The Byzantine City in the Sixth Century: Literary Images and Historical Reality, Athens: Perpinia Publications, 2006, p.439.
[42]参见刘榕榕：《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区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5-216页。
[43] C.Tsiamis, Plague in Byzantine Times, Berlin and 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23, p.53.
[44] Procopius, The Anecdota or Secret History, pp.275-277.
[45] Michael Maas, ed., Readings in Late Antiquity: A Sourceboo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309.
[46] Lawrence I.Conrad, “Epidemic Disease in Central Syria in the Late Sixth Century: Some New Insights from the Verse of assān ibn Thābit,” Byzantine and Modern Greek Studies, Vol.18, No.1 (1994), p.54.
[47]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p.471.
[48] Michael Maas, ed., Readings in Late Antiquity: A Sourcebook, p.309.
[49] Arjan Zuiderhoek, “Crises and Conflicts,” p.265.
[50]参见徐家玲、林英主编：《拜占庭帝国大通史(330—610)》，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32页；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pp.471-473; Nikephoros, Short History, p.141。
[51]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pp.465, 467, 473.
[52]The Iohannis or De Bellis Libycis of Flavius Cresconius Corippus, trans.by George W.Shea, Lewiston & Queenston & Lampeter: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8, p.107.
[53] Paul Stephenson, New Rome: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East, AD 395-700,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283.
[54] 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 p.268.
[55] Joshua K.Leon, World Cities in History: Urban Networks from Ancient Mesopotamia to the Dutch Empir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4, p.188.
[56] Theophilus of Edessa, Theophilus of Edessa's Chronicl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in Late Antiquity and Early Islam, trans.by Robert G.Hoyland,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17, 167.
[57] Ian Randall, “Urbanism in Syria and Palestine Between the 7th and 9th Centuries,” in Nikolas Bakirtzis and Luca Zavagno,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Byzantine City: From Justinian to Mehmet II (ca.500-ca.150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4, p.230.
[58] Josiah C.Russell, “Late Ancient and Medieval Population,” p.89.
[59] Athanasios Koutoupas, “Alexandria after Antiquity: A City in Transition,” in Nikolas Bakirtzis and Luca Zavagno,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Byzantine City: From Justinian to Mehmet II (ca.500-ca.1500), p.376.
[60] Joshua K.Leon, World Cities in History: Urban Networks from Ancient Mesopotamia to the Dutch Empire, pp.195-196.
[61] Charles Gates and Andrew Goldman, The Archaeology of Urban Lif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Egypt, Greece, and Rome, p.530.
[62] Athanasios Koutoupas, “Alexandria after Antiquity: A City in Transition,” p.376.
[63] Walter D.Ward, Near Eastern Cities From Alexander to the Successors of Muhammad, p.87; Charles Gates and Andrew Goldman, The Archaeology of Urban Lif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Egypt, Greece, and Rome, pp.531-534.
[64] 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70; Sarah Bassett,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onstantinople, p.107.
[65] Angeliki E.Laiou and Cecile Morrisson, The Byzantine Economy, p.40.
[66] Averil Camero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 AD 395-700, pp.156-158.
[67] Rubina Raja, “Lived Space in Late Antique and Early Islamic Jerash Old Questions in the Light of New Evidence,” in Carlos Machado, Rowan Munnery and Rebecca Sweetman, eds., Lived Spaces in Late Antiqu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4, pp.287-288.
[68] Charles Gates and Andrew Goldman, The Archaeology of Urban Lif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Egypt, Greece, and Rome, pp.531-532, 534.
[69] Andrew Wallace-Hadrill, The Idea of the City in Late Antiquity: A Study in Resilienc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5, pp.376-377.
[70] Michael Maas, ed., Readings in Late Antiquity: A Sourcebook, p.309;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pp.465-467, 471.
[71]参见刘榕榕：《晚期罗马帝国的传染病与民众信仰关系研究》，《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72] Nikephoros, Short History, p.49; Chronicon Paschale, 284-628 AD, trans.by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6.
[73] John Rufus, The Lives of Peter the Iberian, in Cornelia B.Horn and Robert R.Phenix Jr., eds.and trans., John Rufus: The Lives of Peter the Iberian, Theodosius of Jerusalem, and the Monk Romanus,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8, p.61; John of Nikiu, Chronicle, trans.by R.H.Charles, London and Oxford: Williams & Norgate, 1916, p.139; Procopius, Buildings, trans.by H.B.Dewing,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pp.13-29, 4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