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骥,宁波教育学院阳明人文学院教授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视听创作的底层逻辑。创作者身份从独立作者转向人机协同的“混合作者”,叙事逻辑从线性闭合演变为动态交互的自适应叙事,生产流程从线性耗时跃升为智能涌现的高效创造,审美范式从静观凝视转向沉浸介入的具身在场,本雅明所言的“灵韵”在此过程中面临解构与重构。技术的快速发展在释放创作潜能的同时,也带来价值危机,表现为拟像置换消解叙事权威,权责虚化挑战版权归属与创作者主体性,拟真世界的情感与文化危机侵蚀艺术的人文根基。AIGC不是“灵韵”的终结者,人机协同中人类创作者的选择性判断与意义赋予行为,本身即可凝结为新的“独一无二性”,构成“灵韵”再生的根基。视听创作应在技术赋能与人文价值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通过确立人本导向、深化人机协同、完善协同治理并在创作实践中回归人文精神,推动视听艺术从技术奇观走向价值共创。
关键词:AIGC;视听创作;灵韵;人机协同;创作主体
引言
2026年初,AI视频生成技术进入密集突破期,字节跳动Seedance 2.0、快手可灵AI 3.0系列相继落地,上影制作发布的13部AIGC短剧将制作周期缩短近半、成本下降七成,AI短剧播放量突破亿次。与此同时,Sora下载量暴跌、Seedance隐私争议、版权纠纷频发,技术快速迭代背后的伦理风险随之浮出水面 [1] 。当AI从工具变为创作伙伴,视听艺术的生产逻辑、叙事形态与美学范式正经历深层变革,在释放创作潜能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挑战。学界围绕相关议题已有探讨,但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一业态的技术分析,或对“灵韵”的讨论仍停留在机械复制时代的框架之内 [2] 。
在AIGC语境下,讨论“灵韵”需要先对本雅明的经典概念作出再界定。机械复制时代的“灵韵”消散,是因为唯一“原作”被无限复制,膜拜价值由此让位于展示价值。AIGC则将这一进程推向更深的层面:它消解的不是作品的复制品,而是原作概念本身。当影像直接从算法对数据的学习中生成,我们失去的是判断“何为真实”“何为原创”的坐标。但这并不意味着“灵韵”的终结,技术范式的更迭也为重新理解它提供了契机。
相应地,“灵韵”在智能时代的重构,也不是要回到前现代的艺术崇拜。它应当被重新理解为:在人机深度交互中,由人类创作者的选择与意义赋予所凝结的新的“独一无二性”。这种新“灵韵”来自两个环节:其一,创作者从算法生成的大量结果中,捕捉并确认那个符合其审美意图的瞬间;其二,将AI生成的碎片素材编织为一个完整的审美作品。正是基于这一再界定,本文审视AIGC如何在消解传统“灵韵”的同时,为人机协同中的新“灵韵”开辟可能。
一、技术赋能与视听创作的范式革新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重塑视听艺术的创作主体、叙事形态、生产流程与审美体验,推动视听创作从工业化时代的线性生产模式,迈入智能化时代的协同共创范式。
(一)创作主体:从独立作者到“混合作者”
传统视听创作中,作者是意义生成的权威中心,主导着从创意构思到影像呈现的各个环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逐步解构了这一封闭的作者身份。在大语言模型和多模态生成技术的支撑下,AI已从被动执行指令的工具,转变为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创作伙伴,能够基于海量语料训练生成视听素材,在剧本、分镜、音画同步等环节发挥创造作用。以Seedance 2.0为例,用户输入关键词后,模型可自主完成分镜设计、角色调度与情节推进。人类创作者随之从“执行者”转变为“策展人”,其核心职责是提出美学愿景,并在算法涌现的诸多可能性中进行甄别、校准与语境适配。这种“混合作者”身份使创作过程成为一个充满协商的空间,作品兼具人类能动性与算法生成性的双重特质。然而,当作品不再是创作者一次完成的独特产物,而是算法基于数据分布即时生成的多种变体,原作概念本身便趋于瓦解。本雅明所珍视的“灵韵”根植于作品的“此时此地”,也在此过程中面临消解。而当人类创作者以“策展人”身份在算法输出中作出独一无二的审美判断时,一种源于人机互动的新“灵韵”便由此萌生。
(二)叙事形态:从线性闭合到自适应叙事
传统影视叙事依托既定的故事框架与蒙太奇序列,引导观众循预设路径完成审美体验。快手可灵AI的“故事续写”与Sora的Remix功能,允许用户干预剧情走向与画面元素,推动叙事从线性预设走向即时交互。由此成型的自适应叙事体系,能够对用户情绪、行为数据或实时输入做出响应,灵活调整情节与环境氛围。叙事时间从不可逆的线性推进演变为多分支的网状结构,叙事空间则由固定场景拓展为可自主探索的虚拟场域。蒙太奇的主导权让渡于用户偏好与算法响应,创作目标也从完成闭合文本转向营造持续、动态的审美体验。传统叙事中那种不可重复的审美时刻,即本雅明所谓“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灵韵”,在自适应叙事的碎片化中逐渐消散。观众每一次进入作品都获得不同的故事走向,凝结于特定叙事路径的独特审美瞬间不复存在。但动态叙事也为用户参与意义共创提供了可能,若设计得当,每一次交互都能成为凝结了个人选择与情感的不可复现的审美事件。问题在于,当叙事从完成态退化为过程态,作品作为意义凝结体的唯一性与完整性如何维系。
(三)生产流程:从线性耗时到智能涌现
AI视频生成技术对生产流程的重构,大幅提升了效率,也催生了新的创意模式。在创意孵化环节,AIGC可将文字即时转译为画面,编剧输入核心概念后,模型即可生成多个版本的分镜脚本与视觉方案,前期策划周期显著缩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AIGC短剧《中国神话》的创作团队运用这一能力,将神话意象快速转化为可视化场景,实现了“编剧—AI—隐含编剧”的多主体协作。在制作环节,AI的视频生成与动态合成能力突破了资金与周期的双重制约,上影制作的13部AIGC短剧将制作周期缩短近半、综合成本下降约七成,成为技术降本增效的典型案例。在后期阶段,AI可完成画面修复、自动剪辑与多语种译制等工作,Netflix已借此大幅提升字幕制作效率,《来龙去脉》也借助AI辅助译制完成了多语种版本的全球分发 [3] 。人机协同下的创意生成已超越简单的机械实现,算法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出的跨域组合,往往能突破人类固有的审美惯性,开辟新的风格。然而,这种高效率的生产也使艺术作品与其“此时此地”的独特存在渐行渐远,“灵韵”所依赖的仪式性与稀缺性随之瓦解。效率工具释放的创造力,同时也让创作者能将更多精力投向人文思考与情感注入等核心环节,为“灵韵”的回归留出了空间。
(四)审美体验:从静观凝视到具身在场
数字媒介的演进改变了受众的感知方式。传统视听消费中,观众与作品保持着物理或心理上的距离,通过想象与共情获得审美愉悦。AI驱动的沉浸式技术与生成式内容的结合,正在打破这一静观模式,推动审美体验向“具身在场”转变。用户从被动的凝视者变为能够进入作品的参与者,其感官、肢体动作和情绪波动都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央视网推出的“风景猎人”计划,将AI技术、数字偶像与实景拍摄相融合,使用户在虚拟与现实之间实现多维互动。德国电视剧《暗黑》所呈现的“狂欢化时空体”也在AI赋能下更具沉浸感,叙事时间的可逆、空间的并置与角色的多重身份,使观众在交互中完成个性化的意义建构。审美体验由此从精神观照拓展为具身的生命体验,艺术与生活的边界日趋模糊。然而,这种沉浸式介入颠覆了“灵韵”所需的审美距离。本雅明认为“灵韵”存在于“一定距离之外”的凝望之中,当观众被技术包裹、与作品融为一体,静观与敬畏便让位于感官刺激,“灵韵”所依赖的心理空间也随之消解。当具身体验被注入文化内涵与人文关怀时,一种基于在场共鸣的新型“灵韵”便成为可能。技术所消解的审美距离,能否在沉浸中被重新构筑,仍是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
二、技术理性背后的价值危机
AIGC的深度介入释放了创作生产力,也孕育了新“灵韵”的可能,但与此同时,它带来了不容忽视的价值危机,并在更深层次上加速着传统“灵韵”的瓦解。本雅明所忧思的“灵韵”消散,在智能时代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形态。当算法从辅助工具跃升为创作伙伴,当“人人皆可导演”成为现实,视听艺术的真实性根基、主体性价值与情感联结机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灵韵”所依托的独一无二性、距离感与仪式性,也在这一过程中加速瓦解。
(一)叙事权威的消解与意义涣散
鲍德里亚曾以符号的演进来描述现代社会的真实危机,认为符号经历了从再现真实到遮蔽真实、最终替代真实的三个阶段,并由此构筑出一个超越真实的“拟真世界” [4] 。这一预言在2026年初以一种颇具争议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短视频平台上大量出现的AI生成“周星驰”电影片段,以及其经纪人“都放任不管吗”的质问登上热搜,将这场关于真实与虚构的讨论推向高潮 [5] 。这些视频并不模仿某部具体作品,仅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其表演的符号特征,重新组合成从未发生过的“表演”,真实的个人由此被裁剪为可任意拼接的数据碎片。
AIGC引发的核心危机,并非浅表的虚假信息泛滥,而是叙事整体性的算法拆解。传统视听作品的“灵韵”,部分根植于创作者对因果逻辑、节奏与情感弧线的整体把控,那是创作者人格在叙事结构中的凝结。当自适应叙事系统可以依据用户偏好实时修改剧情走向,当Remix功能将已完成的作品还原为可无限重组的素材集合,叙事便从“完成态”退化为“过程态”,作品失去了作为意义凝结体的完整性,成为随时可被拆解重组的叙事积木。“AI周星驰”片段的泛滥,正是这一危机的典型表征:表演符号被无语境地重组,原作品承载的情感结构与叙事意涵被掏空,沦为空洞的符号刺激。“灵韵”在此的消解,不是原创性的丧失,而是叙事作为意义整体之不可复现性的崩溃。
叙事整体性的拆解,直接导致了叙事权威的消解。当作品可以被无限重组,创作者对意义走向的控制力便随之松动。其深层后果,是人们的认知方式发生偏移:符号脱离原型却比原型更“真实”,判断真实的标准从理性验证滑向感官偏好。不少青少年看过AI生成的“古代皇宫”影像后,认为真实的故宫不够宏伟,这正是叙事权威被算法取代后意义碎片化的表征。本雅明曾将“灵韵”界定为“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当叙事整体性被拆解,这种独特性便无从依附,视听表达也随之沦为同质化的重复消费。
(二)版权归属与主体性危机
AIGC对创作主体的重塑引发了深层的权责危机。“混合作者”模式在解放创作效率的同时,模糊了作品的权利归属,挑战着以“人类作者”为核心的传统生产秩序。“灵韵”之所以可能,正源于创作者作为具体个人的独特生命经验与不可替代的在场感。当创作者的身份与贡献被算法和平台稀释、分割,艺术作品的“独一无二性”便失去了主体根基。
版权归属的模糊,只是表层现象。其深处是对“创作印迹”所有权的争夺。“灵韵”附着于某位导演或演员的作品,源于其风格中由生命经验凝结的个人印记。AIGC的介入,使这种“风格”首次可以被高效地数据化提取与廉价复制:算法通过深度学习经典剧本或表演数据,即可模仿特定风格生成新内容。这意味着,创作者数年甚至数十年积累的艺术人格,被简化为可任意调用的“风格参数”。
2023年美国编剧工会与演员工会的大罢工,本质上是创作者对“创作人格”被算法无偿征用的反抗。编剧担忧ChatGPT在深度学习经典剧本后,可模仿其风格生成新作品,使人类编剧的创作被降格为AI的“训练素材”。演员则质疑AI采集、扫描个人数据并生成数字替身的行为,侵蚀其表演的专属性与人格权。他们捍卫的不仅是薪酬,更是自身作为不可被完全数据化、不可替代的“灵韵”唯一来源的主体性。当“风格”成为公共训练集的一部分,“独一无二的显现”便失去了人格根基。AI本身不享有著作权,若用户简单指令生成的“作品”落入公共领域,或平台通过用户协议获取版权,人类创作者在“混合作者”结构中的核心贡献就可能被技术中立的话语淹没。当创作者的主体性在算法介入下趋于模糊,更深层的问题随之浮现:AIGC构建的拟真世界,在情感维度与文化维度也引发了值得关注的危机。
(三)拟真世界的情感与文化危机
AIGC构建的拟真世界,在情感与文化维度也引发了值得关注的危机。传统观念中“真实”的物质性、整体性与稳定性,在文生视频中被解构为可调整的参数。用户接触的内容纯属虚构,在火星漫步、与动画角色共舞,这些场景缺乏现实体验的共通性。用户既无法通过真实经历感知彼此,也难以代入真实情绪,热闹的共创表象背后是深层次的情感疏离,正如《群体性孤独》所揭示的:数字技术能实现即时在场,却无法真正联结情感 [6] 。
比拟像的泛滥更值得警惕的,是AIGC对集体记忆底层逻辑的篡改。传统艺术“灵韵”的生成,依赖于作品与特定时空、特定文化语境之间不可置换的唯一联系。当AIGC能以低成本、高效率批量生成虚构叙事与真实地点高度融合的“逼真影像”,这种唯一性便面临被覆盖的风险。
张家界“乾坤柱”曾作为《阿凡达》“哈利路亚山”的原型而广受关注,其原有名称在传播中逐渐淡化;重庆洪崖洞的设计宣传总与《千与千寻》绑定,真实的建筑意涵让位于媒介幻象。这些仍是前AI时代的个别案例。在AIGC时代,算法可根据流行趋势自动生成海量短视频,把虚构神话植入真实景观,反向塑造游客的“预期真实”。真实的物理空间与历史文化,被这些铺天盖地、无源可溯的影像所覆盖和改写。这种对集体记忆的“可编程化”,斩断了“灵韵”所依赖的、观者与真实历史背景之间的最后链接。“一定距离之外”的敬畏与凝望,终被同质化的数据符号淹没。
当真实被拟真替代,记忆被符号重构,本雅明所说的“灵韵”便彻底失去了栖身之所。“灵韵”的珍贵,在于它与真实的、不可复制的此时此地紧密相连。当世界被数据符号覆盖,艺术作品沦为可无限复制的拟像,“灵韵”所依赖的独特性与距离感也随之消逝。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胡占凡在2025年第二届网络视听创作与传播研讨会上指出,人工智能时代视听创作的“真实边界”正经历重构,既要警惕技术滥用带来的伦理风险,也要构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确保技术服务于真相而非遮蔽真相。中国视协高等院校视听艺术委员会会长丁亚平强调:“数智技术可以突破创作边界,但不能替代人文引领。若失去对人性、历史与社会的深切观照,再炫目的技术也不过是空洞的外壳” [7] 。这些判断指向一个共识:技术快速迭代中的价值审思,本质上是对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平衡点的探寻,让影像扎根于真实的人类土壤,让创作始终是人言说世界的载体,拒绝沦为算法言说数据的产物。
三、人机协同中“灵韵”重构的可能向度
面对上述价值危机,技术悲观主义的退却不是可行之策。真正的出路在于正视技术介入的现实,在人机深度协同的框架下,主动探索“灵韵”重构的可能。如果说机械复制时代的“灵韵”源于艺术作品的“此时此地”所具有的膜拜价值,那么AIGC时代的重构,则是在人机协作的深度对话中,生成新的“独一无二性”与新的“审美距离”。
叙事拆解、人格剥离与记忆篡改,构成了传统“灵韵”的三重消解机制。“选择即印记”“策展即意义”“在场即距离”分别回应了这三重消解。
(一)选择即印记:在算法涌现中重获“独一无二性”
当AI可以模仿任意风格生成作品,传统意义上依赖表现手法独特性的“灵韵”便失去根基。人类创作者的选择性判断,构成了新“独一无二性”的来源。
AIGC生成的是概率性输出,是无数可能性的集合。当创作者从大量候选分镜或变奏段落中,识别并确认那个符合其美学意图的瞬间,这一选择本身就凝结了创作者的生命经验与审美直觉。以Seedance 2.0为例,用户输入关键词后,模型可自主完成分镜设计、角色调度与情节推进。技术在此提供的不是最终答案,而是开放的创作场域。人类创作者的价值,正体现在从算法涌现的诸多可能性中执行甄别、校准与语境适配。
这与摄影师选择按下快门的瞬间、策展人挑选展品的判断有相通之处。当创作者从众多生成结果中捕捉并确认那一帧独特的光影或那一笔意外的构图,这一选择就构成了作品不可替代的“创作者印迹”,从而赋予作品新的“独一无二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AIGC短剧《中国神话》《美猴王》的创作实践表明,团队坚持以内容故事性为核心,在关键环节由人执行甄别、校准与语境适配,这种协作模式既发挥了算法的效率与想象力,又确保了作品的人文深度与价值导向。
(二)策展即意义:在碎片化素材中重织叙事整体性
自适应叙事将作品的线性结构拆解为交互选择树,叙事整体性看似被算法瓦解殆尽。重构的可能正在于此。当AI提供海量异构的音画与情节素材,人类创作者的职责便从“从零建构”转向“策展式编织”。
这不是简单的拼贴,而是将碎片化的算法输出,经由创作者的叙事逻辑、情感节奏与价值判断,重新统合为一个有机整体。AI生产素材,人类将其组织为叙事,赋予情感温度与价值指向。这种“策展即意义”的行为,为作品注入了新的不可复现性,因为不同创作者面对同样的素材集合,会编织出不同的叙事经纬。这正是“灵韵”在叙事维度的再生。
上影制作的13部AIGC短剧将制作周期缩短近半、综合成本下降约七成,是技术降本增效的典型案例。效率的提升仅是表层,创作团队在AI生成的海量素材中进行筛选、组合与意义赋予,才决定了作品最终的文化质感。体育题材微短剧《奔跑吧,冠军》打破“逆袭夺冠”的俗套,将竞技升华为对自我极限的挑战与内心价值的确认 [8] 。这种叙事深度并非技术所能替代,它源于创作者对体育精神的理解与人生体验的融入,是人机协同中“策展”智慧的集中体现。
(三)在场即距离:在具身交互中重建审美仪式
沉浸式技术曾被视为审美距离的终结者。但新“灵韵”的诞生,未必要回归画框前的静观,关键在于能否在“具身在场”的体验中,重新设计出审美仪式。
已有艺术家通过设定严格的交互规则,创造只在特定时间与空间才能开启的视听场景,来重建“此时此地”的稀缺性与庄严感。央视网推出的“风景猎人”计划,将AI技术、数字偶像与实景拍摄相融合,使用户在虚拟与现实之间实现多维互动。当观众的每一次参与都成为不可复现的事件,算法根据其行为与情感反馈即时生成影像,一种基于“在场”而非“距离”的新型灵韵也随之浮现。
文旅微短剧《荔仙千年宴》提供了另一种启示。该剧采用“无限流循环”的叙事框架,创作团队却坚持扎根粤西高州,以万亩荔枝林为实景舞台,让岭南文化从真实的土壤中生长出来 [9] 。这说明技术可以构建虚拟奇观,但作品的文化质感仍需来自对现实生活的深耕。当具身体验被注入文化内涵与人文关怀,一种基于在场共鸣的新型“灵韵”便成为现实。
四、制度支撑与价值锚定
“选择即印记”“策展即意义”“在场即距离”从创作本体论层面论证了“灵韵”重构的可能。但将这一可能付诸实践,还需制度协同与价值坚守。
首先,确立人本导向,构建超越流量逻辑的价值评估体系。当前视听内容生产受算法推荐与流量数据支配,完播率等流量指标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核心标准,这加剧了内容的同质化和价值观偏离。评估体系应将作品的思想深度、文化内涵与情感温度置于优先地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重回永乐大典》《舞动敦煌》《东坡先生赶考记》等作品,以轻叙事承载重文化,在传播数据之外获得了社会认可。这些实践表明,当行业跳出唯流量论的框架,创作者才敢于在短篇幅中容纳更深厚的文化表达。
其次,深化人机协同,确立“人类主导、AI辅助”的基本原则。2026年初,Seedance 2.0因用户上传真人素材被紧急叫停,说明权责模糊不仅带来法律风险,也制约技术发展。当AI生成内容涉及第三方侵权时,开发者、使用者与平台方的责任如何分担,需要制度层面的清晰回应。规则的确定性是创意活力的基础,只有让创作者预知创作行为的法律后果,才能吸引更多人投身人机协同的创作实践。
第三,推进协同治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已明确微短剧审核标准 [10] ,YouTube要求创作者标注是否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对违规微短剧及制作方的通报处置,表明多主体协同治理已有实质进展 [11] 。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强化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黑白名单制度,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惩 [12] 。
最后,回归创作本源,在技术突破中守护人文精神。纪录片《“国宝”时刻》运用4K超高清与AI技术呈现文物细节,但技术始终服务于文化阐释,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在动态演示中传递着历史信息 [13] 。《来龙去脉》借助AI融会贯通多学科知识以讲述龙文化,技术是文化叙事的辅助,不能取代人文思考 [3]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条原则:技术赋能的边界由人文精神划定。正如冯骥在实测后所言,技术的跃进往往伴随伦理的挑战,能力可以持续突破,但伦理必须与之并重 [14] 。这是AIGC从技术探索走向成熟应用的真正门槛,也是人机协同创作走向良性发展的前提。当技术精度与人文温度同频共振,AIGC时代的“灵韵”便在人机协作中悄然生成。
五、结语
智能时代视听创作的范式转型,本质上是技术与人的关系重构。本雅明曾忧虑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灵韵”的消散,但他并未陷入技术悲观主义,始终相信新技术会催生新的艺术形式与感知方式。AIGC并非“灵韵”的终结者,人机协同的深度对话反而为其重构开辟了新的可能。“选择即印记”将独一无二性锚定于创作者在算法中作出审美判断的瞬间,“策展即意义”将叙事整体性寄托于创作者对碎片素材的编织与价值注入,“在场即距离”则探索了在具身交互中重建审美仪式的路径。拟像以比真实更“真实”的面貌登场,当混合作者挑战传统的作者身份,当算法深度介入情感与文化的表达,视听艺术的“灵韵”恰在人机协作中悄然生成。
无论是字节Seedance 2.0的技术突破,还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神话》《美猴王》的创作实践,人类创作者如何在算法涌现的诸多可能性中执行甄别、校准与意义赋予,才是技术背后的核心命题。技术并非中立的工具,它同时塑造着社会关系与文化实践。我们既要善用AI带来的创作自由与效率提升,也应在算法推荐中保持主动选择,在虚拟共创中坚持真实情感,在身份转换中守住内在的自我。在效率与价值、流量与责任之间寻求辩证统一,让技术成为拓展人类表达与交往的工具,而非异化人类经验的力量,是智能时代视听艺术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场由技术开启的创作革命,最终的答案将由身处其中的我们共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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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南传播,2026年第7期,总第26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