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与初刊本相比，沈从文《长河》初版本中叙述者的姿态更为主动。通过插科打诨、人物点评和景物描写，叙述者与小说的故事层拉开了距离，使小说在内容上获得了反讽色彩。沈从文对于现实世界“应然”与“实然”的深切体认，使《长河》在叙事形态上呈现出乡土小说与史诗小说并存的内在张力。这种形式的分裂，又构成了沈从文对四十年代初期的自我的反讽。内容上的反讽与文体上的反讽相互勾连，共同指向沈从文四十年代“重造”理想遭遇的冲击，也折射出作家摇摆反复的创作心态和历史认知。

作者简介：王梦圆，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关键词：《长河》/ 版本校勘/ 沈从文/ 叙述者/ 反讽/

原文出处：《现代中文学刊》(沪)2026年第1期 第53-60页

1938年至1947年间，沈从文的《长河》曾先后以“长篇连载”、单行本、短篇小说、改订本等各种形式刊行，文字上亦多有改动，是颇费心力之作。①伴随着作家的反复修改调整，《长河》有了相当复杂的版本系统，其间也反映出作家创作观念的演变，进而呈现出特殊的文体学价值②，也使《长河》在沈从文的创作生涯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对《长河》版本进行校勘，着重考察《长河》初刊本、初版本及1947年前后散见于诸报刊的篇目三者之间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尝试体察并分析版本差异所表征出的讽刺性维度，以期对沈从文四十年代的创作心态作进一步体察。

一、叙述者形象的变化

《长河》于1938年8月起在香港《星岛日报·星座》上开始不定期连载，至同年11月19日结束，共六十七节，未完，此为初刊本。其后沈从文将部分内容发表于西南地区的报刊上，附以说明性文字。1945年，经过大量修改的《长河》被交由昆明文聚出版处，后在重庆、桂林经历两次审查，初版本才得以面世。比较初刊本和初版本，初刊本中的叙述者中规中矩地按照时间顺序推进故事，而在修改后的初版本中，他现身的频率更高，姿态更活跃。具体而言，叙述者的现身模式主要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种：第一种是插科打诨。“秋”一节中，沈从文就描写中年妇人形象的部分作了这样的修改：

来了个背竹笼的中年妇人，竹笼里装了两只小黑猪，也休息下来，就摊边听两人谈话。③(初刊本)

来了一个背竹笼的中年妇人，竹笼里装了两只小黑猪，尖嘴拱拱的，眼睛露出顽皮神气，好像在表示，“你买我回去，我一定不吃料，乱跑，你把我怎么办。”④(初版本)

不论是对竹笼里的小黑猪的细致勾勒，还是对人物话语结束后的动作的补充，初版本的修改都显得更加场景化、更为生动，也产生了一种漫画的效果。但漫画感的出现在这个场景中其实是不合时宜的。对小黑猪神情的调侃并非出自在场人物，而是原本隐身的叙述者。他突然以带有俏皮语气的笔触描写动物的神情和动作，使小说的风格变得不稳定。并且鉴于这种插科打诨的态度，很难说叙述者对这个在下文中担忧“新生活”的中年妇人在态度上是同情的。

叙述者的第二种现身模式是对小说中的人物进行心理观察和道德评判。在初刊本中，叙述者对以商会会长为代表的乡绅阶层基本持认同态度，但在初版本中则常常不留情面地洞穿人物。例如，在讨论“委员长”是否要带兵攻打日本这一问题时，初版本对会长的语言和神态作了如下扩充：

会长有点不服，拿出大东家神气：“我告你，你们不知道的事情可不要乱说。打什么仗?调什么兵?……君子报仇三年，小人报仇眼前。中国和日本的账目，委员长心中有数，慢慢的来，时间早咧。我想还早得很。”末了几句话竟像是对自己安慰而发，却又要从自己找寻一点同情。可是心中却有点不安定。于是便自言自语说：“世界大战要民国三十年发生，现在才二十五年，早得很!大公报上就说起过!”⑤

叙述者通过“对自己安慰”“从自己找寻一点同情”这样的干预性解释道破了会长盲目迷信“委员长”的幼稚心态，并流露出对会长态度的不认同。以上两种叙述者的现身模式共同表征出，修改后《长河》中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变大了，沈从文对小说人物的态度自然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以上两种现身模式中，叙述者虽然和人物拉开了距离，但所叙述的内容仍在人物言行的延长线上。而在第三种现身模式中，叙述者甚至脱离人物，径自观看起了风景。这就使初刊本相对客观的景物描写在初版本中发展出一定程度的主观性。“秋(动中有静)”中一段围绕“兴旺”展开的景物描写，在初版本中有着更加丰富的层次：

远远看吕家坪市镇，嘉树成荫，千家村舍屋瓦上炊烟四浮，白如乳酪。街尾河边百货捐税局门前高桅上，一条红黑长幡信在微风中飘荡。几十只高船桅尖从河坝边土埂上露出。对河坳上，那几株枫树叶子色彩斑斓，真如几条动人的彩柱。一切看来都像是大有兴旺的气象。⑥(初刊本)

回头看吕家坪市镇，但见嘉树成荫，千家村舍屋瓦上，炊烟四浮，白如乳酪，悬浮在林薄间。街尾河边，百货捐税局门前，一支高桅杆上，挂一条写有扁阔红黑大字体的长幡信，在秋阳微风中飘荡。几十只商船桅尖，从河坝边土坎上露出，使人想象得出那里河滩边，必正有千百纤夫，用谈笑和烧酒卸除一天的劳累。对河大上，老水手住的祠堂前，那几株老枫木树挺拔耸立，各负戴一身色彩斑斓的叶子，真如几条动人的彩柱，……看来一切都象征当地的兴旺，尽管在无章次的人事管理上，还依然十分兴旺。⑦(初版本)

初刊本中的“远远看”凸显出了远眺的距离，是从色彩与远景入手的较为单纯的景物描写，强调黄昏河边的绚丽景色与市镇的繁盛气象，整体语调明朗。与之相比，修改后的段落中“回头看”和“但见”等词语的使用，令景物描写成为了叙述者的独特体验。读者仿佛与叙述者一同身在河边，跟随他游荡的视线看到街尾，分享他关于纤夫的想象，和他一起远望老水手居住的祠堂和周遭的枫树。景物描写因之携带了叙述者的情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段落在初刊时原本位于“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一节结尾处，在初版本中则被移至“秋(动中有静)”一节的结尾。从结构上看，“秋(动中有静)”在整部小说中起到了总体性介绍的功能。这一节1942年发表于《文聚》时附有沈从文撰写的按语：

本文为长河第二章。起始介绍这个长篇故事所发生的地方，吕家□景物和出产，以及活在那里的普通乡下人的生活打算。把新生活看成恐怖的“老水手”，与过渡时那两个爱好的“女孩子”，大家一同走去的“橘子□”，正是全书每一章都要提起的，在本文起始露面。事件发生在二十五年九月。自由中国最近一期上，所载的《秋收和社戏》，为本书第十二章，可作参考。⑧

根据沈从文的设计，小说的时间、空间和人物均在这一节得到交代。由此观之，作者将上文所引的与“兴旺”相关的段落移动到这一节末尾便不仅仅是单纯的位置上的调整，还是将这段话作为小说的感情基调，在章节末尾加以突出。这段引文的尾句语义拉扯，十分怪异。“兴旺”反复出现，既总结了前文提到的风土人情，又和紧接着的“无章次的人事管理”形成了突兀的并置，破坏了景致的宁静祥和。从“兴旺的气象”到“无章次的人事管理”，表达侧重点的转移彰显出作家在改动过程中逐步深化了他的批判性视野。

基于此便可进一步观照这一叙述者的特征。首先，相比初刊本，修改后这个叙述者的全知状态得到了加强：

这就是居住在这条河流两岸的人民，三十年来的几种生活形式。⑨(初刊本)

这就是居住在这条河流两岸的人民近三十年来的大略情形。这世界一切既然都在变，变动中人事乘除，自然就有些近于偶然与凑巧的事情发生，哀乐和悲欢，都有他独特的式样。⑩(初版本)

初刊本的表述简洁明了，偏向客观概括，叙述者保持隐身，基本不对人物或社会状况作任何评价，文本呈现出一种纪实的风格。相比之下，初版本的“大略情形”的口吻更接近于一个“讲故事的人”，加入了与前文内容逻辑关联不大的感慨性议论。伴随着感慨性议论的是叙述者的另一个特征，即，其情感色彩是较为黯淡的。以“秋(动中有静)”一节的开头为例：

触目所见，是阳光雨露之力及于万汇百物，用各种式样形成的生命象征。野花以比春天更繁丽眩目的颜色，点缀大地。高大的杂木树，亦无不为自然装点以各种动人色采，到处是鲜艳与饱满。(11)(初刊本)

大河边触目所见，尽是一年来阳光雨露之力，影响到万汇百物时用各种式样形成的象征。野花多用比春天更美丽眩目的颜色，点缀地面各处。沿河的高大白杨银杏树，无不为自然装点以动人的色彩，到处是鲜艳与饱满。然而在如此景物明朗和人事欢乐笑语中，却似乎蕴蓄了一点儿凄凉。到处都仿佛有生命在动，一切说来实在又太静了。过去一千年来的秋季，也许和这一次差不多完全相同，从这点“静”中即见出寂寞和凄凉。(12)(初版本)

对“凄凉”一词的重复使用暴露出叙述者有意暗示这种氛围。在初版本中，经由景物描写，叙述者有意无意地实现了这样的效果：拉拢读者认同他与整个故事层之间的距离，接受他对此地“寂寞”和“凄凉”的判断。

以上分析表明，从初刊本到初版本，叙述者与小说故事层之间的距离，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均加大了。从这一细微的变化中能够体认出的是，作家对小说中的人物似乎不再是一个完全同情的状态，而是将其或多或少地放入了批判性视野之中，这便使小说获得了一个反讽维度。

二、形式的分裂

初版本中叙述者频繁现身的同时又较为克制，因为他似乎只想把握关于“常”和“静”的部分的话语权，当小说涉及具体情节矛盾时，他就将话语权交还给小说人物，允许他们畅所欲言。就“常”和“静”的部分而言，“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一节，从“正月里出行，必翻阅通书，选个良辰吉日”按时间顺序一直写到“冬天冬蛰，在门限边用石灰撒成弓形，射杀百虫。腊八日煮腊八粥，做腊八豆”，(13)精彩地描绘了滕长顺一家“遵照历书季节”(14)的生活方式。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中提出的“田园诗的时空体”的表现手法可以作为参考：“生活及其事件对地点的一种固有的附着性、黏合性”，(15)“它的内容仅仅严格局限于为数不多的基本的生活事实”，(16)“人的生活与自然界生活的结合，是它们的节奏的统一，是用于自然现象和人生事件的共同语言”。(17)他将“乡土小说”视为现代小说受田园诗影响发展的一脉：

文学中乡土性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世代生活过程与有限的局部地区保持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联系；(中略)同在田园诗中一样，乡土小说里一切时间界线都冲淡了，人类生活的节奏同自然界的节奏协调一致。在以田园诗方式这样解决小说时间问题的基础上(说到底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乡土小说里的日常生活得到了改造：日常生活诸因素变成为举足轻重的事件，并且获得了情节的意义。(18)

《长河》中对“静”以及“静”所表征的“常”的书写，正与巴赫金意义上的乡土小说若合符节。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这一范畴只能部分概括《长河》的文本特征。这些书写并非小说的全部内容，它们与其后展开的情节缺乏明显的连续性。沈从文曾在《长河》题记中作过这样的说明：

作品起始写到的，即是习惯下的种种存在；事事都受习惯控制，所以货币和物产，这一片小小地方活动流转时所形成的各种生活式样与生活理想，都若在一个无可避免的情形中发展。人事上的对立，人事上的相左，更仿佛无不各有它宿命的结局。作品设计注重在将常与变错综，写出“过去”“当前”与那个发展中的“未来”，因此前一部分所能见到的，除了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长于这个环境中几个小儿女性情上的天真纯粹还可见出一点希望，其余笔下所涉及的人和事，自然便不免黯淡无光。(19)

对于这些“作品起始写到”和“前一部分所能见到的”的内容，他给出的安排首先是位置性的。乡土小说形式出现在小说开篇这个现象，一方面与古代长篇小说的“楔子”有形式上的相似性：“制造一个观念的框架，阐述作品的主题思想，或者暗示人物命运和情节归宿，在全部情节中，它具有某种总纲的性质。”(20)可以说，叙述者将这部分“事事都受习惯控制”的内容的话语权集中在自己手中，就是要确保这一观念成为整部小说不可忽视的部分。另一方面，从这些段落与下文的关系来看，正如萨义德所言：“指定一个‘开端’都是用于得出、阐明或界定一个‘在后’的时间、地点或行为的。一言以蔽之，指定一个开端，通常也就包含了一个继之而起的意图”。(21)他认为：

古典主义及其所属的思维方式(对古代的热衷，赋“原始语汇”以特殊价值)的要紧之处，就在于它通常以至简为优，因为它最先来到，因为它自创始以后就一直持久地存在。因此，最先的就是最好的，因为它是最先，是开始。许多乌托邦模型从这种逻辑中汲得力量。在一个既有的连续过程中，开端作为起始点同时在历史、政治和知识规律上具有榜样的力量……(22)

沈从文将“事事都受习惯控制”的部分放在小说的开端位置，在恒常叙事中将时间线拉长，频频忆及“两千年前楚国逐臣屈原”，(23)或许也是出于与古典主义类似的创造“乌托邦模型”的逻辑。作家理想的世界展开的方式是静态化和常态化的，且他希望读者能够在感受这个世界的“应然”后对下文的“实然”进行批判式的阅读。而批判式的阅读所针对的或许就是小说中涉及的“变”。这些关于“变”的叙述与前文中关于“常”的描写，是以两种不同的文体呈现的。“常”的一面按照回环往复的自然时序展开，而“变”的一面则由历史事件推动书写。这两种处理方式的差异，表明小说中的人物不再是牧歌的主角，他们获得了现代人的时间观念，是写实主义小说的主人公。这部分书写可以进一步被体认为“史诗小说”，它更符合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提出的“小说”的特征，是“伟大史诗的两种客体形式”之一：

小说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史诗，对这个时代来说，生活的外延整体不再是显而易见的了，感性的生活内在性(die Lebensimmanenz des Sinnes)已经变成了难题，但这个时代仍有对总体的信念(Gesinnung)。(24)

不论是对“变”的敏感，还是对以乡土小说形式作为开端的坚持，都表明在沈从文身上仍旧存在着一种“对总体的信念”。也正因如此，《长河》在形式上就分裂为乡土小说和史诗小说。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的说法为这部小说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社会的局外人的确是田园式的人物，而且像牧歌这一与讽刺情趣相投的形式一样，他用一组简单纯朴的准则与社会的复杂的理性化进行比照。然而正如我们所见，讽刺作者所坚持的正是经验事实的复杂性，而他所怀疑的正是简单纯朴的准则。因此说‘无邪’是一位局外人；他来自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不可获得便是与令人不快的东西联系在一起。”(25)对于《长河》而言，情况似乎与弗莱所说的恰恰相反——沈从文的叙述者正是一个“无邪”而又“无奈”的“社会的局外人”，他坚持的是“简单纯朴的准则”，而对“经验事实的复杂性”充满了怀疑。因此，恰恰是在与弗莱相反的意义上，《长河》的反讽维度在小说的形式分裂间生成了。

如果史诗小说的部分不存在，《长河》中的形式分裂就会随之消失，整个文本便会还原为纯粹意义上的乡土小说，读者也就无从感知沈从文通过形式分裂构建出的对“应然”与“实然”的价值判断。初版本问世前，《长河》部分章节在报刊上发表时，沈从文在按语中常常强调这些章节在全书的位置，如《人与地》“为《长河》第一章”，(26)《秋收和社戏》起初“为本书第十二章”(27)，后又改为“《长河》第十章”，(28)这已暗示出，阅读作为一个整体的《长河》和阅读单篇文章将会获得迥然不同的体验。1947年前后以短篇形式刊登的诸多章节之间就无法形成这样的联系。“大帮船拢码头时”1947年在《知识与生活》上刊登时加入了一段描写，其内容实际上源自初版本中“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一节。这段描写从吕家坪的地理位置起笔，描绘了祠堂、庙宇、码头上生意往来的热闹景象和各类手艺人、行船人的活动，用千字的篇幅对吕家坪的风土人情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沈从文将同书中的内容相互嫁接，并在文末特地注明“三十六，五，重写”(29)的字样，意味着这篇文章是依据新的创作观念重新考虑并写就的。修改后的《大帮船拢码头时》，俨然是一篇以老水手作为主人公，描写吕家坪民风民俗和水手们生活方式的小说。“人与地”在《益世报》上发表时，更名为《人与地——一个小地方的人事叙述》，文间还有李霖灿绘制的《黄果树苗人唱情歌》(30)作为插画，这表明在以短篇小说形式发表时，原本用来表达作者“不变”之理想的乡土小说形式蔓延到了整篇文章中。更重要的是，由于没有形式分裂作为前提，短篇小说形式登载的《大帮船拢码头时》中，叙述者再次贴近人物，讽刺性维度消失了，吕家坪被重新构筑为一个在形式上与曾经的“希腊小庙”极为相似的“小小世界”，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小小世界”是沈从文的写作行为与现实深刻互动后的产物，带有一定的后撤意味。

三、叙述姿态的变更

概而言之，《长河》中叙述者的立场从四十年代初期、中期到末期，经历了“同情——批判——同情”的更动。沈从文对题记的修改，为把握他面对社会变动时反复游移的态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一面是受过去所束缚的事实，一面是新生向上的理想；理想虽若能好好移植到年青生命中，还可望发芽生根，事实却依然在在令人痛苦。(31)(初刊本)

一面是受过去所束缚的事实，在在令人痛苦，一面却是某种向上理想，好好移植到年青生命中，似乎还能发芽生根。……(32)(初版本)

一面是受过去所束缚的事实，在在令人痛苦，一面却是某种向上理想，好好移植到年青生命中，似乎还能发芽生根，然而刚到能发芽生根时又不免被急风猛雨摧折。(33)(改订本)

初刊本创作于沈从文第二次返乡后，这次返乡同时催生了《湘西》的创作。在《长河》题记中，沈从文从民训工作、情绪隔离和保甲制度三方面触及湘西在“全国性战争”来临之际所面临的问题：

那时节湘省政府正拟试派几千年青学生下乡，推行民训工作，技术上相当麻烦。武汉局势转紧，公私机关和各省难民向湘西疏散的日益增多。一般人士对于湘西实缺少认识，常笼统概括名为“匪区”。地方保甲制度本不大健全，兵役进行又因“贷役制”纠纷相当多。所以我又写了两本小书，一本取名《湘西》，一本取名《长河》。(34)

《长河》因而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题记中态度上的反复更动也都关联着具体的历史语境。初刊本中，作家在表述时情感上有起伏，结尾落脚于“令人痛苦”，传递出对现实的不满。“年青生命”指向全面抗战初期湘西“千数年富力强的下级军官，和数万体力结实性情单纯的子弟兵”(35)，这些人大多加入了被沈从文认为是“当时最贤明的措置”(36)的沅陵绥署。1947年他回忆当时场面时仍难掩激动：“想起绥署成立，主持其事的陈老先生由省中到沅陵那天，这些自告奋勇的武装同乡，一万人在沿河两岸欢呼情形，过不久又即分别乘了小帆船向常德集中补充荣誉师情形，真令人永远眼湿!”(37)因此初刊本中所谓“痛苦”表达的或许是对战时一切工作尚在推进的急切，与1948年改订本中的“痛苦”不宜简单相提并论。后者以“然而”作为转折，给出了明确的历史判断——“刚到能发芽生根时又不免被急风猛雨摧折”，调子更加沉重痛切，其成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与沈从文的“悲悯之心”有关。在1942年刊登的《人与地》前的按语中他写道：“美丽丑恶的取舍，与一般说故事者似不大相同。这取舍与人事爱憎无关，为的是作者用笔或心接触到这个小小世界时，一种不可言说的悲悯之心即油然而生。浸透了作者生命或感情，实为爱与不忍。”(38)而在沈从文为《湖南的西北角》作序的1947年，无数同乡已经在战争中为国捐躯：“我那县城五千人家，每家门口各供奉了个阵亡者的木牌位，那些孤儿寡妇，每当黄昏来临时，在木牌位前沉默上香，以及此后沉默过日子种种，都仿佛近在目前。我明白那个沉默背后，实隐藏了多少辛酸!”(39)正是在这样的视域中，四十年代末“悲悯之心”和“爱与不忍”显然再次影响了作家的立场，使《长河》重新获得了温情隽永的风格。另一方面，对内战的消极理解，即认为这是“消耗性的对立”，(40)使作家四十年代中期的批判性视野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较为保守的立场。在《大帮船拢码头时》中，“客人”对革命的认识近乎“弱肉强食”：“自从北伐成功就来个马日事变，胡胡涂涂死了多少人!死的都完了，活的自然差不多，做官的还是做官，大兼小，由上而下，鳜鱼吃羊角鱼，羊角鱼吃虾米，虾米吃水爬虫。”(41)这一论断在去政治化的同时消解了革命的意义，是一种较为消极的姿态。

小说中的部分细节的修改同样能反映出随着时间推移作家创作观念发生的微妙变化。其中“大帮船拢码头时”一节中关于“客人”内容的改动最具代表性：

到老水手仿佛把事情弄明白，点着头笑起来时那客人已被烧酒醉得胡涂要唱歌了。(42)(初刊本)

到老水手仿佛把事情弄明白，点头微笑时，那客人业已被酒醉得胡胡涂涂，吟起白居易的诗来了。

“渐觉乡原异，深知土俗殊。水市通阛阓，烟村混舳舻。楼暗攒娼妇，堤长簇贩夫。夜船论铺卖，春酒断瓶沽!……”(43)(《知识与生活》版)

“客人”的出现为《长河》增添了一个别样的视角。他吟诵的诗句出自白居易的《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开州韦大员外庾三十二补阙杜十四拾遗李二十助教员外窦七校书》，饶有意味的是，这些对殊风异俗加以记录的句子在原诗中并不连续，当源自沈从文的有意择取，可以视为别有幽怀的曲笔。它们描绘了水路直通商户，村落在炊烟中与船只之间浑然一体的景象。小楼上有招揽生意的妓女，河堤上聚集着小商贩，夜里船上还在商谈铺货买卖，春天的美酒一瓶接一瓶地售空。而这些诗句情感上的出发点是“渐觉乡原异，深知土俗殊”，关联着一种因地方风俗的变化而产生的今昔之感，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了作家对“现代”更为深层而复杂的感受。此外，初刊时“客人”的身份为“盐局科长”，(44)在1942年《文学创作》上刊登的《大帮船拢码头时》中被改为“中学教员”，(45)这一改动在此后的版本中被保留，从而使“客人”的发言更具公共性，不再是对官场内幕的简单披露。根据“这人民国十八年在长沙过了一阵热闹日子，昏头昏脑的做了些胡涂事”(46)和他对陈渠珍下野过程的讲述，基本可推断他是一名曾参加陈渠珍对贺龙领导的红军的围剿活动的军人。这一设定使“客人”所发议论的变化就显得更加微妙。在初刊本中，他主张“你们地方五年前那个老总负责时，什么都无问题，可是下面办得好，上面就不好。上面怕他得人心，将来势力一大，管不了，主席也坐不稳，所以派大兵压迫他，逼他交出兵权。遣散队伍，下野不问事，不然就打，真的要打还不知是谁的天下”，(47)言谈间充满了对陈渠珍的同情。而在1942年《文学创作》上刊登的《大帮船拢码头时》和初版本中，关于陈渠珍的表述就变为“究竟是自己家边人，要几个钱也有限。钱要够了，自然就想做做事。可是面子不能让一个人占。省里怕他得人心，势力一大，将来管不了，主席也怕坐不稳。所以派两师人上来，逼他交出兵权，下野不问事”。(48)此处与其说是对陈渠珍的状况表示同情，不如说是推崇家边人政治曾一度在湘西具有可行性。但字里行间也承认即使是家边人管理，仍难免落入权力和利益绑定的窠臼。1947年《知识与生活》版《大帮船拢码头时》中，作家并不安排“客人”议论陈渠珍，而是直接泛化了议论的范围。对象从国民党将领转移到了马日事变，其中的倾向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陈渠珍形象的演变，似乎也昭示了沈从文“家边人”理想的失落。结合1947年《大帮船拢码头时》中对内战“弱肉强食”式的理解，可知沈从文理解政治的角度相对简单，容易被具体人事影响，难以生成清晰的历史判断。

具体历史变动之外，沈从文对现代性与湘西的关系的思考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他叙述姿态的变化。在《长河》题记中，沈从文记录了第一次返乡后的感受：“‘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49)湘西社会看似在通往现代化，但实际上传统美德被瓦解的同时，新的价值观尚未建立，留下的是庸俗肤浅的“现代性”。这种感受一直延续，并影响了《长河》的创作。作家站在人物的立场对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表达了保留乃至抵拒的一面：

这传说到了吕家坪时，开油坊的人也不明白这对于他们有何不利益，只觉得一切用机器，十分可笑。且不大相信机器人和机器牛办得了事。因为蒸料时要看火色，熬油时又要看火色，全凭老经验，不是儿戏。机器是铁打的，凭什么经验来作?(中略)会长同橘子园主人，看老申报，称为明白人，也明白这新式油坊成功后的意义，在统制专利情形中，将如何影响到各处产油区，庄号，油坊，——尤其是内地小规模油坊!榨坊一实现，小油坊的生意就会大受影响，有一半在毫无办法情形下，只好关门。(50)

叙述者先是以“只觉得”来模拟“开油坊的人”的观点，接下来又介绍了新式油坊对内地小规模油坊的冲击，情感上体贴同情着吕家坪的人们。一方面，这段文字在《长河》初版本中被沈从文删去，一定程度地反映出他对自己的同情立场有所反省。另一方面，这段文字所属章节1947年在《文学杂志》上发表时，增加了名为“黑中俏和枣子脸”(51)的副标题，“黑中俏”和“枣子脸”分别代指夭夭和二妹，作家大概有意借此将描写重心从经济结构分析转向风土民情展演。如此一来，四十年代末期的沈从文似乎又回到了对笔下这些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湘西人的同情立场中去。这种反复调试的创作姿态表明，他的写作仍在以一种不太稳定的状态展开着。

正如沈从文在题记中所言，“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52)，《长河》的反讽维度可能并非完全源于作家的自觉经营，甚至偏离了原本的创作期待，但它是沈从文反复更动的创作观念在文本层面留下的细微痕迹，是思想与时代深刻互动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长河》的未完成与历史的不封闭是有着本质性的联系的。

注释：

①沈从文曾在信中向大哥沈云麓提及“最近在改《长河》，一连两个礼拜，身心都如崩溃，但一想想，这作品将与一百万或更多读者对面，就不敢不谨慎其事了”。参见《194205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02页。

②《长河》兼具“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形态的情况，关联着沈从文对不同文体的不同期待，是一个需要专文讨论的问题。

③沈从文：《长河(五)》，《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8月11日。原刊将该期期数误标为“三”，核查后应为“五”。

④⑤(23)(34)(46)沈从文：《长河》，昆明：文聚社，1945年，第24页；第70页；第10页；第116页。

⑥沈从文：《长河(二〇)》，《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8月26日。

⑦⑩(12)(13)(14)沈从文：《长河》，昆明：文聚社，1945年，第41页；第21页；第22页；第48—49页；第11页。

⑧沈从文：《秋》，《文聚》第1卷第3期(1942年6月10日)。笔者所见原刊缺少日期，此处据前研究补充，参见黄菊：《〈文聚〉研究》，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第54页。

⑨沈从文：《长河(四)》，《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8月10日。

(11)沈从文：《长河(五)》，《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8月11日。

(15)(16)(17)(18)[苏]巴赫金：《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钱中文译，《巴赫金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17—418页；第418页；第419页；第421—422页。

(19)(32)(49)(52)沈从文：《题记》，《长河》，昆明：文聚社，1945年，第5页；第4页；第1页；第5页。

(20)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7页。

(21)(22)[美]爱德华·W·萨义德：《开端：意图与方法》，章乐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1页；第59页。

(24)[匈]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9页。

(25)[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90页。

(26)沈从文：《人与地》，《妇女工作》第4卷第2—3期(1942年9月)。

(27)沈从文：《秋》，《文聚》第1卷第3期(1942年6月)。笔者所见原刊缺少日期，此处据前研究补充，参见黄菊：《〈文聚〉研究》，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第54页。

(28)从文：《秋收和社戏》，《自由中国》第2卷第1、2期合刊(1942年5月)。

(29)(41)(43)沈从文：《大帮船拢码头时》，《知识与生活》第5期(1947年6月16日)。

(30)沈从文：《人与地——一个小地方的人事叙述》，《益世报》(天津)1947年6月18日。

(31)沈从文：《长河题记》，《大公报》(重庆)1943年4月21日。

(33)沈从文：《长河题记》，《长河》(改订本)，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第4—5页。

(35)(36)(37)(39)沈从文：《〈湖南的西北角〉序言》，《益世报》(天津)1947年8月2日。

(38)沈从文：《人与地》，《妇女工作》第4卷第2—3期(1942年9月)。

(40)沈从文：《说变》，《益世报》(重庆)1945年7月17日，转引自田丰：《〈益世报〉上的沈从文佚文佚信辑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6期。

(42)沈从文：《长河(四一)》，《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10月8日。

(44)沈从文：《长河(四〇)》，《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10月7日。

(45)(48)沈从文：《大帮船拢码头时》，《文学创作》第1卷第1期(1942年9月15日)。

(47)沈从文：《长河(四〇)》，《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10月7日。

(50)沈从文：《长河(三六)》，《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9月24日。

(51)沈从文：《摘橘子——黑中俏和枣子脸》，《文学杂志》第2卷第4期(194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