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成有，祖籍山东广饶，1945年生于辽宁大连。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曾任世界史研究室主任、历史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兼职为北大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北大日本研究中心和韩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和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学术顾问。出版《新编日本近代史》《战后日本外交史》《北京大学与韩国三一独立运动》《中韩关系史》《东北亚传统国际体系的变迁》《东北亚史研究导论》等著作12部，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日本学刊》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一、燕园的教研岁月
陈奉林：宋先生您好。我受《史学史研究》编辑部之托，对您作一次访谈，很是高兴。据我所知，您一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工作，从事日本史、朝韩史、东北亚史教学科研工作近40年。这期间，您为本科生讲授日本通史、日本近现代史、韩国史、东北亚史等课程，还在历史系首次设置韩国史、东北亚史研究等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指导数十名博士生和研究生，出版了十余部著作和发表了大量论文，成绩斐然，为推进国内的日本史、东亚史研究作出了贡献，成为国内日本史坛的第二代探索者与贡献者。仅在2025年一年，您就围绕日本幕末史、东洋史学、天皇制和“满铁”、战后中日关系等问题，发表论文10余篇。您老年过八旬，仍壮志犹存。那么，请问支撑您工作的动力源是什么呢？
宋成有：谢谢鼓励。在北大历史系教学科研的岁月，依然历历在目。首先感恩当年北大历史系世界史研究室诸先生的关爱，特别是日本史组先师的提携。例如，1980年开讲日本近代史专题课之际，周一良先生审阅我的讲课提纲，还把他当年使用过的手写讲稿，送给我作参考。再如，1981年沈仁安先生通过联名发表《近代日本的史学与史观》，倾心传授撰写论文的要诀，补上了因“文革”而缺失的毕业论文训练环节，至今师恩犹记。当时的历史系有六个教研室，日本史组最能感受到老一代如此充满关爱的传帮带。这是我个人成长的幸运，在受教与合作中感悟北大历史系日本史组治学严谨、勇于创新和“对学生好”的传统，其传承的自觉，构成教学科研的动力。因此，在备课讲课、指导学位论文的同时，抓住国际学术交流或学术访问的好时机，与日本、韩国、美国，包括我国台湾省的教学科研单位签订多个学术交流协定，争取奖学金，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寻找走出去的机会，开阔眼界，搜集资料，为撰写学位论文创造条件。虽占据了个人大量时间，但学生有所得则予愿已足。
陈奉林：我也是蒙受师恩、得到提携的人，多年来不思量，自难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先生已经做到了。近十余年来，您或在中国日本史学会作基调报告，或在评析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文章中，多次强调建立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做了不少工作。请问您是怎么考虑的？请逐一赐教。
宋成有：在我国，最先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日本史研究体系的是东北师范大学的邹有恒先生。在1979年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和1983年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呼吁研究外国问题要结合中国的实际。1987年，在《世界历史》第2期的“史家论坛”专栏中，提出“搞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的倡议。他强调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要“打开局面”，在国际史坛取得发言权，就要 “走自己的路子”，搞出 “中国特点”，倡导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日本史研究体系。
至于如何“创建中国的日本史学派”，如何开展中国特点的日本史研究，邹先生提出了具体做法。概括起来看，一是要把“两重性”作为研究日本近现代史的一把钥匙，开创出我们自己的研究道路，建立中国的日本史学派；二是无论日本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研究，都应当把中日关系，中国的影响作用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突出中国的作用；三是中国学者研究外国问题，包括日本史研究的大目标，即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实事求是，拿出开创性的成果，突破国外影响，建立中国的学科体系，取得国际学术发言权。
邹先生的呼吁，涉及中国学者开展外国史，包括日本研究的方法和目标等根本问题。对邹先生的学术眼光和格局，我表示钦佩。其中，要对建立有中国特色日本史研究体系问题，再谈谈我的想法。第一，承续中国治史的悠久传统。众所周知， 604年，圣德太子改革期间曾编纂的《天皇记》《国记》等史籍，到了645年的大化改新之际烧失。八世纪初编纂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就成了现存最古老的日本史籍。实际上，在此八百年前，《汉书》的《地理志·乐浪郡》已记载倭国，说“倭在乐浪大海中，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首次在正史中记载日本。此后，从《后汉书》到《明史》，形成中国正史外国传记录日本史的传统。至日本奈良、平安朝用古汉语编纂《六国史》，其史观与编年史体例均仿效中国修史。今天之所以强调建立中国特色日本史体系，可以说是中国修史传统的延续，日本史研究者责无旁贷。
第二，基于国际学术交流的需求。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国际学术交流不仅是礼貌接待、友好对话，更是观点创新，展示新资料和新视角的过程。至于插科打诨、闭门造车或自夸自傲则与学术无缘。换言之，切磋琢磨，提出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在彼此交流中提升研究水平，方为学术交流的目的。在思想碰撞的过程中，才有可能谈论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日两国的国际学术交流日趋活跃。在一段时期内，日方提供经费、场所，邀请大量中国学者研修、访问，或签订学术交流协定，联合培养学生，占据了主动。其间，日本学者对中国日本史研究状况不甚了解，评价不高。1988—1990年，中国日本史学会与日本六兴出版社合作出版的13卷本的《东亚中的日本史》系列，展示了中国学者的新视角、新观点，在日本史学界引起轰动。日本学者改变评价中国日本史研究不过“中学水平”的旧有看法，对中国学者的研究的进展感到“震惊”，表示不可小觑。事实证明，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开创性视角和观点，才有可能与日本学者展开对等的学术切磋，取得国际史坛发言权。
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家加大对人文社科、国际学术交流的投入，中方对日方资助的依赖越来越少。近些年来，中方转而邀请日本学者前来讲学，参加学术研讨会，并对日方学者提供相关费用和报酬。中方自主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条件，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交流环境大为改观。然而，在中国日本史研究领域，有些问题仍值得关注。例如，日本学术界提出的某些观点，甚至是在十几年前提出的诸如“从边缘看中国”“海洋文明类型”“明清近世说”等，会受到中国学者习惯性地追捧，不假思索地拿来套用。重复日本学者的观点，虽有功利主义的短期效益，但无助于研究的深入。更进一步说，照搬还会抑制中国研究者的创新能力，降低国际学术交流的价值，也难以赢得日方学者真正的尊重和好评。换言之，运用历史唯物史观，坚持自主创新，形成中国日本史研究体系，既是使命，也是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走向世界的指路标。
一般认为，主体性即研究者的自主意识、自悟自省和主观能动性的集中体现。用诸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即站在中国看日本，以中国学者的观点观察、诠释日本，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新中国日本史研究奠基者周一良先生指出中日两国学者治学的差异，即不少日本的研究学者的特点是孤立地研究一个问题，而我们研究一个问题则可以联系到当时的社会、文化。这种研究方法是日本的研究学者不习惯的。中国学者的特点是凡事问一个为什么，研究一个具体问题，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周先生强调，如果我们能运用辩证法，就可以达到日本的史学者达不到的水平。新世纪的中国日本史研究，面临主体性是否得以保持与弘扬的新挑战，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有必要坚定自主创新和自觉。
第三，说到底，创建中国日本史研究体系，与中国人研究日本史的根本目的，即为什么研究日本史的这个全局性问题密切相关。作为邻国，日本之于中国的历史角色极其独特。概括起来看，一是汉唐之际，日本是中国的臣属或学生。日本虽然在世纪之初前500年，对中国奉表称臣，与海东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等三国并未二致。但自7世纪初至14世纪末的800年间，日本不再向中国奉表称臣，遣隋使、遣唐使及其同行的学问僧、留学生频频西行，日本全面引进隋唐文化，短期内提升了国家成长的水平。其间，两国两次交手，663年介入朝鲜半岛事务的倭国在白江口惨败于唐军，1274、1281年忽必烈的两次东征受挫。除此之外，两国相安无事，民间交流未受战争的影响。
二是有明一代，日本渐成中国的威胁，两国关系进入多事之秋。明朝初期，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为获取勘合符贸易利益，再度奉表称臣。明朝中期，倭寇荼毒中国东南沿海，“北虏南倭”的困扰令明帝头痛。1523年，争贡事件导致嘉靖锁关。至明朝后期，西学东渐，日本被西欧舶来的火绳枪、地球仪激活。1590年，刚刚实现日本统一的丰臣秀吉欲“借道伐明”，征服中国。1592、1597年，丰臣发动两次侵朝战争，屠戮朝鲜半岛。明朝倾举国之力击退日军，元气大伤，国力转弱。从倭寇肆虐到丰臣侵朝，日本逐渐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明代中国人开始研究日本，遂有浙直总督胡宗宪召集幕僚撰述的《筹海图编》等著作问世；明人李言恭、郝杰的《日本考》也是研究明代日本与日明关系的重要著作，不妨一读。
三是痴迷“大陆政策”的近代日本持续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罄竹难书的民族浩劫。通过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以中朝邻国的沉沦为代价，迈出武力崛起的三大步，升腾为远东一霸。1931-1945年的14年侵华战争，造成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致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面临亡国危机。为救国难，中国学者在困苦中坚持日本史研究，以笔代枪，欲求超越，探索克敌制胜之道。
四是战后日本进入敌友转换的历史拐点。战后50年代，日本有良知人士抨击军国主义侵略、法西斯主义暴虐和“大日本帝国”的劣行，和平民主思潮一度占据主流地位。随着6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级经济大国，军国主义复旧的逆流公然抬头。老右翼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发出为侵略战争翻案的第一声。继而，从70年代新右翼出场，到80年代中曾根康弘以改宪为目标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乃至90年代鼓吹“自由主义史观”的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出笼，政界、学界新老右翼日趋猖狂，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调门愈来愈高，毒化日本社会。至21世纪第二个10年，安倍晋三解禁集体自卫权，迈出修宪的第一步。进入第三个10年，岸田文雄通过安保三个文件，推进扩军目标。极右翼政客高市早苗更公然鼓吹修宪、扩军、拥核、对华强硬，公开追求战后右翼建立“强大日本”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统一，再次面临日本的威胁。
总之，无论日本是敌是友，均需要了解日本历史，需要把握自东汉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经纬，探讨演进规律与探索的勇气。无论从地缘政治研究还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均需要厘清日本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和特质，核准日本特色的含义所在。在二战过去80年的今天，日本史研究愈加展示出以史为鉴与面向未来的双重意义。总之，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不受干扰，应该是，也必须是中国研究日本的根本目的。
二、日本史与中日交流史研究
陈奉林：您讲的这些太好了，立论深刻，观察敏锐，可谓通人之言，见道之论，值得每一位研究日本的学者深思。历史学不是书斋之学，而是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和日本史学界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吗？
宋成有：相互影响客观存在，表现方式因时而异。就中国对日的影响而言，主要表现在近代日本官方史学的形成过程中。其一，中国古代修史史观影响近代日本官方史学。1869年明治政府设立国史校正局，天皇颁布《修史敕书》，强调对内“正君臣名分之谊”，对外“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增强维新政府的统治。显然，其“君臣”“华夷”“纲常”等史观与理念，无不源自中国的传统史学。1877年，明治政府设立直属太政官的修史馆，采用编年体的体例，自1882年着手编纂《大日本编年史》；其二，清代乾嘉考据学影响近代主流学派。康雍乾时代，文字狱愈演愈烈，士人不得不埋头于经学典籍的文字、音韵、训诂，搜罗排比材料，热心厘清目录、版本，在校勘与辨伪中讨生活，形成考据功夫深厚的乾嘉学。其学风盛行于江户后期，直到明治初年依然熏陶力量强劲。在此基础上，明治政府引入力倡实证的德国兰克史学，两者一拍而合，发展为占据主流地位的官方实证史学。此后，以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为中心，在重野安绎、久米邦武等主持下，搜集、考订并编辑出版《大日本史料》和《大日本古文书》等史料集，构筑以考证著称的实证史学正统地位。明治初期文明开化期间，福泽谕吉、田口卯吉等引入英法的文明史，在史观、方法论和书写上摆脱中国传统实现的影响，实开近代日本史学的新局面。
就日本影响中国而言，自1889年颁布宪法，进入明治后期以来，一方面，中国修史的基础影响犹在；另一方面，近代日本史学整体呈现兴旺发展之势，并开始反转过来影响中国。这种事例不在少数，东洋史学的奠基者那珂通世(1851-1908)的《支那通史》出版，堪称冲击中国的首例。那珂生于盛冈藩士之家，自幼兼学汉诗和歌。汉文造诣深厚，中国经典史籍奠定一生治学的基础。1872年，那珂考入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学习4年，深受福泽文明论与文明史研究方法论的影响。那珂治学深得汉学和西史的助益。他担任过元老院书记官、帝室制度调查员等职，研究不乏国策性。1888年，那珂通世参照刊行于元代的《十八史略》，用古汉语撰成五卷本的大部头著作《支那通史》，记述中国自三皇五帝至宋辽金政治、军事、经济开发、外国事务、学艺宗教、制度沿革，一经问世，好评如潮。
《支那通史》虽以《十八史略》为蓝本，却并非简单重复或压缩，而是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与观察视角。运用福泽文明史学的历史分期法，将两宋之前的中国历史分成4个历史时期，即“上世”：自三皇五帝起始至春秋战国；“中世（上）”：秦汉至三国；“中世（中）”：两晋至隋唐；“中世（下）”：五代至宋辽金。此著既出，奠定那珂在东洋史研究的学术地位。1899年，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在中国刻印出版。罗振玉为之作序，慨叹中国人熟知二十四史，却从未有通史著作问世，颇感“汗颜”。可以说，那珂的《支那通史》是近代日本史著首次冲击中国。
1894年，那珂建议文部省将外国历史分成西洋史与东洋史，后者东洋史以中国史为主体，兼述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1899-1902年，那珂与受张之洞指派前来日本考察学制的两湖书院助教、师范学堂掌教陈毅等交往，得到《皇元圣武亲征录》《元秘史李注补》《黑鞑事略》等与元史相关的一手资料。自1905年起，那珂用两年多的时间，将内藤湖南得自文廷式的蒙文《蒙古源流》，日译为《成吉思汗实录》12卷，1907年出版，奠定日本“蒙元学”的基础。在那珂治学之路上，中国史料、史观与西欧文明史学分别为两轮，桴鼓相应。那珂奠基的日本近代东亚史学学术性与国策性兼具，提出的“皇国史观”、“支那史即汉人历史”、“满蒙非中国领土”论等分裂、肢解中国的错误观点，被其弟子白鸟库吉、内藤湖南等东洋史学者继承并宣扬，影响深远且恶劣。对这些东洋史要有分析与批判。
陈奉林：您刚才对那珂通世史学作了详细介绍与分析，闻之受益。除了那珂通世，还有哪些日本学者值得作一介绍呢？
宋成有：除那珂之外，在东洋史、世界史领域对中国学者影响颇大者，当属桑原骘藏（1870-1931）。1898年，桑原撰述、那珂校阅的两卷本普通中学教材《中等东洋史》出版。书中采用“皇纪”纪年，将4000年的东洋史分为四个时期，即上古，三皇五帝至春秋战国，为“汉族膨胀时代”；中古，从秦统一至唐灭亡的“汉族优势时代”；近古，从五代至清初“蒙古族最盛时期”；近世，清初至“三国干涉还辽”的“欧人东渐时代”，概括出每个阶段的时代特征 。1899年，樊炳清将其汉译为《东洋史要》，王国维作序，由东文学社刊行。《东洋史要》在中国受到追捧，其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等四个阶段的分期法，也为嗣后中国世界史研究者所采用。
此外，内藤湖南的中国古代史考证文章及其 “唐宋革命论”“文化波动说”的基本观点，至今依旧被津津乐道。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对顾颉刚的疑古学说不无启发。实证史学的代表人物星野恒等关于《春秋》《左传》的观点与研究方法，得到章太炎、刘师培等学问家的称赞。1923年，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即《中国通史》出版。该著的清兵入关部分，参考了稻叶岩吉（君山）的《清朝全史》。总之，明治后期以来，日本学者研究成果，陆续进入中国并逐渐占据了中国史、东亚史、世界史等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追随者不乏其人。
陈奉林：先生对日本近代史家的著作如数家珍，弦弦叩击人心，闻之者动容，味之者无极。近代以来，日本学者来中国实地考察者多，包括政府官僚、新闻记者、宗教界人士、文人学者、军人浪人、实业家与商人，写了大量的游记，清末和民国时期来中国高校作教习的学者也不少，他们的根本目的与动机是什么？
宋成有：近代中国与日本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其中影响至为深远者，莫过于相互认知的不对称。之所以如此，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学者中国之旅的频率与深入程度，远远高于中国学者的东瀛之行。概言之，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关注度之高、之深入、之长期化，均为日本国策膨胀所系。日本学者来华观察广泛细致，研究之深系统，在国际上名列前茅。在某种程度上，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社会、地理形势、矿产资源、民族习俗、交通运输、军事设施等方面的调查了解超过中国人。
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首先与明治政府对外扩张国策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从1868年建政之初的《宣扬国威宸翰》提出“开拓万里波涛”进攻型对外方针，到1890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确定“大陆政策”，明治政府侵略扩张政策逐步升级。从明治天皇到昭和天皇，日本外侵国策的实施目标渐次扩大，由琉球、“朝鲜”而“满洲”，由“满鲜”而“满蒙”，由“满蒙”而全中国乃至东南亚。日本的侵略野心无限膨胀，但国力有限，最终的崩溃是必然的结果。作为侵略扩张的先手，驻华领事馆、黑龙会等浪人团体、军部情报系统、东亚同文书院、关东军情报课、“满铁”调查部等情报搜集机构竞相登场。除鸟尾小弥太、福岛安正、桂太郎等现役军官，以“友好考察”为名，赴华刺探情报之外，留学生、商人、教师、技工、专家、游民等各类人等一哄而上，纷纷来华搜集各类情报，报功领赏，为新一轮侵华战争未雨绸缪。
其次，是因为日本学者自觉追随政府的扩张国策。在文化交流、访古寻幽、考古调查等名义下，组成为侵略扩张出谋献策的“脑部队”或“笔部队”。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通过持续的资料搜集与学术研究，凭借学者的考订、分析、撰述的看家本领，逐步积累成果并建构日本式的中国史、东亚史。另一方面，则为政府的侵华国策提供历史依据，或者直接向政府有关部门出谋划策。其中，制造“侵略有理”的舆论，鼓动国民支持政府，或者在占领地蛊惑人心，配合政府占其地、役其身，学者则篡其史、夺其魂，展开思想战。随着侵华战争规模的扩大，学术性日益褪色，国策性色彩愈加炫目。这种双重属性，在东洋史学的领军人物白鸟库吉、内藤湖南及二代学者稻叶岩吉的生涯中尤其突出。
1906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成立。白鸟拜会“满铁”首届总裁后藤新平，力陈研究“满鲜历史地理”的必要性。在后藤支持下，“满铁”设置白鸟主持下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和历史调查室。1906年和1909年，白鸟库吉两次前往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渤海旧都、金上京遗址以及高句丽广开土王碑等历史遗迹。1908年，白鸟召集箭内亘、池内宏、津田左右吉、稻叶岩吉等新一代研究者，形成 “满鲜史”研究的学术梯队。很快，由白鸟担任总监修人，完成调查报告，出版《朝鲜历史地理》《满洲历史地理》，形成“满鲜史”的基本架构。白鸟为《朝鲜历史地理》作序，标榜“日鲜一体论”，鼓吹日本主导东亚。
1914-1920年，白鸟担任东宫御学问所御用挂，为皇太子裕仁讲授从神代到日韩合并的《国史》，宣扬“神国论”、“皇国论”、“武国论”和扩张思想。与此同时，白鸟继续其学术研究，提出“满洲非支那领土”论、南北对抗为东洋史自古以来的宿命等观点，为侵华扩张提供历史依据。1938年，年届耄耋的白鸟监修的多卷本《东洋文化史大系》出版。在《总论》中，白鸟借抨击“欧洲中心论”，强调“日满韩一体”，呼应近卫内阁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政府声明。白鸟还宣扬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把“日本精神”核心解释为至高无上的“天皇教”，将“皇国史观”绝对化，沦为侵略国策的代言人。1942年，白鸟在入选帝国学士院会员，同年病逝。终其一生，在开拓东洋史研究领域的同时，自觉追随政府的扩张国策。研究白鸟史学，首先要甄别哪些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哪些是为国策服务的“实用”之学。
再如内藤湖南。1885年秋田师范学校毕业后，曾长期在多家报刊杂志社当记者，撰写大量与中国有关的社论以及杂文、随笔、纪行，与日后的中国研究结缘。在军部、外务省、文部省的资助下，内藤曾来华考察十余次。1899年首访中国，走访京津、苏杭、上海、武汉等地，写成见闻录《燕山楚水》；也曾来中国东北搜集与“间岛”相关的资料，提交调查报告。1907年，内藤受邀担任京都帝国大学讲师。1909年，升任京大东洋史第一讲座教授。1912年，清朝覆亡，冲击日本社会。内藤应时而动，发表题为《清朝衰落论》的特别讲演，开设《清朝史通论》、《支那上古史》、《支那近世史》《支那中古文化》等课程，与桑原骘藏、狩野直喜等共同合作，形成著名的京大中国学派。
1928-1929年，内藤将订正或新发表25篇论文和3篇《补录》，汇集成《读史丛录》出版。该著的其内容多与“满蒙”地区的历史研究有关，顺应了日本社会 “满蒙热”的需求。其中，既有其第一篇考证之作《明东北疆域辨误》，指出前人记载的多项失误。《清朝开国期的史料》《都尔鼻考》《蒙古开国的传说》等篇，使用满文老档新史料，治学严谨、细密，考据功夫深厚。与此同时，内藤又作出学者服从国策需要的表率。1932年，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成立，内藤湖南以老迈之躯为之奔走呼号。他跑到伪满“首都”新京，为“日满文化协会”的成立站台造势，还与伪“满洲国”溥仪合影纪念，与老相识、伪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把手言欢。两年后，内藤病逝。其“新京”之行，最终表明“支那学派”的国策立场。
白鸟、内藤门生辈的稻叶岩里更以国策引导治学。1900年，稻叶在高等商业学校附属外国语学校中国语部毕业。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稻叶担任陆军的汉语翻译，随军进入东北战区。1908年，在内藤力荐之下，稻叶参加白鸟库吉主持下的“满铁”所属“满洲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成为“满鲜史”研究学术梯队的一员。1914年，白鸟总监修，箭内亘、稻叶岩吉、松井等撰述的《满洲历史地理》出版，为政府的扩张提供政策咨询和历史依据。在白鸟的指导下，稻叶岩吉埋头于中国史、朝鲜史研究，1918-1925年接连推出《支那政治史纲领》《支那史讲座》《对支一家言》《朝鲜文化史研究》，宣扬“日鲜满一体”论，为侵华张目。1925年朝鲜总督府成立朝鲜史编修会，稻叶出任修史官，参与编纂多卷本的《朝鲜史》。1932年，京都帝国大学授予稻叶文学博士。1937年，稻叶著成《支那近世史讲话》，系统提出“日满鲜一体”论。1938年，稻叶不顾老病缠身，赶赴伪满“建国大学”担任教授，讲授“满鲜史学”。他还与高桥匡四郎、瀧川政次郞、小野寿人等组成日本教授集团，把持“建国大学”的运作。两年后，稻叶病故在“新京”。终其一生，稻叶自觉地把自己捆绑在“竞外”扩张的战车上，沦为政府的策士谋臣。白鸟、内藤、稻叶治学与来华经历表明，在接受政府委托、提供政策咨询，学术活动深受国策制约等方面三者一致。同时，也还存在某些差异，例如白鸟、稻叶官方色彩更鲜明，学术活动的国策性突出，内藤的国策性相对隐蔽。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东洋史学的学者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构筑日本特色的研究体系。其国策性凸显日本政府的对外扩张需求，其学术特色则体现日本学者考证细密、研究具体深入，观点个性化等方面。后者可以作为中国学者构筑日本史研究体系的他山之石，集思广益，完成学术使命。
三、日本史、东亚史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陈奉林：日本的东亚史从战前的东洋史到战后东亚史的转变，绝不是概念的变化，更是内涵、世界观与方法论方面的进步。国内比较熟悉的有前田直典、藤间生大、佐伯有清、鬼头清明、坂元义种、西嶋定生、荒野泰典、中村哲、堀敏一、铃木靖民、滨下武志等一串的名字。在您看来，国内的日本史和东亚史研究正在面临哪些发展新机遇呢？
宋成有：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涉及今后日本史和东亚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学人普遍对此表示关心，但理解各不相同。在这里，主要谈谈我对日本史研究、包括对东亚史研究的境况，即面临的新机遇的理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的波动幅度加大，要求日本史、东亚史研究者作出新的诠释。进入新世纪，中日关系冷暖不定。2001-2006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意逐年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两国政治关系紧张，2005年中国多个大城市发生反日抗议游行。2006-2011年，安倍、福田、麻生、鸠山、菅直人内阁期间，两国关系有所修复。2012年，野田内阁擅自将钓鱼岛“国有化”，致使两国对峙急剧升级，反日示威游行再次在中国多个大城市的街头爆发，两国国民感情大滑坡。
2012年，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利用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方针，解禁集体自卫权，推行“价值观”外交，对抗中国，致使中日关系再陷低谷。2017年，特朗普施压盟友，安倍为增强对美交涉的筹码，推行“竞争转为协调”的新方针。2018年两国总理互访，双方关系重回战略互惠架构。2020年安倍下台，立即现出右翼本色，鼓吹“台湾有事”论，为后任内阁定调。2020-2024年，菅义伟、岸田、石破三届内阁轮流坐庄，在历史、台湾和领土问题上尚能维持惯常表态。
2025年10月，高市早苗首次组阁，立即落实三年前岸田内阁将防务费增至占GDP2%的目标；在国会答辩中，公然将台湾与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挂钩，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高市的强硬姿态，赢得对华认知偏执化，群体躁动不安的民意狂热支持。右翼政客的鼓噪，与错误历史认知与群体焦虑沆瀣一气，高市看准时机，宣布大选。2026年2月9日高市的政治赌博以自民党的狂胜告终，主张和平稳定的中间路线被大多数选民抛弃。战后过去了80年，日本似乎重返甲午中日战争或九一八事变的前夜，舆情汹汹，对华强硬论风头正盛。处于重大的历史拐点的日本，激发中国社会对日本史研究的热切关注，要求研究者从历史上追根溯源，对现实问题作出切实的解释。社会的需求，是推动中国本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
第二，伴随着中国进入网络时代，日本史面临新机遇，即认知平台的象牙塔进入寻常社区。1993年9月，中国公用分组交换数据通信网（ChinaPAC）开通，标志着中国进入网络时代。当年，网民仅有2000余人。至2025年，中国网民已达11.2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80.1%，形成全球国别计最大的网络平台。随着我国速度惊人的网络化发展，中国日本史、东亚史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首先，随着信息网络化，网络平台提供了更多的资料搜寻的机会。在日本，可资查询的日本搜索平台，有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国立国会図書館书馆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等家。在中国，则有中国知网、爱思想、学习强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百度、搜狗、360搜索等大约50多个中文搜索引擎，以及借助视频号、头条、小红书、观察者等各类资讯平台日益增多，扩大了各种资讯搜集的可能性。大学或社科院的资料中心对外开放，将单位简介、学术成果、交流活动、师资力量、研究课题、图书资料等信息等及时向社会公布，学术研究得以公开化和普及化，发挥其社会效应，促进学术研究。
其次，随着对日本史感兴趣的社会人士纷纷加入互联网上的交流活动，日本史研究圈不再是校园或社科院专业学者的象牙塔。与此同时，非历史学科班出身的各类社会人士搭建网络平台，利用短视频、图片、影视等手段，在声情并茂中解说历史，形成不乏围观者的网络版在野史学。在日本史的网络社区，网民议论生动活泼、聚散自由，显示了大众史学的旺盛生命力。近年来，往往具有公司背景的网红个人竞相在线上主持日本史讲座，受众数量可观。在AI技术快速扩展的背景下，网络日本史、东亚史加快占领认知空间，吸引大批青年学子和社会观众，对大学或社科院的讲坛史学的传统教育模式形成挑战，此一新事态值得关注。
第三，进入新世纪，我国出版了多种披露日本十四年侵华战争的大型资料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厚资料条件。其中，2003—2004年，金宇钟主编10卷本《东北地区朝鲜人抗日历史史料集》（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等史料集。2005年，吉林省档案馆编辑的61册《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影印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出版。2011年，张宪文主编的72卷本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出齐，内容厚重扎实。
最近十年来，搜寻日文档案资料并编为多卷本的资料集，日本侵华史资料进入了出版新阶段。2015年，张宪文主编、关捷副主编的25卷版《日本侵华图志》（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图史互证，别开生面。同年，汤重南主编的59册版《日本侵华密电·九一八事变》问世；2017年又推出51册版的《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两套资料集均为线装书局出版，超千万余字，涵盖日本侵华战争的全过程。2018年，徐勇、臧运祜主编46册的《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由中日学者共同编著与解说而别具特色。同年，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等编《九一八事变机密军事档案·关东军卷》20册（线装书局）出版，集中搜集关东军侵华原始档案的影印件。2020年，汤重南主编的45册版《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线装书局）；2025年，本人与崔金柱、邓伟权、张跃斌博士等合作，先期出版40册的《日本海军侵华密档（1868-1910）》（线装书局），两部资料集均将重要文件译成中文，增强了史料集的适用范围。
以上三种新情况，即研究动力强劲、平台多元化、侵华战争第一手资料充足，形成合力，势必推动中国日本史和东亚史研究进一步发展。
四、在探索中不断推进日本史、东亚史研究
陈奉林：听了先生介绍，很受教益，学者们“匡时济世”、“经世致用”的治学积极性得到进一步激发，标志着中国日本史和东亚史研究向更高层次推进阶段。我想再请教您，应该如何推进中国的日本史、东亚史研究呢？
宋成有：推进中国的日本史和东亚史研究，有以下问题值得思考。其中，主要包括：
1、理论与方法：进入新世纪，一方面，国外的新史学、社会史学、文化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全球史观、文明类型史观、世界体系论、内亚史观、博弈论、国民国家论等理论等影响广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有的中国研究者难免被带节奏。另一方面，中国日本史、东亚史研究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在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实践中日益根深叶茂。在展现唯物史观与实证研究方法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奠定中国日本史、东亚史研究的鲜明理论的根基特色。换言之，马克思史学理论与方法早已成为中国研究者的惯常思维模式，构成中国世界史研究，包括日本史、东亚史研究的显著特点。
实际上，前述13卷《东亚中的日本史》之所以能够引起日本学者的高度评价，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多数撰稿人是建国后培养出来的，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根基牢固，基本知识和技能扎实。凭此理论和专业实力，一举打破轻视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旧说，展示中国日本史、东亚史理论与方法论的风采，在史学园地树起了自己的一面旗帜。建国后中国日本史、东亚史奠基者周一良先生认为，历史研究的方法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历史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展现的历史也是多面向的，但是最后用来解释历史的观点，还是两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他主张，在人类历史发展以及涉及理论性问题的根本解释上，应当坚持历史唯物论。吴廷璆先生也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重新评价和总结人类的历史。参加撰述《东亚中的日本史》的作者沈仁安、周启乾、汤重南、俞辛焞、王金林、王家骅等人的业师，均分别为前述周吴两位老先生，在理论和方法上得获亲授。
展望今后，缺乏理论贯透力的中国日本史、东亚史研究，无助于国际学术交流话语权的确立，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形成中国学派。在新世纪，推进日本史、东亚史研究最急切的任务之一，即吸收国外史学理论的精华，尽快推出中国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使历史学真正成为科学。迄今为止，虽然欧美日本史学理论的中文译著丰富多彩，但由中国学者撰述的日本史、东亚史研究的史学史研究著作仍然很少。这是一个富矿区，也是中国学术的一个创新点。新世纪的中国日本史、东亚史研究呼唤中国学者高质量相关著述早日出版，令人翘首以望。
2、数量与质量的均衡发展：据统计，2001-2018年，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各类专著近2000种，学术论文涉及思想文化、军事、外交、社会、政治、殖民等议题。2023-2024年，仅在核心期刊发表的日本史论文就已超过百篇，加上其他杂志，总数相当可观。中国日本史学会的年会一年一度，与会者百余名，发表各类论文百余篇，逐渐积累下来亦是数量可观。此外，数百种日本、欧美学者的日本史专著译成中文，推向图书市场。在网络平台，有关日本史的视频数量和点击量亦是引人注目。总之，有关日本史的各类成果，数量大，品类多，林林种种，不一而足。
至于质量，虽说已有的论著中不乏闪光点，但总体参差不齐。日本史为外国史，其研究价值历来起码有两重意义，一是面对国内读者或观众，将日本的历史发展说给中国人自己听，秉承黄遵宪著《日本国志》的初衷，详今略古，“以期用也”，尽量将一个真实的日本介绍给中国读者，启迪与日本相处之道。此类研究的国内创新较易，但如何介绍、怎样介绍的选择性极强，既需要论著者的家国情怀、学术眼光，也需要具备专业知识与社会责任感。二是面对国际史学界，特别是日本史学界。概言之，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欲取得其认可，尚需时日。近代中国人的日本史研究唯一得到日本学者首肯者，不过戴季陶的《日本论》而已。改革开放以来，王仲殊的三角缘神兽镜研究、前述13卷《东亚中的日本史》、徐建新的《好太王碑拓本研究》等成果得到日本学术界的好评，周一良、严绍璗的研究成果获日本文化国际奖（山片蟠桃奖），取得国际公认的业绩。至于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在欧美学术界得到应有的重视，尚需时日。相形之下，中国的东亚史研究欲走向世界，更需要长时期的努力。
概括起来看，建设中国日本史、东亚史研究国际话语权，至少需要作有三个方面的努力。其一，把握国际学术界关于日本史、东亚史研究的最新动向，学会运用国外学术界容易接受的表述方法，促使研究成果发挥影响力。其二，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同时，扎扎实实研读、考订史料，如在日本古代史史料系列、近代侵华密档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开创性的观点，推出严谨、求实、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其三，克服学术界的不良风气。例如，学者个人自觉抵制社会上的浮躁、浮夸、浮华等“三浮”氛围的侵扰，能够静下心来开展研究。换言之，在市场经济带来繁荣和问题的今天，如何抵制名利至上的侵蚀，坚持良好的学风会风，推出研究精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大问题。与此同时，相关部门的领导者需要发扬甘当“后勤部长”的服务精神，体恤年轻学者所面对的职称评定与去留的压力，核心刊物投稿的艰难，项目中期检查的形式化，各类评奖的不厌其烦，给年轻人创造学术成长的健康环境。若能逐步解决上述有碍提高质量、提升学术水准的问题，中国的日本史、东亚史研究在新世纪大放异彩，足可预期。
不断提出新课题，激发学术研究的活力。
首先，从整体布局上，应当加强战后日本史和当代东亚史的研究。从建构国内日本史研究体系的整体布局来看，日本古代史研究偏弱的局面正在得到改观，日本近代史依然是研究人员和成果最集中的大块头，战后日本史的研究依然偏弱，有分量的成果屈指可数。因此，有必要加强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和青年研究基金等项目的投入，大学增开相应的课程，培养战后日本史和当代东亚史人才梯队，尽快扭转此一领域教学科研偏弱的局面。
其次，战后日本研究的课题分布，相对平均，专题性的深入、系统研究仍嫌不足。例如，关于日本的民族性格的研究，包括其自古至今演化的来龙去脉，其核心构成与外在表象、战前与战后的改变与未变、其多面性的把握、集团心性与社会心理的互动等问题，均值得深入研究。再如对日本右翼的研究，包括近代老右翼衍生的过程，战后新右翼的消长，政界、学界、经济界、舆论界的新老右翼，天皇制与新老右翼，右翼对华不服输、不反省、不道歉的顽固立场与日本社会整体右倾化的关联等问题，均应深入展开研究，从而有助于了解并把握当今的日本政情、舆情与社会。
再其次，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加强对古代的日本庶民、近代的臣民和战后的国民，即日本民众的研究。日本史、东亚史研究不能只关注上层而无视下层，只盯住“官”而忽略了“民”，使历史研究缺少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关注，将日本史解释为天皇、武士、内阁、军部、财阀、财团、政党、媒体等上层统治势力流变与轮流登场的过程。在战后日本，国民在选举政治的体制下，掌握决定政党执政与否的票仓，在关键时刻决定日本国家的走向。在战后日本社会，如此重要的基层力量值得深入研究，自然应成为战后日本研究的重要课题，包括日本媒体与日本国民、民意调查与国民、对华认识与国民等，仍需持续深入研究。
日本国民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并非铁板一块，有必要展开对日本国民的社会职业、社会阶层、履历与年龄、价值观差异、历史认识异同等问题展开调研，分清敌友，孤立、打击日本右翼势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日本年轻选民在此次大选中，把极右翼的高市政权推上前所未有的高位。面对中日两国对抗，近八成的日本人无意修复两国关系，坚持死磕到底。持此态度者，又以日本年轻人居多，此种现象值得深入研究。不难看出，自1982年第一次教科书风波以来，经过40余年日本右翼历史修正主义洗脑，以及媒体偏执的涉华新闻报道、政客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已培育出头脑被毒化、对华认知极端的新生代。通过年轻选民的情绪化投票，选择了对抗和敌视。
目前，中日关系前景的不确定性日益凸显，中日与东亚站上了十字路口。日本社会出现的最新事态提出若干值得深入研究的新课题，对发展中国的日本史、东亚史研究来说，是个难得的机遇。当此之际，勠力同心，推进中国特色的日本史、东亚史研究体系的建设，此其时矣。
陈奉林：感谢您就建构中国特色日本史和东亚史研究问题，发表了颇有启发意义的看法，对学术发展脉络作出了健全把握。作为先生的弟子，我如同又一次坐在课堂上听课一样，深受教益。先生对日本史的理解不同于其他学者，许多看法通天彻地，入木三分，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经过几十年学理探索之后，先生对日本史的研究已经深深触及到了学科发展方向、使命等问题，发时代之声，立论正大。您年届八十，却仍豪气万丈，预示着您的研究进入了第二个春天。
宋成有：很高兴接受这次采访，将最近几年来围绕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所思所想，提出来供各位讨论。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谢谢。
陈奉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浙江工商大学东西文明互鉴研究院特聘教授。
（本文刊载于《史学史研究》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