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科技竞争呈现体系化与生态化特征，国家创新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已成为塑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力量。更要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相互赋能、彼此增益的关系。当前，面对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等困境，中国可通过夯实物质技术基础、组建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强化产业需求导向、激发大科学设施“沿途下蛋”效应，以及构建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等路径，推动二者深度互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支撑。

【关键词】科技自立自强 国家创新体系 现代化产业体系 深度互动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5.008

【作者简介】陈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长聘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治理、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等，主要著作有《强化创新策源：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功能与逻辑》（合著）、《以“三个第一”统筹国家创新体系效能提升》（合著）、《从建源到施策：新征程中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合著）等。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进，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再到产业突破，不断呈现出新的演进规律。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角力的形态已发生深刻变化，体系化和生态化的趋势特征愈加明显。国家创新体系的能级高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韧性强弱，正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焦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强调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同时，全会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列为首要战略任务，明确“固本升级、创新育新、扩容提质、强基增效”四大实施路径。[1]可见，进一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韧性，已经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两个体系之间存在相互赋能、彼此增益的关系，推动其深度互动意义十分重大。由此，有必要加深对国家创新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互动的背景及趋势的认识和理解，厘清其关系，识别当前所处困境及其成因，借鉴科技领先国家的成功经验，探索突破路径。

趋势及背景分析

在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催动下，无论是科技创新领域的知识生产方式、科学研究范式和人才培养模式，还是产业创新领域的技术突破模式、要素汇集方式和场景组织形式，都在持续发生重大变化。人类认识、探索和开发利用未知世界的能力得以迅速提升，科技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效果愈加显著。从基础前沿的科学发现，到关键技术的集群式突破，从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到新业态、新产业的蔚然成型，线性演进的特征变得不再那么显著，各环节之间交叉融合、耦合并进、叠加纠缠的趋势逐渐明晰。这意味着国家创新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的主体协同、要素流动、能力集成、机制联动需要变得更加紧密。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空前机遇和挑战，世界主要国家围绕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半导体、空间技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纷纷加大布局的力度和深度，加快面向未来科技突破和产业跃升的条件和能力建设，着力提升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的精准性和可及性，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推动关键核心领域的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和产业转型。2025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启动“创世纪计划”（Genesis Mission），旨在集结联邦科研资源，运用人工智能推动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2025年7月，德国启动《高科技议程》，旨在通过推动创新，加快专业人才培育和引进，提升德国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并确保技术主权。2026年5月，“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发布，为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微电子、生物技术、核聚变与气候中和能源生产，以及气候中和交通技术等六大关键技术，设定具体发展路径和目标。2025年6月，日本政府发布《统合创新战略2025》，加速推进科技创新三大支柱体系建设，具体包括从战略高度推动尖端技术研发，强化知识基础和人才培养，持续推动创新生态建设。在各国的战略举措中，有一条共同的行动逻辑：在统筹谋划国家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能级提升的同时，推动两者之间的深度互动。

世界已进入“大科学”和“小科学”并存的时代，科技创新的难度和复杂程度越来越高，需要开展更大范围、更具深度的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破解人类共同面对的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疾病防治、灾害防御等重大现实问题。但是，在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快速演化的进程中，单边主义、封闭主义、孤立主义、技术民族主义及泛意识形态化等倾向快速抬头，正常的人员往来、技术交流、资源共享和创新合作被人为阻隔。国家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外部世界进行要素交易和能量交换的通道逐渐收窄，并遭遇“脱钩断链”的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增进国家创新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互动质量和效率，在坚持更高水平开放的同时，大幅提高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创新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的关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十五五”时期要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国家创新体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为现代化产业体系能级跃升提供动力源泉。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成果转化提供平台支持和产业承载。作为国家“十五五”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需通过“‌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2]实现国家创新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双向赋能，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推动国家创新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双向赋能，一方面，要通过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催生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成果，培养更高质量的产业急需人才，高效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而保障总体国家安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要通过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国家创新体系构建成果转化的平台，创设更多应用场景，提供释放能量的通道。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长足发展后，还可以通过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向国家的“创新引擎”注入更加强劲持久的动力，增强国家创新体系的韧性、张力、活力、黏度和弹性。

国家创新体系效能提升和现代化产业体系韧性增强的内在机理各异，行动逻辑不同，相互之间却存在着彼此推升的关系。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逻辑主线，在把握知识生产方式、科学研究范式、人才培养模式迭代升级规律的前提下，应加快高校学科专业调整和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依托校企联合实验室、卓越工程师学院及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扩大面向前沿技术领域的专业学位硕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实现高校人才培养工作对产业多层次人才需求的高效响应，培养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和产业紧缺人才。同时，推动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范式变革，面向涉及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新兴支柱产业与未来产业的重大发展需求，开展有组织科研，提升研发投入的产出质量和效率。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是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韧性的主要着力点，在深化对技术突破模式、要素汇集方式和场景组织形式新趋势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强化科技、产业、财政与金融等领域的政策协同，针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差异化需求，打造包括人才、技术、资本、空间、数据、算力、场景等在内的接力式要素支持体系。显然，国家创新体系的效能高低，决定了向现代化产业体系输送各类人才和原创性成果的质量水平。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韧性强弱，决定了向国家创新体系提供场景和反哺资金的能力层级。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人才是推动二者关系深化发展的最关键和最活跃的因素，只有通过人才的“起承转合”，国家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方能在高水平互动中不断推升彼此能级。

国家创新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互动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和物质基础，国家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都已取得一系列的长足进步。国家创新体系的要素更加充沛，结构趋于合理，效能逐步提升，使得国家综合科技实力明显增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提升至全球第十位。这是中国首次跻身全球前十，自2013年以来累计上升25位。[3]在2025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位居全球第一，“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全球之首。这也是我国单个创新集群首次登上全球首位。[4]我国产业体系完备，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接近30%，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全球50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大多数产品产量位居第一。[5]国家创新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双向赋能的效应也越来越显著，一方面，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步增强。“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约为1.8%。[6]另一方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成果也越来越多地反馈到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来，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达39262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7]然而，对标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创新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互动中仍然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短板和问题。

教育、科技和产业之间的脱节情况依旧存在。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人才培养工作与产业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对焦不准、响应滞后、结构失衡、质量和效率偏低等问题，需要在进一步校准方向、强化敏捷、改善结构、提高质量和提升效率上下功夫。高校院所“破五唯”工作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在评价导向上“重短期数量、轻长期影响”的倾向仍然明显，有的高校院所组织科研的程度还不高，科研成果与企业需求的匹配度较低。

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仍未充分发挥。科技领军企业、链主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主导、组织和协调作用不够，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机制较为疲弱，能够开展高水平基础研究的科技领军企业还很少。在破解关键核心技术难题方面，企业承担“出题”和“阅卷”的能力总体上比较弱，能够担当“答题人”角色的企业还不多，企业在与高校院所合作时往往怯于“往前迈一步”，更多希望后者以“交钥匙”的方式交付技术集成解决方案。在重大科技项目方面，主要还是由高校院所主导，企业参与决策的机会和深度都较为有限，产业需求难以有效凝练为科研任务。产学研合作仍以较浅层次的“四技合作”为主，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体系化布局的合作比较少。

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近年来，我国在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供给和条件支撑方面持续发力，环境明显改善。但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整体效能不高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在科技成果转化中，企业对于高校院所人力资源、技术装备、实验平台的依赖程度较高，同时，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与高校院所人员固有的评价导向及任务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影响其积极性的发挥。另外，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复杂系统过程，需要在各阶段注入相应的资金和服务型资源，目前以技术经理人为关键的市场化转化服务体系尚不成熟。‌

“四链耦合”方面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在“政产学研金介用”等多方主体协同上，仍然存在共识难形成、一致行动难协调等问题。在平台建设上，包括大科学设施在内的高等级创新平台的开放设计还不够充分，服务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和社会力量创新的能力偏弱。在服务支撑上，科技服务业发展存在低端供给与高端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场景供给上，面向制造业高端化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四链融合”的数智化场景还较为缺乏。在机制联动上，涉及营商环境优化、重大科技和产业项目布局、收益共享及风险共担等关键领域的机制联动仍然滞后。在国际合作上，“四链”的国际融通遭遇严峻挑战，亟待探索新的模式和机制，建立新的渠道。

推动国家创新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互动的国际经验

世界主要国家从自身实际出发，采取各种举措，推动其国家创新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紧密互动。我国从中可以汲取经验，获得有益启示。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在大国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为名，不断强化国防需求拉动机制，为前沿技术研发创造“初始市场”，统筹科技、产业、资本、劳动力及各类新型创新要素，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紧紧联系起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则是美国“民间版”举国体制的典型案例，马斯克通过建构为人类开拓未来生存空间的“超级愿景”，吸引了一大批全球顶尖科学家，集聚大量尖端技术和耐心资本，进而获得包括订单在内的政府全力支持，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大批量、高效率、低成本、可回收的火箭发射体系化能力。2025年，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共实施170次火箭发射，包括165次猎鹰-9和5次星舰，占美国总发射次数的比例达到85.86%。[8]美国硅谷在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及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方面独树一帜，以斯坦福大学等高校为中心，形成“高校—企业—资本—市场”高效联动的协同育人生态，为产业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德国通过体系化的科研分工、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以及高效的协作机制，将高水平大学、国家科研机构、大科学设施与中小型科技企业凝聚在一起。在科研分工方面，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深耕基础研究，莱布尼茨协会推动科学知识的社会传播，亥姆霍兹联合会依托重大科研设施，以国家长期性科研任务目标为导向，以国家大科学工程为中心，开展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的应用基础研究。弗劳恩霍夫协会则专注于应用研究。2005年起，德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联合推出“卓越倡议”计划，通过支持跨机构集群研究项目，推动德国大学与产业界深度合作，着力推动形成国家创新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交融的格局。同时，德国政府强化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建设，与欧洲其他国家联合推进GAIA-X数据空间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

比利时的微电子研究中心（IMEC）推动产学研融合发展，建立并不断强化“产业需求驱动研发”机制，探索“先确权后研发”规则，与英特尔等半导体巨头企业建立稳定的联合研发伙伴关系‌，企业提前构思并制订技术路线图，由微电子研究中心开展超前3～10年的预竞争（pre-competitive）研发，通过构建“问题从产线来、方案回产线去”的高效循环，推动形成独特的制度化、契约化、国际化产学研协同架构。

推动国家创新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互动的突破路径

推动国家创新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深度互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需要进一步深化对其互动机理的认识，做好顶层设计，选准着力点。

持续夯实国家创新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互动的物质技术基础。数智化正在深度重塑全球科技和产业发展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演进的走向和节奏，为增进国家创新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的互动提供有效抓手。其中，夯实数据底座，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是关键。数据是流转于国家创新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的活跃要素，包括政府部门拥有的海量政务数据、高校院所累积的科学研究数据，以及企业沉淀的巨量生产经营数据。这些数据具有多源、高维、异构、多模态等特征，释放其要素价值，需要强化数据确权和利益分享机制，调动数源单位、数据交易机构、数据开发企业、数据用户等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发其合作愿望，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在与“人工智能＋”有关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设方面，政策出台节奏明显加快。2025年8月，《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全面推动人工智能与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民生福祉、治理能力、全球合作深度融合。[9]‌‌2026年3月，“十五五”规划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并对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等进行具体部署。[10]202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11]这些政策对于夯实国家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互动的物质技术基础意义重大，接下来的重点应该是根据国家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互动需要，做好不同类型物质技术基础建设的标准衔接和规则联通。

依托全产业链工业能力和超大规模市场丰富应用场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的定义，场景是指用于系统性验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制度政策的具体情境。[12]应充分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善和超大规模市场等基础性优势，布局一批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新领域和未来产业新赛道的产业应用场景，建构和开放一批面向社会治理和民生领域的社会应用场景，破解场景落地障碍，让新兴技术获得能量释放的空间，让企业能够高效获取用户的真实需求信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感受到科技进步的“温度”。

大力发展链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功能性机构。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应突出和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发挥好高校院所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中的主力军作用。同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育和发展链接概念验证中心、早期孵化机构、中试基地、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功能性机构，发挥其在需求对接、资源整合、能力集成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贯通“研—试—产—用”的全链条。

加快推进以企业为中心的创新联合体建设。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牵头建立联合实验室，集中攻关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一举改变产业格局。2026年3月，日本罗姆、东芝、三菱电机签署备忘录，计划合并三方的功率半导体业务，组建合资公司。从政府主导合作到企业自主联盟，日本正在加快探索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模式创新。对于我国而言，增进国家创新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互动，也应积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鼓励行业龙头企业、链主企业或高能级创新平台牵头组织创新联合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上各类主体的资源整合和能力集成，开展跨产业领域、跨学科、跨系统、跨区域的联合攻关。2026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等20多家产学研相关单位共同发起筹建天基计算创新联合体，聚力构筑太空算力产业高地，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强化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重大科技项目形成机制。在重大科技项目形成机制改革中，既要坚持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的“自上而下”形成机制，也要强化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自下而上”形成机制。依托科技管理信息系统，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加强科技研发部署，面向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及广大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征集技术难题，强化常态化需求征集机制。在此基础上，由行业龙头企业和重大科研平台共同梳理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及工艺瓶颈，形成高质量的技术需求库。组织专家对入库技术需求进行筛选、分析和凝练，剔除低水平重复需求，将技术可行性强、产业带动效应显著的需求转化为项目指南，面向全国公开发布，确保重大科技项目“方向准、目标清、可考核、用得上、影响大”，高效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积极探索创新要素向特定领域汇集的有效模式和机制。前沿科技突破的方向和节奏动态变化，未来产业新赛道快速切换，不仅应进一步强化战略敏捷，还应不断深化对创新要素流动及开发利用新规律的认识，积极探索创新要素向特定领域汇集的有效模式和机制。在人工智能领域，正在进行一系列创新要素汇集新模式的实践探索，北京中关村学院、上海创智学院、深圳河套学院作为三所国家级人工智能学院，专注于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创新。上海“模速空间”作为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实现算力、语料、大模型评测与验证、人才以及融资服务资源的快速高强度集聚，正在持续探索以全要素生态体系孵化大模型产业的可行路径。类似这样的模式和机制创新，还需要在更多领域展开。

促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科技服务业发展，在产业规模、服务水平、支撑能力、开放合作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但是，科技服务业的短板弱项仍较明显，前端的科学服务业缺乏面向尖端科学研究的服务能力；中端的技术服务业存在重要仪器设备、底层软件、关键原材料对外依存度过高等问题；后端的创新服务业则存在机构能力不足、科技金融服务模式较为单一等问题。未来一个阶段，应不断加深对科技服务业发展新规律的认识，强化其对基础前沿探索的支撑、对跨学科、跨领域交叉融合的促进，以及对高风险创新活动的持续服务能力。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培育，重点推动研究开发、技术中介、创业孵化、技术推广、检验检测认证、科技金融、知识产权、市场拓展、科技咨询、创新方法及科普等领域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构建功能齐全、层次丰富的科技服务业体系。

激发大科学设施的“沿途下蛋”效应。大科学设施是开展高水平科技创新活动，突破关键技术“卡脖子”瓶颈的重要载体，也是开发颠覆性技术，重塑产业发展底层逻辑，培育“瞪羚企业”乃至“独角兽企业”的基石。[13]“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在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中跃居榜首，得益于广东以10个大科学设施为中心的高水平多层次实验室体系的强力支撑。当前，面对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日益增长的创新活动需求，一方面，应进一步优化大科学设施的开放界面设计，并借助人工智能赋能，提升其开放共享和综合服务能力。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在大科学设施周边区域，吸引和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的功能性机构。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大科学设施的管理和服务模式创新，将大科学设施蕴藏的科技创新势能转化为推动产业创新的磅礴动能。譬如，上海的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在嘉善、常熟和合肥布点，设立分中心，形成“上海研发，多地转化”的格局，实现临床研究成果的快速转化。

着力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探月工程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各地创新热潮持续涌动，从嫦娥六号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到“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实现“亿度千秒”可控核聚变；从宇树机器人亮相春晚、展现中国功夫，到“00后”小伙李英豪“手搓”飞机、顺利完成首飞；从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的《哪吒2》，到纵横国际顶级赛事、以中国速度闪耀世界的“张雪机车”，都生动展现了各行各业的创新活力。建制性科技力量与社会创新力量交相辉映，说明在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方面的努力初显成效。当前，具有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已成为催生策源性成果的“磁力场”，科技创新治理应进一步降低重心，从条件和能力建设以及体制机制改革入手，为“草根创新”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一人公司（One Person Company, OPC）以其小团队、轻资产、低门槛等特征，正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创业新模式。在对其提供空间、资金、技术、数据、算力、场景、市场等全方位支持的同时，应加强其在法治、合规等方面的培训。

推动更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和产业合作。近年来，我国始终坚持科技和产业领域的互利共赢和开放合作，致力于为全球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注入新的活力。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应依托产业体系完整、市场容量巨大、场景资源丰富等方面积累的优势条件，加强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和融入世界产业体系的统筹设计，推动要素流动、市场开放、标准和规则制订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在为世界科技进步作出中国贡献的同时，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增进人类共同的民生福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面向新征程的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VRC126）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26～29页。

[2]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5日，第2版。

[3]《我国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人民日报》，2026年1月5日，第19版。

[4]《我国二十四个集群跻身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人民日报》，2025年9月6日，第5版。

[5]《连续15年，全球第一！》，2025年9月9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9/content_7039768.htm。

[6]《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经济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证券时报》，2026年4月9日，第3版。

[7]《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6年2月28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8]龙雪丹：《2025年SpaceX公司发射情况分析》，《国际太空》，2026年第3期。

[9]《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2025年8月27日，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508/content_7037861.htm。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6年，第12页。

[11]《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人民日报》，2026年4月29日，第1版。

[1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2025年11月7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11/content_7047420.htm。

[13]陈强：《中国独角兽企业培育：挑战与对策》，《人民论坛》，2024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