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夏庆杰教授所著的《Why China Succeeds: A Road to Prosperity》（《中国为什么能够成功：通往繁荣之路》），提出了一套理解中国崛起的统一分析框架，将中国发展脉络从古代文明根基一直梳理至当代科技腾飞。

该书的中心观点是：中国的成功并非意识形态特例，也不是历史偶然，而是源于一套维系中国治理数千年的普适性制度逻辑。该书作者将这套逻辑归纳为三大支柱：有序的社会流动、有效的土地与财税体系，以及强大的国家能力。本书一大重要贡献，是直接对西方主流发展理论提出质疑。该书提出，制度可以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而非必须先建立制度才能实现增长 —— 这与西方传统给出的方案截然相反。

该书进行了历史与制度分析，黄河流域史前先民面对周期性泛滥的洪水，单个部落完全无法独立抵御。这种共同的生存脆弱性，迫使各部落必须放弃局部利益，在全流域范围内统一调度人力、资源开展治水行动。正是这种持续的集体协作，直接催生了早期跨部落的统一权力机构，最终推动了史前中国统一国家的形成——这就是“集体主义”假说的现实起源，它从一开始就不是抽象的道德概念，而是应对极端生存挑战的必然选择。尽管西周统治者及后世王朝所推行的德治，加之管仲、孔子、孟子等后世思想家阐述的仁政学说，其出发点带有功利性；但在郡县制框架下施行这套治理理念时，各王朝疆域内的民众在物质与土地权益上获得了同等的人本对待。这正是维系中国两千余年大一统格局的核心制度安排之一。

该书谈到：依托郡县制，疆域内所有民众都得以享有安全保障、统一的度量衡与文字，并承担统一的赋税与徭役义务。换言之，所有居民作为国家子民，地位平等，其人格得到尊重。与之相对，罗马帝国仅赋予罗马本土居民政治权利，从未将这类特权授予其他行省的民众。罗马依靠军事统治管控各地，没有在全境推行统一文字，也没有实施标准化的赋税、徭役与度量衡制度。按照孟子的学说，暴力压制只会激起反抗，这类统治终究难以维系。简言之，罗马帝国从未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也是帝国覆灭之后，欧洲再也未能实现政治一统的原因之一。

该书提出了 “儒家开放社会” 这一概念：在这套体制下，治理权由君主与科举选拔的精英共同执掌。这种选贤任能的机制阻止了世袭贵族势力固化，维系了国家的政治统一。隋唐至明清科举制度的推行，保障了国家政治层面的开放性，这也是我将古代与前近代中国称作 “儒家开放社会” 的原因。印度的种姓制度阻断社会流动；17 世纪之前的欧洲封建制下，贵族爵位永久世袭；1861 年之前的俄国农奴制中，农奴身份无法更改；20 世纪之前埃及与奥斯曼帝国的奴官制和征兵制造成家庭离散。与之相比，中国科举制度不问家世，仅凭德才选拔人才，具有高得多的人文属性，这也是其能够延续漫长岁月的原因。

该书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创新 —— 集体主义、中央集权郡县制、德治，以及以科举制为代表的儒家开放社会 —— 产生了重大成果：持续为疆域内全体民众提供日益公平的待遇与人的尊严，同时为有志进取之人开辟越来越多公平的社会上升通道。一种文明的制度安排越具人文性，境内民众的归属感就越强，统治存续与社会稳定也就越持久。

该书探讨了儒家学说关于“德”的概念，认为“德”意为在境内全体民众间的公平利益分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同样是谋求广大无产阶级的福祉。中国古代的德治理念与马列理想之间存在这种契合，这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原因。关于“中国模式”，该书认为，决定国家发展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执行能力，而非某一项单独政策。该书梳理了从苏联式五年计划，到国家引导与市场力量相结合的混合模式的发展脉络；正是依托这一模式，中国得以建设制造业产能、基础设施，并搭建起服务于社会主义长期目标的金融框架。

该书将中国发展经验视作对西方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挑战。西方传统理论通常假定，正式制度必须先于经济增长建立。而本书提出，中国的制度安排是与经济转型协同演化的。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制度安排可以“边干边建”。该书有相当篇幅对比中美发展路径。该书依据国际关系三十年周期这一历史规律判断，中美地缘政治与科技领域的竞争将持续至约 2040 年。该书将这一判断和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扩张、作为南南合作载体的 “一带一路” 倡议相关联。

该书目前只有英文版，书名为：Why China Succeeds: A Road to Prosperity. 在arxiv.org和papers.ssrn.com可以免费下载。

作者简介：陈燕凤，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