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多年来，我在教学和经济学实证研究之余，利用业余时间潜心研习历史、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理论。通过长期的积累，我形成了一些个人见解，并陆续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现将这些文章汇编成一部专著，呈献给各位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恳请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我特别羡慕学者们提出的各种假说。后来，在探索中华民族起源的过程中，我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假说——我称之为“集体主义”假说。在夏、商之前，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史前先民已像其他大河文明一样，发展出了定居的农业文明。然而，黄河的周期性泛滥构成了持续且致命的威胁。更棘手的是，上游任何一处堤坝决口，都必然危及下游的各部落——这正如“木桶原理”所示，水总是从最薄弱的环节溃出。面对这样的洪水，没有任何一个部落能够独自抵挡。这种共同的脆弱性，迫使各部落首领放弃狭隘的部落利益，逐渐团结在共同的领导之下——因为有效的防洪治水，需要在整个黄河流域范围内对人力与资源进行统一调度。这也印证了恩格斯关于国家产生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和之矛盾的观察。历史的进程是不平衡的：某些较为强大的部落，凭借其出色的领导力、更发达的经济和更丰富的抗洪经验，率先承担起组织救灾工作的责任，并在这个过程中吸纳了较弱的部落。这种权力集中的过程与治水过程是同步进行的，逐步建立起军事、财政和司法等联合机构，同时也推动了技术、后勤和干练行政人才的培养。最终，多年集体抗击洪水的行动，很可能催生了史前中国统一国家的形成。这就是我“集体主义”假说的由来。

自西周（公元前 1046 年 — 公元前 771 年）起，中国的“德”治传统便以对全体民众施行仁政为核心，“德”治与民本治理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新王朝的诞生，往往源于对前朝败亡教训的反思：周人对 “德” 的重视，就源自对商朝暴政的批判。据司马迁（公元前 145 年 — 约公元前 86 年）记载，周代历代首领 —— 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季历、文王，皆推行仁政，与民共享利益，赢得民众发自内心的拥戴。因此，当周武王起兵伐商之时，民心所向使其迅速取得胜利。这一历史经历让周朝的建立者认识到：天命并非永恒不变，而是附有条件；天命眷顾有“德”者，抛弃作恶者，它属于天下万民，而非某一宗族。因此统治者必须谦抑修“德”，方能维系天命。《尚书》将 “德” 与养护民生相关联；管仲（约公元前 723 年 — 公元前 645 年）把“德”阐释为造福天下百姓；李泽厚、徐复观将“德”理解为公平公正地把利益给天下百姓；赵汀阳则把“德”视作通过无私地分享利益来赢得人心的治理策略。荀子（约公元前 313 年 — 公元前 238 年）对比了三种统一天下的路径：以“德”服人、以武力服人、以财富服人。他提出，唯有“德”行能够维系长久的王权；依靠武力终将走向衰微，依靠财富则会招致民困国穷。孔子将“德”治比作北极星，“德”治能够使百姓心生廉耻、自愿归服，而不只是迫于强权的顺从。孟子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民众天然会向往仁政。由此，文王、武王与周公构成中国真正的儒家圣贤典范，孔子与孟子只是传承了他们的思想遗产。这套以 “德” 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后来被西汉（公元前 202 年 — 公元前 8 年）的汉武帝（公元前 156 年 — 公元前 87 年，在位公元前 141‑前 87 年）确立为汉朝唯一官方正统思想。后世历代王朝均承袭这一准则，该传统一直延续至清朝。天命并非恒居一处，它最终归属于以“德”治国者。“德”的核心在于将利益公平均等地分配给民众。西周的井田制就体现了这种均平共享的原则。北魏、隋以及唐初推行的均田制亦是如此，同样将公平的权益惠及普通百姓。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从地主与资本家手中没收的土地被平均分配给农民，这又是秉持与民众公平共享收益这一价值取向的又一例证。

西汉时期，汉武帝创立 “举孝廉（察举征召）” 制度，依据孝行与品行方正来考察、举荐人才。为防止世家大族垄断选官权力，隋唐开始推行科举制度，该制度一直沿用至清代。察举征召制度与科举制度均吸纳社会精英进入官僚体系，为良治奠定了坚实基础。二者也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渠道，维持了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性。最为关键的是，这两套制度使士绅阶层得以实现家国同构的理想。隋唐至明清科举制度的实施保障了国家的政治开放性，这也是我将古代及前近代中国界定为 “开放社会” 的原因。印度的种姓制度阻断社会流动；17 世纪以前的欧洲封建制度下，封建领主爵位永久世袭；1861 年之前的俄国农奴制中，农奴身份无法改变；20 世纪之前埃及与奥斯曼帝国的奴官制度和征兵制度造成家庭离散。与之相比，中国的科举制度不论家世出身，仅以德行与才学评判士人，具备高得多的人性关怀，这一特质也正是其能够延续一千多年的原因。

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制度。朝廷设立三公九卿制度：丞相总领行政事务，御史大夫主管监察，太尉掌管军事军务。三公之下，九卿分别掌管礼仪、财政、司法、民政等各项具体事务。所有官员均由朝廷任免，职位不得世袭，由此形成一支职业化官僚队伍。地方层面，郡县制取代秦代之前世代承袭的分封制。每郡设置由朝廷直接任命的郡守。除郡守之外，另设郡丞，作为郡守的副手，协助处理民政与文书，郡守缺位时代行其职权。朝廷另外任命郡尉，专门掌管本郡军事、治安、缉捕刑狱以及征发徭役。郡尉不隶属于郡守，直接对朝廷负责，以此分割郡守的军权。朝廷御史府向各郡派遣监御史，作为地方监察官员。该官员监察郡守、郡丞、郡尉以及地方全体官僚，有权直接向朝廷弹劾官员，形成对地方行政权力的制衡。郡之下设置县。县级拥有完整的官吏体系，制度框架大体复刻郡一级行政机构，所有县级官员全部由朝廷直接任免。这些官吏领取固定俸禄，没有自己的封邑，权力行使受到中央的监督约束。汉、唐、宋、明、清等后世王朝，大体沿用这套行政框架。隋唐以后，经由科举选拔出来的士人，开始充任各级行政岗位。与之相比，罗马帝国仅将政治权利赋予罗马本土公民，从未把这类特权扩及其它行省的居民。它依靠军事统治治理所辖疆域，也未曾在全境推行统一文字与标准化的度量衡。简言之，罗马帝国从未作为一个融合的有机整体运转。这也是该帝国覆灭之后，欧洲再也未能实现政治统一的原因之一。

“德”，指向向全体民众公平分配利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同样是追求广大无产阶级的福祉。中国古代 “德” 的观念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想之间的这一价值契合，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在中国牢牢扎根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地主与资本家手中没收的土地被平均分配给无地农民。官僚买办资本家的资产被直接没收；民族资本家所有的厂矿企业则通过赎买方式收归国有，为工人阶级创造了就业岗位。政府逐步搭建起覆盖小学、中学到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同时建立公办科研院所体系与全国公共医疗卫生网络。依托苏联援助的 156 项重化工项目，中国建成了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为维护国家安全，中国研发出原子弹、氢弹与人造卫星，即 “两弹一星” 工程，跻身核大国行列。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依托革命战争年代锻造出的强大组织执行能力（国家能力），将市场机制 “嵌入” 既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中，由此开创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便面对 2018 年以来来自美国的打压，这条发展道路依旧推动中国向高阶工业化迈进，成长为全球高科技大国。

2026 年 1 月 14 日至 28 日，我有幸作为津甘协作调研组成员赴甘肃省开展考察，调研东西部协作帮扶工作推进情况。在为期两周的考察行程中，最令我感触深刻的，是岷山易地搬迁群众在靖远县新坪村落地安家的故事。2013 年，岷山地区发生地震。此后甘肃省政府将部分受灾群众搬迁安置至靖远县。当时，靖远县从一处国有农场划出土地，安置这 595 户搬迁家庭。政府为每户修建新房，农户仅需支付一万余元即可入住。后续政府又为每户再投入 5 万元，配套建设用于种植黄瓜的农业大棚。但搬迁村民原先在岷县以种植中药材为生，并不熟悉黄瓜种植技术。为此政府引进农业技术指导员，手把手教授黄瓜种植技术；同时在第一年给予每户 600 元补贴，并且为农产品打通稳定销售渠道。自此，黄瓜种植成为村民的主要生计来源。黄瓜秧苗由天津市农业科学院提供，每户 5 万元的建设补贴来源于天津 — 甘肃东西部协作项目资金。我们走访了一户七口人的搬迁家庭：两位老人、一对中青年夫妇以及三名子女。除自家 80 平方米大棚之外，该家庭还从其他村民手中转租了更多大棚，家庭年收入达到 10 多万元。我们还参观了黄瓜交易市场，该市场每日黄瓜交易量达 2000 吨，本地产出的黄瓜通过中欧班列销往中亚俄罗斯。

通过 20152020 年开展的脱贫攻坚战，中国于 2020 年底消除了绝对贫困。为防止刚刚脱贫的家庭再度陷入贫困，中国政府在 “十四五” 规划时期（20212025 年）以及正在实施的 “十五五” 规划时期（20262030 年），持续保留 20152020 年脱贫攻坚期间针对贫困地区出台的各项政策与财政投入。1996 年启动的东西部协作机制同样持续产生实实在在的成效。原贫困地区乡镇政府开展常态化监测，识别存在返贫风险的农户，并向困难家庭提供针对性帮扶，包括设置乡村公益性岗位、高额住院医疗费用全额保障、大学生免息贷款，以及对无劳动能力家庭发放财政补贴等多项举措。

2026年6月27日至7月2日，我陪同“知行・中国”美国大学生代表团赴宁夏、重庆考察。在宁夏，我们参观了腾格里沙漠光伏发电项目，了解当地荒漠化治理工作。一排排光伏板铺展成一望无际的蓝色海洋，曾经寸草不生的大片沙漠如今已是草木繁茂。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发电产业发展迅速。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量占中国总发电量的40%，其中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各占11%。光伏与风力发电的一大核心优势在于太阳能、风能不存在燃料成本。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沙漠治理，迄今为止，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均已实现有效治理。在新疆，面积达33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已建成生态防护圈，即在沙漠边缘栽种植被，遏制沙漠向外扩张，沙漠生态修复工作的力度还在持续加大。在重庆，我们参观了一座日处理垃圾4000吨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有报告指出，全国1137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当中，不少项目因垃圾供给不足，实际运行负荷低于设计处理能力。

本书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当代崛起展开综合性分析，梳理了中国历代治理架构与现代中国国家制度基础之间的延续脉络。本书的核心论点认为：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 —— 从古代集体主义文明演进为工业与科技强国，背后是一套一以贯之的制度逻辑，而非一系列互不关联的历史片段。分析首先将中国 “集体主义” 的根源，归诸黄河、长江流域反复出现的水患治理等生态挑战，以及持续存在的游牧民族威胁。上述因素共同推动制度由西周分封制，逐步演变为秦汉时期的郡县制。儒学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加之科举制度后续发展，造就了本书中所称的“集体主义儒家开放社会”，国家治理由帝王与科举选拔出来的士大夫精英共同承担。本书提出，这套选贤任能的机制遏制了世袭贵族权力固化与土地财富过度集中，即便私有土地所有制不断扩张，依然维系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政治大一统局面。视角转向近现代，本书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高度组织能力和高度执行能力才是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非某一项具体政策。本书梳理了制度演进脉络：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借鉴苏联模式的五年计划，到 1978 年后逐渐引入市场机制，最终形成国家引导与市场力量相结合的独特混合模式。这套 “中国模式” 助力中国实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2012 年之后，又搭建起明确服务于社会主义长远发展目标与科技自立自强的金融监管框架。本书有相当篇幅将中国发展道路置于同美国的对比框架之下。基于其所提出的国际关系三十年周期的历史规律，本书预判直至约 2040 年，地缘政治与科技领域的竞争仍将持续。该预判与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迅猛增长、作为南南经济合作载体的 “一带一路” 倡议相联系，预测中国将在诸多战略竞争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到2040年左右中国将在高科技上赶上甚至超过美国。本书进一步主张，不应把中国 1978 年之后的经济转型理解为对早期计划经济的全盘摒弃，而应视作一种延续 —— 改革释放出改革前数十年积累的潜在能力，包括行政治理能力、工业基础设施以及受过训练的产业劳动者。基于这一论点，本书考察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成路径：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渐进式决策逐步形成，并非有预先设计好的蓝图，由此孕育出包含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内的多元经济生态。作者将中国发展经验视作对西方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一种挑战。西方传统发展经济学通常假定正式制度必须先于经济增长，而非与增长协同演化。本书最后一章将中国崛起放置在工业化、减贫与大国博弈的全球大背景中展开论述，援引当代事件 —— 包括 2021 年（美军）撤离阿富汗、2026 年美伊紧张局势，以此证明军事力量面对团结统一的国家存在其固有局限。结尾部分提出，在大国冲突与核不稳定风险持续存在的环境下，对于正在推进工业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是一支稳定力量。总体而言，本书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历史制度叙事，贯通中国历代治国理政、中国共产党治理实践以及当代中国的全球定位；全书立场对中国政治经济模式取得的成就持认同态度。

本书目前只有英文版，书名为：Why China Succeeds: A Road to Prosperity。在papers.ssrn.com可以下载电子版。欢迎各位专家学者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作者夏庆杰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