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协中兄之邀，参加罗豪才基金支持计划终评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协中兄说，真心希望您来，这是先生走后第八年，基金终于落地了。

先生说走就走。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九时零二分，农历腊月二十七，离过年只有三天。我随协中、智敏去寓所吊唁，楼道里摆满了花圈，寒气从楼梯口灌进来，人站不住。那情那景，至今想起，心头仍是一紧。

基金的事，我是知道一些的。先生在时，多少企业家、多少机构，捧着钱找上门来，想以先生之名设基金、立奖项。先生一一谢绝了。他说：“我生不为钱，且受党教育多年。”这话说得淡，但分量重。先生过世后，弟子和后人们张罗此事，恰逢经济下行，募资维艰，前后折腾了八年。八年，一个抗战都打完了。

早年读先生与吴撷英先生合著的《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与政治制度》，这本源自北大课堂讲义的著作，一九八三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法学典籍匮乏的年代，它跳出简单标签化评判，系统介绍各国宪法、公民权利、议会、政党、选举、司法制度等，还讨论了基本人权与新型权利问题。书不厚，字字扎实，让我受益匪浅。

后来跟朱维究先生读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她那一辈学者，有一股较真儿的劲。早在一九八三年，朱师就与应松年先生、方彦先生合写了《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比先生系统提出“平衡论”早了十年。但朱师并不认为“平衡论”可以成为行政法的基础理论，她主张“新管理论”，认为行政法的核心是管理，是服务，是公共利益的实现。朱师常说：“学术观点可以不同，做人不能没有底线。”

我后来发现，朱师和先生有许多相像之处。两人同为民主党派成员，朱师是民革，先生是致公党。两人同为江平先生任组长的行政立法研究组成员，一起参与草拟了《行政诉讼法》。那是一个群贤毕至的年代，大家为了“民告官”这三个字，争得面红耳赤，但散会之后，照样一起吃饭喝酒。

还有一层巧合：两人都做过管理学院的院长。先生是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创始院长，朱师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首任院长。都是管院院长，都从法学跨到了公共管理。那一代法学家，心里装的不是学科边界，是国家治理。

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我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立法权的科学配置”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开题。姜明安兄帮忙张罗，地点选在北大东门的小四合院。那天先生来晚了。他先参加一个国家人权会议，散会后才赶过来。进门时，大家都站起来。先生摆摆手：“坐，坐，你们先聊。”

午餐时，先生特别高兴。他端起杯子，说医生不让喝酒，但见到老朋友，就想喝几口。郭道晖先生、张春生先生、孙琬钟先生、朱维究先生等，都举了杯。郭老年纪最长，说话声音不大，但句句有锋芒。张春生先生讲起当年立法时的趣事，说某部委领导拍桌子说“怎么能让老百姓告政府”，江平先生淡淡回了一句：“那就让老百姓告你吧。”满桌大笑。

那天先生喝了两杯赤霞珠。不多，但脸微红。他坐在那里，听着大家说话，偶尔插一句，大部分时候在笑。那个笑容，我后来在他的铜像上又看见了。

转眼八年。今天终评会，我所在的宪法与法理组，有十篇文章入围。我认真聆听每位入选者的陈述与回应，仿佛看到了法学界的传承。

颁奖环节，先生的女儿罗李华发表致辞，因身在国外，特请毕洪海兄宣读。致辞里说到一件事：从前家住中关村一间筒子楼，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学生找父亲聊天。她因为准备高考，忍无可忍，就在门上贴了“罗豪才不在家”六个大字。父亲看到后发了很大的火。他说，年轻人带着文章和问题找上门来，是不能被挡在门外的。

读到这里，台下有人笑了，有人低下头。洪海兄念完，停了一下。那个停顿，比任何话都有力量。

颁奖结束，与会者移步到政府管理学院大厅，和先生铜像合影。铜像是二〇二四年七月二日落成的，我还是第一次瞻仰。先生头发偏分，发丝一根一根刻得分明，仿佛刚从会议室出来；虚带眼镜，镜架微微偏着，透着一股随性；面含微笑，嘴角翘得不明显，但你能感觉到；右手托腮，手指微微弯曲，像是在思索什么问题，又像是在听谁说话。

先生生前有许多头衔，他最看重的是“北京大学老师”。得过很多奖项，最在乎的是二〇一三年获得的“北大蔡元培奖”。他女儿罗英女士说，父亲将一生献给了北大，献给了他热爱的教书育人事业。此刻，他就站在政府管理学院的门厅里，看着每一个走进来的人。

我忽然想起先生常说的“平衡”。平衡论讲了这么多年，讲了这么多字，但先生自己做人，从来不讲理论。他的做法是：学生敲门，就开门；朋友来了，就喝酒；有人送钱，就拒绝；有不同意见，就听着。

朱师今天没来。但她和先生的友谊，本身就是一种平衡。两种学术立场，平行而立，互不吞噬，彼此尊重。这种关系，比一致更难，也更珍贵。

我在先生铜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青铜无语，但记住了每一个来过的人。

焦洪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务院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