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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来,出于写作的需要,我对于权力的问题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我惊讶地发现,世界的架构就是权力的架构,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权力的巨大影响之中。那么,权力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中国古汉语中,“权”是指秤锤,《汉书•律历志上》说:“权者……所以秤物平施,知轻重也。”《孟子•梁惠王上》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权,然后知轻重。”“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含义,这就是平均或者说平衡的意义,《周礼•考工记•弓人》说:“九和之弓,角与干权。”清代学者刘大櫆在《井田》一书中也说:“取天下之田,与天下之民,合计其数而权之,而民各分其可得之田。”“权”字的第三个含义就是我们要在这里进行探讨的“权力”的意思了,《庄子•天运》所言“亲权者不能与人柄”,就充分意识到了权力的重要性,但是我不知道在“权”字之后何时加上了“力”字,从而扩大和强调了这一含义。《汉书•贾谊传》在较为接近现代意义上使用了这个词汇:“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所谓现代意义,概念有三:一是权威和势力;二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三是指一定范围内的支配力量。总之,“权力”这个词汇中的“力”的作用突出了起来。
所有的哲学探讨实际上都是对权力问题的探讨,整个人类文明史,没有任何其它东西像权力那样贯穿于人类整个精神成长过程。在西方,权力话语逐渐成为西方文化中的核心话语,被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所有哲学家所涉及,有的(马基雅维利、洛克、尼采)甚至毕生从事对于权力的研究,从不同方面对其做军事学、政治哲学、生理心理学的探讨,结出了灿烂的智慧之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人们在思索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在思索人的处境的时候,发现所有关于人的话题,关于社会正义的话题都面对着无影无形却又无所不在权力,它既存在于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之间,也存在所有的群体于群体之间,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更存在于人的精神宇宙(内心)之中。世界是由多种多样、无所不在的权力支配的—在军事上,它体现为博弈双方的软势力和硬实力的对抗和分化转合;在政治哲学上则体现为国家意志、政府机构与人民之间彼此对立又彼此消融的辨证关系;在生理心理学方面,则揭示出人类支配意志如何作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精神联系,构成了怎样的微型宇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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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把哲学史上的所谓“历史主义社会学”作为线索,来说明这个问题。
卡尔•波普尔(1902-1994)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深刻分析了极权主义的起源问题,把批判的焦点集中在柏拉图的理想国设计上,认为柏拉图骨子里有一种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特征。波普尔指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以最严格的阶级划分为基础的。它是一个等级制的国度。”柏拉图以一种对国家的信仰作为理想国的政治行动基础,要求人们按照完美理想彻底重建社会。这种理想蓝图和实现手段根本无法用科学方法来认识和证明,因而也就无法用说服的方法加以实现,只能用暴力的手段来强制推行。柏拉图试图通过“赋予统治阶级一种不可能受到挑战的优越地位”的方式化解阶级对抗。波普尔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政治上是极端有害的,这种统治方式的突出特点是不鼓励人民批评政府,它只是让人民相信仁慈的独裁者全知全能,最终,独裁者将成为主宰一切的神。柏拉图试图通过抑制一切历史变化而阻止政治腐败的哲学,在形形色色极权主义者那里找到了真正的继承者。这种被卡尔•波普尔称之为“历史主义社会学”的思想武装了那些试图消解个人意志,将国家、阶级、政党、团体的意志强加在个人意志之上的人。我觉得在这里把所谓的国家、阶级、政党和团体理解为权力更准确直观一些。
柏拉图的思想在卢梭那里得到了呼应。卢梭对于人类平等和自由的问题做了系统、全面、深刻的阐述,以著名的“天赋人权”理论同封建专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卢梭认为财产私有制和财富的不平等占有是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所以,他呼唤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公正,赋予政府极大的权力来裁决和保护人的权利,防止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占有差距过于悬殊。我们无法责备卢梭的社会理想,但是也不能不指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在解释它的社会契约时不可避免遇到了主张个人主义的自由还是个人无条件服从社会的问题,而卢梭做出的选择是:“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它的天然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于是,人只能把一部分天然权利被让渡给社会契约形成的国家。在卢梭看来,国家体现的是一种“公共人格”,所以,社会契约一旦建立,个人就应当无条件服从人民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服从于国家。个人越是彻底地把权利交给整体,国家也就越完美。他甚至赋予国家权力以“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力量”。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卢梭实际上把国家的意志看成了公民意志的总和,这就为后来的把国家上升为绝对意志预留了一条通道。
黑格尔顺着这条通道准时到达了“抽象的绝对精神”领地。在这里,黑格尔试图把他的道德、社会和政治思想安放在他庞大的思想体系之中,人类行为(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的整个领域被他描绘为现实的一部分,因而从根本上说来是理性的。作为现实的一部分,精神的这一客观特征被包含在了辩证过程之中。人类行为和社会与政治组织都包含和体现了精神,正如自然是绝对理念的客观体现一样。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把国家制度不仅仅看作人类的创造,同时还看作历史辩证法运动的产物,看作理性实在的客观显现,从而为其笼罩了一个神圣的光环。黑格尔从柏拉图、卢梭那里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强化的东西—对国家的崇拜,强调个人绝对服从国家,对极权主义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某些统治者以国家的名义压制公民的正当权益和自由提供了理论依据,构成了不民主的思想根源(这大概是他没有想到的)。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在内在精神上,都有柏拉图、卢梭,尤其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痕迹。叔本华和尼采对于黑格尔的猛烈抨击,事实上也正是是否能够建立权力的标准形态—“一个普遍认可的社会”(福山:《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的问题,以及建立了这样的社会之后人的处境的问题。
柏拉图、卢梭、黑格尔所谈论的国家,尽管被分别冠以“理想国”、“社会契约”和“绝对精神”的标签,但是,它们其实上是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权力。不同点仅仅在于他们所说的是国家权力。国家是什么呢?按照我们的词典解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暴力组织,主要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组成。也就是说,国家的本原在于构成国家的那些机构的权力,没有这种权力也就没有了国家。虽然哲学家思考得更多的是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实际上探讨的正是权力与人的关系的问题,所有的自由主义、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问题的核心都是这个问题,他们之间的重大区别,也正是对这种关系的不同解释与强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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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问题是“权力”这个词汇基本含义的无数梯级中最高的一个梯级,在其之下,还有很多梯级,它构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结构,从而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存在和运行的支撑。没有这个支撑,人类社会将不复存在,所有的社会运行规律将消解。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仅仅是这个以权力结构而成的世界中的一个符号,不同点仅仅在于:你是哪种权力的支配者,哪种权力的被支配者。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绝对意义上的支配者,就连掌握人民的生杀予夺大权的独裁者也不是;也没有一个人是绝对意义上的被支配者,就连栖息在桥洞下面的乞丐也不是。世界就是在这种相互交叉的力的作用下维持它的平衡的。我们的命运只是微观世界中的小小的移动,它与整个世界的运转几乎不发生关联。你的出生来与离世绝不会像古书描写的那样“辛丑,太白入北斗”、“无云而雷,有流星从日下东南行,四面熠熠如雨”;你悄然而来,悄然而去,仅仅是完成了一个生物体从诞生到死亡的简单过程——按照科学家的说法,你从生到死不过是一种化学反应过程,这种化学反应过程和一根放在餐桌上的香蕉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又可以下结论说,权力是一种宇宙意志,它庞大而复杂,包罗万象,把所有的一切存在方式都纳入其中。
在所有关于权力的定义中,我认为罗伯特•达尔的观点最接近我们的体验——权力是指某人(国家领袖,政党主席,企业主,单位领导,同事、夫妻、朋友中的一方)或某个团体(国家、政党、企业、单位)对其他人或者团体的控制和影响,是迫使一个团体或一个人去做某件事情、接受某种事实的那种力量。更为简洁的表达是:“A对B的力量达到A迫使B做某件事的程度,不管B同意还是不同意都要去做,这就叫权力。”
我们的确就处在这样的情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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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权力存在于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之间,存在所有的群体于群体之间,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更存在于人的精神宇宙(内心)之中,那么这个有形形色色的权力构建的世界就将在各个梯级上产生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国家层面的权力正义还是不正义?群体层面的权力道德还是不道德?人的层面的权力高贵还是卑劣?人内心的权力是否符合良知?
在这样一篇短文中,无法解答(哪怕是极为简约)全部问题,我们仍然从政治哲学层面对国家权力进行一番考察,这种考察将有利于我们观照其它梯级权力的状态和本质。
我们都很熟悉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1832-1902)的那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就好比说:“张三导致邪恶,没有人看管的张三导致绝对的邪恶。”人们自然就要问:张三究竟是什么人?张三为什么会导致邪恶?为什么没有人看管了的张三就会导致绝对的邪恶?
好,我们现在说一说张三其人。
张三究竟有没有善恶?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我的回答是:任何人都有善恶,具体到张三来说,他基本上是一个坏人。也就是说,权力的本质是恶的。阿克顿勋爵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也就是说,张三这个人的本性就是一个恶人,你爱他,恨他,批评他,约束他,崇拜他,谩骂他,颂扬他,尽管会导致他的行为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但是你无法改变他作为恶人的本质。这也就是波普尔尖锐批评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原因,因为这几位伟大的思想家不约而同对这个世界上最为邪恶的东西(权力)高唱起了赞美词,有意无意将人置放在了权力(国家意志)的重压之下,就像一些人围拢在张三周围,闹哄哄地说:“你真棒哎!你把那么多人都打倒了,你真棒哎!”势必要引起笃信正义原则的波普尔、哈耶克、罗尔斯之类的人的愤慨。
如果我们确认了这样一个基本前提,那么,随后的问题是:究竟怎样与恶人张三相处?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两个分支: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是专制主义。
自由主义认为,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自身的关怀,人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并不是恶行。正是人的贪婪本性决定了人一旦掌握了公共权力必然会想方设法为自己谋取私利。所以,自由主义主张利用一切手段限制权力,让人民通过必要的程序和手段控制住张三,使之不能或者不可能做坏事。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明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径走过来的,由此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法律制度,逐步衍生出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形式。恶人张三被控制的很好。
专制主义认为,历史发展具有一种崇高的目的,人必须遵从于这个目的(张三只是脾气不好,他的心眼儿是好的,是想为大家办好事的),所以,一定要赋予国家无限的权力,将个人置于国家意志之下。个人自由让位于国家、政党和团体的自由。如果把国家比喻为一个家庭,则把管理的责任全部交给张三。但是张三确实是一个坏人,这样,专制主义就需要谎言来掩饰张三,赋予这个人以神圣的光环,称之为“天子”,国家机器就必须成为体现天子意志的工具,成为制造谎言掩盖现实的工具。中国漫长的皇权专制主义的历史,就是沿着这条路径走过来的,并由此产生了独特的政治法律制度,衍生出了以国家、政党和团体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为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形式。恶人张三基本上不受控制。
两种选择,两种结果。这里所说的两种结果,既是张三的结果,也是被张三管辖的人的结果。我等草芥小民,当然属于后者,于是,我们也就知道了自己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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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具体看一看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成为这种东西的。
首先声明,我们的这一段考察进入到了“群体层面的权力道德还是不道德”的范畴,此范畴与“国家层面的权力正义还是不正义”的问题无干。所谓“群体层面”的权力,指的是企业主、政府机关领导和单位领导以团体名义行使的权力。这些团体,由于发展是其第一目标,所以其自身就有一种调节功能,将权力控制在某种合乎道德的状态,否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会发生罢工,会极大增加企业的运行成本,归根结底于企业不利,于企业主不利,企业主必须做某种程度的妥协,在新的基点上达到劳资利益的平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单位则会矛盾百出,效益低下,影响领导形象,进而影响到群众福利,对所有人都不利,单位领导必须宽以待人,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这个单位才能够正常运转。事实上,世界上成千上万的此类团体都处在这种合乎道德的状态,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才基本安宁。
但是,在我们这里出现了另外一种情景。有这样一件事情:
2004年8月初,北京媒体纷纷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卖官案——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正厅级)马德卖官受贿案。媒体称,在马德案中,绥化市下辖lO个县市众多处级以上干部被卷入,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中央纪委对此案极为重视,将案件交由北京市检察机关侦查。黑龙江纪委部门当时曾查证,马德在先后担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绥化地区地委书记、绥化市市委书记期间,利用提拔使用干部等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贿赂及礼金共计人民币500多万元、美金2.5万元。马德把其执掌的市委大院变成了一个乌纱帽批发部。在马德那里,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市、县、区内局委办各部门的一二把手,每个位置都有其"价格"。 马德在任绥化市行署专员及绥化市委书记的6年里,收受的贿赂及礼金之巨,实属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而绥化市所属的10个县市里,还有农村贫困户15万户、贫困人口46万人,共有527个省级贫困村,2个国家级贫困县,2001年农村居民的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000元。更令人震惊的是,马德案发后,竟涉及领导干部260多人,绥化市包括下辖lO个县市的处级以上干部有50%被卷入了这桩惊天大案,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党政一把手。 报道称,马德在绥化执政的6年里,带坏的是一方官风。那时只要办点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托人情、找路子。民间更是崇尚攀权比富。没钱打点,啥也干不成。
读者可能会问:马德这样的案子我们看的多了,难道这和我们成为了什么东西有关吗?
当然有关系。现在我们假设你是马德王国中的一个普通干部,看到如此猖獗的买官卖官活动,看到一个流氓平步青云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你将作何感想?一种,你为了像模像样地活下去,也必须向公开的钱规则低头,赶紧筹措买官的资金,买到官以后,再利用你手中的权力卖官,捞回投资并让资本尽快增值,从而成为一个地地道道马德式的人物;一种,假设你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面对如此公开的贪赃枉法,拍案而起,投书政府有关部门,你将得到什么呢?你什么也得不到,因为在这个独立王国中,任何表达民众意愿的渠道都被堵塞了,政府机关完全成为了马德这样的太上皇为所欲为的王国,你一介草民当然什么也得不到。不但得不到,你还会面临严重的后果,轻则丢掉工作,丢掉职位,重则被逮捕收监,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也未可知。
两者相权,孰轻孰重?生死两路,何去何从?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选择前者,这也就是马德把绥化市经营成乌云翻滚的地下王国的原因。这就是这个王国中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被奴化、被卑鄙化的过程。在一个不道德的团体中,代价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造成这个团体的人的精神灾难的,不是贪官卖官贪污了多少钱,而是这种普遍的对人性和良知的摧残。经历了这些以后,人们有理由不再相信社会正义,不再相信人性的高贵,不再相信道德,不再相信良知……人们就进一步成为了这个社会所要求的那种东西。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包括本文作者在内)自身有多么高贵,在我们的妥协中,在我们为了生存所做的人生姿态的调整中,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从人到非人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成了这个社会的基础,我们每一个人都组成了这个我们并不满意的世界。在道义上,我们所有人都应当承担对这个社会成为目前这个样子的责任,因为,在呐喊与沉默中间,你选择了沉默;在卑鄙与崇高之间,你选择了卑鄙;在现在与未来之间,你只选择现在,你甚至拒绝展望,因为这会给你带来危险。趋利避害成为了我们的本能,一种生物性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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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单位领导在人们的心目中总是具有一种超凡入圣的东西,他让你畏惧,让你尊重,甚至于让你心甘情愿地置身于他的尊严之下,你感觉到他超乎常人的魅力……这一切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权力,所有这一切都来源于权力。为了验证这一点,你不妨做一个假设:假设他不是领导,假设他身上没有任何职务,他身上还会有那种威严吗?你看到的可能是能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可能是一个心地狭窄的人,你却看不到从精神上压制你的那些只有权力才能够具有的权威的力量。这说明,权力的所有者掌握的权力是一种资源,他正是在这种资源的使用中得到你看到的那些东西的。如果这个领导者想用这种资源换取物质上的好处,就会发生贪污受贿、卖官卖官之类的事情,而这正是人的自私本性和权力的恶的本性双重决定的结果,几乎不可避免。所以,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说起来其实极为简单,就是要用各种法律和程序限制官员对于权力资源的使用或者说乱用。资本主义很可能不是最好的社会制度(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事例来说明资本主义民主虚假的一面),但是,在所有的社会制度中,在限制权力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却是做得最好。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狗日的美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过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为什么没有出现过成克杰副总统的贪污腐败案件,为什么没有出现马德这样的流氓无赖明码标价出卖州参议员职位的案件,为什么没有发生州长作为黑心煤矿矿主后台的事件。
这里面的重大区别是,对于马德这样的人来说,权力不是公民的契约和委托,不是人民意志的代表,仅仅是他手里的私产。这样的权力必然是世界上最为野蛮和残暴的东西,必然会成为屠戮人民的刀剑。不受约束的专制者控制的团体(单位、企业、政府机构)就是一个以专制者自身为中心的舞台,民众不过是供主角驱使的配角。我们当然看到了马德最终得到了正义的审判,但是,在更大范围以内,我们看不到问题的实质有任何改变——只要官员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更上一级的权力,权力就不可能为人民负责;只要权力不能被有效监督,他就会一如既往地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社会资源,吞噬人民的利益,吞噬我们这个社会残存的道德和良知,最后,权力将会把自身也吃掉……那个时候,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也许,就会有新的东西生长出来了吧?谁知道呢?
我们不去管它吧!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最为现实的问题不是“权力是不是公民的契约和委托,是不是人民意志的代表”的问题,而是在权力的深刻影响之下,我们怎样才活得有尊严呢?我想,每一个人一定有每一个人的答案。
(2006-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