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阐释是语言的阐释。“语言学转向”带来的语言观变迁分化为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脉，二者共同推动了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然而，共时性一脉以语言模型隔绝历史的整体性，衍生出独断性思想症候；历时性一脉虽试图在时间流变中把握语言，通过坚守历史性彰显语言的对话深意与公共倾向，却因缺乏对历史客观性的观照陷入相对主义。二者均因历史意识的迷失而成为强制阐释。公共阐释论秉持语言的对话性，廓清“阐释”的中国内涵，论证阐释的公共性，回应阐释学的历史争鸣，并反思阐释的历史意识。这一反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语言理性重建阐释理性，将阐释的历史意识由整体性、客观性深化为辩证性，从而确立公共阐释的建构性，即在有限与无限的阐释循环中，向未来敞开。
【关键词】语言学转向 历史意识 语言理性 强制阐释 公共阐释
【作者简介】
沈祖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阐释学以语言为对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阐释是语言的阐释”。西方现代阐释学的发展与“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密切相关。有学者指出：“加达默尔的阐释学是在语言被认为已成为本世纪思想发展的焦点这一特殊语境里产生的。”总体而言，西方现代阐释学与“语言学转向”既有共性，也有差异。一方面，二者共享一种基本的语言观，即认为“根本不存在‘前语言’（vorsprachliche）的世界，只有指向语言的世界，这个世界总要被带入到语言中，尽管它永远不能完全成功地表达出来，这就是独特的解释学的语言观”。另一方面，二者的理论取向存在显著分歧。“语言学转向”受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言学影响，侧重对语言做静态的共时性结构分析；而以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阐释学，则主张理解在效果历史中发生，语言是效果历史意识的体现，因而坚守语言的历史性维度。
共时性与历史性之间的张力，不仅折射出语言观背后的历史意识差异，而且深刻影响着阐释的实践探索。共时性悬置历史的整体性，确立文本中心的形式主义立场，继而衍生以独断为思想症候，以理论挟持文本、消解文学为特征的强制阐释；历史性强调以当下视域把握过去，缺乏对历史客观性的观照，陷入相对主义，同样可能走向强制阐释。
针对强制阐释的理论影响与现实困境，“公共阐释”作为立足中国学术语境、为廓清“阐释”本土内涵而提出的原创性学术概念，扎根于阐释的语言本性，并将语言的对话性进一步深化为阐释的公共性。有学者指出：“人类自觉创建公共，特别是精神公共的创建，语言的生成是一个重要标志。”在强制阐释与公共阐释之间，隐含一条由共时性到历史性，再到对话性的语言学演进线索，其核心始终围绕阐释的历史意识展开反思，最终指向阐释理性的重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阐释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持续深化对历史的认识，在历史性与共时性的辩证统一中充分释放公共阐释的当代价值。
一、共时性造成历史独断
强制阐释被界定为“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其核心特征涵盖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与认知路径混乱四个方面。强制阐释呈现独断性思想症候，表现为理论对文学的宰制。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在由“理论-文学”到“理论-理论”的范式转换中走向“理论中心论”。强制阐释论正是对这一理论趋向做出的历史性批判。
（一）“语言学转向”之后的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在20世纪获得确立与发展。然而，“文学”与“理论”的概念结合则经历了更为漫长的历史进程。在词源学上，“理论”（theory）一词源出希腊语“theoria”，原指古希腊时期在观看戏剧时的视角，“文学理论因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人生观，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为何以某种方式阐释文本”。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即富有创造性或想象性的“作品”，乃是19世纪的产物。在18世纪的英国，文学“意味着社会中被赋予价值的全部作品：诗，以及哲学、历史、随笔和书信”。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通常以1917年维克托·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Borisovich Shklovsky）发表的《作为手段的艺术》为诞生标志。自此以后，“文学理论数量激增，‘文学’（literature）、‘阅读’（reading）和‘批评’（criticism）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突出表征是文学研究的范式由作者中心转向文本中心，语言被提升为“文学性”的核心载体，成为文学理论的核心议题。
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被认为“是对文学理论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语言学转向”。索绪尔将语言划分为能指与所指的结构模型，并强调语言不再是历时性的秩序，而是共时性的关系。这一语言学转向深刻改写了文学认知的理论根基，即“古老的模仿论或再现论受到动摇，语言的自足性受到重视”。由此兴起的形式主义立足于共时性方法，揭示了语言的内在与自在本体功能，确立了文本的物质性，从而深刻影响了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总体走向。形式主义以“致力于文学‘内部规律’的研究”为起点，其后续影响呈现双重变化。一方面，语言的共时性逐渐演变为结构的普遍性，进而上升为理论的普适性，致使理论不断向外膨胀并渐趋僵化。例如，乔纳森·德怀特·卡勒（Jonathan Dwight Culler）针对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服装形式分析，指出其依照语言模型建构服饰分类法的不当，“外衣，滑雪衫和三点泳装被置于同一分类范例之中，可是如果作为物体，它们将各自带上非常不同的支撑体。如果我们为了写出组合规则而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分类，那么，巴尔特所提出的这种分类只能算是证据最不充分的分类”。另一方面，形式主义固守对历史的疏离立场，认为能指与所指的联结纯粹出于任意性与偶然性，语言因素“是依照功能和目的，而非其固有的本质来界定的”。由此造成的理论后果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批评的那样，“形式主义的模式基本上是共时性的，不论在文学史方面还是在单个作品的形式方面，它都无法充分进行历史性的分析”。可见，“语言学转向”虽然催生了巴尔特的符号学批评、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的叙事学研究、罗曼·奥西波组奇·雅各布森（Roman Osipovich Jakobson）的诗学分析等理论形态，但是就其方法论根基而言，它们皆参照语言模型对作品形式进行静态的结构分析。这种由理论出发、以理论统摄文学的研究范式，正是强制阐释的典型表征。
（二）隔绝历史的整体性造成强制阐释
由语言的共时性上升为结构的普遍性，进而泛化为理论的普适性，这一理论生产模式正是强制阐释论揭示的“非逻辑证明”导致“无边界推广”的典型表现，即用单称判断代替全称判断，完成从归纳到统一的逻辑跳跃。结构主义理论家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洛普（Vladimir Yakovlevich Propp）基于对100个俄罗斯神话故事的结构分析，总结出31种叙事功能，并进而将之视为神话乃至文学的“共同规律”。然而，问题在于“个别事例的典型性是大范围推广的基础，但要作出全称意义的可靠判断，必须依靠恰当规则的命题演绎或大概率统计归纳”。这既是科学研究的规范，也是人文研究的缺陷——利用小概率事件做大概率判断，在人文研究领域实属普遍现象。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将文学的演变过程归纳为春夏秋冬的循环模式。但诚如迈耶·霍华德·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指出的，这种从现象到概括再到理念的模式“确实起到了‘肯定’作用，但却并非是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肯定’，它只是人类精神的一元论冲动的一个合法的表达途径”。
作为人类本能的“一元论冲动”经过“语言学转向”的催化，演变为以理论生产为目的的强制阐释，即以语言的共时性隔绝历史的整体性，夸大语言模型的超历史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把史学著作看作是另一种特殊的诗歌创作，进而以诗学的规则去解读史学作品，就必然会呈现强制阐释的一个重要特征——场外强制征用，进而将历史阐释变为文学阐释。”这一论断揭示了当诗学规则被越界应用于史学领域时，历史阐释是如何被强制转换为文学阐释，从而丧失了历史自身的客观性与辩证性的。究其根源，诗学之所以能实现这种越界征用，原因在于其研究对象本身即“抽象的结构形式，而抽象的结构形式逻辑上必然先于结构形式的具体表现，所以诗学就自然而然地以结构主义所规定的总方向为研究方向”。这直接导致了理论对文学的宰制。这种无视文学自身特性与历史关联的阐释方式与詹姆逊对结构主义的批判相呼应：以语言模型为基础的形式主义理论，因罔顾“历史范畴”而无法完成对理论的自我批判。詹姆逊深刻指出：“历史范畴不仅是解决斯芬克斯之谜的问题，即把它理解为一个产生‘对立’的地方，而且一旦那种情况完成，它还是以拉开距离的方式来理解这个谜本身作为文学类型的真正形式的问题，是认识我们的理解作为具体和确定历史时期的反应的真正范畴的问题。”
由此观之，历史在整体性的前提下，包含“拉开距离”与“具体和确定历史时期”两个维度。前者揭示历史的反思性，即对“形式”的发现固然需要“拉开距离”的审视，但不可将之抬高到无所不包的程度；后者指出历史的语境性，即“理解”不是对“形式”的抽象提纯，而是产生于“具体和确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和确定”的反应。这种对历史的历史性觉察，正是阐释学的历史意识，即“一种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存在这一理论短板，不仅难以实现“纵向叠加”，而且会因嵌套“前置模式”沦为强制阐释，呈现独断性思想症候。
（三）强制阐释的独断性思想症候
独断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根植于人类的理性认知，笃信理性的统治力与正确性。哪怕理性包含对自身的反思，并被黑格尔确定为“本质本身特有的规定”，独断仍能延续至今，这是“因为人类对自身理性的无限信任，因为人类执著顽强地对宇宙包括人类自身普遍性、必然性的认知追求，独断论的误入很难克服”。在阐释学中，独断作为强制阐释的思维方式，表现为理论宰制阐释对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理性可以无障碍地认知对象，无须经验和实践，仅以理论就可以揭示一切，包括上帝和灵魂”。值得注意的是，理性在词源上来自拉丁文中的“reri”“ratio”，兼有思考与计算的意思。它根植于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logos）与努斯（nous），在哲学语境里主要指人们拥有的从事逻辑推理、追求真理知识的思维能力。理论一词源出希腊语“theoria”，本义为在观看希腊戏剧时的视角，与理性并无先天关联。理论之所以能成为关于理性的言说，是因为二者均被逻各斯统摄，共同体现对真理的追求。然而，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体制的成熟，理性逐渐畸变为工具理性。为了抵制工具理性对人的物化和压抑，张扬生命意志的非理性哲学应运而生。有学者指出：“当代西方文论最重要的特征是出现了两个转向：一是‘非理性转向’，二是‘语言论转向’。”然而，非理性也未能避免独断，同样走向强制阐释。“非理性转向”的代表人物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画作的阐释便是一个典型例证。海德格尔以自己的存在哲学为依据，主观地“决定”梵·高画作中鞋的内涵。这种阐释方式“从抽象的理论出发，根据理论的需要，主观地生硬裁剪或重构对象，使客观对象服从理论，成为理论的证明，这种路径本身就是独断的、强制的”。由此可见，作为思维方式的独断在特定条件下会异化为病理学意义上的“症候”。
独断作为强制阐释的思想症候如其名所示，以“独”为内核，而无任何对话和商榷。这不仅呼应了语言的共时性暗含的独白性隐患，而且使“非理性转向”与“语言学转向”深度耦合，致使文学理论出现“细节上的真理，整体上的谬误”，这是“20世纪文论流派频繁迭起又极速陨落的理论根源”。强制阐释论正是针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内在困境做出的回应。“语言学转向”是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理论来源之一，语言的共时性亦是强制阐释的一个理论前提：它因隔绝历史的整体性而引发理论对文学的独断，累积为强制阐释的核心症结，即“阐释者自觉预设立场，以自我意图为标的，任意宰制文本，无视阐释的正当约束，无边际限制地生产意义”。由此，一脉注重形式分析的理论流派皆以语言的共时性为根基，最终铺展为强制阐释的语言学背景。这正呼应了强制阐释论的问题意识缘起：“西方从形式主义开始一直到后现代的文艺理论思潮以至于哲学思潮，占据了我们对于文艺理论的全部认知。”同时，“语言学转向”作为这些思潮的理论来源之一，不仅根据语言的共时性发展出形式主义理论与分析哲学，而且经由语言的历史性绵延出现象学、存在哲学与西方现代阐释学。由此背景出发，梳理语言的历史性与强制阐释的理论关联，对全面深入地批判强制阐释、认识公共阐释和建设中国阐释学，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历史性隐含阐释困境
以伽达默尔的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阐释学，既受惠于阐释学的语言传统，又将“理论-语言”的思想旧制改写为“语言-理论”的理论新路，通过语言探究实现理论更新。西方现代阐释学对语言的关注源自“阐释学”（hermeneutics）的词源意蕴：神使赫尔墨斯（Hermes）为世人带来宙斯（Zeus）的旨意，神人之间的语言差异使阐释“最终指向的是对语言的理解与解释”。伽达默尔之前的阐释学家将语言视作其他议题的延伸：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和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视语言为作家心理的投射，认为语言是思维工具而非思维本身；海德格尔对语言的倚重是其存在哲学的投射，表达了对存在的关切以及对人之本质的探寻。伽达默尔在统合海德格尔关于存在、语言和理解的论述后指出：“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据此，他将语言构成的文本视作历史传承物，依靠效果历史意识，使语言不再是能指与所指的共时性对位，而是历史性的对话，因内蕴历史性而富有对话性，并可走向公共性。
（一）历史性的对话深意与公共倾向
语言的历史性是由人的本质回溯语言的本质，经由人向世界扎根，形成效果历史意识。伽达默尔指出：“人是一种具有语言的生物。”语言之于人的意义，不仅是囊括世界，而且是将世界内化为人的生存经验和视域，积淀为统揽人类生存的语言经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完全避开被言说”，语言经验正是通过“言说”，在效果历史中使经验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相融合，持续趋近“相互理解”的终极目标，这是因为“相互理解要通过语言过程才获得”。阐释学的任务，就是为此“建立那种尚未达到的或被打乱了的一致性”。这并非重复本质主义的老路，而是通过对历史的阐释学重塑，激活传统的当代价值：语言经验的历史传承使理解的展开受制于传统的规划，传统又铺展为影响当下的效果历史。“效果历史意识具有对传统的开放性。”“开放”意味阐释是一场“我-你”的会面与对话。阐释学的经验既是对历史之他者性的经验，也是对传统进行再认识的经验，即寻找作为传统的“你”对处于当代的“我”的诉说或提问。这样一来，传统不再是限制理解的枷锁，而是让理解变得更容易的关键要素。正因如此，伽达默尔才会得出“理解的语言性是效果历史意识的具体化”的结论。
对话是视域融合的基础，它在效果历史意识的驱动下，使人的视域逐渐向世界扩展。阐释学的语言经验缘起于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对话，“语言的精神现实就是把我和你统一起来的精神”。文本是语言构成的历史传承物，它与阐释者之间的“问-答”结构不仅让人与传统相遇，而且让人与世界联通，因为“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因此，人类学习语言的实质，就是触及世界；习得陌生语言，就是扩展世界经验，因为“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对话的意义，正是通过视域融合促进“理解的历史性上升”，“由于人类坚持其自己的世界关系，所以他们通过陌生的语言世界反而扩充和丰富了这种世界关系”。基于人与世界的存在论关系，语言的历史性依托于对话深意，显示出公共倾向。
有学者指出：“没有对话就没有公共性/公共理性，对话性是公共性/公共理性的内在结构，也是公共性/公共理性的源泉和实现路径。”这揭示出语言与世界之间的“生活关系”，即“人类的语言就‘世界’可以在语言性的相互理解中显现出来而言，必须被认作一种特别的、独特的生活过程”。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
世界这样就构成一块公共的基地，谁也未曾踏上过它，但谁都认可它，这种公共基地把所有相互说话的人都联结在一起。一切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形式都是语言共同体的形式，甚至可以说：它构成了语言。因为语言按其本质乃是谈话的语言。它只有通过相互理解的过程才能构成自己的现实性。因此，语言决不仅仅是达到相互理解的手段。
共同生活是“相互理解”的前提与目的，“相互理解”亦反哺于共同生活。人类基于共同生活形成的生存经验，在效果历史中积淀为前理解，持续参与人类的“生活过程”，因为“世界就是语言地组织起来的经验与之相关的整体”。总之，语言的公共倾向是对话深意的升华，它根植于语言的历史性，核心是通过效果历史意识，在语言经验的传承与扩展的过程中，将人与世界的存在论关系深化为对人类生存的关怀。这展现了西方现代阐释学的实践哲学转向，“它研讨的问题就是所有那些决定人类存在和活动的问题”。
（二）因缺失历史客观性而陷入相对主义
语言的历史性以对话深意与公共意向昭示阐释学的根本指向：“人们不管在何种语言中活动，他们总是只趋向一种不断扩展的方面，趋向一种世界‘观’（Ansicht）。”这种聚焦语言、面向世界且不断扩展的历史意识，就是效果历史意识。伽达默尔以此为基础，在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根基上批判历史客观主义。后人由此意识到“历史就不是一个与主体相对的客体或对象，而是作为生命本身的历史”。这一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20世纪德国哲学的历史主义困境。然而，将历史内化为“生命本身”，虽然肯定了历史的整体性并展示出历史的动态生成性，却因缺乏对历史客观性的有效观照，使人对历史的把握只能以当下的生存处境为依据，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沦为个体视角的主观产物。受此启发的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将文学史重构为文学接受史，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这种读者中心的立场，否认阐释对象的确定性，颠倒阐释者与阐释对象的关系，将读者的期待视野视作文学作品的存在依据，直言“解释者制造了诗歌本身”。有学者指出，这种“偷换对象，变幻话语，借文本之名，阐本己之意，且将此意强加于文本，宣称文本即为此意”的阐释方式，就是强制阐释。
此外，效果历史意识虽然期许“理解的历史性上升”，但是未能指明上升的具体方向，反而因过度倚重传统与历史，受到埃米利奥·贝蒂（Emilio Betti）和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质疑。可以说，以伽达默尔的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阐释学既坚守语言的历史性，又受困其中，不仅加剧了阐释学传统中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冲突，而且因走向强制阐释而暴露其历史意识的深层缺失。若要真正实现阐释学的实践转向并挖掘其公共潜能，则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反思阐释的历史意识，将语言的对话性深化为阐释的公共性，认识到“语言的公共性确立个体阐释的开放意义”，从而推进公共阐释的建设。
三、对话性深化公共阐释
对话是语言的核心功能，“语言只有在谈话中，也就是在相互理解的实行中才有其根本的存在”。在阐释学视域中，对话被界定为“主体间之平等交流与协商”。这对应着阐释的行为属性，即“诠释是一种言说形式”。由此出发，阐释的本质得以深化，它不仅是理论在语言观上的纠偏，而且是人类相互理解与交流的内在需求。“阐释的生成和存在，是人类相互理解与交流的需要。”具体而言，“理解”依照理性运行，“交流”借助语言实现，“相互”凭借对话方可成立。阐释的功能在于“将对象所具有而他者所不知或不同的一切，经过说明和释义，让各方获得理解和接受”。“各方”的存在使阐释必须依靠语言的对话性推动主体间的协商与交流，从而推动私人理解走向公共言说——公共阐释由此生成。
公共阐释论的核心贡献是将语言的对话性深化为阐释的公共性。其理论意涵包括四个维度：廓清“阐释”的中国内涵；论证阐释的公共性；回应阐释学的历史争鸣；反思阐释的历史意识。“语言学转向”带动的语言观变迁暗含历史意识的迷失，并由此造成强制阐释的独断症候。要破解这一问题，就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尊重历史的整体性与客观性，为阐释的合法性奠定坚实的哲学基础。
（一）廓清“阐释”的中国内涵
强制阐释论直面“语言学转向”带来的理论症结，公共阐释论则作为回应强制阐释之弊的中国方案，在廓清“阐释”的中国内涵的基础上重建阐释与历史的关联机制。这一理论旨趣可从阐释的开放性、理性诉求与对话性三个维度，在与强制阐释的对照中展开。
第一，强制阐释的封闭性与阐释的开放性相背离。强制阐释是动机阐释，阐释者的自证心理使其只能看到自己期望看到的内容，无视阐释对象的“整体性意义”，导致阐释被封闭在自证的内循环中；阐释之“阐”本义为“开”，因此“唯打开隔障，相互开放，构建合理之主体间性，阐释方为可能”。
第二，强制阐释的非理性与阐释的理性诉求相冲突。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因“脱离文学实践”“偏执与极端”“僵化与教条”等缺陷陷入强制阐释，这暴露出非理性主义的影响，即“用一种极端对抗另一种极端，用一种片面取代另一种片面”；阐释是理性活动，因性而起，因理而顺，落脚于理，循环往复地趋近真理。
第三，强制阐释的独断性与阐释的对话性相对立。强制阐释因“脱离经验直接把握对象，以理论为根据直接修订对象”的独断方式，走向“理论中心论”；阐释的语言经验使对话成为必然，“语言就像以往那样不断地在词汇和语法中出现，而且永远伴随着内部无限的对话，这种对话在每一个讲话者和他的谈话对象之间不断发展”。
综观上述，强制阐释的封闭性、非理性与独断性集中折射出“语言学转向”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双重影响：既促成了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本体革新，也使之走向“对‘理论’的清算和反对，以及对‘理论’的反思、深入和继续”的“后理论”时代。
（二）论证阐释的公共性
“强制阐释”是在“后理论”时代，为反思理论之弊而提炼的中国概念。它既以“破”的力度打破当代中国学界对20世纪西方理论的盲目推崇，也以“立”的决心为走出理论困境提供中国方案。对阐释的公共性的论证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展开。第一，阐释是理论生产的基础，必须尊重阐释对象。理论并非自足的话语系统，其合法性源于对文本与文学实践的恰切阐释，任何脱离对象的理论建构都将沦为强制阐释。第二，公共是阐释的必然要求。公共性既是对作为理论生产者的阐释者的必要提醒，也为理论生产确立了基本的规范约束。第三，公共是阐释的应有之义。“阐释本身是一种公共行为”，阐释的发生与发展离不开与他人对话，而对话的过程正是公共性的展开过程。第四，“阐释是公共的。阐释的公共性是阐释的核心取向”。公共是阐释的发展方向。“公”之公开、公度、公义，“共”之共处、共通、共识，让公共与阐释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拥有一致性、求“真”性与推动公共进步的潜能。
（三）回应阐释学的历史争鸣
公共阐释论强调“确证性”，以此回应阐释学史中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这是因为阐释是精神科学生产的方式，必须履行“确证可靠的知识生产”这一责任。这一确证性同时构成“知识的公共性”的基础，为公共阐释铺平道路。问题的关键在于“意如何转化上升为义，其一般过程如何认证？历史反复呈现于我们，一个真理性的价值判断，经过多人，以至集团、民族的反复实践，在长期的历史比较中，得到期望与结果的一致实现，私人话语得到从小范围到大范围的逐渐承认，最终上升为公共话语，达及私意向公义的演化”。
以伽达默尔的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阐释学，虽然借助效果历史意识克服了传统历史客观主义的局限，但是由于缺乏对历史客观性的有效观照，故而在兼顾历史与当下的过程中陷入相对主义困境。即便伽达默尔召唤我们这样理解，“即作为一个永远‘在途中’的并且总是假定自己对自己的决定和选择要承担个人责任的有限历史存在意味着什么”，其理论也因效果历史意识的内在缺失而走向强制阐释。
公共阐释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西方现代阐释学因“否定了传统阐释学的客观主义立场”造成的“暴力阐释”。它强调历史是事实而非想象，是大势而非碎片，历史研究的“根本意义是把握历史大势、发现历史规律，为当下人的行动指明未来”。同时，公共阐释论对历史虚无主义特别是其在历史书写中呈现的“粘贴式阐释”“病历式阐释”“戏说式阐释”三种典型表现保持警惕。以公共性统摄阐释之开放性、理性诉求与对话性不仅实现了对强制阐释的批判，而且深化了对阐释的历史意识的系统反思。
（四）反思阐释的历史意识
公共阐释论不仅是针对强制阐释之弊进行的理论构建，而且是一种历史批判。它反思历史意识的迷失造成的强制阐释，借鉴效果历史意识对传统的尊重与化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智慧，以对话性激活历史性，并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由此可见，历史意识的差异深刻左右着阐释的方向。阐释的历史是效果历史，强制阐释因失去历史而独断，公共阐释因秉持历史而开放。语言作为效果历史的传承物，使阐释与历史得以相互对照：阐释的语言性让对话成为必然，语言的对话性将历史延展为开放且平等的对话空间，在文本意义与阐释者发现之间推动阐释的发展。这也说明，批判强制阐释与建设公共阐释，必须反思阐释的历史意识。
例如，黑格尔基于对浪漫型艺术的阐释提出艺术解体论。他认为浪漫型艺术以内在主体性原则为指导，主体性无法与外在材料相结合，形象无力表现理念，因而只能走向“解体”。这一论断是艺术阐释、哲学规划与现实批判的三重凝结，贯穿着黑格尔以理性为核心的历史意识。在艺术阐释的维度，近代喜剧对个别人物的塑造盖过对理念的表达，无法把握以“命运的合理性”为表征的必然性；在哲学规划的维度，艺术是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第一阶段，在艺术解体之后，宗教与哲学接续绝对理性的复归之旅；在现实批判的维度，黑格尔有感于近代社会使人沦为“受局限的成员”，浪漫型艺术却对此毫无作为。三者汇合为艺术解体的结论，使艺术演进服膺于世界历史的规划，表达着对理性的追求：“‘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黑格尔以理性统摄历史的历史意识，表明艺术解体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这是因为“‘艺术的终结’这个概念的内在性在黑格尔那里是从一连串的概念系统或模型的前提下演绎出来的东西”。这不仅违背黑格尔哲学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而且显示其艺术阐释的强制性，阐释者以理性之名行独断之实，历史的合理恰恰是对历史的曲解。
公共阐释论以此为鉴，依托语言的对话性，构建合理之主体间性，强调阐释者既置身于阐释对象之间，也置身于各个阐释者之间，更处于效果历史之间。走向公共阐释的过程，即在众多“之间”中展开对话的过程。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与整体性，是这一切得以成立的关键前提。为此，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是“关于史实的反思或批判意识”，后者是“所有关于历史和历史学的认知、思维和理论”。本文论述的历史意识指后者，因为自“语言学转向”以来，历史的整体性与客观性遭到质疑，历史学变成“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也没有人间演员、人的意志或意图，并且完全没有一贯性”。历史阐释因“断裂”的本质特征成为强制阐释。若要弥合断裂、规避独断、走向公共，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秉持阐释的对话性。“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极其完整的历史阐释体系。”“历史”在这里“绝非对过去的事实的集合，而是人的发展史，是从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出发的感性的人的生活的生产过程”。人在历史中存在，阐释也在历史中生成。阐释活动的展开需要在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与历史对话。公共阐释论以现实性回应历史性、彰显公共性，它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承认历史存在；以公共理性为基本依据，规避理性对历史的侵占；强调公共理性根植于历史——它作为“历史积累”，“是所有参与公共交流的主体共同协商的结果，是各方有限妥协的结果”。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对公共理性与公共阐释的质疑之所以存在，就在于没有认识到“公共性从来都不可能超越具体的历史情景”。同时，这并不是用历史性消解公共性，因为每一个共识的形成都离不开历史与当下的对话。可以说，承认历史存在是公共阐释的第一要务。公共阐释的历史意识就是尊重历史的整体性与客观性，通过极富现实性的对话使阐释得以展开，公共性也由此显现。
四、语言理性重建阐释理性
公共阐释在对话中形成。对话以尊重历史为前提，以走向公共为归宿，其核心在于用语言理性重建阐释理性。公共阐释论以理性为纲，而“理性最核心的内涵是语言”，语言的核心功能在于对话，“公共语言为阐释提供公共前提，语言使用者共同遵守词义与规则共识，发出可理解和沟通的话语”。这表明，阐释遵循的理性是一种可对话、可协商的理性，其存在本身即对阐释之公共性的印证。
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的语言学线索历经共时性、历史性与对话性，最终归结于语言理性。语言理性与公共理性共生，并在对话中显现。理性使对话成为可能，对话使阐释得以展开，进而推动私人话语上升为公共言说。这一过程发生于具体的时代环境中，关联着现实的社会实践，并反映当时的人心所向，因而是一个历史过程。由此，公共阐释的历史意识在整体性与客观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为辩证性。这表明，公共阐释始终处在有限与无限的阐释循环中，以语言理性为基础，经由对话的方式使历史性与公共性相得益彰。
（一）历史的辩证性确立公共阐释的建构性
历史的辩证性指“取消它作为自主性幻觉的自身，并且重新分解于历史之中，而在这样做的同时，还让人们短暂地窥见作为一个具体整体的现实”。这一判断包含双重意涵：警惕“自主性幻觉”与追求“具体整体的现实”。历史的辩证性既是对历史本身的历史意识，也是公共阐释之公共性的根本表征。公共性绝不是固化的答案，而是前进的方向。它始终处于阐释循环的运转中，不断经受效果历史的历史化。而趋近公共性的途径，是依靠历史性的对话使阐释本身渐趋丰盈，却始终无法抵达终结。
巧合的是，对话（dialogos）与辩证法（dialectics）拥有同一前缀“dia”，它源自希腊文“διά”，意味着“在……之间”，表明在西方哲学的开端处，如在柏拉图对话中，“对话”是辩证法的原初载体与实践形式。由此，历史的辩证性便显现为动态生成性与可对话性，它要求我们在承认历史的整体性与客观性的前提下，把握由社会矛盾驱动的历史发展过程，即“具体整体的现实”。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因此，必须特别警惕独断论，否则“历史注定成为由他律操纵的决定论过程”。用对话规避独断的实质就是以语言理性重建阐释理性，承认共识的暂时性与可调整性。这并非用历史性消解公共性，而是以历史性深化公共性，进而确立公共阐释的建构性，即“公共阐释在阐释时空中不断调整、修正、统合、分化、引申，是建构性的阐释”。
建构是理性行为，区别于非理性主义引发的解构，体现公共阐释的教化和实践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公共阐释超越并升华个体理解与视域，申明和构建公共理解，界定和扩大公共视域。”在此意义上，建构性构成了公共性的根本指向。它概括了阐释的意义与价值，使公共阐释深化为“通过文本语义要素的变动性以及文本本体在历史变迁中造就的理解陌生性，解释阐释者与文本、阐释者与阐释者对话过程中所形成的共通理解”。对“共通理解”的解释表明，公共阐释虽追求共识，但不是一味趋“同”，而是在历史性的对话中持续展开提问，“共识作为主体间的对话，其达成基于言语者和听众交流的有效性”。之所以如此，在于“共”由“通”得，“通”在阐释学中兼表“言说、陈述、传达”与“交往、往来”之义，共识是阐释者之间经彼此互“通”的对话而取得的最大公约数，“阐释的结果就是在公共理性的基础上相互妥协、共生，而非将一己私意强制于人”。由此，公共阐释恪守“合理之主体间性”，即“任何独立主体，都可在空间中阐释张扬本己之见”。这表明了历史的辩证性，说明公共性的阐释追求始终处在建构的过程中，并在有限与无限的阐释循环中持续向未来敞开。
（二）建构性让公共阐释向未来敞开
有学者以“阐释π”的正态分布描述公共阐释的样貌，即以现象或文本呈现为横轴，以公共理性期望为中线，向两端对称均匀下降，将与公共理性期望相差较小的70%的阐释视为服从于公共理性的约束，并认为“公共理性的期望是变化的。为当下公共理性接受的阐释，未必是真理”。然而，阐释作为一种通过澄明意义以达求真的精神活动，其对“澄明”或“真”的校验无法越过公共性的接受。这使“阐释π”的正态分布呈现为潮汐式的动态波浪，交错为有限与无限相交织的阐释循环，即“再无限，无限也是在有限当中展开的；再有限，现象的呈现和内在的理解认知也是无限的”。这表明了历史的辩证性：有限的阐释生成于“具体整体的现实”，无限的阐释则绵延为漫长的效果历史。正如历史具有历史性，公共阐释也积淀着强大的张力：它始终以“在途中”的态度反思甚至推翻已有结论，直至将之内化于历史。
这种基于历史性的阐释循环使公共阐释始终向未来敞开。它既容纳所有阐释者的到来，也接受所有阐释者的挑战。每一位阐释者都期望自己的个人话语能跃升为公共言说，因为“所有的公共阐释都是由私人话语引起的”。对话，是实现这一跃升的根本方式。没有自证心理鼓动下的话语交锋，阐释便无从谈起；没有个人话语与公共理性的较量，阐释便不值一提；没有阐释循环的历史化进程，公共阐释便无法实现。正因如此，公共阐释使历史性与公共性相得益彰：语言理性既积淀为规范阐释的公共理性，也表现为公共阐释的建构动力，使公共阐释因有理性约束而存在“限度界定”，因建构动能而走向多元。在这一有限与无限的阐释循环中，历史始终参与公共阐释的建构过程，阐释因而持续向未来敞开，这恰是公共阐释之为“公共”的根本缘由所在。
五、结语
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的语言学线索历经共时性、历史性与对话性三个维度，牵引阐释学历史意识的持续深化：在尊重历史的整体性与客观性的前提下把握历史的辩证性。这不仅可以规避强制阐释的理论风险，而且有利于为公共阐释夯实深厚的历史基础。历史的辩证性呼应着阐释的对话性，由此确立公共阐释的建构性——以语言理性重建阐释理性，在有限与无限的阐释循环中使历史性与公共性相得益彰。这一进程不仅推动着阐释学理论范式的深刻转型，而且使公共阐释成为一种以理性为纲领、以对话为特征、以建构为指向、向未来敞开的文化实践活动，充分彰显了中国阐释学尊重历史、面向未来的理性精神与实践意向。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8期，是“中国阐释学的历史根基与当代建构”专题文章之一，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