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资料显示，35年前，东亚经济只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4%，而今已占到 24%，到本世纪末，将有可能占到三分之一。以致于不少人预测，下世纪将是亚洲和太平洋世纪。东亚国家和地区（本文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指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仅用30年（日本除外）就走完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道路。在当今世界经济地图上，东亚国家和地区群星灿烂，也因此吸引了众多学者探究其成功的原因，见仁见智。概要地说，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谓之“文化论”，认为东亚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是这一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例如美国学者彼得·伯格认为儒家伦理是解释东亚发展的重要变项。

第二种观点谓之“亲善市场论”，又称之为新古典主义，以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和安妮·克鲁格为代表。他们认为东亚经济的优异表现乃是让自由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其成就主要得益于稳定的宏观经济为储蓄、投资和高水准的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适宜的激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起任何作用，或者对资源的配置造成有害的影响。

第三种观点谓之“制度论”，又称之为“国家推动发展论”，以C·约翰逊、R·韦达等人为代表。他们都认为，东亚经济成功的秘密在于：它们的强势政府对经济的的大量干预弥补了发展时期大量存在的市场失灵缺陷，促进了产业的繁荣。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将难以实现。

第四种观点谓之“市场增进论”，其代表有青木昌彦、穆尔多克等。他们合著了《东亚经济发展中政府作用的新诠释：市场增进论》一书。他们认为“政府政策的职能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功能；它所强调的是这样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政府政策的目标，被定位于改善民间部门解决协调问题和克服其他市场缺陷的能力。”

没有一位经济学家会否认政治因素能够对一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自从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研究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以来，探讨政府在东亚经济中的作用已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本文将沿着这个视角，综合上述四种观点来分析政治因素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冷战后时代，发展经济是各个国家的首要发展目标。发展经济又离不开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机制。因为此时，市场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普遍的资源配置方式，而政府又是政治领域里核心内容之一。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林德布洛姆教授认为“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也就具有了深刻的意义。在现实世界中，在政府或市场之间作单纯的选择是不可能的。而经常在这两者的不同组合的选择及资源配置的各种方式的不同程度上选择则是可能的。

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体制具有明显的共同的集权性特征。而令人惊奇的是：经济的腾飞，市场体制及机制的培育、逐步完善都是在集权政府指导下完成的。换言之，集权政治和后发型市场体制是如何结合的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平良之谜”。早在1982年，日本平良教授认为“日本的现代经济增长被看作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与明治宪法的准备和颁布奇妙地结合，而这部宪法确定了日本政府的性质……1889——1947年专制政府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是一个谜，是一个对日本经济史感兴趣的学者们远未揭开的谜”。

然而东亚国家和地区政治集权性特征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

日本：尽管在战后从法律上废除了天皇制，实行宪政，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天皇不仅仅是国家主权和统一以及民族道德的的象征，而且还是社会权威的象征。从战后至90年代初一直是自民党执政。为此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将其概括为“柔性集权”，即拥有极为强大而不受监督的政府。

韩国：战后一直到1992年金泳三文人政权之前，都是强硬的军政府执政。

台湾：经济起飞是在国民党一党执政、政治强人蒋经国的主导下开始和实现的。

新加坡：从独立建国开始一直到1990年11月28日吴作栋正式宣誓就任新加坡第二任总理为止，在长达25年时间里，一直由政治强人李光耀担任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政府总理。人民行动党执掌着几乎全部的国家公共权力，而且基本上实行执政党和政府的一体化。

香港：没有议会民主，没有政党制度，而是实行了由宗主国委派的港督负责制（仅指1997年7月1日以前）。因此至少从形式上说，港督的权力是唯一的，因而政府权力是十分集中的。

在集权制政府统治下，都形成了相对的政治稳定。这与战后的拉丁美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亚较显著的政治稳定通过下表可见。

（表略）

资料来源：[美]小R·霍夫亨兹，K·正柯德尔著《东亚之锋》第8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当代政治研究表明：政治稳定有两种类型，即外控型和内生型。外控型政治稳定依赖于暴力与恐惧。其特征是官方组织和准官方组织过于庞大，社会结构畸形，政府控制机制日益刚性化。各阶级之间的摩擦、冲突因这种刚性化而加强，这种控制机制日益丧失吸引、化解、消除致乱因素和无序的能力。社会运转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日益简化为当事人与国家暴力之间的直接对抗，它们之间的矛盾此消彼长，当无序力量一旦占有了优势，就要陷入动乱。

内生型政治稳定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稳定。它在社会生活中能公正地维护一种对多数人有利的利益张力格局，因而能内在地生长出一种秩序和规范。这种秩序和规范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同与参与，形成一种动态的稳定，有利于实现长治久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道行、人心平、天下宁”。由此观照，东亚国家和地区政治稳定是从外控型逐步向内生型发展的。

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稳定取决于以下两个要素：一是这个地区特有的儒家文化中的“国家观”，即国家至上主义，在实践中表现为“国家利益”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进而维护代表国家的现存政府。对国家的信任已成为亚洲的价值之一；二是取决于政府的良好经济绩效，由此形成经济发展与政府权威、政治稳定的良性互动关系。

政治稳定是保护市场发育和完善的重要政治资源，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具体表现为：其一、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预测的环境。以私营企业为主的私人体系，其目的是致力于利润的最大化。它们是市场主体之一，是经济发展活力的主要源泉之一。稳定的政治环境降低企业投资风险成本，刺激企业家扩大规模；其二、稳定的政治环境对于发展资本集中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如钢铁、石化等工业及交通设施尤为重要。这类项目投资大、见效期长、风险成本高，若离开稳定的政治环境则很难有效地进行；其三、可预测的环境有利于吸引国外资本和技术。尽管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有着深刻的冷战背景，有着“朝战”、“越战”的重要契机，但不可否认稳定的政治环境是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的重要因素；其四、东亚国家和地区前仆后继以现代化为导向的领导集团长期执政，这一方面保证了政策不以领导人更替而改变，有利于政策的连续性执行和制订政策体现了长期利益，另一方面有效地克服在议会民主制下通过选举产生的领导和政府所固有的“近视”。

在东亚，政府权威与政治稳定之间关系是互动的。在政治稳定从外控型向内生型过渡过程中，权威资源得到政府保护和有效地激活，它突出地表现为中央政府具有强有力的权威。“强固的中央权威则是现代化过程中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快速平稳发展的根本保证”。亨廷顿教授也认为处于现代化中的国家缺乏更多的东西，但在深层意义上，这些国家“还有一个更大的缺陷，即它们缺少政治共同体和有效能、有权威及合法的统治方式。”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方面面临着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发展现代化易达成全民族的共识；另一方面它们有着被强国奴役和剥削的深刻记忆。因此形成了“强烈的赶超欲望”的价值观，被视为亚洲价值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政府在奉行“经济第一”发展目标前提下，充分利用强固的中央政治权威，使其转化为发展优势，具体表现为：

强固的政府权威为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计划及其配套规则提供了价值保证。也就是说发展战略和发展计划具有相当强烈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发展中国家都认识到在世界市场被瓜分完毕，世界经济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下，政府应主导经济发展，制定发展战略和发展计划。但与东亚相比，它们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计划都相对地缺乏凝聚力和号召力。而东亚这个优势来源于政治稳定、政府拥有强固的权威。例如拉丁美洲在政治领域里，“以一种当代农民在自己田地里更换种植品种相似的方式修改它们的宪法”。因此它们政府所制定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计划也就很难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

政府权威得到社会认同和遵从，易于形成“政治封闭”。“政治的封闭”是指东亚政府把战略决定限定于统治集团可把握的狭小的政治联盟——这一联盟能够在进行经济决策时，不顾国内政治反对的声音，能够根据变化着的经济环境，迅速实现连续的战略转变。政治联盟保证了精英和与政治绝缘的技术官僚能够制定出具有凝聚力的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多采用技术性和经济的标准，而非政治的标准。这种战略反映的是长期经济需求，而不是政治需求。政治的封闭也把大众团体排斥于政治决策之外，克服了大众在现代化开始启动时，带来的某种政治幻想。它抑止了“政治参与狂热”，阻止“政治参与爆炸”。东亚政府充分利用市场为人们提供的广阔的自由活动空间，把大众的能量和想象力转移到发展经济的主战场上去。从这一角度看，新古典主义者强调自由市场在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也很有道理的。但他们没有看到其背后的政治含义。到了90年代，我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便凸现出了经济——行政——政治的改革发展序列。

强固的政府权威、稳定的政治环境，若离开灵活、高效、与市场保持“亲和力”的政府，也难以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很难形成良性增长模式。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便是一例。灵活、高效、与市场保持亲和力，是对政府能力而言。政府能力是指政府管理活动的权威性及实效性。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又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制定灵活的正确的发展战略能力。例如在50年代，“四小龙”劳工充沛，然而资源不丰、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他们提出了“进口替代”战略，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60年代，提出了“出口导向”的战略及“贸易至上、出口第一”的口号。70年代提出了“第二次进口替代”战略及“第二次出口导向”战略。80年代提出新层次的“出口导向”战略，接着从“贸易立国”向“科技立国”战略转变，以适应信息革命来临。而韩国面对二十一世纪末临，全球科技、经济、贸易日益一体化，则提出了“世界化”战略。有人将这种战略转变概括为“顺势重于创新”，实质上是政府管理活动实效性的一种反映。

政府具有确保发展战略的实施及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计划的能力。计划指导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干预经济的一种手段，它对宏观经济的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提到“经济计划”，对于我们对计划经济具有切身体验的中国人来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并不妨碍我们对东亚的经济计划作出科学评析，因为二者之间的差异泾渭分明。东亚的经济计划是以市场为取向，它具有如下三个特点：非指导性——多数计划指标对企业和经济组织只有指导意义，无约束力；诱导性——计划的目的在于为经济运行指出方向，以经济利益诱导企业参与计划的实施；可调性——计划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客观经济情况进行修正。计划制定的过程，也就是政府搜集信息、动员各方面力量的过程。政府此时成了个全国性的“信息公司”。制定计划的官员的能力也得到一次检验，其素质也随之提高。

政府具有为确保计划执行而制定正确的政策的能力。这种政策须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它必须解决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从比较经济制度的理论来看，任何一个制度都需要解决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在竞赛中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无法更好地解决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

金澄基、马骏以东亚石化业为例，分析了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对石化业的控制方式、控制机制、以及如何克服政府失灵和提供激励机制的问题。石化业是政府推动经济发展政策主要目标之一。东亚石化业起步较晚，但在政府的积极干预下，发展迅猛。1960年，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乙烯产量占世界总量的份额仅为2.4%，到1992年，这一份额提高到20.0%。金澄基、马骏得出了“相机性进入”概念。“相机性进入”根据一些事先宣布的、得到较好执行的规则来分配租金，这鼓励所有的参与者提高其技术和财务能力，而不是进行游说。相机性进入一方面克服了政府干预的失灵，使政府创设的租金流入生产性领域；另一方面利用相机性进入和有限时期的保护为企业相互竞赛提供了激励机制，从而解决激励问题。此外，政府把企业界、学术界和行业专家召集在一起，政府和民间部门通过这样一种论坛形式实现信息交流，使政府知道哪些有必要进行协调，如何才能更好地协调。这样便有效地解决信息问题。

从政府制定出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政策，有效地解决了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来看，“市场增进论”对东亚经济发展的诠释的确是很有见地的。

通过综合文化论、亲善市场论、制度论、市场增进论，并偏重于政治因素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分析，我们可看出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历程就是政府整合文化、经济、政治资源，以达到新的组合方式的过程。这便形成了尚未达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东亚模式”。这种模式在面临着政治发展、信息革命到来、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加剧时，如何保持其创新机制，能否把显著的经济成效带入二十一世纪，还取决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府和人民的探索。但有一点值得肯定：这些国家和地区能探索出适合本土国情，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这一点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更富有启发意义。

对于任何问题的科学探索，都要求认知领域的全面性。认知领域的偏颇，往往导致行动上的极端，它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能导致国家处于不断折腾状态。对于探索现代化道路已有百年历程的中国来说，更是有着深刻的记忆。“东亚模式”给我们提供的不是一个新的“神话”，而是告诉我们一个司空见惯的真理：走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

当中国的改革已走过近二十年历程时，我们所面临的不是选择、模仿何种道路、何种模式的问题，而是怎样解决已出现，或将出现的问题。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研究这种多样性的社会科学的丰富性，以及现代化“个案”实验的庞杂性，扩大了中国选择解决问题方法的可能。在中国特色的前提下，如何来整合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探寻新的组合方式，其方法正从“未知”向“已知”发展。在认知领域里，我们已走过盲从迷信某种模式阶段，认知领域的全面性将有助于我们对“方法”的国际性和历史性进行探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面临解决问题的条件，是“今天拥有而过去不曾或不完全具备”。因此，“把我们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全面的进步”。

确定这样的主题，的确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关键是如何去实现这个主题。

注释：

[1][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著：《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见(序言)王逸洲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第132页、第36页，谢旭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

[3][4][美]弗里德里克C·戴约著：《东亚模式的启示》第140页、第146页、第8页，王浦的，译中国广播出版社。

[5][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页，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6][美]沃尔特·莫非：《法律制度与宪政民主》信春鹰译，中国人大资料复印中心《宪法学·行政学》1997年1期。

[7][8]金澄基、马骏：《政府干预与东亚石化业的发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5期。

[9][10]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作者工作单位：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