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2.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权力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而作为政治学最核心命题的权力往往又与其“家族相似性”概念——支配紧密关联。权力支配主要有武力、操纵、说服与权威等四种类型。限于统治成本考量，当代西方权力支配逐渐隐藏武力形态，权力“监护网”开始包含具有更大范围与更多渗透性的支配形式：操纵、说服与权威。其中操纵主要表现为议程操纵、符号操纵与技术操纵等有意控制。议程操纵侧重议题设定与民主装饰；符号操纵侧重符号区隔与消费宰制；技术操纵侧重权力规训与自动征服。在非强制的“软约束”权力支配形式中，为使权力大众的服从更加自动，权力精英借助说服与权威等支配方式实现话语主导与合法渗透。在日常权力统治中，资产阶级不断“披上爱的外衣”，通过习惯性伪善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而一旦操纵、说服与权威仍不能起到应有的统治效果，其就会重新依靠所掌控的暴力机器，进行赤裸裸的强力统治。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制度性调配”始终存在着，只有消灭这种人为异己的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权力大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关键词： 权力支配；议程操纵；符号操纵；说服；权威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24.05.018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我们在深研每一种课题时，都不能仅仅着眼于实际的行事，而忽视或遗漏任何为课题对象所固有的东西，必须阐明每一课题对象的真相。”在政治学研究方面，罗伯特·达尔、基思·道丁、燕继荣等国内外著名政治学者都认为，“权力概念是政治分析的中心”、“政治科学是关于权力的科学”、“权力研究更是政治研究的核心内容”。研析政治学的真相离不开对权力命题的思考，而作为政治学最核心命题的权力往往又与其“家族相似性”概念——支配紧密关联。吉登斯就曾指出：“凡是社会体系，都可以作为支配的具体模式或表现形式而给予研究，也正是支配这一概念而非任何其他概念为权力研究提供了焦点。”因此，吉登斯、福柯等学者习惯于把权力支配作为权力研究的“焦点”，并明确指出“只要是社会体系，不管其存在的时间有多长，就都包含着‘权力的制度性调配’”，“权力，主要就是进行压迫之物”。
作为人类“社会体系”之一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典作家多次强调，“权力的制度性调配”始终存在着，不管资本主义国家用什么形式掩饰，其“还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不可避免地存在权力支配。为进一步揭示与解释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权力支配与权力布控，本研究从权力支配的普遍类型出发，探析当代西方的主要权力支配类型。
一、权力支配类型：武力、操纵、说服与权威
国内外学界对权力支配类型有不同的划分。其中，英国代表性学者史蒂文·卢克斯根据权力的“概念地图”，把权力支配归纳为强制（武力、暴力）、操纵、诱导、激励、劝说、权威等多种类型。学者彭斌在翻译、学习卢克斯著作的过程中，把权力支配明确为武力（强制）、操纵、诱导、说服与权威等五种类型。美国代表性学者丹尼斯·朗从权力的控制权视角出发，把权力支配划分为武力、操纵、说服与权威四种类型。综合国内外各学者观点，我们认为一方面卢克斯权力“概念地图”中的“劝说”与丹尼斯·朗所强调的“说服”存在概念的“家族相似性”，另一方面，卢克斯与彭斌等所谈到的诱导、激励亦可看作是权力操纵的一种亚支配类型。故此，笔者更加倾向于丹尼斯·朗所总结提炼的武力、操纵、说服与权威等权力支配类型划分。
在诸多权力支配形式中，武力或强制是最直接、最悠久、最明显的。宣称武力是主要的、唯一的权力形式的主张，在政治思想史上历史悠久。“强权即公理”在若干欧洲语言中是古老谚语。霍布斯说：“没有刀剑(约束)的契约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无力保护一个人。”弗兰茨·奥本海默指出：“国家的开端在本质上完全是、而且在其存在的第一阶段几乎完全是一种社会制度，是胜利的男人集团强加于战败集团的，……当征服者第一次宽恕其牺牲者以便永久地在生产工作中利用他的时候，攻击者的松散联盟就把它自身转化成了一个独占物质强制力的永久、集权‘国家’。”尼斯比特也自信地断言：“不存在任何这样的已知历史事例，即一个政治国家不是在战争环境中建立的，不是植根于特有的战争磨炼之中。实际上，国家几乎就是引发战争之机器的制度化。”德国历史学家里特也有类似观点：“国家的起源就是对于外在者的暴力。……在历史中，无论国家出现于何处，最初的存在形式都是战斗力的集中。”
“权力最初是靠力量赢得的，并非指权力在任何地方总是主要靠武力威胁，靠出于害怕威胁而服从来维持的。”事实上，伦斯基就强调，“虽然强力是一个社会中夺取权力的最有效的工具，并且虽然它仍是任何不平等制度的基础，但它在保持和利用权力位置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方面，却不是最有效的工具。”阿伦特亦多次强调，“从来不存在完全建立在暴力手段之上的政府。……即便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暴虐的统治，主人对人数上总是比他们多的奴隶的统治，也不是建立在优越的强制手段之上。”这样，正如伦斯基等所反复强调的，“强权统治是既无效又代价高昂的。只要他们是依靠强力，那么大部分的利润都会被高压统治所需的花费给消耗掉；如果人民只是出于对肉体暴力的害怕而服从，那么精英阶层不得不将大部分时间、精力和财富都耗在使人民处于控制之下和使生产者同其劳动产品相分离的努力之中。”用马基雅弗利的话来说，在多数具体的权力关系中，掌权者总是“敬畏与爱戴”的混合体。无限地、不加区别地使用暴力就可能在全体人民中形成一种恐怖气氛，且成本很大。故此，在马基雅弗利等思想家的理论中，武力、强制总是同“欺骗”联系在一起。马基雅弗利把掌权者视为使用最有效手段——武力和欺骗——来保住自己的权力，进而建立和维持促使权力对象遵从的敬畏和爱戴的混合体。因此，对马基雅弗利主义学派来说，除武力以外的一切权力支配形式——操纵、说服与权威都可简化为欺骗。
相对于直接暴力支配的强制，操纵主要指掌权者对权力对象蓄意隐瞒意图的有意权力支配。达尔和林德布洛姆认为操纵有别于“自发领域控制”，是一种掌权者的有意权力影响。操纵像自发领域控制一样普遍、广泛和全面，其权力的行使不大可能引起直接反抗，有时，“成功的操纵甚至可以‘激起’自由选择的感觉”。由于权力对象不知道掌权者意图，有时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所以不能公开予以拒绝。因此，操纵似乎成为一切权力形式中最无人性的支配形式。
相对于权力操纵，权力说服是权力支配的另一种形式。说服主要指“如果A向B提出论据、呼吁或劝告，B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独立地估量其内容之后，接受A的意见作为自己行为的依据，那么A就已经成功地说服了B”。作为权力支配的一种形式，说服看上去更像自发的公平交易，但是实质上则完全不是。正如阿伦特所说，“与说服的平等主义秩序相对立的总是有等级的权威主义秩序。”说服依赖于分配不均的媒体资源，特别是考虑到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无法避免成为暴露于无所不在的通信媒体控制下的一名被动的“受制听众”，说服工具所有者与控制者的差异性、说服手段的分配不均衡实质存在。故此，盖塔诺·莫斯卡就指出权力说服是一种“政治处方”，这种“政治处方”有时带有统治者为欺骗其臣民而巧妙设计的某些东西的口气。且权力说服过程中，掌权者掩盖他们保持自己权力的真实目标，他们担心“如果群众知道(掌权者)只是为少数人的目的服务，他们就不会合作”。特别是阶级社会以来，借助意识形态，使大众接受一连串经常性的“宣传与公开教导”，左右国民之心，“使他人的思想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改变”，是掌权者权力支配的惯常手段。
相对于其他几种权力支配形式，权力支配的最后一种形式是权威。权威是权力的“合法”特例，是“对他人判断未经检验的接受”。权威是不讲理由，某种程度上带有命令性质且被命令者往往会无条件执行的权力，“是利用他人对认可和引导的需求来掌控他人的能力。”相对于说服的劝说性质，“在权威中，不是意见的内容，而是它的来源，即使人可以感觉到的说话人的身份、资源和个人品质引起遵从”。因此，恩格斯说：“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马克斯·韦伯把“权威”这种权力支配形式直接译为“统治”，定义为任何命令和服从关系。马克斯·韦伯指出：“统治(也就是权威)可以指这样一种情况，其中统治者或统治者们显示的意志(命令)是打算影响一个人或更多人(被统治者)的行为，而且实际上果然以这种方式影响了他们，即他们产生的行为在社会意义上好像是被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缘故把命令内容作为他们的行为准则。”故此，伊斯顿坚持认为“经常被人服从的是权威”。“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命令和服从关系都是权威的实例。”克莱格亦把权威定义为用于强化“人们在理解世界时所做的解释工作”的规则，而这种共同规则、规范的权威制定本身就体现为掌权者的利益。掌权者通过先前拟定的规范或利益“引诱权力对象隐含地或者公开地接受统治者的命令”。总之，权威是一种对社会共同规范结果的遵从，是一种基于预期反映的披着合法性外衣的权力支配方式。
强制(武力)、操纵、说服(劝说)与权威等，实质上都是统治阶级权力精英设法使自身统治得以实现的权力支配方式。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作为最早出现的权力支配形式——强制(武力)，它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强制性力量，而操纵、说服与权威等权力支配形式则更像是一种“软约束”的统治技巧。从政治发展的视野看，权力支配一开始基于强制或者武力，而后出于统治成本考量，统治者开始以操纵、说服甚至权威等权力支配方式对被统治者加以欺骗，以达到马基雅弗利所说的“敬畏与爱戴”的双重效果。
二、操纵、说服与权威：当代西方权力支配的主要策略
列宁指出：“凡是存在着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至于普选权、立宪会议和议会，那不过是形式，不过是一种空头支票，丝毫也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密里本德亦指出，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识方面固有的分歧，这也许是真实的，但在对待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关键问题上，却并不排除基本的政治上的一致，……在维护给他们提供特权的社会秩序方面，始终基本保持团结。”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毫无疑问所有的政治行为都是以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为前提的。资本对权力的总体性支配弥漫在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是资本的总体性支配又是如何巧妙实现的，资本的权力统治是如何稳固推进的，或者说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权力支配策略是什么，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支配的主要形式可以体现为操纵、说服与权威三种类型。当代西方权力支配形式既巧妙地回避了权力的武力形态，但是在强制作为“权力的拐杖”的前提条件下，又通过操纵、说服与权威（这种权威有别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真正信赖的权威）这些权力支配形式进行权力统治。
（一）操纵：议程、符号与技术
操纵是权力支配的一种隐性方式。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操纵或者是以议程控制、以决定或不决定某些政治议题，实现权力支配；或者是以符号区隔，对接受者进行消费宰制；或者是依赖技术，对个体实施权力规训。
1. 议程操纵：议题设定与民主装饰
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操纵权力的议程控制首先体现在选举过程中。特别是为了实现表面的选举民主，资本主义寡头财阀想要操纵选举，往往要花钱对其代言人进行包装、宣传和造势，以高昂的代价来“购买”选票，进而使其代言人当选。这样，其代言人一旦当选，又会反过来支持和执行寡头财阀的意志，去维护和保障他们的利益。威廉·多姆霍夫就以美国为例，指出公司、银行以及农业综合企业形成了一个公司共同体，在感兴趣的政策议题上左右着联邦政府，这就导致尽管诸多政治议题，也会对其他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工作保障和福利产生影响，但他们对此却无从插手。多姆霍夫还强调，尽管为夺取现实具体利益，美国权力精英内部也会有竞争，但一旦涉及影响其整体利益的政策议题，特别是针对商业活动出台新的规章制度时，那些公司共同体的凝聚力超乎想象。美国大公司的所有者和高层管理人员在联手维护他们作为权力支配集团的核心利益方面具有高度步调一致性。
除了在选举方面操纵权力以外，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集团也强有力地介入国家立法、执法与司法过程。在资本集团的强大政治影响下，立法机构被其俘获，立法公正性无法得到保障。马修·柯瑞森问到，为什么空气污染问题在某些美国城市中没有像在其他城市中那样被尽早地或者有效地提出来呢？或者说美国某些明显污染相对严重的城镇，却“未能形成关于空气污染问题的政治议题”，柯瑞森认为这与资本主义企业对地方政治体系的严重渗透有关。柯瑞森以盖瑞市为例，指出美国钢铁公司凭借其权力声望挫败了盖瑞市任何不利于其利益的反污染法案制定。柯瑞森更为惊讶的是，美国钢铁公司“不用得到各种权力行动的支持，仅仅凭着权力的声望”就“足以阻止污染空气的议题的形成”。也就是说美国钢铁公司尽管很少直接干预城镇空气污染政策制定，然而，它仍然能够强有力地影响政策立法者的活动范围与方向。像柯瑞森一样，亨特经过对美国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领导阶层进行研究，发现真正的政策制定者拥有一套被他们控制着的相当明晰的制定政策的方案，或者说“在地区性城市中，处于大量人群中的个体在政策决定中没有发言权。这些个体都属于沉默的群体。（即便有时）那些专业化的社会底层的声音可能对政策具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它也通常被忽视”。同样，本特·弗莱杰格在日德兰半岛北部奥尔堡的丹尼斯镇进行的关于政策、管理与规划的非常细致的案例研究中，以奥尔堡公共汽车终点站位置的设定为例，指出那些“被认为代表了它们自己所认为的公共利益”的各项制度是如何“深深地嵌在隐秘运用的权力和对各种特殊利益的保护中”的。奥尔堡计划“成功地揭示出处于强势地位的政治行动者（资本家集团）是如何设计议题、提供信息和组织论证有利于自身的政策方案，同时也有力地揭示出那些没什么势力和无权无势的人是如何默许或者无力地反抗这种以大多数人情况恶化而告终的（政策制定）过程。”
关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议程操纵，奥费、巴卡拉克、艾丽斯·杨等学者进行了深入思考与研究。奥费总结了西方资本主义议程操纵的三种机制：消极选择、积极选择与掩饰选择。其中，消极选择就是指国家权力精英系统地排除掉任何反资本家利益的选择机制；积极选择就是指从余下的可供选择的范围中，资本家选择对整个资本家权力精英集团有利的政策而不选择那些服务于个别资本集团狭隘利益的政策，或者说侧重满足整个资本家权力精英集团的整体利益；掩饰选择就是资本家权力精英为了维护权力统治的长久性，维持表面的阶级中立性，同时却有效地排除反资本家的一切途径。相对于奥费的三种议程操纵机制，巴卡拉克与巴拉兹等则侧重关注“决策制定”和“不决策”等问题。巴卡拉克与巴拉兹强调资本家精英集团一方面其决策过程往往选择“将决策制定的范围限制在各种相对‘安全’的议题上”，另一方面其更高明之处在于“不决策”。也就是要保证在共同体中那些对现存的利益或特权的分配进行变革的要求被公正地表达出来之前可能被压制，或者被掩盖，或者在政策过程的决策实施阶段就被损害或破坏。对于巴卡拉克和巴拉兹而言，各种“重要的”或“关键的”议题本可能会成为现实的议题或潜在的议题，但是基于权力精英的总体利益考量，这些议题却被权力的议程控制所排除。统治阶级权力精英将决策制定的范围圈在“安全”议题之内，针对潜在不利于自身利益议题的“不决策”是当代资本主义权力操纵的高明之处。
艾丽斯·杨进一步认识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民主政治，就是围绕着各种资源与权力的斗争，通过外部排斥与内部排斥两种方式，将许多受到相关影响的人排除在决策制定过程之外。其中，外部排斥侧重指本来应当被包括进去的群体和个人被有意无意地排除在讨论与决策制定的论坛之外。艾丽斯·杨还以美国民权运动为例，揭露出美国社会“存在着各种难以处理的、歧视性的投票人登记规则，围绕着放开或者限制投票权一直存在着斗争。对于许多可能想要参与的人来说，各种会议与公众听证会在时间与地点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难以克服的障碍”。也就是某些拥有各项正式的平等参与权利的公民仍然只具有很少的机会或者不具有真正的机会进入那些可能影响决策的讨论会与程序中。艾丽斯·杨强调除了外部排斥，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排斥更导致人们即使有机会参与决策制定程序与讨论会，也缺乏有效机会去影响议事日程制定。艾丽斯·杨强调内部排斥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种更为隐秘的权力议程操纵方式。权力的内部排斥，看似让穷人有机会走进市政委员会议事厅的大门，让其倡导者在各种预算听证会上发表声明，让大众“在公共场所中拥有了一席之地，但是，有时候，他们（穷人）发现，那些在那种过程中仍然拥有更多权势的人往往会无意识地运用（这种）新的排斥方式”，对其他人的陈述与表达忽视、不予考虑。这样，在内部排斥中“尽管人们被正式地包括在某个论坛或者过程中，但是，他们发现，他们提出来的各项主张并没有被认真对待”，并没有被安排真正进入议事日程。艾丽斯·杨还指出“如果各种政治结果确实来自一种具有排斥性的程序，那么，在那些拥有更大权力或者财富的人能够支配这种程序的情况下，从各种民主规范的观点上讲，其结果是不具有正当性的。”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政治的排斥性其实就是权力操纵。这种操纵源于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其既是对民主过程的操纵，也是通过对民主过程的操纵继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操纵。且“无论这种操纵是以明显的还是隐蔽的形式出现，都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实现对他人以及整个社会的支配和控制，……所以，这种民主政治其实是反民主的，不管它在形式上怎样被装扮成民主，只要存在着排斥，就必然会偷运反民主的实质。”
总体上，无论是艾丽斯·杨所谈到的外部排斥与内部排斥，奥费所指出的消极选择、积极选择与掩饰选择，还是巴卡拉克与巴拉兹所强调的“决策”与“不决策”，都是西方权力精英通过议题设定与民主装饰，维持其权力统治的操纵策略。
2. 符号操纵：符号区隔与消费宰制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权力的议程操纵之外，还有一种隐匿性较强的权力操纵——符号操纵。特别是现代西方社会日常生活的所有物都被资本划定了“价值尺度”。这样，作为社会价值标识的符号，处处隐含社会等级，服务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布控。布迪厄、鲍德里亚等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符号操纵具体样态进行了多角度理论揭示。
在布迪厄看来，符号操纵抑或“符号暴力”是一种“在没有任何肉体强制的情况下，一种直接地并且似乎是通过魔法的方式作用于身体的力量形式”，是一种温和甚至对它的受害人而言是察觉不到的和无形的暴力。布迪厄强调符号暴力与那些需要靠外部强力才能维持的社会阶层秩序的系统相反，这是一个不但有效且又高效的统治形式，在其中，统治阶级的成员不需要太费力就能够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他们仅仅需要“让统治系统自我运作，使其统治周而复始”。或者说，统治阶级的成员们只需要每天按部就班地生活就可以了，与其切近的系统法则会自然而然地为他们提供特权地位。布迪厄认为，“符号支配”的作用塑造出“习惯”，生产出“实践感”，并且使行动者处于那种在某种程度上抵制清晰明确的表达、批判性的内省，以及故意操纵的意识水平之下。符号操纵，“就如同某种你所呼吸的空气那样的东西，某种你感觉不到压力的东西；它无处不在，同时也处处不在，因此想要逃脱它的控制就异常困难”。布迪厄强调，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特定场域的语境中。获得了最大利益的行动者往往最后都给予了统治性符号系统相当程度的圣化，同时又促进了其再生产，而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符号暴力的产生。”布迪厄的符号操纵理论，指出权力精英对权力大众的符号暴力，引起一种对被统治阶级权力大众“身体的永久的改造，并且生产出它所触发与唤起的持久的性格倾向”，是一种作用于权力大众身体的“魔法棒”，造成“支配效用的结果与条件以性格倾向的形式持久地与深深地嵌在身体中”，最后确保习惯的性格倾向“自然地”与社会秩序“协调一致”。
布迪厄通过《区分》也有学者译为《区隔》，进一步认识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区隔与体系是通过消费实践得以维持的。也就是“每当一个社会成员在商店里进行消费，或者决定要进入哪个商店，或者表达自己对于某种音乐、电影或艺术的偏爱，虽然是不经意的，他们也都是在表达‘已结构化了的结构’的预设倾向”。布迪厄指出，符号暴力甚至在琐碎的实践中也可见一斑，比如说在一间昂贵的餐厅之中，工人阶级的成员与上流阶级共进晚餐，他们不知道要用叉子吃沙拉，用勺子喝汤。这种剧本所展现出来的场景是非常规的，但由错用沙拉叉子所带来的焦虑和尴尬，标志着行动者在目前某种社会结构之中所处的位置，与此同时也反过来对该结构的正当性进行了再生产。布迪厄强调，实际上共进晚餐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真的误用银器。我们将自己视为某一阶级的成员而被区分出来，是通过银器误用而被我们辨识出来的，而对于被统治的社会行动者来说，社会壁垒也就得以建立。布迪厄指出，这样统治性的符号系统是作为符号暴力和社会再生产的中介而发挥作用的，而下层的成员则倾向于去适应处于上层空间中的群体的文化信念、价值观和流行趋势。
与布迪厄一样，鲍德里亚亦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布控，往往与“消费社会”有关。鲍德里亚指出资本主义的“消费其实是一个差异性符码之间的交流体系，正是在消费中，人们获得某种特定的符号认同。你进行一种消费，也就意味着你可以‘共同拥有同样的编码、分享那些使您与另外某个团体有所不同那些同样的符号’。”或者说“今天的消费领域已经成为一个‘富有结构的社会领域’，这个特定的有序结构就是阶层区别；需求本身同样也被建构成‘系列等级’。”鲍德里亚还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结构中的消费品系列，其间起根本性支配作用的东西，就是由符号话语制造出来的暗示性的结构性意义和符号价值（风格、威信、豪华和权力地位）。”这样，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人自己造出来的物逐渐走向异化，其不仅不能为人服务，倒“反过来包围人、围困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消费变成了符号的系统操控活动，或者说“符号的价值霸权”。符号操纵导致整个社会的权力个体只能追逐消费符号，追逐象征性的被操纵的消费符号。面对符号消费，大写的人消失了，消费在这个“感受”层面上，把对世界（现实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最大范围的排斥竟变成了最大的安全系数。资本主义权力操作的最高明之处在于通过符号区隔与消费宰制来抽空意义，进而实现了最高级别和最深层次的符号操纵，使被统治阶级的权力大众跌落在资产阶级权力精英的权力布控之中。
3. 技术操纵：权力规训与自动征服
相对于议程操纵侧重于对被支配者权力施展空间的议题设定与民主装饰，符号操纵侧重于对被支配者符号区隔与消费宰制，技术操纵则侧重于对被支配者隐秘地权力规训与自动征服。技术操纵通过支配者塑造被支配者的信仰、理想、偏好，从而形成被支配者潜在的、自觉的自我约束，被支配者被限制与塑造成一致服从，使其间接地从属于支配者的意志。正如卢克斯所言，“最有效的和最隐蔽的权力运用开始就会预先防止诸如此类的冲突产生”。这意味着，权力的技术操纵“隐蔽到人们难以察觉”，不会使人心怀愤恨而引发公开冲突。
卢克斯所谈到的这种技术操纵，实质上就是法国学者福柯所强调的权力规训。福柯着重研究与思考为什么在没有进行强制的情况下，权力获得了自愿服从，并进一步研究了那些可以用来保障获得服从的权力机制。福柯集中关注权力关系得以组织起来的方式、它们所采取的形式，以及它们所依赖的技术。或者简单说，就是“结构关系、制度、策略与技术”等形成的权力技术操纵。
福柯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的权力神经逐渐从显性转为隐性，权力的技术操纵以一种看似“仁慈”的方式塑造人的所思与所行。在此条件下，技术操纵，变成一种“权力力学”，导致“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福柯还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的权力自动化支配，主要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公开检查等三种手段来完成。其中，“层级监视”或权力的眼睛，利用“全景微视建筑”或“圆形监狱”监控，“从不漏掉任何细节”，导致每个人都“被观察，被记录，被铭写”；“规范化裁决”则进一步确定了每个个体活动时间、语言表达、身体表现等的微观处罚机制与方式，确定了什么样的行为合规，什么样的行为是出格行为；“公开检查”则使每个人被检查与自我审视，在将个人对象化的检查仪式中，权力得以“醒目”显现。福柯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的这种“权力力学”，不管是从操纵范围、操纵对象还是操纵模式看，都是对人体的各种因素、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从操纵范围看，其侧重对人体“运动、姿势、态度、速度”实施“零敲碎打”；从操纵对象看，侧重“机制、运动效能、运动的内在组织”；从操纵模式看，侧重监督活动过程而不是其结果。这样，权力的技术操纵有可能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控制，进而使受操纵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权力精英）的愿望，进而“在居民中间导致一种持久的和可以察觉到的可见性状态，这种状态将保障权力自动起作用”。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清楚地知道，新的宪法和法律并不足以保障他们的统治，要想建立“社会霸权”，必须发明一种新的技巧，来确保权力的畅通无阻。技术操纵的全方位安排、宽领域控制、多形式监视，使得被支配者表面自由的背后，暗藏着无所不在的力量摆布和控制，被统治阶级只能像机器一样接受统治阶级使唤，或者像听话的绵羊一样接受牧羊人的呼来喝去。按照福柯的说法：“一种新角色戴着面具登上舞台。一种悲剧结束了，一种喜剧开演了。这是一种影子表演，只有声音，没有面孔，各种实体都是无形的。”
在福柯所集中关注的权力规训基础上，吉登斯等学者进一步关注当代西方社会的反思性监控现象。吉登斯指出，反思性“监控”实现了居于权威位置的个人对另一些个人的活动实施直接监管。特别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信息控制连同极其迅捷的通讯、交通体系以及复杂的隔离技术，能够直接用于监视人的一举一动，因而生产出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
总之，在技术操纵上，技术最终使人成了“单向度”的人，成了“被抬举的奴隶”。正如马尔库塞所言，这时作为人本身尽管“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人的批判向度让位于肯定性向度。权力的技术操纵，“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使人活“的权力隐性操纵代替了“让人死”的强制统治。
（二）说服：话语主导与隐性灌输
马基雅弗利认为权力始终要与“欺骗”混杂在一起，统治者要兼具“狮子和狐狸”两种理论品质，其中，狮子在运用强力上是得心应手的，而狐狸在运用狡诈上是得心应手的。斯宾诺莎更是明确指出：“服从不在于外表的动作，而在于服从的人的内心状态……最坚强的统治是属于最能左右国民之心的统治者。”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习惯用意识形态说服代替简单粗暴的暴力强制，在敬畏与爱戴的混合体中，使爱戴逐渐占据权力大众内心，这样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权力精英就能在降低统治成本的同时，把看得见的强制统治转换成看不见的精神统治，使从外部征服群众让位于从内心使群众服从。
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每一种意识形态的说服方式都被灌输了权力，即包含压倒异己话语、获得话语主导权的本能欲望。换句话说，说服承担着为行为和行动提供理由和正当性的任务。在说服者的干预下，所谓的社会共识其实是权力精英认同的利益标准、价值标准。说服的力量取代了暴力，成为维系人们权力关系的手段，人们之间的权力关系也被无形间转换为说服权力关系。
阿尔都塞强调，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权力说服是随着教育制度的建立而实现的，“学校已经取代了教会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从幼儿园开始，学校接纳了各个社会阶级的儿童，反复向他们灌输一些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包裹着的“本领”，或者干脆就是纯粹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人们在学校要学习良好的举止‘规范’，实际上‘说到底就是由阶级统治建立起来的秩序的规范’。”阿尔都塞强调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所有那些从事生产、剥削和镇压的当事人，更不用说那些“职业的意识形态家”（马克思语），为了要恪尽职守地完成他们的工作，都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浸染”在那种意识形态当中。这样，劳动技能的再生产与服从现有规则和制度的再生产齐头并进，这些规则和制度构成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权力说服的重要工具。
在学校教育以外，乔姆斯基更是釜底抽薪地指出西方社会秉持的官方语言本身也是一种权力说服的意识形态。乔姆斯基指出官方语言本身实际上是某个统治阶级集团的语言，但这种语言却被作为规范语言强加给每一个人。意识形态化的权力说服实际上就是把官方的话语当作正式话语，“语言市场”被有产阶级所垄断，作为被支配者的权力大众被不知不觉地剥夺了说话的资格，而且被支配者也开始不由自主地承认自己的被统治地位是合理的，从心灵深处服从，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
除了通过学校教育制度以及官方语言等途径进行权力说服，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通过资产阶级本身所掌控的现代传媒展开隐性权力说服。资产阶级掌控的传媒工具，譬如广告，拥有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它并不诉诸于理性，而是情感；像其他任何一种催眠暗示一样，它先着力在感情上征服对象，然后再让他们在理智上投降。特别是在当今西方政治生活中，普通投票人尽管在竞选期间也有可能看到竞选人的影子，但自从有了收音机、电视机等现代传媒工具以后，便不太可能那么频繁地见到候选人本人了。这样政党机器实际上只提出两三个候选人供投票人选择，但这些候选人并非“他的”选择，他们相互间也都不了解。实际上“政治宣传的方法同广告对顾客产生的影响一样，只能加深个体投票人的微不足道感。最终，重复口号、强调无关主旨的话题麻痹了权力说服对象的批判力。面对宣传里所展示的政党的权力与规模，个体投票人不禁会觉得渺小而又微不足道”，个人在资本主义传媒的强大说服机器面前被征服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权力说服的情形中，统治者实际上是通过妨碍、削弱与侵蚀他人的判断力、决断力与意志力，虚构、扭曲与贬损他人的洞察力、理解力与想象力，以及缩小被说服者进行选择的能力范围而实施统治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强迫你去做，我们要潜入你的心灵，进入你的潜意识，达到你自己愿意去做。”权力说服充分掩饰政治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以最终达到权力大众对意识形态话语理解和接受的理想效果。权力说服，不管是学校教育、官方语言、广告策略无不隐藏着意识形态话语的隐性灌输，通过话语的合法性建构，不断贯彻权力精英的权力意志。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所总结的那样，意识形态化的语言反映特定阶级的利益，“却把自己伪装成普通的人类利益。”斯科特还观察到，有时候被权力说服的一方尽管也知道权力支配者在表演，但出于生存权利考量，被支配者在坚持“衬衣虽贴身，皮肤更贴身”信条的基础上，也在某种程度上配合资产阶级表演。这样，至少“在短期内，从属者出于自身利益而呈现出或多或少可信的表演，他们按照支配者对他们的期望去说出口台词，做出姿势”。权力说服通过给予那些经过简单说服就能服从统治的权力大众生存的必要物质奖励，可以实现进一步激发大多数权力对象服从的目标。于是，统治阶级设置各种有益于“统治者”的反馈机制，让被统治阶级在“诸种适应性的偏好”基础上形成服从习惯。这样大多数被统治者就学会了忍辱负重，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戴上甘愿接受统治的“面具”，就会自然不自然地使自身的“不满被赞同所取代，……痛苦与愤怒被乐于忍耐所取代”。尤其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文明统治愈来愈依靠说服式的“软权力”手段，统治阶级通过“官方的信条”，使被统治阶级相信要使自身的某些愿望得到正常满足，享受自身稍许的愉快，就必须对统治阶级产生盲从。加之，统治者本身从总体上掌控政治话语权力，“有足够多的手段来排斥异端语言，并推行符合自己利益的合法语言”，保证“官方的信条”始终占据权力大众日常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葛兰西就深刻指出，在所谓民主条件中，人们赞同资本主义剥削是因为，在“当代西方社会结构中，由于资产阶级对‘意识形态机构’的垄断，‘文化’或者‘意识形态’构成‘同意的阶级统治模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已经通过统治的合法性形式建构，确保了被统治阶级权力大众对政治统治秩序的坦然接纳。统治阶级最高明的手段就在于通过意识形态的权力说服实现政治统治，“被统治阶级的权力大众看似权力自由，然则实质上‘思想和行动’已被控在统治阶级已经设定好的意识形态框架之中”。这样，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给它统治的那些人提供一个统一的世界观。……使被统治阶级确信其统治霸权的正义性”。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愈发变得聪明，其意识形态的世界观也越来越具有弹性，能够在充分的灵活性、综合性的基础上，不断根据现实需要作出调节。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力说服，主要掌握在拥有深厚资本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手中，资本主义权力精英通过自身掌握的舆论工具，让被支配者的权力大众依偎在自己身旁，而权力大众即使感受到权力精英的“欺骗”，但是为了生存利益，只能“违心地配合资产阶级表演”。这样弥漫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说服，就不断强化和维系着资本主义权力精英的既得利益与权力。
（三）权威：“面具表演”与合法渗透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产阶级操纵与说服等多重权力的组合支配形式形成，使得现代西方统治的“监护网”包含着一种具有更大范围与更多渗透性的新的权力形式：权威。这样，在这种“监护网”中，统治阶级的权力支配也开始以更多“面具表演”与合法渗透的方式出现。汉娜·阿伦特指出，权威可以被赋予“服从的人的毫无疑问的承认；它既不需要强迫，也不需要说服”。这样，权威发挥作用的方式不是根据已有喜好来设定积极和消极刺激，而是被支配者在享有自由意愿的情况下，不得不将统治者视为榜样的事实，“统治者可以相信，那些受到权威束缚的人是出于自愿而不是被迫来遵从他们的心愿。……权威权力所有者不需要持续地对服从对象使用权力，只要这些服从者不断地内化统治者的心愿、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不断地以统治者来鞭策自己，将统治者作为他们的裁判”。在汉娜·阿伦特那里，任何形式的命令和服从关系至多是“一种缓和的暴力”，只有权威才是真正的权力，因为只有权威是基于群体事先的共识。且作为“权力的特例”的权威无需被正当化，它是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所固有的。权威依赖的是人们聚集在一起并且一致行动的合法性。这样按照阿伦特所言，权威基本剥夺了权力对象进行理性思考和选择自由的机会。塔尔科特·帕森斯与汉娜·阿伦特的观点不谋而合。帕森斯认为作为权力特例的权威本身“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个单位履行具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通化能力”。帕森斯指出权力依赖于“制度性的权威”，同时也“被设想成为一种为了有效的集体行动而集合起来的责任或者义务的普遍化的媒介”。
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阿伦特与帕森斯都是从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本身去理解权威概念的，他们虽然指出了权威的正当性，但是没有回答权威的共识或者说共同体的利益趋向。与此相对应的是，伦斯基、弗洛姆等学者则有力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权威的政治统治功能。
伦斯基指出，统治阶级权力精英可能一开始靠着强制性权力，使自己处于一个有利地位，然而统治阶级权力精英获得有利地位之后，必定让强力转化为权威，强权转化为正义。一般他们会“以它认为合适的方式去重新制定国家法律”，这样，“由于法律条文是以一般的和客观的术语陈述的，所以它们表现出来的是支持抽象的公正原则，而不是支持特殊的人或阶级的特殊利益”。他们为了强化公众对法律权威的认可，经常宣称，法律存在于所适用的事件之前，表明一种客观的无偏见性。然而事实上，“法律的制定总是会有益于社会某一特殊部分”，阿纳托尔·佛朗斯就曾戏谑地谈道“法律以其庄严的平等，既禁止穷人也同样禁止富人在桥下睡觉、沿街乞讨和偷面包。”然而事实上，法律权威以非常一般化的、普遍适用的术语来表达和保护精英阶层的利益。正如福柯所反复强调的，现代社会权力“不再以执法者手中的皮鞭或者刀枪这样狰狞的面目示人，反之，它恰恰是一种以看似价值中立的科学知识为工具建构而起的技术话语系统，一种通过无面孔的专家权威生成的法理型的认同体系”。
弗洛姆指出在以权威为方式的权力支配条件下，被支配者权力大众一方面充满了对剥削者的憎恨与敌视，臣服的是与自己利益相左的人，但另一方面也常常压抑这种仇恨，甚至有时用一种盲目的崇拜之情取代它。现代社会以权威为形式的权力支配，往往会导致被支配者的权力大众自我安慰道：“如果统治我的人是如此伟大或完美，那么我就不应当因服从他而感到耻辱。”弗洛姆进一步强调，为了使统治更为稳固，统治阶级权力精英进一步使权威隐匿化。这样，“权威往往隐而不现‘匿名’权威取代了公开权威实行统治。它装扮成常识、科学、心理健康、道德与舆论。它不言自明，根本用不着发号施令，它仅仅靠温和的劝说，根本不用施加任何压力”。在匿名权威中，“命令和命令者全都踪影全无，就像受到了看不见的敌人的攻击，任何人都无还手之力”。
马克斯·韦伯把“权威”称为“权力的特例”，其所谈到的这种“权力的特例”，所始终维护的是作为支配者权力精英的统治形式的正当性。因此他多次强调，“任何权力，甚至任何生活利益，一般可以觉察到有需要证明自身是正当的……受到更多优惠待遇的人感到有永无休止的需要以把自己的地位视为在某些方面是‘合法的’，把自己的利益视为‘应得的’”，事实上，为了进一步维持权力合法性，作为统治阶级的有权者往往也设法在从属者面前戴上某种面具。正如乔治·奥威尔回忆自己在前英国殖民地缅甸做巡警时所描述的那样，在白人成为暴君的同时，他们也毁灭了自己的自由。于是，“他逐渐成为了那种虚空的、摆摆姿势的木偶，成了只需按照惯例行事的老爷式人物。为了他的统治，他一生都将努力在‘土著人’面前维持其作为支配者的形象，因而在每次危机时刻，他都必须去做那些‘土著人’期望他去做的事情。他实际上戴了一副面具，他的面目逐渐地开始适应这幅面具”。奥威尔指出“支配者必须呈现的表演，不仅源自弱者的期待，还源自他们的统治理念，或者那些他们视之为其权力正当性基础的观点。一位神圣的君主必须表现得像个上帝，而一个仰赖武力的君主则必须表现得像个勇敢的将军；……一位法官必须看起来像是崇敬法律的样子。精英们的行动如果跟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发生公开抵触的话，那将是对其权力的巨大威胁。”斯科特还进一步强调，那些将权力精英的天生优越性作为其统治前提或正当性基础的支配形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盛大表演、禁奢法令、荣誉徽章，以及从属者在面对他们所做出的旨在表达恭顺和致敬的诸种行为。支配群体经常需要隐藏很多东西，他们通常也具有各种资源和手段去隐藏他们想要隐藏的东西。支配群体或者统治阶级的权力精英只有享有隔离区域，才可使他们暂时摆脱形式化的角色要求来放松一下。因为权力精英担心“从属者对精英生活的熟悉将可能会导致对他们的蔑视”，或至少会损害精英们在前台以仪式性方式所树立起来的权威形象。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以权威形式出现的权力支配，就像一个权力的集装器一样，随时随地地驱使着权力大众接受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实。事实上，尽管有时在权力支配过程中，权力大众也知晓资产阶级权力精英的统治意图，但为了生存，他会随时准备用他的自由来交换，并屈从于权力精英以满足自身对“面包”的基本需要这一固定生活目的，并加入由“奇迹、神秘和权威”维持崇拜的社会。特别是无权者“由于对抗拒强制的无能为力，对惩罚的恐惧，对有权者满足其基本需要和给予自主选择与活动的任何依赖，无权者不可避免地服从于一种愿望：最后相信掌权者的仁慈，……相信他(掌权者)的权力虽然明显独断专行和变幻莫测，仍然是较大宇宙的一部分，其中权力对象也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可以从中获得现实或未来的好处”。
三、结语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统治一方面出于合法性、正当性与稳定性需要，另一方面出于统治成本考量，开始寻求“温柔的面纱”，慢慢隐藏赤裸裸的强力，在日常统治中更多使用操纵、说服与权威等权力支配方式。其中操纵与说服更多展现的是一种权力支配技巧，而权威则使权力支配更加稳定化、日常化。但是，操纵、说服与权威，某种程度上都是处于优势地位的权力精英限制权力大众选择的一种支配策略，权力精英“通过阻止他人以他们自己的本性和判断所指示的方式生活来强制他们或者获得他们的服从”。始终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尽管资产阶级主要依靠操纵、说服与权威维持日常统治与权力支配，或者说这种“掌控机器”的权力统治在一切处于顺境的时候“要用它看待机器的那种无动于衷的态度来看待人民”，但一旦当统治者偶然发现人民毕竟不像机器那样可以随意践踏、随意摆动，权力统治者就会立即撕掉其“温柔的面纱”，以无情的愤怒、最干脆的手段消除可能存在的任何人民抵抗。也就是，资产阶级习惯性地运用操纵、说服与权威，把自身阶级统治包装起来且不断“披上爱的外衣”，通过习惯性伪善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而一旦操纵、说服与权威仍然不能起到应有的统治效果，他们可能就会被震怒，认为“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他们就会无情地露出自己的“爪牙”，重新依靠其所掌控的暴力机器，以强制手段进行赤裸裸的权力统治。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权力“姓公不姓私”，能够“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与之相反的是，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权力支配类型，无论是操纵、说服与权威都始终体现资产阶级权力精英的意志，体现和维护资产阶级权力精英的利益。资产阶级权力精英对普通权力大众的操纵、说服与权威都是为其利益和权力服务的，只有消灭这种人为异己的私有制，权力大众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