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巨变中，继市场化、城镇化之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成为社会转型新的强大驱动力量。根据对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分析，人工智能对经济形态、就业、收入分配、人力资本、教育体制、工作方式、社会关系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与以往的社会转型不同，人工智能对社会运行逻辑的影响很可能是颠覆性的。同时，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并不存在一种线性的、既定的和预设的趋势，目前还很难断定这种影响的确切方向，是人类在人机互动中的应对、相关力量的博弈和最终的制度安排决定着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人工智能 社会运行逻辑 智能社会 社会转型
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处于叠加式转型进程中，社会运行的深层逻辑亦随之发生深刻变革。在转型的不同阶段，市场化、城镇化与智能化是不同的关键驱动力量。现阶段，人工智能对社会运行逻辑的影响日趋凸显，人们已然清晰感知到，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深刻改变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对社会运行逻辑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颠覆性冲击。当前相关研究显然远未跟上时代发展步伐，我们亦难以预判，在人工智能的作用下，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逻辑最终将发生何种重大变革。本文试图从若干已显现出新变化趋势的社会领域入手，探析其可能引发的深层变革。
一、人工智能对经济形态的可能影响
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变化，是一个从工业资本主义走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很多深刻变化。比如核心生产要素，对于工业资本主义来说是土地、资本、劳动力等，通过实物产品的生产和交换来获利，提高效率要靠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而对于金融资本主义来说则是货币、信贷、债务等，通过以钱生钱来获利，提高盈利要靠虚拟化、杠杆化。但人工智能似乎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以数据、算力、算法等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为运行方式，以收取智力租金为主要盈利方式，对经济运行逻辑进行了重构，并在现实中迅速崛起。
皮耶特·沃德盖姆（P.Woldaghem）提出了"人工智能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概念，认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世界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一种新的集中化和垄断化趋势（沃德盖姆，2023)。在这个巨变过程中，世界头牌企业排行榜不断洗牌，那些跨国的巨富头牌公司，不再是人们在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耳熟能详的能源与金融巨头，而是与人工智能的创新力、颠覆力紧密相连的企业。根据2026年初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最新数据，全球首富名单前六名分别是马斯克（特斯拉、SpaceX、xAI）、佩奇（谷歌）、布林（谷歌）、贝索斯（亚马逊）、埃里森（甲骨文）、扎克伯格（元）。这个排行榜不再像过去那样长期稳定，而是在不断洗牌。这些企业大亨，也不再像传统富豪那样炫富或闷声发大财，而是有的直言要改变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有的甚至主张科技要与政府联盟，开启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曼哈顿计划"，运用"工程思维"建立以"科技共和国"为旗号的西方新帝国（卡普、扎米斯卡，2025）。当然，也有学者以拥抱未来的姿态，从生存论、算法伦理、人机共生形态等哲学命题探讨文明转型，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是从"工业文明"向"智能文明"的转型（孙伟平，2025）。
这种新的经济形态能够带来什么，我们对此还难以准确把握，因为各种不确定性的显著增加使机遇和风险、忧虑和期待共存。人工智能作为新的技术力量，或者难以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逻辑，但正如马克思（1972:108）所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必将驱动新的社会变革，催生新的经济形态。
二、人工智能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可能影响
在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工商业模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为了降本增效，企业的大规模竞争正从特定产品或服务升级为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营系统之争。国际上那些人工智能头牌企业，近几年来似乎都在致力于用人工智能替代数以万计的运营岗位。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究竟是创造的就业多还是毁灭的就业多，这在学术界一直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劳动者对新技术的态度，在不同的境况下也有极大的差异。早在19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就发生过纺织工人为了抵抗工资降低和失业而砸毁机器的卢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这成为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工人破坏机器运动。针对这一现象，新古典经济学还有关于"卢德谬误"(Luddite Fallacy)的讨论，认为从现象上看，用机器替代人工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会导致失业率增加；但在本质上，技术进步会促使生产力提高、产品价格下降，进而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最终增加工作岗位(Acemoglu & Johnson,2024；都阳、崔慧敏，2025)。这种看法似乎得到了历史的佐证：自工业革命以来，从蒸汽机驱动到电力驱动，从计算机到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社会爆发出更强大的生产力，推动经济更快发展，也不断创造出更多样的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蔡跃洲、陈楠，2019）。至少从世界失业率的长时段变化来看，它是一条波动的曲线，而不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斜线，技术进步程度更高的高收入国家，失业率并不高于低收入国家。换句话说，技术进步程度与总的失业率高低之间似乎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技术进步"就业总量影响中性"的主张（蔡跃洲、陈楠，2019）。
当然，也有对此持批判态度的不同看法。因为即便如此，重大的科技革命也往往伴随着劳动力市场剧烈调整的阵痛，部分劳动者在结构调整中必然遭遇痛苦，不能被完全漠视（都阳、崔慧敏，2025）。美国经济学家、社会批评家杰里米．里夫金（Rifkin,1995）在《工作的终结》（The End of Work）一书中，用大量的经验事实揭示了技术革新对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作机会造成的冲击，并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世界历史的全新阶段，即一个以工作岗位不断地和不可避免地减少为特点的新阶段，因此我们要为一个没有大规模就业的世界做好制度和心理准备。不过，这位被称为"悲观主义预言家"的里夫金也有一些乐观的预期：他认为所谓"工作的终结"，实际是传统工人雇用工作的终结，"终结"的含义也包括工作方式向以情感和智力为基础的协作劳动的转变。来自硅谷的软件工程师马丁·福特（M.Ford）在其影响很大的《机器人时代》(Rise of the Robots）一书中也认为，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迫使我们走向一个转折点，即整个经济向着低劳动密集型转变，长期失业和就业不足不仅会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结构造成潜在的破坏性影响，更严重的是导致过去"生产率提高—工资上涨—消费增加"三者之间良性循环的崩溃。他还指出，在硅谷，"颠覆性技术"的说法随处可闻，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加速发展的技术会否颠覆整个经济体制，以至于可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结构重组来维系社会繁荣（福特，2015)。
目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信息技术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费坦(E.Felten)的引领下，很多学者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职业暴露指数"(AI Occupational Exposure)对最受人工智能影响的职业进行数据分析(Felten et al.,2021)。这些研究结果，包括中国学者对中国职业数据的分析结果，都有非常相似的结论，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与以往的技术和机器对劳动的替代有根本性不同——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的更多是脑力劳动而不是体力劳动。换句话说，需要大量问题解决、逻辑推理和感知能力的工作，将比主要依赖体力劳动的岗位更容易受到人工智能的冲击和替代。非常不幸的是，根据相关研究结果，在最受"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技术冲击的前20个职业中，社会学教师、社会工作教师、法学教师、政治学教师、传播学教师等都在其列(Felten et al.,2023)。我们实际上还很难断言，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技术会否像以往的技术进步那样，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就业机会和社会繁荣；但至少从短期来看，人工智能所代表的技术革命会对就业，特别是中产阶层的就业产生巨大冲击，需要认真研究和探索相关解决方案。
就业与收入分配是紧密联系的相关领域，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也会很快传导到收入分配领域。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人们曾经认为，在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特别是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也会提高，白领工人的规模将会远超蓝领工人的规模，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形成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并对维护社会稳定、控制收入分配差距和避免极端社会思潮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自21世纪以来，这个经典理论就不断接受各种新的挑战，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著述，揭示西方国家中产阶层的"塌陷"和"空心化"，并把动因指向全球化、技术变革和社会政策。
很多研究发现，近20年来许多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发生了分化，其中少部分与新技术快速发展相适应的人群向上流动了，但大部分却向下流动了，中产阶层收入的中位数在下移，这几乎是大部分相关研究的普遍看法。当然，学界也存在一些完全不同的看法。例如，莫沃德等人(Moawad & Oesch,2025）在《中产阶层挤压之谜》("The Myth of the Middle Class Squeeze")一文中，基于对卢森堡收入研究数据库的数据分析，发现过去40年间发达国家按职业定义的中产阶层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在就业和收入上均有增长，真正"塌陷"的是职业意义上的"工人阶层"而不是"中产阶层"。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所谓中产阶层的"塌陷"，实际上更多表现为一种中产阶层对向下流动的焦虑，是社会心态的"塌陷"，这一现象在社会后果方面还推动了极右翼思潮的兴起。登多夫(Derndorfer,2025)在《焦虑的中产阶层》("The Anxious Middle Class")一文中揭示了中产阶层对向下流动的焦虑和不安全感的普遍增长，而且这种趋势与西欧极右翼势力支持率的上升明显相关。
从全球范围的经验研究看，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现阶段，以人均年收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显著上升，以职业为主要标准的中产阶层也并没有发生普遍崩溃。在一些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巴西），在社会政策的干预下，以人均年收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分配状况处于长时段的改善过程中。所谓中产阶层的"塌陷"，更多地是基于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以及国际比较中的切身感受。所以，那些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和相对经济地位下降的国家，对中产阶层"塌陷"的感受特别强烈。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空前繁荣，曾出现超过一亿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层，即所谓"一亿总中流"社会。然而，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社会似乎出现了向所谓"格差社会"转变的过程，年轻一代的加倍努力只能换回比上一代少得多的回报，造成"希望感的蒸发"，年轻人选择不跳槽、不结婚、不搬家的"安全茧房"式生存策略，来对抗未来的不确定性。日本社会学界在这个议题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仅近几年的新作就有桥本健二（2022）的《中流崩坏》、山田昌弘（2023）的《低流动社会：后疫情时代日本的新格差》、三浦展（2024）的《日本的滑落》等。这些研究虽然并未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作为主要诱因，但至少也是作为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来看待。
经济学界更多地是把人工智能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联系起来，认为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对收入分配的传导机制。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D.Acemoglu）等人（阿西莫格鲁、雷斯特雷珀，2019）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走向两个方向：一个是"错误性AI"方向，即致力于通过自动化去替代那些原来由劳动力完成的任务；另一个是"正确性AI"方向，即致力于创造人类能够高效完成的新任务。而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出现了方向偏差，这将会导致劳动力需求停滞、不平等加剧和生产率增长放缓。我国经济学家蔡昉(2025)则认为，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与以往的技术革命有根本性的不同，其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是前所未有的，新技术的市场化运作不会自动惠及和涓滴到社会底层，我们需要建立新的社会机制和制度安排来抵御并应对其不利后果。
从经验事实分析和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人工智能对未来就业和收入分配变化趋势的影响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们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社会影响的态度与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有很多相似之处，表现为从最初的普遍拥抱到谨慎和担忧。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显然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其不受控制的发展也必然会在国家之间、区域之间、职业群体之间、代与代之间造成新的分配"鸿沟"。国家的力量、市场和技术的力量、社会的力量，需要通过新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再平衡，以便使技术进步的成果普惠大众。
三、人工智能对人力资本和教育体制的可能影响
社会的巨变会导致人力资本的重塑，社会的转型会带来原有人力资本的某种失灵。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转型、城镇化转型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这种情况曾反复出现。不过，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数字化转型与以往的社会转型有很大不同，它对人力资本的重塑更加深刻、更加长远，也更具有颠覆性。
20多年前，我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时就发现，在市场化转型时期，会发生劳动力市场知识技能系统的改变，从而导致原有人力资本的断裂和失灵，即原有的人力资本积累在新的知识技能需求系统中不再发挥作用（李培林、张翼，2003）。这项研究，一方面是为了解释，为什么那些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并具有在国有大型企业工作经验和技能的下岗职工，却在新的市场化就业环境中难以找到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阐述，个体在宏观经济社会大转折时期，只有通过重塑人力资本，才能走出生活逆境。现在20多年过去了，我们似乎又面临着一个更加深刻的数字化转型的大转折时期，那些在市场化、城镇化转型过程中积累的人力资本，再次面临着断裂和失灵的风险。
面对数字化转型的大转折时期的知识系统转换和人力资本重塑，一个非常流行的看法是，在适应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的新的知识系统中，所谓的"斯特姆"知识(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STEM，简称"理工科"知识)将变得更为重要，具有这方面知识能力的人才也更符合未来就业市场的需求。这种看法似乎得到了一些大学教育就业率统计数据的支持，即理工科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高于文科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所以，为应对未来的就业挑战，不少大学在招生上实行了扩大理工科规模而压缩文科规模的举措。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因素也在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学科调整，就是近年来由于移民政策上的分野，极右翼社会思潮的民意支持大幅上升，而大学文科的知识分子似乎绝大多数都被视为具有左翼立场。所以，在那些右翼政党执政的国家，往往会出现一些文科被视为"过时"和"无用"而被大幅压缩经费的情况。
在有关现代化的社会变迁理论中，社会的各个层面并非同步发展的，技术的创新和迭代要比教育和文化快得多，后者相对于技术的发展存在延迟效应，即所谓"文化堕距"。而在教育体系中，文科的"文化堕距"似乎比理工科的更加凸显。我们的教育体系和知识结构往往几十年不变，调整和改进都是非常缓慢的，这与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教育体系对调整和改进的谨慎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教育体系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应对现实变化的成熟方案，一旦调整和改进弄错了方向，那就变成了无谓的折腾甚至会铸成大错。费坦团队（Felten et al.,2021）的研究成果就显示，人工智能最容易冲击的就是那些擅长运用符号化、程序化、结构化知识的工作。其实，在现实中，许多STEM领域的"金饭碗"已开始褪色，甚至硅谷的编程岗位需求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而一个所谓的中级机器人"人类对齐叙事师"的起薪，却远高于许多"码农"。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理工科和文科之间显然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无论是理工科还是文科，都面临着知识被重新定义的问题。当人工智能使编程逻辑降到"白菜价"的时候，推动人工智能实现突破的批判性思维、复杂沟通、同理心甚至审美将成为稀缺知识。或许能够驾驭多种知识实现跨界融合的复合型人才，才是未来劳动力市场的稀缺资源，但高等教育在这方面的一些跨学科专业尝试，又有很多沦为没有专业系统知识支撑的"杂牌军"。
在注重教育和科技立国的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在少子化背景下，家庭子女教育也成为人力资本投资最内卷的领域。在个人的知识和技能越来越具有决定个人生活命运的力量的现代社会，亿万家庭为了下一代的前程倾其所有；但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化转型中，由于传统人力资本的断裂和失灵，这种不计成本的投入也可能使预期的回报化为泡影。所以，在急剧的社会变化中，子女在迈入高等教育阶段的过程中，是选理工科还是选文科，是优先选学校还是优先选专业，是选持续热门的学科还是选未来就业市场可能稀缺的冷门学科，都成为难以决断的事情。更具颠覆性的是，人们甚至对现代社会长期以来的这种前20年学习、后40年工作的教育体制和工作方式产生了怀疑。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那些长期不变的规范性、结构性的知识传授，是否还需要花费那么多年的时间来完成，也已成为并非理所当然的事情。
总之，人工智能对人力资本和教育体制的深刻影响将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影响产生的强大冲击力才刚刚显示出一些端倪，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不能妄下断言。
四、人工智能对工作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可能影响
人工智能所催生的新质生产力，不仅使生产供给、价值链和消费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也对工作方式和社会关系及其治理带来了深刻影响。这方面的影响在信息革命的过程中就已经发生，但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
我们所熟悉的固定场所、八小时工作制的传统就业模式，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下不断受到挑战。人工智能正在推动工作时间向弹性化发展，很多知名IT企业都实行了更加弹性化的工时制度。但是，借助手机对智能设备的远程操控，工作边界不断向生活场景渗透，甚至延伸到午餐、通勤、居家休息等时段，模糊了工作与休息的界限。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工作可实现跨时区协同，而无需等待所有人"上线"，传统的同步工作模式将被颠覆。
互联网平台催生的各种新就业形态，正在重新定义"灵活就业"和"工作稳定性"。这种变化甚至使得国际劳工组织在原来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区分的基础上，增加了标准就业与非标准就业之区分。在新就业形态中，劳动者似乎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灵活性和选择性，雇用形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但算法支配的业绩管理却成为新的权力控制方式，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显著增加，有生理极限的劳动者要面对永不休眠的算法监控。
算法管理不再单纯依赖"工时"来衡量工作量，而是从控制过程更多地转向管理结果，精准测算工作成果的能力，催生各种新形态的控制劳动的"计件工薪"。这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迫使劳动者从"通勤"转变为"永远在线"，工作和生活的物理界限逐渐消失。我们似乎处在一个工作"时空观"被重塑的时代，一方面我们似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工作自由，另一方面这种自由又似乎被更深层且无形的权力支配着。
在人工智能背景下，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讨论所谓"后工作时代"。乐观的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将会极大地提高生产率，人类社会将会像工业革命以来工作制度的变化那样，满足生活需求的工作时间将进一步减少，我们将会迎来四天工作制时代。而与此相反的社会批判理论则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背后隐藏着新的劳动压榨体系。在《后工作时代》(Work Without the Worker)一书中，菲尔·琼斯（P.Jons）揭示了硅谷科技公司通过外包平台吸纳难民、贫民窟居民等边缘人群作为"永久隐藏劳动力"储备（琼斯，2023）。作者使用类似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深入调查了亚马逊的微工作平台，发现这些平台使用肯尼亚和叙利亚难民进行大量的数据标注工作。从无人驾驶汽车到谷歌图像搜索，各种海量的外包数据处理其实都是由大量低薪劳工完成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技术奇迹的时代，人们以为这将是一个轻松工作的新时代，然而这种光鲜的背后却是由无数低廉薪水劳动所支撑的。
人工智能在改变工作方式的同时，也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关系。近几十年来，我国总体上还处于从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过程中。在社会关系方面，这表现为从血缘﹣地缘关系向业缘关系的转变，以及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人际关系的迭代效应：不仅"人机关系"成为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同一个世界共同生活着具有完全不同人际关系的世代。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打上了"人机关系"的深刻烙印，网上购物、刷短视频、朋友圈聊天、看推荐信息等，人们工作和闲暇的大部分时间，似乎都是在处理"人机关系"，或者是通过"人机关系"来处理人际关系，工作领域的绝大部分脑力劳动也都需要人工智能的辅助。更具颠覆性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突破"工具"的边界，成为人类情感生活的参与者，人工智能在"深聊"中比真实人类更能让对话者产生亲密感。尽管人类对"非我族类"的心理戒备仍在阻碍着人机信任的建立，但人工智能已足以模拟甚至超越人类的情感互动，重新定义亲密关系。邱泽奇教授（2024）的《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一书，从家庭、朋友、工作、生活四类基本的人际关系展开，通过生动的典型案例探讨了人机交互引发的社交重构，已从传统的"个体围绕社会"转向"个体汇聚关系"的"自我社会"。王天夫教授（2026）的新作《焦虑社会：无处安放的现代心灵》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对学业、就业的大规模替代以及对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导致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深度焦虑，人类极致追求理性与效率的"理性的铁笼",最终反而有可能反噬人类心灵。
然而，总体而言，学界关于人工智能对工作方式和社会关系之可能影响的研究还是相对碎片化的，我们似乎还缺乏一个总体的和清晰的分析框架，在理论上驾驭和穿透那些纷繁杂乱的新现象，揭示人际关系与"人机关系"交互影响的新世界的社会规则。
五、讨论和结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变化的宏观分析，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市场化、城镇化转型过程中，社会学界曾发表过一系列描述和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变化的研究报告，都在社会和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社会学作为一门具有自身学术传统的经验学科，极其重视深入的社会调查，擅长从纷繁多样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和把握一些宏观的发展趋势与脉络。现在，继市场化、城镇化之后，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信息化、智能化，成为驱动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力量。虽然说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似乎都已经敏锐洞察到这一趋势，也已经有众多研究关注这一议题，但对人工智能驱动下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宏观变化，似乎仍然难以有一个符合科学实证的真实把握。
本文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人工智能对经济形态、就业、收入分配、人力资本、教育体制、工作方式、社会关系等方面带来的可能影响。我们之所以在这些影响之前，都添加了"可能"的限定词，是因为我们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分析中一直面对着各种"不确定性"的困惑。或者说，这些领域的变化趋势，似乎还没有一个得到科学实证的确切方向。我们在分析中所揭示的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那些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运行逻辑变化，其实都还是一些对可能的未来趋势的预测或未来风险的警示。社会学的此类宏观分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未来不确定性的困扰，这也促使我们进行一些研究方法论上的反思。
（一）人工智能背景下社会学研究的未来面向
在一个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有时会遇到一些关于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抉择时刻，也可称为"弗里德曼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进入后殖民时代，曾经在西方海外扩张需要刺激下快速发展的西方人类学也面临发展前景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人类学家和汉学家弗里德曼（M.Freedman）在《英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阶段》的文章，这其实是他在马林诺夫斯基纪念讲座上的演讲。他认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阶段标志着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传统的初始社会转向"有历史的文明社会"，在研究方法上也需要走出社区，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学习研究文明史和大型社会结构的方法（Freedman,1962；王铭铭，1997）。弗里德曼其实是看到了社会人类学发展的危机，是借中国的话题说给国际社会人类学界听。在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深刻改变宏观社会和日常生活的今天，社会学其实也面临着这种"弗里德曼时刻"。以科学实证为方法论基础的社会学，一直强调其研究结论必须有科学实证的经验材料或数据分析的支撑。为了超越肤浅的经验社会学，增加历史的厚度和理论的深度，社会学界也提出过社会学的"历史转向"。但长期以来，社会学对研究"未来"一直抱有极其审慎的态度，那些找不到学科归类并通常被归入社会学的"未来学"研究，其实在社会学中并没有什么"学科地位"。因为社会学以往的研究，通常都是从事实出发，以"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经验事实为支撑，通过科学实证的方法去证实或证伪研究假设；但在"未来学"中，人们讨论的多数是"将要发生"的事情，是无法用经验材料证实或证伪的事情。但现在看来，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社会学的研究也应该有一个"未来面向"，并力求找到研究未来的新的科学方法。
（二）"发展阶段的叠加"对把握宏观变化趋势的影响
在我国，"智能社会"已成为高频热词，无数的论坛、众多的演讲、批量生产的著作，都冠以"人工智能"的徽号。但这也会让人们产生一些疑惑：这究竟是一个社会对未来的敏锐洞察，还是泛起的社会的和学术的热躁泡沫？
我国改革开放后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发展以及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发展阶段的叠加"，即在同一个社会的同一个发展时期，需要同时面对乡土社会的问题、工业社会的问题、后工业社会的问题以及信息社会、智能社会的问题。这种"发展阶段的叠加"，给我们在宏观上把握社会变化趋势增加了难度。我们不能用乡土社会、工业社会的逻辑去思考与解释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智能社会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能脱离日常民生问题和基础运行逻辑去空谈智能社会的问题。在研究乡土社会、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还有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和已有理论进行参照；但在智能社会的研究中，我们处于同样的前无古人的新境遇，一切似乎都是对未知世界的新探索。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叠加"的国家，也出现了韩国学者所说的"压缩现代性"，即会产生高度复杂、不平衡且处于流动的社会系统，要特别警惕和避免出现一些极端变化（张庆燮，2025）。所以，在我国，智能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建立乡土社会与智能社会的"共生"和"相辅"系统，一切关于人工智能的社会研究，都需要回应如何使乡土社会跟上现代化步伐的问题。
（三）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的不确定性与我们的应对和选择
人工智能对社会运行逻辑的影响，其实存在着不同的研究结论。比如，有些研究揭示了人工智能对重复性劳动的取代，特别是对程序化、结构化脑力劳动的取代，另一些研究则强调人工智能未来作为"通用工具"可以普遍赋能。还有的研究认为，历史表明，技术会在长期创造更多新岗位，但短期内的转型阵痛是真实存在的。对收入分配的研究也表明，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下，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分配结果。所以，无论是对就业和收入分配，还是对人力资本和工作方式，人工智能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都是同时存在的，而正面影响大还是负面影响大也是很不确定的。正如阿西莫格鲁等人（阿西莫格鲁、雷斯特雷珀，2019）所说，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并不存在一种线性的铁律和预设的方向，它是走向以正面影响为主的方向还是走向以负面影响为主的方向，取决于我们的应对和选择。我们需要积极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可能最终的结果，就像历次历史大转折那样，是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和博弈中，实现均衡条件下的制度安排，从而决定技术发展的未来方向。
对于正在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来说，智能时代的到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如何选择至为关键。以研究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转型为己任的中国社会学，也应该在这种选择中肩负起应有的责任，做出应有的贡献。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
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刊载于《智能社会研究》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