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先生为座师，是因为我们之间除了有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之外，还有一层特殊关系：先生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因此称先生为座师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1978年春天，中断12年的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了，我报考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刚刚由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立而成，历史研究所所长由中国科学院院长、学术巨匠郭沫若先生兼任。管理录取报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显然是系所二位一体的机构。研究生院是一个教育管理机构，院长由大名鼎鼎的周扬先生担任，历史系主任由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教授兼任。我被录取到明史专业，导师是傅衣凌教授。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是真正的全国性的科学院，全国各地的有造诣的学者都被相关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当时的历史研究所外聘并招生的研究员，我所知道的有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教授、武汉大学唐长儒教授、四川大学徐中舒教授、杭州大学陈乐素教授等。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傅衣凌先生是被聘的研究员之一。历史研究所第一年招生的明史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只有两位，即著名的明清史专家谢国桢教授、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傅衣凌教授。和我同时被录取的明史研究生商传、任道斌两位同年在谢国桢教授名下深造，我在傅衣凌先生名下求学，属文革结束后先生的开门弟子。这样，我的学习分在两地，第一、三年在厦门，第二年在北京。

我们入学时，新中国尚无学位制度。毕业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公布，我们则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在厦门大学进行。答辩委员会主席是许大龄先生，委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副主任曹桂林先生，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韩振华先生和海关史专家陈诗启先生。导师傅衣凌先生是当然委员(当时学术清廉，尚无导师回避制度)。答辩委员会秘书是郑学檬先生(后任厦门大学副校长)。

对许先生我既不陌生也不熟悉。在北大历史系读书时，第一次见到许先生是在全系的迎新会上。系主任翦伯赞教授率领全系教授、副教授同新生见面。翦老一位一位地介绍老师，当然也包括许先生。在北大期间，虽然说对许先生不熟悉，但对他的学术和人品都有所了解。他随和的性格是公认的，而从学术上看，他是翦老主编的《中国史纲要》明史部分的主笔，对这部著作我是熟悉的。解放后三位担纲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分别主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北大历史系，据说这是中央的刻意安排。他们三位老前辈分别担纲《中国史稿》、《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史纲要》,是中国通史的三部权威著作。能够在其中一部著作中担任断代部分主笔，对我们青年学子来说是值得企踵跷首的。1978年考研时，我就以这三部著作为主备考。

在北大期间我同许先生有过一段近距离接触，但后来忆及此事时，许先生似乎并不太记得我。那是1969年春，当时北大已被8341部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北京618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管半年多。此时，“落实政策”这一概念已经出现，与半年前“揪、揪、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气氛已大不相同了。这个时候，系里举办了教授学习班。学习班的地址在38斋304室，室内有三张双层床，两张小桌和几个方凳。周一良、张芝联、邵循正、邓广铭、商鸿逵、许大龄、陈庆华等十几位教授挤在下层床的床沿或方凳上，跷膝而坐。许先生、陈先生是最年轻的。军宣队、工宣队、系革委会并无人员参加，而是从学生中选人组织。马洪路是招集人，我是记录员。

许先生在学习班上给我的印象是开朗、直率，有时还很诙谐。学习班开班的宗旨是让教授们把自己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加以批判和解剖。刚开班时，气氛有点紧张，大家都比较拘谨，许多教授都谈到西方的汉学家或解放前的有影响的而又身居台湾或海外的资产阶级学者对自己的所谓资产阶级影响，态度十分认真。从表面上看，大多数人能毫不含糊地给自己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但在骨子里，却都没把自己描述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当时比较严峻的气氛下，许先生仍很幽默。在一次发言中说：“同在座的各位相比，我不是学术权威，所以跟反动不沾边，但同资产阶级脱不开关系，就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吧。”有的教授插话：“许大龄避重就轻，应从严批判。”大家哄哄而笑。有的教授说：“你还很诚实，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许先生马上反驳：“我没承认我是资产阶级，我承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着指着我和马洪路，“工宣队说，他们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是一个战壕的。”又是一阵笑声。许先生说的没错，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大学生在斗私批修中，都把自己放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位置上进行思想改造。后来，气氛渐渐松弛起来，有时彼此也开一些玩笑，而许先生是最活跃的。一次，邵循正教授点燃了一支烟，许先生瞅了他一眼，一本正经地说：“你什么时候把牡丹的换成大前门的啦?”邵先生当即回了他一句：“你什么时候把大前门换成恒大的了?”大家又是一阵笑声。这个玩笑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教授们的心境。

后来，学习班渐渐成了侃谈会，大家难得聚在一起，以学术为题，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在他们的发言中，我经常听到法国、日本、美国早期汉学家的名和事，也听到当时仍在海外的“比他们还老一辈”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王芸五、钱穆等的人和事。我仿佛又受了一次“资产阶级”教育，但工宣队并未把他们的言论视为放毒。

1969年，震惊中外的大事是中苏边境珍宝岛的武装冲突，这件事成为教授学习班的热点话题。许先生以大量的历史证据说明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明朝东北属山东都司管辖，明永乐朝曾派太监迭失哈巡视黑龙江流域，并在黑龙江入海口的庙街立有永乐碑，20—30年代有中国学者到访，还见永乐碑屹立。话题一展开，教授们从清早期的边境在外贝加尔湖，讲到中俄雅克萨战役、中俄尼布楚条约、江东六十四屯、外兴安岭、堪察加半岛、库页岛等。这些都是我在《中俄瑷辉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以外从未听说的事。我第一次感到，在历史教科书以外，有如此丰富的内容，引发了我对历史的兴趣。

教授们在谈到历史上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时，都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当军宣队得知这些情况时，也十分关注：“发挥教授作用，痛批‘苏修'!”这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爱国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分量。爱国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解放以后三十年知识分子这辆车的两个轮子，随着经济建设和政治运动的此起彼伏，时而调高此轮，时而调高彼轮，虽然很难达到平衡，但始终未曾砸烂知识分子这辆车。

1979年，我同王天有、商传、任道斌、李尚英诸君一同去看望许先生。我问许先生是否认识我，他摇摇头说没印象。我提及教授学习班的事，他说有印象，“但似乎没听你说过话”。后来听商传说，许先生说你当年就不像造反的红卫兵。许先生知道我是随傅先生学习的，便说，“傅先生学术贡献很大，比我有学问，当傅先生的高徒是你的荣幸”。这次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安排在许先生名下，他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的脑海，无形中解除了不少压力。

实际上这次答辩并不轻松。答辩尚在筹备中，气氛就开始紧张了。对厦门大学而言，这是在厦大历史上举行的第一次学位论文答辩，各方都很关注。答辩场所被安排在凌云楼的一个大会议厅，主席台肃穆，台下是几组沙发，沙发之后是几排座椅。这是一次公开答辩，任何人都可旁听。除了室友，包括傅先生以厦门大学名义招生的同届研究生魏洪昭、黄爱淳，厦大韩国磐教授名下的我的同届研究生杨际平、李伯重之外，历史系的其他年级在读研究生，厦大的其他学科的研究生，以及感兴趣的不少中青年教师和有志于考研的本科生都要来旁听。这无疑对我造成了压力。许先生、曹先生下榻宾馆之后，又谢绝我去拜访。因为答辩纪律规定，在答辩前，答辩者不得与答辩老师见面。答辩的严肃性无形中又增添了紧张气氛。

答辩开始了，当看见许先生在主席座向我微微一笑，我紧张的心情释放一半。答辩结束之后，傅先生设家宴招待各位专家，我也有幸作陪。烧得一手好菜的师母柯在桢女士亲自下厨。许先生吃得很开心，他口称师母，一再感谢。师母再三劝止，他仍不改口，以晚辈自居的谦和精神令人感动。席间，许先生的开朗豁达全部释放出来，感染着每一个人。

第二天，我可以陪许先生了，也可以当面讨教有关问题。当我谈到他在燕京大学求学时的大作《清代捐纳制度》时，他谦虚地说，不值得一提，不过是篇探索性文章而已。而谈到傅先生时，却有无数的话。他说傅先生在学术上独辟蹊径，在50年代是最受郑天挺教授、侯外庐教授、王亚南教授另眼相看的中年学者(傅先生生于1911年),很少有人享此殊誉。文革后期，他为了让子女接班就业，提前退休，这是学术界的损失。拨乱反正以后，首任厦大校长曾鸣慧眼识人，又把傅先生请回，恢复公职，为厦门大学的学术撑起半边天(指傅先生支撑了厦大的人文学科)。在谈到我的论文棚民问题时说，“棚民是明中叶以后出现的新的经济现象，傅先生的学术著作中多次提及，但无人进行专门研究。他给你出的题目很好，要继续做下去。”在后来的几年里，我又连续发表了几篇关于棚民的论文，把明清时期的棚民状况基本勾勒出来，这是在许先生鼓励下，做的一点学术贡献。

关于棚民的问题，现在跳出史料而鸟瞰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棚民问题是明中叶清前期中国移民的两大潮流之一，即史料中常常提到的“梯山航海”。一股潮流是出海谋生，产生了海商和华侨；一股是人口稠密地区的农民向地多人少的山区进发，开梯田经营农业。从社会发展的意义来说，他们冲破了明初以来对农民户籍的禁锢，是人力资源强行流动的表现，体现了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是有积极因素的。但是他们同原住民在治安、保甲、争地争利争科举名额方面存在激烈冲突。2.清政府棚民政策形成以后，把这些颇具流通性的人口通过“棚籍”的形式单独立籍，称为“棚户”。虽属编户齐民的大范畴，但与一般户籍不能混淆。这就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另册”,也是他在《井冈山斗争》一文中所说的井冈山地区山上人和山下人七百年间形成的矛盾。把棚民编为棚籍，重新“地著”化，是当时社会新旧因素互相较量的结果。3.春来秋去的流动规律表明，早期的棚民肯定与货币经济联系较密切，因为他们不可能把秋收的稻谷、玉米千里迢迢运回老家，必然是空手而来，携币而归。这也是被史料所证实的，这当然也是一种新因素。

90年代初，我调到北京工作，不时与诸友去看望先生。此时，先生已重病在身。他起床以后能一步一蹭地坐到藤椅上，我们去看他时他都从藤椅上站起来，移动比较艰难。师母张先生也一步一蹭地给我们送水送茶。其晚年境遇令人担忧。但先生生性乐观，我们每次看他，他都反复表达几种心境：其一是自信。他说，不用担心，我身体底子好，我是四川人，好吃，年轻时不亏自己的嘴。他举燕京同寝，后任河北某师院的某教授的例子，说此人念燕京时太节俭，从家背小米带咸菜来校念书，结果身体坏了，文革以后刚迎来好日子便英年早逝。他告诫我们：年轻时要把身体基础打好。其二是认为自己很幸运。他说病了以后，瘫痪多年的老伴居然能起床、走路、烧饭了。其三，是感谢。感谢党、感谢北大、感谢北大历史系、感谢王天有等诸多弟子对他的关照。每次去也不止谈这些，学术、学人、学生是离不开的话题。当然时而也听到他爽朗的笑声。每次去看他；我们都是抑郁而至，释郁而归。这就是许先生的人格魅力感染所致。

先生晚年最关心的还是别人，是他的弟子们的成长。他常常说：“努力吧、大器晚成!”他期望的大器晚成，是指我们这批因文革而中断学业的、已过不惑之年的、渐成学术界主体的中年人。在缅怀先生之际，环顾左右，先生的许多弟子已成大器，而我虽未成大器，亦未虚度时光，先生在天之灵可获安慰矣。

来源：《纪念许大龄教授诞辰八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