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下学术与政策语境中频繁并置，前者更具马克思主义国家知识体系建构的政治与战略色彩，后者多出现在高等教育、科研管理与学科分类的行政语境中。“哲学社会科学”在官方叙事话语中的标准化表述，不仅在概念源流和政治语境上彰显了中国特色的自主话语建构，也在学科体系与价值定位上突出了价值理性，在回应中国经验与追求话语自主方面承载了独特使命，更在全球知识格局重构中展现出战略意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是，在世界大变局中重构知识主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立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学术范式，为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服务。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　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　

一、引言

中共中央历来高度重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强调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明确提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3]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部署之后，[4]二十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进一步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6]，这“四个自信”，尤其是理论自信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出更高要求。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国家战略问题。[7]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在按照习近平关于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论述要求，突破全球知识生产中的承认困境，实现从被定义者到定义者、从边缘参与者到规则重构者的历史性跨越，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然而，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涉及认识论的问题，也关涉方法论的取舍，更需要本体论的重塑，亟待在当下哲学社会科学的“丛林”中，明确使命、找准方向，达到“胜利的彼岸”。尤其在全球知识结构高度分工与等级化的今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成为亟须回应的时代命题。

本文在考察“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概念学术传播史的基础上，明确回答为什么是“哲学社会科学”这一关键问题，厘清官方话语与教育领域用语的差别，并据此明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及践行该使命的路径。

二、“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概念的学术史考察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复合提法明显受到苏联学科制度与术语体系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院系调整与学科制度重塑过程中，广泛借鉴苏联经验，逐步确立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并列表述与制度归口机制。“人文社会科学”则更多是从“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语义场译介到中国的概念。它在民国时期“人文科学／人文学科”的基础上，经由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部科研管理与学科建设政策的推进，逐步制度化，并成为常用表述。

（一）“哲学社会科学”的苏联渊源与中国定型

1. 术语的渊源：从“философские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哲学与社会科学）到“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苏联渊源，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苏联术语的双柱式结构。在苏联，哲学与社会科学往往作为可分而又联动的知识共同体被并称，科学院分支机构的命名、期刊的群落式布局，以及高校教研室与学科目录的配置方式，都体现了这种双柱式知识共同体的特征。二是翻译路径与教材渠道。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校大量采用苏联教材译本，加之各类翻译期刊集中出版，使“哲学社会科学”的并列表述广泛出现在教学文件、课程目录与出版社书目中且迅速固定，译介术语的一致性使得中文表述得到统一。三是与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内在契合。苏联术语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稳定落地，一方面是因为其学科组织制度是可复制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中国化传播同频。哲学作为方法论的根基与理论统摄，社会科学作为对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等现实领域的科学研究的分科，二者并置既是术语学问题，更体现理论、学科、机构的协同。

2. 早期定型：1949年—1966年的“制度-机构-话语”场

“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术语的早期定型，主要是三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院系调整与学科体系移植从制度层面上确认了该术语。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以集中、合并、专业化为取向，参照苏联模式重组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师范类高校的学科结构，社会科学在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完成现代学科布局。在这一时期的各类文件、课程目录与人事编制中，“哲学社会科学”的并置表述逐渐常态化。第二，科学院体系中的哲学社会科学归口管理机制从机构层面确认了该术语。1955年，中国科学院设立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8]这可视作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分支的中国化版本，此后“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才在官方文件以及各类媒体中广泛出现。1956年6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编制完成的《1956—1967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是新中国首部专门针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系统性规划文件。第三，学术期刊与出版谱系的巩固从话语层面确认了该术语。例如，《哲学研究》和《哲学动态》（原名《国内哲学动态》）等核心期刊相继创办，构成“哲学社会科学”共同语域内的期刊群落。此外，出版机构在图书分类与丛书命名中也不断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的并列定位，比如，商务印书馆在1963年制定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规划》。

3. 曲折与重建：1966年—1978年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传播波折

“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演进经历了曲折的停滞与重建历程。“文革”期间，《哲学研究》于1966年6月停刊，[9]但“哲学社会科学”作为门类划分与制度记忆并未消失，主要通过“基础理论-政治理论”与部分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延续保留了术语传统。1977年之后，制度重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话语化。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来，不仅标志着哲学社会科学在国家科研体系中具有独立地位，其组织运行能力得以全面恢复，而且表明“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科研体制中的大部类属性在制度层面上获得确认，哲学与各社会科学门类共同构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主干学科体系。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科研体制改革的深化与高校扩招，社会科学内部专业分化加速，政治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相继完善门类。

4. 国家话语强化：2004年以来中央文件与高层的官方表述

2004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这是“哲学社会科学”概念进入高层政策文本的关键节点之一。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将哲学社会科学置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框架中，成为近年学术界与政界频繁引用的权威语源。会后，相关部委陆续出台配套措施，如优化社会科学基金指南，统筹重大项目布局，加强智库建设与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均以“哲学社会科学”为顶层统领性话语。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前身与行政化传播

1. 民国以来“人文”范畴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语义承接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人文观念的在地化传统。中文的“人文”一词源自《周易·贲卦·彖传》中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汪晖指出：“人文学科这一概念是晚近历史的产物，只是在20世纪，‘humanities’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对译关系才逐渐形成。”[10]随着现代大学分科制度的建立，“人文”常与“人文科学／人文学科”对应，侧重历史、语言、文学、艺术等以解释、阐释与价值理解为核心的方法论传统。二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范畴并置与语义交叠。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大学中文科范畴既覆盖人文学科，也吸纳部分社会科学门类。储著武指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都出现过，比如，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在强调自然科学之外的科学发展时就将其分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部分。[11]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式分科强化了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合并叙述，但“人文科学／人文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并未消失，在文学、历史、语言、艺术等领域延续并发展。彼时，人文科学偏重研究人的思想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社会科学侧重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

2. 改革开放后从“人文科学／人文学科”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管理化定型

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并称为“人文社会科学”并加以广泛应用，主要得益于教育管理体制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得益于教育部科研管理话语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部将“人文社会科学”作为高校相关学科和科研管理的通用大类，逐步构建起涵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及各类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的政策体系。这些举措使人文社会科学成为高校与教育系统主要的学科分类标准与资源配置口径，其名称推广主要通过项目申报、基地建设、成果评奖、学科评估、科研统计等行政化传播链条进行。二是得益于官方文件与统计分类中的制度化普及。进入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频繁出现在教育部及其司局发布的项目指南、管理办法、成果公告与通报中。各高校纷纷设立人文社会科学处／研究院，搭建校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启用人文社会科学统计报表，进一步将这一称谓固定下来，成为高校在科研管理、机构设置、经费报销、数据统计上报工作中的常用语。三是得益于评价与资助体系的放大效应。“人文社会科学”这一称谓通过项目资助、评奖认定、排名评价、科研绩效等制度安排在高校内部形成制度化认同。研究者在个人简历、项目申报书、个人学术主页与成果归类中普遍主动采用“人文社会科学”这一表述，推动该术语在学术共同体中被普遍接受、频繁使用并持续推广。

（三）两条话语链的方法论关联以及制度分化

1. 两个概念的比较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既紧密相关，又有所区别。二者都指向自然科学领域之外关于人、社会、历史、文化与制度的知识生产活动，但“人文社会科学”首先是学科分类意义上的并列组合，强调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宽口径整合，“哲学社会科学”则强调哲学的方法论统摄、知识体系的整体性，以及研究的价值导向。因此，二者是现代中国知识体系中两种相互关联但侧重不同的命名方式，其具体的联系与区别总结在表1中。

2. 并置与互释的现实逻辑

在不少政策与学术文本中，特别是在泛指非自然科学领域的非严格、宏观语境中，“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互为指称。然而，在比较严格的特定语境中，就必须看到它们背后的不同逻辑并加以严格区分。“人文社会科学”更接近现代大学知识分类的并列结构，突出学科门类的兼容与组织管理的便利；“哲学社会科学”则更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知识生产的总体性、方向性、实践性和价值性，能够有效承担国家话语传播、理论体系建构，以及战略意图表达等功能。因此，在政策文本、意识形态、国家话语中，优先使用“哲学社会科学”，比如“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高校科研管理、学科建设、项目评审等语境中，优先使用“人文社会科学”，比如“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等。

3. 不同系统何以形成不同用语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地方社科院与教育部系统之所以形成不同术语偏好，虽然有研究对象差异的原因，但根源在于它们的制度功能定位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地方社科院承担着国家思想库、理论生产和战略研究职能，强调理论研究、政策研究、智库研究功能的一体化，更需要围绕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经验进行整体性学理概括，因此倾向于使用更能凸显方法论统摄和价值导向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部系统主要承担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项目管理与科研评价职责，强调学科、人才、平台的制度建设，更需要一个将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统一纳入的宽口径分类概念，“人文社会科学”因此成为更具操作性的制度用语。

4. 学术共同体中的场域转换

研究者在国家话语、智库报告、政策研究，以及项目申报、高校评估等不同场域之间往往会主动切换术语，以适配不同的制度语境与文本风格，这是知识分类逻辑与国家知识建构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人文社会科学”要求对不同学科门类进行宽口径整合，“哲学社会科学”则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强化知识生产的总体性和方向性。在这两种逻辑的相互交织下，这两个术语分别在不同的制度场域中形成稳定且差异化使用的格局。

三、为什么是“哲学社会科学”？

当下，官方叙事等语境通常使用“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部及各高校的教育科研实践中却普遍使用“人文社会科学”。因而，在正式提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之前，必须厘清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哲学社会科学”？

（一）从概念史和政治语境来看，“哲学社会科学”彰显中国的价值自觉与知识自主

从概念史来看，“人文社会科学”概念源自20世纪以来的西方学术体系，经由日本学界翻译再传入中国，其英文原型是“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强调的是自然科学之外的另一类知识生产体系，即人类社会与文化研究的总体。这里的“人文”重在对人类精神文化、价值传统、语言文学、历史艺术等方面的研究，“社会科学”则着重于对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经验性、实证性分析，二者并列更多体现的是西方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知识分类学逻辑。

从政治语境来看，“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提出与定型，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与意识形态内涵。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指导地位的确立，学界在翻译和阐释“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s”以及“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时，逐渐形成以哲学统摄社会科学的表述。这一命名不仅是一种学术层面的分类选择，更是政治文化传统的产物。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赋予了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地位，它不仅指导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向，更规定了学科的价值立场。

“人文社会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名称之别的背后，还暗含学术立场与知识定位的差异。前者作为舶来概念，主要沿袭西方现代学科的划分方式，其形成背景是西方知识体系的“西学东渐”；后者则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政治传统和制度环境中逐步形成并确立起来的，体现了中国在学术体系建构中的主体意识。正如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12]这表明，在中国语境中，“哲学社会科学”已成为与民族精神塑造、社会发展进程和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相连的意识形态范畴。由此来看，“人文社会科学”更多体现为一种相对较为中性的知识分类方式，“哲学社会科学”则更鲜明地彰显了中国学术的主体立场与价值取向，表明中国学术正由被动接受走向自主建构，由概念借用走向理论自立。

（二）从哲学前提和方法论来看，“哲学社会科学”涵盖“人文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够涵盖“人文社会科学”，首先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并没有将人文与社会科学绝对分开。“哲学社会科学”语境中的社会科学，不仅指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经验社会科学和以统计调查、模型分析为主流方法的学科群，还涵盖广义上关于人类社会存在、历史演进、制度结构、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的系统知识。鉴于此，通常归入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类学科，因其同样是对人的社会存在及历史文化形态的认知活动，而被纳入“哲学社会科学”范畴。

“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够涵盖“人文社会科学”，还有着哲学前提和方法论层面的深层根源。“人文社会科学”源于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其秉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深植于西方哲学传统。“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所标榜的实证主义，其实质不过是一种未经检讨的主观主义。其所标榜的客观性，实际上恰恰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设定，而非真正的客体性思维。”[13]实证主义在本质上是未经批判和反思的主观主义，其标榜的客观性实际上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先验设定，因而往往陷入“理论是对的，现实是错的”的理论困境。[14]“哲学社会科学”这一表述是在马克思哲学革命之后出现的。它秉持趋近客观的对象化认知方式，力求实现对外部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将这一取向与中国哲学传统中强调“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相结合，能够有效避免脱离现实反思，仅以理论苛责现实的倾向。

“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明统知类”的重要启示。一方面，当代中国需要一个能够解释中国道路、回应中国问题、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一体系既需要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对现实结构和制度运行进行分析，也需要文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等学科对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和文明形态进行阐释，还需要对社会实践、人类价值等问题进行哲学反思，而“哲学社会科学”比“人文社会科学”更能契合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总体性要求。另一方面，随着世界格局和社会的不断变迁，知识生产会源源不断地增加知识存量，我们必须将新的知识统合于有机体系当中，并对相关知识进行分类，使得源于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相融合。

（三）从学科体系与价值定位来看，“哲学社会科学”更加凸显价值理性和批判精神

从学科体系和价值定位来看，“人文社会科学”侧重于工具理性和实证主义，而“哲学社会科学”注重价值理性和批判精神。近代以来，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思潮影响下，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逐步形成一套以观察、测量、验证和分析为中心的学科范式。比如，经济学愈发重视模型建构与计量检验，并将这一套方法论推广至其他学科；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研究强调态度、偏好和行为的可测量性，甚至产生计算政治学这一学科分支；社会学常借助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揭示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并根据统计上的关联性推导机制上的因果性。这些方法虽然提升了学术研究的规范化水平，增强了经验分析的解释力，却导致学科发展更多地局限在事实描述、因果识别和功能分析上，使得学术研究呈现偏重技术分析和功能优化，对为何如此、是否合理、应然何在等问题关注不够。

在中国语境中，“哲学社会科学”蕴含着更为明确的价值取向与问题意识。其中，哲学为整个学科体系提供根本立场、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支撑，主张在对现实经验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开展价值评判，为实践提供指引。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哲学社会科学”始终保持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和现实指向，将学术研究同社会发展、人民需要和制度完善联系起来，使知识生产不仅解释世界，而且指导实践、服务社会。以经济学研究为例，中国学界不仅重视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等问题，而且关注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等重大命题。在社会学研究中，学者们并不满足于对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和社会结构进行静态描述，而是希望通过制度调整与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公正、加强社会整合。

因此，“哲学社会科学”比“人文社会科学”更凸显价值理性、批判意识和现实关怀，始终把学术研究置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整体视域中加以把握，既回答“是什么”，也追问“为什么如此”，既讨论现实运行的机制，也关心制度安排是否合理、社会发展是否合乎人民利益。

（四）从中国经验与话语自主来看，“哲学社会科学”肩负知识自主的独特使命

在中国学术发展的现实语境中之所以强调“哲学社会科学”而非“人文社会科学”，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对知识自主和话语自主的追求。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西方理论范式与概念框架，存在理论输入多而输出少的问题。无论是经济学、政治学还是社会学研究，往往以西方经典理论或当代理论为起点，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学理化表达不足。这不仅造成中国的学术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依附性和边缘化问题，也导致中国经验较难在国际学术场域得到有效阐释，削弱了中国学术的话语表达力与国际影响力。

“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在这种背景下凸显中国学术建构的自主性。其核心使命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实践经验为研究出发点，并将其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理表达。例如，中国在减贫治理、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便是立足这些独特的实践经验，提炼出既符合国情又具有国际传播与借鉴价值的学术概念和理论框架。这种理论建构需要突破对西方范式的简单模仿，并基于中国的实践经验实现创造性发展。

此外，“哲学社会科学”还承载着“由中国走向世界”的使命，通过总结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与中国制度的经验，推动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国学术应当在中西贯通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转化传统资源，回应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这不仅是学术建构的任务，更是夯实文化自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文社会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更具备承担这一使命的理论自觉和制度支持。

因此，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是为了打破单向度的学术依赖，确立中国学术在全球知识格局中的主体性。这种追求学术自觉与话语自主的努力，使“哲学社会科学”成为中国区别于西方的重要学术符号。

（五）从全球知识格局与未来方向来看，“哲学社会科学”积极回应时代挑战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深刻而复杂的结构性变革，知识生产的外部环境已发生显著变化。国际竞争早已越出经济和军事领域，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制度解释能力、价值阐释能力与话语塑造能力的竞争，谁能够更有效地解读现实、总结经验、提出方案，谁就能在全球知识格局中拥有更大主动权。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推进，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实践中出现了大量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问题无法简单套用既有理论予以阐释，需要学术界形成更具主体意识和现实关怀的理论表达。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哲学社会科学”的意义便凸显出来。

“哲学社会科学”回应时代挑战，首先体现在助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升中国学术的解释能力与表达能力上。“哲学社会科学”强调立足中国历史传统、制度结构和社会实践，在中国问题中形成中国概念，在中国经验中提炼中国理论，要求研究者从现实生活和治理实践出发，将具有普遍讨论价值的问题提升为学理命题，并通过持续研究将其转化为能够进入学术共同体、引领公共讨论的理论成果。学术主体性最终要落实到概念自我生成、理论回应现实、成果参与文明互鉴上，而“哲学社会科学”恰恰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坚实的学术路径。

“哲学社会科学”回应时代挑战，还体现在它更适合把握复杂现实的整体联系，为现代化实践提供有力的价值引领上。当今中国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并非单一维度的问题，比如数字治理牵涉技术进步、平台秩序、公共权力与公民权益，生态文明建设牵涉增长方式、资源约束、代际责任与发展伦理等问题。“哲学社会科学”能够将经验研究、历史分析、制度考察和价值判断贯通起来，深入探讨发展方向、制度边界和公共目标，这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尤为重要。同时，“哲学社会科学”因其具有的人民立场、公共关怀和批判意识，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追问根本问题，推动学术研究扎根生活，使理论成果真正转化为理解现实、改造现实的重要思想资源。

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及其实践路径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汇之际，哲学社会科学肩负着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其根本任务在于构建起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方案提供思想基础、理论支持与文化正当性。因此，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以理论自信回应全球知识格局中的不平等现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思想引领、学理支撑与精神动力，并推动文明对话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概言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就是，在世界大变局中重构知识主权。具体而言，就是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立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学术范式，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思想引领和学理支撑。

（一）构建自主学科体系，从依附式发展到自主性成长

1. 批判“以西释中”的理论依赖

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深受西方理论范式影响。以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为代表的核心学科，大多是在理论引进与范式模仿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理论输入-经验输出”的结构性模式。这种发展路径虽在早期有其必要性，但如果陷入依附型思维，极易出现理论根基薄弱、话语主体性缺失的问题。以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多元决定论为例，该理论强调社会结构中各种实践之间不可还原的多元决定的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线性决定论的局限[15]，但若机械地套用到中国现实中，则可能遮蔽其社会历史的特殊性。例如，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礼法融合”现象，[16]其秩序生成逻辑难以完全纳入西方法理模型之中。因此，理论的本土化不是简单地移植或翻译，需要自主知识的再生产与再创造。

2. 推进在地理论建构的实践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曾在重大历史节点实现自主理论的突破。延安整风运动堪称学术话语去殖民化的先声，其核心是反对教条主义，倡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概念，描述了中国社会以亲疏远近为轴心形成的人际关系结构，[17]这不仅打破了西方“原子式个体”理论的普遍性假设，也为中国社会学自主范式提供了扎根经验的理论资源。这种扎根社会现实的学术取向，是迈向学科自主与知识自主的现实路径，对于提出标识性概念、创建原创性理论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3. 明确学科体系重建的战略方向

要真正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必须在学科设置、课程体系、研究范式与评价机制上进行全面改革。以破“五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为起点，推动学术评价标准从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崇拜转向问题导向，从数量挂帅转向质量优先。此外，还需建立中国特色的学科分类标准，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应强化中国问题导向，搭建以国别研究、区域比较、发展治理为核心的交叉学科平台。

（二）创新学术话语体系，从翻译式研究到在地化生产

1. 让话语重归知识的生产逻辑

话语体系关涉知识生产的基本范式与世界观。在话语权主导的时代，谁拥有解释权，谁就掌握知识支配的先机。当前中国学术仍存在翻译式研究的现象，即在本土实践经验中寻找西方理论的验证材料，形成“理论是西方的，数据是中国的”结构性分裂。这一研究范式不仅导致理论与现实脱节，而且强化了中国对西方中心知识体系的路径依赖。项飙提出的“宽-细”等级观 [18]是对这一状况的回应，该理论借鉴了路易·杜蒙（Louis Dumont）关于“阶序人”的理论，[19]通过结合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现实，实现了整体性与精细化的辩证统一。这一话语实践不仅实现了本土经验的理论提炼，也推动了知识话语从“输入”向“输出”转变。

2. 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建构话语基础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根本立足点在于深刻践行 “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例如，中国古代“知行合一”思想强调认知与实践不可分离，这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导向的方法论高度契合；传统天下观倡导以和为贵、多元共生，为文明对话提供了哲学基础。同时，儒家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也为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提供了文化动能。例如，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开创的实学思潮，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公共伦理诉求。将这些传统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助于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学术话语。

3. 完善话语创新工程的制度化机制

所有的创新都需要制度的保障。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构建自主学术话语体系，实现从翻译式研究到在地化生产的转变，必须加强学术话语体系的制度建设与组织保障，以制度化建设推进话语创新，推动学术成果系统化、体系化整理与传播。同时，鼓励学术界构建“学术共同体-政策共同体-传播共同体”联动机制，使话语创新不仅局限于学术领域，而且能够进入公共领域与政策体系，提升中国学术话语的认可度与影响力。

（三）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从沉浸象牙塔式的自娱性到回应现实问题的公共性

1. 强化理论的政治性，为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价值指引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催生了诸多紧迫而复杂的社会问题：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如何治理“数字鸿沟”？这些问题都不能单纯依靠政策工具解决，而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知识支撑与价值引导。真正有力量、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必须嵌入社会实践之中，回应现实关切，影响公共舆论、政策制定与社会认知。以共同富裕为例，这不仅是经济分配问题，更是涉及伦理、文化与制度设计的综合议题，哲学社会科学应该通过对不平等机制进行结构性分析，为分配正义、机会平等与文化认同提供系统解释与政策路径。

2. 提升学术的公共性，引导社会公共舆论

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对话体系，更是联结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然而，当前中国学术界仍存在较强的“象牙塔”倾向，部分研究脱离社会现实需求。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伦理等议题，欧美学界已迅速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与舆论引导，相对而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公共性建构上仍显薄弱。为此，必须推动学术界形成“问题导向-理论建构-实践反馈”的动态机制，提升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

3. 构建中国特色的政策知识体系，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以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发展理念和制度安排，打破了长期以来对西方现代化的迷思与依赖，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坚持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摆脱西方知识体系对何为现代文明，何为现代社会的定义主导和话语垄断提出紧迫要求。[20]为此，必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知识体系，推动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与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实践相互促进，特别是要建立学术界与政界的互动机制，如通过决策咨询、社会调研、智库联盟等形式，将理论研究成果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实践、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支撑与实现路径。

（四）面向全球推动知识建构，从承认西方话语的中心主义到肩负中国学术的世界责任

1.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以中国经验参与世界知识建构

对中国而言，真正的国际认可在于成为知识建构的主体力量，进行具有全球意义的理论阐释。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为全球气候治理、发展援助、国际合作等领域提供了伦理基础；“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也正在成为对西式选举政治和协商民主的理论替代，这些理论探索若能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有望为世界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新的范式。在当前全球理论格局重塑过程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主动将中国经验提炼为具有理论普适性的思想资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21]这是中国的巨大成功，但如何从学理层面阐释国家的成功就成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22]具体而言，阐释中国如何在不照搬西方模式的前提下快速实现现代化，如何在国家有效引领下构建高效协同的市场调节机制，如何统筹发展与稳定并实现动态平衡，这些问题不仅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范式和理论依据，而且为全球理论谱系注入多样性与新内涵。

2. 重塑世界知识地图，打破话语霸权结构

当今世界知识地图的构建长期被西方话语霸权主导，形成以西方知识体系为核心、非西方国家处于边缘的不平等格局。众多非西方国家的知识成果、文化传统与发展经验被刻意忽视、曲解或边缘化，被排除在全球主流知识生产、传播与评价体系之外，导致全球知识体系呈现单向度、不平等的发展态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主动承担起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推动全球知识平等的责任，通过“知识外交”这一重要路径，积极推进全球学术治理改革。具体而言，可通过加强南南合作学术平台建设，搭建非西方国家之间交流、成果共享的桥梁；推动国际学术评价标准多元化，打破西方单一评价体系的桎梏，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知识生产与价值取向，从而构建平等包容、多元共生的全球知识体系，让不同文明的智慧成果都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绽放光彩。

3. 构建文明共生的知识生态，贡献中国智慧

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伦理危机等全球性挑战，任何单一文明体系都难以独立应对。这就要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着眼于自身的发展，更应以天下观推动文明共生理念的传播与制度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和而不同等思想，蕴含着超越文明冲突的思想潜能。在此基础上，构建“和平发展-共生文明-知识互鉴”的全球哲学社会科学新框架，是中国应承担的时代责任。通过倡导以文明对话为基石的全球伦理规范，中国有望成为全球公共理性的共建者与引领者，从而在知识生产、价值塑造与制度建构层面实现世界性跃升。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目的并非排斥他者，而是真正实现多元平等的全球知识生态。

五、结语

在当前中文学术与政策话语中，“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常常被并列使用。二者在研究对象上高度重合，均围绕人、社会、历史与文化展开探讨，又因译介路径、方法论重心、制度功能与政策目标不同而有不同的概念史轨迹、应用场域范围、哲学基础和方法论。

从概念学术史来看，“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复合提法深受苏联学科制度与术语体系的影响，并在中国经由制度、机构、话语三重路径实现标准化，“人文社会科学”则是在中国人文传统、现代大学分科逻辑以及教育管理体制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知识分类概念。从应用场域来看，“哲学社会科学” 更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与国家知识体系构建的总体性、战略定位，更多见于中央文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地方社科院科研成果，以及智库建设等语境；“人文社会科学”更加注重教育、科研治理的分类管理逻辑和操作便利性，更多出现在高等教育、科研管理与学科分类的行政语境中。从哲学前提和方法论来看，“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一个具有宽口径、并列式特征的学科分类概念，强调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并列整合，在方法论上偏重实证主义；而“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个具有总体性、方向性和方法论统摄性的概念，其中的“哲学”并非狭义的学科标签，而是世界观、历史观、实践观和价值立场的集中体现。换言之，“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历史实践整体为研究对象，不仅能够涵盖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而且能够将文学、历史、语言、艺术等人文学科纳入其中，形成更契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总体性话语表述。

因此，“哲学社会科学”是可涵盖“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更能体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自觉。在不涉及意识形态与国家战略的语境中，二者大体可以作为同义词，均指涉自然科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然而，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等官方叙事话语体系都采用“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标准化表述，其背后有更加深层的意蕴。概而论之，相较于“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这一表述不仅在概念源流和政治语境上彰显了中国特色的自主话语建构，而且在学科体系与价值定位上突出了价值理性与批判精神，在全球知识体系重构的时代背景下具有战略意义。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既是学术体系的自觉选择，也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的必然道路。

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正处于关键的转型节点，肩负着构建国家认同、引领社会变革、在全球文明体系中树立学术主体地位的时代责任。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是在世界大变局中重构知识主权，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服务。未来，应当重塑学术评价体系，建立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学术范式，践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提供思想引领和学理支撑。

参考文献、注释

[1]《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6-05/17/content_5074162.htm。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3]《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25/content_5687105.htm。

[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202510/content_7046052.htm；《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33.htm。

[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7/content_7073949.htm。

[7]周志波、刘晔、严由亮：《构建中国税收自主知识体系研究》，载《国际税收》2025年第11期。

[8]薛倩：《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始末》，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3—68页。

[9]1978年1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哲学研究》复刊，为月刊（其中1990年为双月刊）。同年，《哲学研究》改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领导。《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网站，http://philosophy.cass.cn/xsqk/zxyj/。

[10]汪晖：《人文学科从哪里来，向何处去？》，载《开放时代》2025年第3期，第85—86页。

[11]储著武：《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1949—196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2—7页。

[12]《（授权发布）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13]张志强：《经史传统与哲学社会科学》，载《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第62—63页。

[14]同上，第66页。

[15]［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序言、第三章。

[16]李勤通：《法律儒家化、卡迪司法与礼法融合的嵌入式规范结构》，载《社会》2021年第2期。

[17]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8—32页。

[18]项飙：《为承认而挣扎：社会科学研究发表的现状和未来》，载《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15—116页。

[19]［法］路易·杜蒙：《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王志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4—136页。

[20]杨典：《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经济日报》2025年5月6日，第10版。

[2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

[22]周志波、刘晔：《国家为什么成功？——基于财政社会学的分析》，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第36页。

周志波：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民族与宗教事务治理研究院

黄庆华：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