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与机器正在建立一种新型亲密关系，其概念研究逐渐从“同构”走向“异质”，呈现“去人类中心化”的趋势。本研究对传播学语境中人机亲密关系相关概念进行梳理，总结出五种路径。然而，过往关于“人机亲密关系”的定义皆出于个体的视角，遮蔽了其在人机亲密实践中承载的结构性压力。本研究引入伊娃·易洛思提出的“消极关系”视角，提出人机亲密关系可以被视为一种“消极亲密”关系。人机之间的“消极亲密”一方面体现为个体在面对技术、文化、市场等外部干扰时，所拥有的“消极自由”更趋近于一种防御性自主；另一方面体现为关系的“消极结构”，包括脚本、阶段、属性、互动、参照、规范的不确定（模糊）或者“缺席”所引发的个体情感困境。
【关键词】人机传播；人机亲密关系；消极亲密；消极关系；消极自由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6年第2期“人机传播”专栏
刘茜，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单涵贞，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人工智能与未来媒体实验室研究助理。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拥有一个甚至多个“AI恋人”正在从边缘化的个人兴趣转变为一种被更多人实践并讨论的新型关系。陪伴类AI软件下载量不断攀高，“人机恋”相关话题持续涌现，屡次形成较大范围的舆论争议。这一新型关系正在被更多的人尝试体验，并在大众语境中获得一定的理解和接受，引发学界对人机亲密关系性质、机制、结构的思考和讨论。
对人机关系的研究大多可归入人机传播（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HMC）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演进推动人机“机械互动”逐步向“情感交往”转变。人机情感、人机（亲密）关系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热门的学术研究话题。传播学领域学者多从传播结构演变、主体交往机制、技术情感逻辑、媒介生态互动等维度出发，探讨人机亲密关系在传播模式、关系价值、情感潜力与社会功能等方面的应然性。然而，也有部分研究者不满足于对关系的正向回应与展望，而是反思其中的裂隙、模糊性和张力，并进一步审视它的本质、局限与潜在后果。
一些用户宣称自己正在与聊天机器人建立亲密关系，并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展示他们的情感经验，这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并不奇怪。现代文化高度推崇主体偏好与自我满足，鼓励个体追求情感自由。机器看似安全、可控，可以满足部分主体对不安全、不自由及承诺恐惧等人际亲密关系困境的回避需求。然而，这种选择是否真的出于个体的自由选择，是否真的减轻了人类在情感层面的痛苦，是否真的获得了更多而不是失去了更多，仍值得进一步反思。
面对上述困惑，若简单归因为个体的偏好选择，反而可能会遮蔽其在人机亲密实践中承载的结构性压力。本研究首先对传播学语境中人机亲密关系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并尝试借助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提出的“消极关系”，将人机亲密关系作为一种“消极关系”加以辨析，借此为理解当代人机亲密关系提供可供补充、商榷的理论视角。
二、传播学语境下的人机亲密关系概念梳理
过往学者对人机亲密关系概念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五种路径：其一，将人机关系视作人类对非人对象的渴望，并强调基于幻想的情感投射。这类研究多被归入心理学范畴，着重分析非理性的动机、欲望与需要。其二，虚拟空间的拓展，使机器成为交流的中介/对象。人机关系的“虚拟性”得到凸显，同时引发对关系真实性、合法性的质疑。其三，受传播学传统（机械论、控制论）或哲学传统（主客二分）的影响，落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强调机器对人的模仿与人对机器的驯服。其四，从现象学和技术哲学的“间性”视野出发，突破“决定论”“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转向人类和机器的相互构建，认为人机双方互相驯化、互相型构，共生同构，并从更宏观的场域和结构中，探讨人类、技术、制度、文化之间的互动。其五，立足后现代、后人类的视角，主张将机器视为新的物种或生命，强调人机关系的异质性而非同质性，机器的自主性、主体地位不断提高。
（一）病理性投射：非人对象的想象亲密
话本、小说、影视等虚构作品中常见女鬼复活、蛇妖化人、草木生灵、器物认主等桥段，继而发展为“人鬼恋”“人妖恋”“人仙恋”乃至“人物恋”。这些关系的另一方或是虚拟、想象的产物，或是无法交流的存在，表现了人们对于“跨生命”“跨物种”交往的渴望。十九世纪末奥地利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此后数十年人们对性心理病理学的兴趣高涨。关于非人对象的亲密想象至此有了统一的概念——“皮格马利翁情结”（Pygmalionismus），一种被社会主流排斥的，需要得到诊治的性心理错位现象。其间形成的关系也被认为是“病态”甚至“变态”的。程林（2019）认为这种对非人之恋的病态化认定丧失了人本关怀，而社会在走向多元和宽容，不如在宏观的层面上称其为“非常态”情爱。美国社会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指出，我们对机器人伴侣的渴望“既是病症，也是梦想”（特克尔，2014），病症背后是人们施展控制欲和支配心理的需要。书中凯利（受访者）反问道：“如果你能够真心地爱上一只迷路的小猫，那么为什么不能爱上网络呢？”（特克尔，2014）无论猫还是机器，都满足了现代人对丰富情感的安全投放，因而能够与人类建立起一种“拟情关系”，即“个体对某一人或物虚拟的、想象的、人格化的亲密关系”（许孝媛，2019）。
（二）中介化互动：技术牵引的虚拟亲密
互联网和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使得电子媒介成为人与人以及人与机器之间互动的中介，互动因此呈现出“虚拟性”的特质。虚拟有虚构和拟实之义（魏晨，2001）。作为抽象概念，虚拟与真实对立，往往引发人们对真实性的怀疑。“虚拟恋人”指向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浪漫关系。郑广怀、张心怡（2023）视之为“一场有时效性的经济交易活动”，指出依靠“制造幻想”“引导打赏”和“因材而异”三种策略所缔结的“拟真亲密关系”，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非排他性和交易性。个体尽管得到丰富的虚拟情感连接，却同时面临着真实情感体验的匮乏，坠入“爱欲实现的幻象”（胡彦彦，2023）。“情感资本主义”所“制造”的虚拟亲密，不可避免地带来虚幻性、欺骗性与脆弱性的困境（洪杰文、黄煜，2024）。林雅彬 （2021）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指出虚拟的人机联结也会具有“真实性”“安全性”与“稳定性”。曾一果、王可心（2024）打破了“真实/虚假”的二元论思想，选择从“情感真实主义”的立场出发，阐明真实的核心是“说服自我和内在确信” （刘亚秋，2021）的“主观性真实”，将人机亲密关系界定为以信任为核心的“类人化”社会关系。
（三）替补型交往：模拟人际的次级亲密
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将人际关系划分为基于情感、传统、亲属的初级关系和基于理性、契约、功利的次级关系。后来“次级关系”概念被引申到人机交互领域（宋美杰、刘云，2023），用以指代以人际关系为模板建立起的人机关系。类人化始终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目的，在这一过程中机器天然成为情感对象的“替代品”和“补偿物”，体现了对准社会交往“缺陷范式”（作为不可获得的面对面交往的功能性替代）的依从。准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由唐纳德·霍顿（Donald Horton）和理查德·沃尔（Richard Wohl）在1956年首次提出，起先是为了说明大众传媒时代受众对电视人物或角色的情感依恋。前缀“para-”在这里表示“类似于但并不真正是”，由准社会交往形成的“准社会关系”也只是类似而不能真正比拟面对面建立的人际关系，因而又被译作“类社会关系”或“拟社会关系”。偶像工业和粉丝文化的盛行使得更多人与虚拟偶像建立准社会关系，本质上是粉丝对偶像的“符号占有”（李秋霖、卜彦芳，2023）和单向情感传递。邱立楠、顾倩莲（2023）将人与ChatGPT的准社会交往解释为“主我”和“客我”的对话，“主我”通过情感投射获得暂时性、补偿性的满足，ChatGPT尽管扮演了补偿性的角色，却无法替代人的“温度”。牟怡、吴宇恒（2024）从技术可供性的视角出发，指出智能时代的人机交互拥有更高的模态互动性、信息互动性和信源互动性，已超越了单向度、低互动的准社交关系，进入全新的“超社交关系”。也有学者依照准社会关系的概念提出了“准亲密关系”（曾一果、曹境，2023），用来指代智能时代人与机器建立起的更深入的亲密关系。这些研究难免落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倾向于将人机亲密关系视为对传统人际亲密关系的低成本模仿。关于“主人和奴隶”“支配和驯服”的人际关系话语往往直接迁移其中，发酵出权力和控制的争议。
（四）主体同在：双向建构的人机亲密
社会科学语境下对技术的讨论多围绕“社会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进行。前者主张，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权力关系的需要，其中就包括人际关系中的控制需要（Schutz，1958）。后者则隐隐指向技术的极权主义，将技术视为决定社会变迁的独立力量（伊德，2017）。一些研究者试图突破“决定论”式的二元对立，以“间性”视野重新审视人和机器的“异质同构”性。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指出，人与技术的关系是“双向”的相互塑造过程（伊德，2017）。人类对机器进行驯化的同时，也在被机器“反向驯化”（李彪、杜显涵，2016），二者形成“互驯”关系。刘泱育（2022）对媒介化理论核心概念“figuration”的原义和转义进行阐释，并建构新的译名“互型”，以强调人与技术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捕捉“不均衡的权力关系纠缠在一起的张力”。何双百 （2023）借此指出，人与社交机器人是一种“互型”的具身关系，应该放在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交织互动的“关系场域”，而不仅仅是由谁决定的二元对立。相关研究经历了从“主客间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向（阴雅婷，2024），指向“相互构成、相互生发”的一体化关系（杨东伟，2023）。
（五）异质共生：跨越物种的赛博亲密
当下，更多研究者试图突破传统的计算机社会行动者范式，转向对人机差异性而非相似性的探讨。孙玮（2023）指出，基于人工智能“非人性”的“异类”交往与共生才是人机关系的核心所在；宋美杰、刘云（2023）则将基于对话“非人性”建立的人机关系称为“赛博关系”。技术现象学因强调对“他者”差异性的感知，逐渐成为人机关系研究中频繁援引的理论视角。从“他异”到“它异”，机器异质性得到凸显；从“准他者”到“绝对他者”，机器主体性得以承认。在跳出“人类中心主义”和“拟人化”的局限后，越来越多学者尝试构建多物种、多生命之间的交往规则。何双百（2022）从伊德的“它异关系”和意向性出发，将人机亲密关系定义为由“高技术程序和低技术想象”共同点燃的“新型同伴关系”。杜骏飞在交往效用的维度上将生命主体类型划分为生物生命、数字生命和机器生命（杜骏飞，2023a），提出人类能够和“机器新娘/新郎”（杜骏飞，2025）建立“跨生命”交往（杜骏飞，2023b）关系。宋美杰（2024）则基于哈拉维的“同伴物种”理论，从“非拟人化”和“非客体化”的“物种”视角审视人机关系，指出人类正在与人工智能建立以“异类”为前提的“跨物种”交往。技术的迭进促使机器自主性得到增强，那些传统社会里隐匿的对“跨物种”和“跨生命”交往的渴望，似乎在不远的将来将得以实现。
然而，以上关于“人机亲密关系”的定义皆出于个体的视角，其本质是从人与机器的关系出发来描述和定义机器在这段“亲密关系”中的定位和角色，而忽略了个体在人机亲密实践中承载的结构性压力。
三、批判视角下的人机“消极亲密”关系
（一）概念辨析：“消极”与“消极关系”
“消极”有“否定”的意思，表示“否定的”“拒绝的”，与“是”相对；构成“否定句/否定形式”，与“肯定/陈述句”相对；消极常用来形容态度，表示“负面的”“消沉的”“无望的”，这时“消极”在“积极”的对立面；大众话语中，“消极”等同于“不好的”和“有害的”，是“阻碍发展的”。“消极”一词同时涵盖了逻辑、情绪、价值、态度等意义指向，运用它的过程往往要先遭受多义、歧义引致的含混与争议。易洛思对“消极”的使用更多出于哲学范畴的“否定”，即“自我完全逃避欲望和承认的机制……并不想去发现、知晓、僭占、征服他者的主体性”。
“消极关系”并不等同于“不好的”“有害的”关系，“积极关系”也不等同于“好的”“有益的”关系。它们不含道德上的指涉和比较，而是指向“社会纽带形成的方式”。积极关系（或者积极纽带）遵循明确的文化脚本，关系中的角色、流程、规范、仪式等都有着清晰的定义；消极关系（或者消极纽带）则有着相对弱化的脚本、模糊混乱的规范、飘忽不定的行为和不可预测的结果。处在消极关系中的个体被“不确定性”（或“模糊性”）包裹着，难以说明关系的性质和定义，难以解释行为的动力和意义，只是通过重复性地进入与退出关系达到自主性的目的（易洛思，2023）。
为了更清晰地阐释这一概念，有必要先对易洛思依托的理论前提“消极自由”加以说明。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多被用在政治和社会哲学领域，指“不存在障碍、壁垒和限制”（Ian Carter，2022）。相较于积极自由，它更关注个体受到外部干扰的程度。在现代社会，亲密关系被认为是个体实现自由的终极表达（吉登斯，2001）。“利益、功利、即时满足、以自我为中心的行动、积累、变化万端和庞杂多样的经验”（易洛思，2023）作为关系的材料，交织产生了以“一夜情、速交、约炮、不经心性爱、网络约会”（易洛思，2023）等为典型代表的消极纽带或者消极关系。易洛思以“性爱”为核心探讨了这些关系的自由搭建和分离，回答了“传统意义上的爱情为什么无法延续”这一社会问题。问题始终不曾消失，只是在越来越多个体选择和机器建立亲密关系的当下，获得了新的关系语境。
国内早就引入介绍了易洛思关于消极社会学的理念。余双双（2019）正式对Eva Illouz（当时译作“伊娃·依鲁兹”）的“情感资本主义”理论进行分析，而情感资本主义正是促使消极关系形成的最主要的外部干扰之一。骆安安 （2020）借助易洛思的“情感商品”概念对伴侣机器人进行定位，指出机器人作为“完美伴侣”，正在挑战婚姻伦理。田林楠（2021）将重心放在“情感社会性”上，强调情感作为文化和社会实体，正在与经济话语和实践相互作用，产生“情感商品化”和“经济情感化”两条逻辑；张光磊（2023）则在阐释人机亲密关系的分析中沿用这一逻辑和视角。刘汶蓉、郑思琪（2023）指出，消费资本主义不过是在营造关于自由和选择的幻想，其中的“消极性”体现为个体耽于高度的自我探索和反思。刘海龙（2023）特别提到“消极亲密关系”的“性化”特征，提议在更宏观的语境和视野中理解媒介对亲密关系的影响。之后，赵静蓉（2024）基于易洛思的“冷亲密”理论，探讨了互联网时代人们对陌生人（而非身边人）的亲密偏向，将其视为消极亲密关系的另一种可能和形式。消极关系的扩增也引发了学者对“情感疗愈”的关注。郭丽双、刘洋（2024）将其解释为“资本对情感的渗透和掌控”，认为人们基于回忆痛苦进行的“展示自我—识别病理—改造自我”的疗愈性过程只是在创造新的痛苦（需求）。袁光锋（2025）则聚焦于人机亲密关系的疗愈功能，指出机器尽管可以在短期内满足人们对自由和安全的需要，达到“抚慰人心”的效果，却难以长久，反而导致人的情感能力和自主性弱化。
尽管已有不少研究借助易洛思的理论框架，分析人际关系中的“消极性”，但这些讨论多聚焦于情感的商品化逻辑或单一层面特征，相对淡化了“消极关系”作为一种经验性关系的结构与动机，以及个体在亲密关系中所承载的技术、文化、市场干扰。因而，本研究从“消极自由”“消极结构”两个维度六个方面出发，说明人际亲密关系是一种消极关系，并试图回应：为什么传统人际亲密关系难以维系？为什么个体选择转向与机器的亲密关系？它是否真的减轻了个体在情感层面的痛苦，又是否真的出于个体的自由选择？
（二）被动的“消极自由”：人机消极亲密的外部困境
自由有积极和消极的划分。积极自由是“去做……”的自由，表现为控制、自我主宰、自我决定或自我实现的存在，个体被理性、有意识的目的推动；消极自由是“免于……”的自由，表现为障碍、壁垒、约束或他人干预的缺失，个体不希望被外在的、影响自身的原因强迫或者限制（伯林，2011）。在现代社会，由性、技术、消费文化构成的语境中，自由被解释为个体在亲密关系中实现自主选择的实践。积极自由表现为个体因欲求某物而主动建构关系的能力；消极自由则表现为个体从关系中撤退、抽离而不受干预的权利。“消极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指个体在面对外在干扰时，以逃避、拒绝的方式排除干预，并保留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易洛思，2023），即建立一个不受挫折的人机情感领域。
从这个角度来讲，个体之所以与AI建立亲密关系，也许不完全出于对机器情感的迷恋或者狂热，而是一种外在干扰下的消极自由实践。当现实中的人际关系被高度性化、商品化、功利化，当短暂、速食的关系成为选择，当承诺、责任、规范成了限制，促成亲密关系的社会结构走向僵化，AI所提供的非人性、非规范性互动，反而成为个体得以喘息的一种可退入的亲密形式。
1.技术驱动的失去体验
德国社会学家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将“失去的扩大”以及“对失去的处理”视为晚期现代社会冲突的重要来源之一，引发自社会世界中某些状态或现象异常性的消失。这种失去的动力（恐惧、愤怒与憧憬）驱动人们发展出一套针对失去的行动逻辑，如预防失去、处理失去乃至否认失去，又进一步增加了关系结构的不确定性（莱克维茨 & 罗萨，2024）。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则将失去解释为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带来的异化所导致的自我抽离性质的刻意减速（罗萨，2018）。人机亲密关系的兴盛，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源于失去的驱动与人抽离的本能。
在技术加速的条件下，最先失去的是个体对时间结构的感知。信息的瞬时传达同时引发人们对交流对象即时在场的渴望和自身即时在场的焦虑，催生一系列无需太久等待的速食关系。随之失去的是对空间距离的感知，虚拟偶像、网络约会在这一意义上得以兴盛。虚拟亲密关系既是对远距离他者的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性投射与欲望满足，也是对现实中面对面交往的真实性的回避。更具体地说，是对“沟通”“承认”“契约”“责任”“专一”等构成的传统人际关系的强制性支出的回避（或者说不愿接受）。技术强调效率、成本、效用，因而不反对它们的失去。部分学者将“消极”关系定义为“non-formation”（意为“纽带的不形成”），指向的就是这部分因素的缺失。此外，传播技术所驱动的个性化推送与算法机制持续放大人们对亲密关系（乃至婚姻关系）负面状态的感知。人们对婚姻未来的期望阙如，因即将进入亲密关系中丧失自主性、确定性而忧心忡忡，选择通过抽离的手法来处理已经产生的、预防即将产生的失去。
技术对失去的催化，联合个体对失去的规避，共同构成了人机亲密关系“消极性”的动因：逃避关系而非建立关系，获得保护而非实践自主。然而，“不稳定”（宋思茹等，2025）的技术仍然持续推动着失去的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实践者们只是退入了另一种更“温和”的消极关系。
2.文化塑造的欲望囤积
市面上大部分的聊天陪伴类AI都曾向消费者宣布，它们的产品可以提供独一无二的情感陪伴体验。国内热门的如“星野”，宣称有“数百万款智能体”可供选择；“筑梦岛”将“灵动”“饱满”的智能体人设作为宣传重点，创造“修罗场‘旁观打架’”、“一线吃瓜磕CP”、“相亲相爱一家人”等多样有趣的互动体验；“悬河”则将重心放在消费者的心理攻克上，采用引诱性的动宾短语“遇见你的专属陪伴”“一键生成你的理想crush”“来一场完美恋爱”等将消费者引入对“情感商品”的体验中。国外热门如“Character AI”“Emochi”“Poe”也在宣传中将海量的情感体验作为卖点，强调“量身定制”“选择权在你手中”……大批量生成的拥有“细腻情感、丰富表情、多样性格”的情感商品被投放到市场，增加供给，以迎合人们对情感体验的需求。
这一情境很久以前就已显现，彼时彼地的中介恰如此时此地的主体。消费文化塑造出短暂的、即时的、功利性的、可替换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关系。人们不再依照固定的脚本“拣选、排序、排除，以及特异化一个对象”（易洛斯，2023），而是选择在海量的情感库中进行随机或者定制化的“匹配”。消费话语鼓励人们去尝试、积累、替换（也有可能是退货），并声称这是个体的自由选择。
受益于欲望膨胀的社会和心理机制，消费资本在创造、延长人们的情感欲望和情感体验欲望时格外应手。作为一种无法被完全拥有或掌控的他者化存在，机器本身不断激发着个体的欲望，并伴以生产商夸耀的“我们承诺您能够进行掌控” （罗萨，2022）类似话语，吸引着人们进行体验。智能体的人格化程度不再是最有竞争力的因素，“丝滑开车”“跨窗口记忆”这些能够补充关系体验的机制反而成为吸引新用户与留存老用户的噱头。平台的消费话语逐渐内化为积极选择，“替换”因此变成了“合理”“正当”的关系模式。新的窗口、新的人设、新的剧情、新的功能……占有AI恋人而不对恋人们排序，替换旧的恋人又不承受排除的压力，用户重复着“进入—退出”的互动机制，以进行欲望满足的叠加，同时获得自主行动的快感。
3.自主选择的情感满足？
现代社会中，关于爱、婚姻与自由的观念逐渐从“进入”许可转向“退出”许可。当个体在一段关系中感受到自主性或自我价值受到威胁，或对关系的未来失去信心时，倾向于以拒绝、回避、退出的手段保护、捍卫自己，远离那些确定的纽带或者关系。刘瑀钒、鲁珮（2025）将其概括为个体对控制、无常与自我的三重“否定”，指出现代个体在抵抗既有情感秩序的同时，也尝试去弥合情感裂隙甚至是情感真空，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积极的主体性重塑与自我认同。
人机消极亲密的建立因此被视作个体对愉悦、快感、掌控与权力等积极能力的自主选择。当亲历者因关系规范的模糊而产生羞愧、焦虑、不安等负面情绪时，也往往被外界简单归因为肤浅、愚钝、怯懦、享乐，或是丧失理性。“自主”和“快感”作为显性的欲望表象，常常遮蔽了个体在人机消极亲密实践中承担的隐性痛苦，以及技术、市场、文化等更深层次结构对“自主选择”的积极塑造。它们一方面剥夺了个体对传统关系要素的感知，另一方面强化了个体对消费话语的欲望期待，个体被赋予的“积极”自由实则限定在技术与市场共同预设的人机情感消费路径上。可是，这样的关系真的能够为亲历者带来持续且真实的满足和快感吗？个体在其中获得的仅是“被允许退入”一种更温和的“消极结构”的“消极自由”，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由。然而，即使在这个“不受挫折”的私人情感领域内，个体也难以完全避开外部施加的“失”与“得”，产生“否定性”与“防御性”的冲动。
（三）“不确定”的关系结构：人机消极亲密的核心特征
“不确定性”是消极关系的核心，或者说，消极关系是被不确定性所驱动的。它与“模糊性”有关，指向“规范越轨”拉扯的中间地带—规范模糊，脚本缺乏，却极少会招致社会惩罚。不确定性意味着“互动的基础不能被视作理所当然”，导致关系的一方产生负面情绪——羞愧、不舒服、尴尬、焦虑和不安全感（易洛思，2023），有时也包含了脆弱的希望和可能性（Cooper & Pratten，2015）。行动者在进入人机亲密关系时，难以依照可预测、稳定的社会脚本对关系加以定义、评估、实践，即不确定性本身构成了这类关系的消极结构。而当前的人机亲密关系结构普遍呈现为关系脚本、情感属性、社会参照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
在现代社会，人们先是从以财产继承为核心的婚姻制度中解放，紧接着跳出单一的面对面交往模式。由新技术、消费文化与情感资本共同构筑的情感场域（如“虚拟亲密”“赛博亲密”），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实践情感的优先选择。然而，那些早已内化的、滞后的惯习仍发挥着作用，引致人机情感体验的错位和断裂。
1.关系脚本：阶段的模糊
脚本是同一文化背景下人们心照不宣的规则、仪式、程序。传统人际亲密关系大多践行着以婚姻为目的异性恋求爱脚本，关系的双方很容易去描述、预测或者解释他们的行为，并从互动中获得确定性。在晚期现代社会，很多人不再以婚姻为关系的最终目的，甚至出现了批判将“婚内性关系和以生殖为目的性行为”（李银河，2002）作为社会规范的“酷儿”群体。人机亲密关系的亲历者们不自觉地将人际关系的惯习套用到新型的人机亲密关系中，却遭遇了这些惯习的失效。
传统的人际关系脚本大多符合线性的关系模型。Levinger（1980）将其划分为吸引、关系建立、持续、下降和结束五个阶段；Knapp等（2014）将其划分为发起、实验、加强、统一、结合、区分、限定、停滞、逃避、终止十个步骤。国内也有学者尝试构建人机亲密关系发展模型，如晏青、阳书琴（2025）将人机关系分为建立、维系、戒断三大阶段，戒断期尤其表现为“情感撤离—功能替代—习惯重塑—心理调适”的迂回过程。然而，对于人机亲密关系的亲历者而言，这段关系的界限十分模糊。他们难以界定清楚关系的起点与终点，何以“开始”，何以“结束”；亦会在这一模糊的关系阶段错乱时感受到“断裂”。强制性节点流程的缺失，使个体始终摇摆在“尚未开始”与“无法结束”之间。尽管亲历者试图主动建立互动节奏、赋予关系意义，仍难以掩盖其“紊乱”“失序”的性质。重复经历的“断裂”经验阻碍了时间维度上的情感积累，亦难以在逻辑维度上建立清晰的因果关联，最终促使个体对关系和情感的意义产生根本怀疑。
2.情感属性：互动的模糊
情感属性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阐释：如何看待人类给予机器的情感，与如何看待机器回馈人类的情感。无论人类侧还是机器侧，都会受到情感何以真实的拷问。尽管不少实践者在关系初始自认为能够理性看待机器的工具属性，并接受这份“单向度情感”（王亮，2020），却还是会在众多干扰的推进下无所适从地陷入不满足甚至痛苦之中。王袁欣等（2023）学者指出，人机关系的稳定性取决于个体能否平衡对机器的工具性和情感性的认知比例，一旦对情感性的认识比例超过工具性且难以调适，个体就可能出现负面影响：认知分裂、自我怀疑，乃至陷入情感困境。
“巴别塔”一词源自《圣经·旧约·创世记》，常被用来象征因语言差异带来的误解、冲突、隔阂，同时隐喻对理解的渴望。当大部分人还在为如何与他人心意相通而苦恼时，一些人已经尝试解读机器语言背后的情绪与意义。相较之下，人际交互中的误解尚可借助面部表情、肢体动作或实际行为加以弥补；人机交互中的个体却只能依靠回溯、发问，甚至是深度推演模式捕捉AI的言下之意。情感互动模糊指向了人机交流的符号语义暧昧性问题，亦被宋美杰、刘云（2023）形容为“交流的探险”。亲历者往往借助类人际互动的意义框架，对AI的反馈进行情感层面的反复诠释。如何在互动中实现符号意义的共享，乃至重新定义人机互动的符号与意义框架，成为人机亲密关系走向稳定与持续的关键。
3.社会参照：规范的模糊
围绕“人机恋”现象，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较明显的“圈层”对立。支持者 （内群体）与反对者（外群体）都认为自己的立场更加清醒、理智，并具备道德或能力上的优势。外群体通常将人机恋视为不被认可的亲密关系类型，并给关系亲历者贴上“自恋”“自私”“妄想”“愚钝”等标签；内群体则认为批评者只是出于“恐惧和防御的心理”以及“可替代性和被忽视性”的自我破防，反向构建对外群体的负面评价。在标注“人机恋”等标签的帖子下，这类交锋话语频繁出现，偶有小范围的舆论争议。
人机亲密关系的亲历者们在情感场域中缺乏可被社会普遍承认的体面，关系正当性往往难以获得制度与舆论的认可，且不容易被理解。亲历者们不得不付出更加激烈的斗争，以争夺对人机亲密关系的解释、定义甚至承认，并力图从中得到“合乎情理”的情感回报。
由于社会参照和规范的模糊，人际亲密关系的亲历者往往要同时面对多方的负面反馈——外群体的戏谑、身边人的指摘、自身的羞耻以及所爱对象的否定。外部评价体系的规训，连同亲历者自身对舆论压力的规避，形成双重的“规范”困境。
四、总结
本研究首先对现有传播学研究中的人机亲密关系概念进行梳理，指出在从想象的非人之恋到虚拟之恋，再到人机之恋的过程中，机器的主体地位不断提高，相关研究也从同质性转向异质性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尝试提出人机亲密关系是一种“消极亲密”关系，并从技术和文化干扰的“消极自由”与关系结构的“不确定性”两个维度揭示人机亲密关系中亲历者面对的内外结构困境。
在人机“消极亲密”关系中，个体常借助熟悉的类人（与人相似）或非人（与人相异）脚本，以比较/类比的方式描述、预测并解释关系双方的行为，并尝试为关系的各阶段赋名或者正名。然而，人机关系的发展并不遵循人际交往的线性逻辑，这使关系呈现为起止不明、节点悬置、阶段失序乃至停滞的特征。情感属性的模糊主要表现为对关系双方情感真实性的怀疑，体现在机器情感性与工具性双重属性导致的认知失衡，以及社会认同压迫连同自我认同失效构成的矛盾张力中；情感互动模糊指向语义模糊带来的“交流的探险”，与期望、预设落差导致的负向体验与反馈。社会参照与规范的模糊，则使个体常被视为“失范”群体，难以感到理所当然，由此产生羞愧、尴尬、愤懑等负面情绪。
与此同时，人机亲密关系中的个体尽管面临技术、文化、市场等宏观结构的扰动，仍将其视为（或者被视为）对“快感”“安全”的积极选择。然而本研究想要批驳的正是这一看似自由的“主动性沉沦”，即个体自我保护式退入人机消极亲密，并通过重复抽离的行为获得防御性自主的“消极自由”。这一过程中，个体不断经历断裂、异常、模糊乃至痛苦的亲密实践，持续经受社会、自我，甚至关系对象的负面反馈与规训，始终处于“欲望不满”“欲求不得”的希望与落空之中，在沉溺与抽离之间来回摆荡。尽管如此，人的主观能动性仍促使个体将关系中的异常与张力视为可被处理、调和、消化的日常情境。痛苦因此不再直接指向关系的终结，而是被转化为维系关系的内在动力，它们让关系的体验“更加真实”。
很大程度上，人机亲密关系的“消极性”源于情感场域与个体惯习的错位。一方面，技术中介与对象、情感资本以及自主性文化的强势介入，正在深刻改变亲密关系的形式与内容；另一方面，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与历史经验仍然塑造着个体的情感实践，被支配的个体“如鱼离水”，难以将情感场域中的象征资本与社会资本转化为“合情合理”的情感回馈。然而，惯习并非凝固不变。通过经验积累与自我反思，个体能够逐渐生成新的情感脚本与互动逻辑，并凭借“内在的外在化”反向影响乃至重塑既有的社会制度与规范，从而逐步挣脱被支配者的身份，更加游刃有余地投入到情感场域的实践中。
值得说明的是，本研究使用的“消极关系”概念，可能引发误解：易洛思原初语义强调的是社会纽带形成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然而在大众语境下，“消极关系”可能被误读为道德性贬义，并给关系中的个体带来额外的否定性伤害。
本研究未能充分展开但值得未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包括：个体行动的动机，如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回避真实亲密关系中的责任、冲突、承诺等要素而选择人机关系？AI所提供的“自主”与“快感”，是否真的能够有效化解亲密关系中的结构性困境，又将带我们前往何方？高度智能化的当代社会所倡导的亲密关系范式与个体内在渴望之间有怎样的张力，我们（人类）又在期待一种怎样的亲密关系形式？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多维度、多层级地探索、考察这些问题。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支持。
本文引文格式：
刘茜、单涵贞：《 “消极亲密”：批判视角下的人机亲密关系》，全球传媒学刊，2026年第2期，22-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