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大事和中国国家大事一般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看出重大变化。因而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也就能持续到2040左右。美国打压中国的主要抓手就美国掌握的先进技术。十八大以来中国高技术企业大批量崛起，中国还开启了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中国做为主导者或主要参与者的、旨在促进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化进程。更为关键的是自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因而，有理由相信：到2040年左右，中国将全面突破“卡脖子”技术、并在未知技术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中国主导的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国际化也一定取得更大进展。到那时，美国就是想打压中国也没有什么抓手了。
关键词：30年大变革、打压、高技术企业、新型国际化
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一）20世纪以来，国际大事变化需要三十年看出结果
熟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世纪以来国际大事一般都是经历30年左右的时间可以看出较大变化。从1950年中美在朝鲜开战，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经历了30年。由于1950年代美国没有在朝鲜战争中取胜、1960年代末美国又深陷越南战争困境，美国由二战刚结束时的顶峰状态滑向相对衰落状态。前苏联相继在1949年、1953年分别试验成功了原子弹和氢弹，又于1957年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Sputnik 1）。前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证明了前苏联的科技发展超越美国，因而被称为“斯普特尼克时刻”。此外，利用美国的相对衰落，前苏联择机在全球范围内发动战略攻势，在全球范围内争霸中逐渐显露出“苏攻美守”态势。中国分别于1964年和1967年试验成功了原子弹和氢弹，成为核大国；自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到1969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前苏联。鉴于以上因素，美国意图拉住中国共同对付前苏联而。这为中美关系缓和奠定了基础，从而实现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签署，最终1979年中美建交。
从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到1991年苏联解体是30年时间。中苏关系破裂致使苏联在地缘政治上变弱。19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之后，美国从两线对抗中抽身（同时对抗中国和前苏联）、转而单独对抗前苏联。在1970年代末开启的全球市场化浪潮中，前苏联没能逐步建立起苏共领导下的市场经济，没有逐渐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先进制造业，因而无法向本国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精致消费品，进而在与西方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先进制造业竞争中处于弱势。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其领导人主动放弃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
从1981年里根上台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也几乎是30年。美国的金融管制是建立在借鉴1929-1933美国金融危机基础上的。为防止类似的金融危机再次发生，美国国会制定了格拉斯－斯蒂戈尔法（Glass-Steagall Act，正式名称为《1933年银行法(Banking Act of 1933)》），金融企业或者从事存贷业务即商业银行业务、或者从事证券交易即投资银行业务，但是不能兼营；商业银行不得把存款人的存款用于购买有价证劵。格拉斯－斯蒂戈尔法保证了大危机以来的美国金融稳定。但是从1981年到2008年期间的美国历届政府不断放松对金融银行业的管制，1999年克林顿政府甚至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戈尔法，最后导致了2008年金融大危机。
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22年俄乌战争是30年时间。2000年普京上台后，俄国多次申请加入北约而未被接纳。相反，北约不断东扩，2008年时俄国的邻居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也要加入北约，导致俄格武装冲突。2014年俄国占领克里米亚、以及俄国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军事冲突爆发。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美国越来越把中国看成其主要竞争对手，因而将其军事防御重点调整到东亚。再加上俄国的核大国地位，使得俄国对乌克兰动手，美国及北约也不敢直接介入。随着乌克兰谋求加入北约的行动越来越强烈，最后导致俄乌战争。
（二）20世纪以来，中国大事变化也需要30年时间看出结果
中国的国家大事变化也一般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用了约30年（29年）的时间。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支持和资助下，1921年中国成立了走列宁“十月革命”道路（即走反帝反封建、独立自主的道路）的共产党。此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与国民党的三年战争，终于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力量赶到了台湾岛上，统一了绝大部分中国领土，于1949年建立新中国。
第二个30年是从1949年到1978年，这是新中国的立国时期。新中国刚刚成立就遭遇了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为“保家卫国”中国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对抗美国。在前苏联的军事工业体系支援下，中国军队与美国军队打了个平手，把南北朝鲜之间的战线稳定在了战前的“三八线”。与“抗美援朝”同时进行的还有中国国内的“土地改革”，即没收地主资本家的土地和房屋，平均分配广大无地无房的农民和市民；进行了大规模扫盲运动。之后中国政府建立9年制义务教育体系，建立高等院校体系、国有科研院所体系。朝鲜战争前后，中国总共接受了前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工业项目（1960年之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建项目），加上中国自己的努力，在1970年代中期中国初步建成了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实现了“两弹一星”，成为“核大国”。1964年美国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实质上为了围困中国，中国实施了“抗美援朝”行动，依靠新中国的军事体系和刚刚建立的重工业体系于1973年把美国赶出了越南。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30年，主要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围堵，维护了领土安全。成为“核大国”之后，中国不仅赢得了国际尊重、也成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
第三个30年是从1979年到2010年。从1978年12月召开的宣布“改革开放”的三中全会到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也用了约30年的时间。1970年代初期，中国利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态势、以及美国企图拉拢中国以制约前苏联的意图，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也因此也与其他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为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奠定了国际基础。从1979年中美建交到1991年前苏联解体的这段时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1991年苏东集团崩溃之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瞬时骄傲地宣称“民主和自由”战胜了“专制”；另外当时中国经济规模较小还没有引起美西方国家的注意。因而中国利用了从1991年苏东解体到2001年反恐之前的这段时间，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成了对中国改革大业中最艰巨的部分——对中小国有企业的关停并转，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的契机大规模修改国内规章制度以利于与国际社会接轨。之后，中国又利用了美国10年“反恐”的机会，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
（三）“三十年周期”中的转折点
上述国际和国内“三十年周期”中都有一个重大转折点。从1950年中美在朝鲜开战到1979年建交的转折点是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为中美和解、牵制前苏联奠定了基础。从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转折点是1970年代末兴起的全球市场化浪潮，前苏联因为没有赶上这轮浪潮而处于弱势。从1981年里根政府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转折点是1999年克林顿政府废除“格拉斯-斯提格尔法”，从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混营、借短贷长，导致2008年金融大危机。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22年俄乌战争的转折点是2008年因格鲁吉亚要加入北约而导致的俄格武装冲突，从此俄罗斯和北约的对立开始了。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转折点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联合抗战。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新中国立国时期的转折点是中国分别于1964年和1967年市场成功原子弹和氢弹，成为核大国。从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到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转折点是1995年开启的国有企业关停并转改革，国企成功改革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中小国企成功市场化，这不仅使中国政府摆脱了中小国企经营不善亏损的沉重补贴包袱，而且这些市场化了的中小企业还能为政府纳税，从此中国经济走活了。
（四）2040年中国能超越美国吗？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引起美国对中国的警觉，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实施了亚洲再平衡战略，即美国从中东战乱地区撤出，全力对付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奥巴马政府提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企图把中国排除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投资贸易圈子之外。然而，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政府提出了“美国第一”的口号，从包括TPP在内的众多国际协定退出，全力围堵中国，在国际上诋毁中国，说中国偷窃美国技术、迫使在华外国企业转让技术、对国企补贴搞不公平竞争、“一带一路”倡议是给发展中国家制造“债务陷阱”和搞“新殖民主义”，等等。在经济贸易领域，挑起贸易战，对中国产品大幅度提高关税，限制对华出口高端芯片和制造高端芯片的设备，禁止美国及其他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安装华为公司开发的5G设备；打台湾牌、新疆牌制约中国，强化“五眼联盟”对中国的监视，祭出“印太战略”、建立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等。2021年拜登上台后，继续维持对中国产品的高关税，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围堵中国，在“美日印澳四国联盟”之上，又拉起“美英澳（AUKUS）”核心小圈子对付中国，以“小院高墙”进一步限制对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进一步提高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甚至把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提高到100%，并加大马力制裁中国企业。2023年2月，美国从菲律宾新获得4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限，这些基地靠近台海和南海。2024年特朗普又重新被选为美国总统，将继续对中国打压的政策。
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将持续多久？根据前述“30年一大变”的理论假设，从2010年算起，美国对中国的高压政策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左右。到2040年左右，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突破各项关键技术领域从而成为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对中国而言美国已经没有什么先进的技术了，美国想打压中国也没什么手段了。那么关键是在未来15到20年里，中国是否能在关键技术领域获得突破、在技术上全面领先美国？
二、十八大以来中国高科技和新型国际化的迅猛发展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崛起，先后涌现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华为、京东方、阿里巴巴、腾讯、百度、顺丰快递、大疆、宁德时代、比亚迪、字节跳动、恒瑞医药、迈瑞医疗、商汤科技、隆基绿能（太阳能科技公司）、中国高铁、长鑫存储、科大讯飞、海康威视、迅雷网络科技、晨光生物科技为代表的30多万家高科技企业。[1]形成了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国际前沿高科技企业云集的工业区。[2]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后，中国高科技发展不仅没有倒下去，而且获得长足进步。中国在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板的研制和制造上一骑绝尘把其他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中国是以上三种产品的最大制造国和出口国。2018年美国开始严厉制裁中国华为公司：不允许华为使用甲骨文的ERP公司管理系统、谷歌的安卓手机系统、不卖给华为5G芯片，然而在国内众多厂商的支持下华为于2022年自主研制出了公司管理系统ERP、2023年研制出了不包含美国配件的电路板；在美国限制对华出口高端芯片及其制造设备的情况下，中国芯片制造企业于2023年在7纳米5G芯片制造上取得了突破，2024年华为研制出独立于苹果系统和安卓系统的世界第三大手机系统---纯血鸿蒙。装载7纳米5G芯片的华为手机Mate60于2023年问世，装载鸿蒙系统的华为手机Mate70于2024年上市。2025年年初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DeepSeek横空出世，打破了美国OpenAi的垄断，也打破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中国的围堵。2018年开启的美国对中国高端芯片出口的限制带来了中国芯片制造业的快速崛起，其主要原因是国际高端芯片制造商的产品因限制无法进入中国市场，从而为中国芯片制造商腾出了中国市场。[3]中国安装的新型工业机器人就占全球一半以上。[4]今天我国经济以资本密集、高技术密集企业为主，我国的出口产品以手机、电脑、汽车、电动汽车、光伏板、锂电池、大型船舶、铁路机车、数控机床、无人机、稀土、石墨烯及其他制造业中间投入品等中高档机电产品为主。
与改革开放到上个世纪末通过参加美国主导的国际化不同的是，新世纪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中国为主导或者做为主要参与者的新型国际化进程加快。2001年6月，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六国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旨在促进中亚地区反恐合作。2017年上合组织首次扩员，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2023年7月上合组织再度扩员，伊朗成为该组织正式成员。2006年，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成立“金砖国家组织（BRIC）”，2011年南非成为金砖国家组织正式成员，BRIC变成了BRICS。2015年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立，总部设在中国上海。2024年金砖组织再度扩员，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成为金砖国家组织的正式成员，BRICS变成BRICS+。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参加了“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成立。经过10年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已经结出了诸多硕果。2013年中国提出“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1996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20年11月，第四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后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标志着世界最大、最具有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成立。我国主导或做为主要参与者的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国际化进程在加快。
在众多中国主导或中国做为主要参与者的国际合作框架中，2013年首次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结出的硕果最多。从2013年到2023年，我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5]建成的标志性项目有：中欧班列、肯尼亚的蒙内铁路、埃塞俄比亚的亚吉铁路、老挝和中国云南之间的中老铁路、印度尼西亚的雅万高铁、克罗地亚的佩列莎茨跨海大桥、孟加拉的帕德玛大桥、湄公河大桥、希腊比雷矮夫斯港、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秘鲁的钱凯港、柬埔寨金边—西港高速公路、越南河内地铁2A号线等。中国华为公司为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提供的4G网络占当地4G网络的70%，有力支持了当地中小企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6]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匈塞高铁、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中泰铁路项目、马来西亚关丹港口扩建、缅甸皎漂深水港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在拉丁美洲国家的一带一路项目有：穿越哥斯达黎加丛林的公路、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的铁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工业园区和集装箱港口、厄瓜多尔最大的水力发电厂、以及从中国延伸至智利直接连接亚洲和南美洲的第一条跨洋光缆等。[7]其他还有数不清的已经完成项目和在建项目。到至2022年底，中巴经济走廊累计为巴基斯坦带来直接投资254亿美元，累计创造23.6万个就业岗位，帮助巴基斯坦新增510公里高速公路、8000兆瓦电力和886公里国家核心输电网。[8]这些项目的实施首先带动了东道国的大量就业，其次也带动了我国出口的增加。2023年我国对参加“一带一路”倡议项目国家的出口额几乎占了我国对外出口总值的一半。[9]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带来了东道国贫困率的大幅度下降，而且大大提高了东道国的收入水平。[10]从2022年3月开启的新一轮美国加息没有像前几轮那样引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危机，是由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让很多发展中国家发现也可以用人民币与中国进行交易，修铁路、修公路、建码头、建桥梁、卖各种矿产品及其他经济资源给中国等。由于使用人民币结算，使得相关国家经济可以持续增长，减轻了美国加息对相关国家的负面影响。新世纪以来，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使得新兴国家开始与西方发达国家分庭抗礼。自1995年以来，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份额增加了14.1%、占全球贸易份额的比重达到25%；新世纪以来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年增长率为9.8%，远高于全球贸易年增长率（5.3%）。[11]与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不同（对于不听西方话的国家，就进行军事干预），中国的国际发展主要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互通”，其目的是促进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国遵守的是“孔子改进”原则，即“己欲达而达人”。[12]
今天的中国已经与十八大之前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了。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我国的经济总产量是日本经济总产量的三倍多。2023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超过韩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造船国和世界第一大船舶出口国。我国是世界第一大纯电动车、锂电池、光伏板生产国和出口国。我们也有了与美国GPS同一个等级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我国还是世界第二大航天国，我们的大飞机制造也已经起飞。我们拥有世界第一大和最先进的高铁运输体系，我们铺满5G网线自动驾驶卸货卡车的港口也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我们的网络通讯体系几乎世界上最先进的，我们的电商服务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此外，我们的每年高校毕业生是世界上最多的，再过几年我们的累积高校毕业生数量将达到2亿，我国将是世界上最大的高校毕业生存量国。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人数达4亿，是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国家，因而我国的市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对国内外厂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此外，十八大以来，中国也开启了中国做为主导者或主要参与者的国际化进程。其中，“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了150多个国家参与，成为最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发展品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
中国的最大优势就是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基于列宁建党学说和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建立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拥有新中国建国前28年艰苦卓绝与国内外敌人斗争的经验、以及在艰苦战争年代形成的极其严格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新中国建国后反抗美帝斗争建设国家的经验，也拥有改革开放后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融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还拥有十八大以来抵抗美国打压、发展高科技企业、主导属于自己的新型国际化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使得以美国华尔街为首的西方垄断资本既无法染指中国政府的决策、又无法控制中国的战略性产业、更无法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保证了中国做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真正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而存在。在未来抵抗美国打压的抗争中，只要坚持党的领导，中国一定能够战胜美国的打压，在建国100年的时候把中国建设成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经济体量最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中国比美国强大的地方，在于在市场经济之外，中国还有政府规划、国有企业、国有风投资本。中国通常制定长达30年、15年、10年、5年不等的规划，对于看准了的高科技行业，制定产业政策支持该行业的发展。比如，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实际上是早20年前、15年前、10年前、5年前政府就不断地规划这方面的发展，对新能源制造商的新能源研发给予政府补贴、对消费者购买新能源产品予以政府补贴、并强令各城市的公交系统购买使用新能源车。经过20多年几届政府的规划和产业政策支持，中国的新能源车、清洁能源产品终于走到了世界第一。[1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曾任克林顿政府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回顾：十多年前，“我曾与温家宝总理会面，他告诉汽车公司：你们必须在五年内实现电动化，否则在这里就很难生存了。中国已经明确表示要成为电动汽车国家，而我们还没有。” 斯蒂格利茨教授在同一采访中评价说：“美国没有预测到遇到像中国这样的战略竞争对手”。[14]
国有企业控制银行金融、交通、通讯、能源电力等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战略性产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国有银行金融体系、国有电网、国有铁路和高铁系统、国有能源、国有通讯体系、国有港口、国有公路体系、国有大中小学教育体系、国有供水供电供气体系、国有医疗卫生体系等。国有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还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抓手。“一带一路”倡议很多是在签约国承担高铁、高速铁路、地铁、桥梁、高速路、发电厂、港口码头、电网等基础设施硬件的建设。“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实施给了我国技术先进且经验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国有企业大显身手的机会。有些项目安全风险很高，比如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和瓜达尔港的建设更需要国有企业来承担。
国有风投资本具有前瞻性、计划性的特征，着眼于未来、投资于战略性产业（包括非公资本所有的战略性产业），通过国家产业政策培育战略性产业。国有风投资本依然具有“风投资本”的特征，只不过与私人风投相比，国有风投资本更注重于潜在被投资企业是否符合国家的长远产业发展规划，而不是短期的高回报。科技创新大体可以分为“卡脖子工程”和未知领域的创新。“卡脖子工程”可以由国有企业去突破、也可以由国家大基金投资于若干非公企业去公关。国有企业突破“卡脖子工程”的案例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举国体制下“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功，近期有国家航天工程、高铁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国产大飞机项目、大飞机发动机的研制、特高压输电系统、自动化港口技术、LNG造船技术等。国家大基金以及各省市政府的科技创新基金投资于国有企业和非公企业高科技项目成功的案例有：锂电池项目、电动车项目、光伏板项目、其他新能源项目、5G通讯系统、7纳米5G芯片的成功生产等。当然，国有基金投资于非公企业导致科技创新的成功，国有基金只是起到关键助力推动作用，具体科技创新是由非公企业组织科技人员进行的。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高科技产品禁运以来，中国被迫加大马力自主开发“卡脖子”技术和产品。这是中国政府高端芯片开发大基金建立的主要原因。
我们用合肥模式来说明国有资本是如何帮助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发展高科技产品的。2008年合肥市投资175亿引进濒临危机的京东方，帮助京东方发展成国际上生产显示器的巨型企业。2011年合肥市投巨资引进联想，落户合肥的联想集团最初几年消化掉合肥京东方显示屏40%的产能。在引进联想之后，还吸引了300多家笔记本电脑产业链上的企业入驻合肥。2017年，合肥市政府与国内领先的闪存芯片企业兆易创新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出资成立了合肥长鑫存储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协议，合肥政府出资100亿元人民币占75%，兆易创新出资25%。长鑫存储上市后浮赢超千亿元。2020年合肥市又投资70亿引进濒于破产边缘的电动车生产商蔚来，获得蔚来24.1%的股份。合肥市的投资帮助蔚来起死回生，发展成具有影响的电动车生产商。2023年德国大众投资75亿元人民币落户合肥建立电动车研发中心。此外，还有电动车巨头比亚迪以及其他众多高科技企业落户合肥。当然，合肥市的风险投资也有失败的时候，失败的投资都打了水漂。合肥市从它成功的风险投资当中获得了巨额回报，2012年到2022年合肥的GDP增长率为8%，现在合肥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超出全国的平均水平。[15]
至于未知领域的创新，因为没有明确目标，政府很难规划，只能由市场上的企业去试错、去探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逐渐形成了汪洋大海般的市场经济。近期非公企业的创新有：5G通讯网络、7纳米5G芯片、存储芯片、电商（京东、阿里）、国际电商（SHEIN(希音)、拼多多）、快递（顺丰、美团）、大疆无人机、晨光生物科技、锂电池、光伏板、电动车、手机、电脑等。前苏联崩溃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发展市场经济，其国民因为收入、消费得不到满足而认为自身的制度不如西方优越。[16]我国近年来的科技创新大多来自企业而非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从事先进科技开发的企业为了研究开发而雇佣了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比如华为和比亚迪各自雇用了约10万名科技人员从事科研开发。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主要从事基础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为社会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大量科技开发人才。近年来我国科技开发人员的充裕是由于我国1999年高校扩招带来了巨大的人才红利。1998年我国高校只能招收不到100万大学生，而到2008年我国高校则能够招收700多万大学生。
四、美国在中美竞争中采取的经济对策及预期结果
在本文第一部分，我们叙述了美国对中国的高压政策和措施。现在我们来看美国采取的促进其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政策。中国模式的成功令美国放弃其政府不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传统，转而采用在中国一直在实施的产业政策了。2022年拜登政府通过的《芯片和科技法案》旨在保持美国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从资金上鼓励所谓“民主国家”的企业在美国投资生产先进芯片，对投资美国的芯片制造商动辄予以数以千万美元的奖励。根据《芯片和科学法案》，美国政府投资110亿美元建立美国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NSTC），旨在保证美国在半导体技术标准、设计、制造以及半导体工程技术人才等方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2023年拜登政府通过了《通胀消减法案》，旨在对符合条件的清洁能源设施项目和电动车给予额外的税收抵免优惠。2023年5月美国商务部创立了“区域技术和创新中心”，先期投入100亿美元，旨在鼓励人工智能、先进计算硬件和软件、量子信息科技、机器人、自然灾害防治、高端通信技术、生物科技、数据存储和管理、先进能源技术、新一代材料等产业的发展。[17]美国为了跟中国竞争，不再唱“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高调了，老老实实地抄中国的作业。
即使美国放弃政府不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传统、采用中国的产业政策，制造业回流美国也将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这主要是由于经过30多年（从1981年里根上台开始到2016年奥巴马政府结束任期是为止）的产业转移，美国制造业已经空心化了。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开始鼓励制造业回流，但是到目前为止，制造业回流到美国的状况不容乐观。这主要是由于经过30多年的产业转移，美国已经失去了产业工人队伍、工程师队伍和制造业传统，缺乏配套企业，再加上美国人工成本高的因素，使得制造业回流美国很难生存，除非美国对所有进口产品都征收极高的关税。如果不让外国产品进口，其他国家得不到美元，那么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功能将岌岌可危，这将损害美国做为货币储备国的地位。就特朗普目前的政策来看，美国可能对所有进口产品都征收高额关税。另外，全球制造业自动化在加速推进，工业机器人取代低水平重复劳动是必然趋势，美国的再工业化将以工业机器人作为主要劳动力为基础。特朗普企图用制造业回流为美国劳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梦想很难实现。最终，美国也就是在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美国具有垄断地位的少数制造业领域带来制造业回流，用高额垄断利润来平衡其极高的劳动成本和购置机器人的成本。
五、结语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用了约30年的时间，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宣布“改革开放”的三中全会召开也用了约30年的时间，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是用了约30年时间。因而本文得出经验性的预期：中国国家大事变化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根据这个预期，本文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到2040年左右可终结。因为到2040年左右中国全面在“卡脖子工程”取得突破，并且在其他许多未知先进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到那时，美国即使想打压中国，也没什么打压的抓手了。因而关键要看从现在到2040年的16年时间里，中国能否在“卡脖子工程”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能否在未知先进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十八大以来，中国本土的高技术企业纷纷崛起，使得中国在5G通讯、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板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美国的严厉制裁下，中国成了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板的最大制造国和出口国。2023年装载国产5G芯片的华为手机mate60上市、2024年装载自主研制的鸿蒙系统的华为Mate70手机上市。2025年年初中国自主的人工智能大模型DeepSeek出世，打破了美国在人工智能上的领先地位，也打破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中国的围堵。从改革开放到十八大召开之前，中国主要利用美国主导的国际化体系与世界各国进行经贸交往。十八大以来，中国不断开启了中国主导或中国做为主要参与者的国际化进程，如上合组织扩员、金砖国家组织扩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到目前已经有150多个国家与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中国也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经过十年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已经结出诸多硕果。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之后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战胜了美帝国主义、制造“两弹一星”而变成核大国、改革开放以来又把中国建成了工业化强国、2012年十八大以来又迎来了高技术企业纷纷崛起和中国主导的国际化进程的发生。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15到20年时间里，中国完全有能力突破“卡脖子工程”，并在未知高新科技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军备水平已经得到长足进步，到2040年中国的军备水平将有更大的进展，将基本与美国持平。到2040年左右，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项目帮助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还将持续增长，中国对“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也将由2013年的47%上升到70%左右，中国经济就不再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了。一言以蔽之，到2040年左右，中国主导的旨在促进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体系将取得更大进展。到那时，美国也就没有办法对中国进行打压了。
根据目前美国不同政治派别都致力于制造业回流、以及国际大事一般需要30年才能看出其变化趋势的理论假设，笔者认为从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开始，美国的再工业化过程需要30年才能看出成效。那就是说，2040年时，美国的再工业化会取得显著进展，特别在高科技领域。但是鉴于国际前沿制造业自动化的大趋势，回流到美国的制造业也将更多依赖工业机器人而不是失业的美国劳工。到2040年左右，中国在科技水平上已经完全追赶上美国及世界发展水平、并且在很多科技前沿领域具有领先地位，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已经没有什么手段来制裁中国了。从而，2040年时，中国和美国在高科技发展上将取得新的均衡，因而双方都有向对方学习和借鉴的必要。
[1] 科技部：2021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达33万家。(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4854675358628863&wfr=spider&for=pc)2024年2月11日进入。
[2] Lin, Justin Yifu. and Jun Zhang (2019). “China: Learning to Catch Up in a Globalized World” in A. Oqubay, K. Ohbo, eds., How Nations Learn: Technological Learning, Industrial Policy, and Catch u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49-172.
[3] 李寅、高可（2025），突围“摩尔定律陷阱”——中国芯片产业破局之路。《文化纵横》2025年2月。
[4] Nathan Simington (2024). 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 American Affairs, Fall 2024 / Volume VIII, Number 3: 3-23.
[5] 王一军、刘帆(2024)：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148896.html）
[6] Mie Hoejris Dahl (2024), The Belt and Road Isn’t Dead. It’s Evolving.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13, 2024. (“Already, up to 70 percent of Latin America’s 4G-LTE cellular networks are supported by infrastructure from the Chinese tech giant Huawei”). David P. Goldman (2023), Broadband, Business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Global South: Assessing China’s Impact. American Affairs Volume VII, Number 4 (Winter 2023): 78–89. (According to one estimate, Huawei components comprise 70 percent of Africa’s 4G networks.)
[7] Mie Hoejris Dahl (2024), The Belt and Road Isn’t Dead. It’s Evolving.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13, 2024. “BRI money has funded roads through the jungles of Costa Rica; railways in Bolivia and Argentina; industrial parks and a container port in Trinidad and Tobago; the biggest hydroelectric plant in Ecuador; and the first transoceanic fiber-optic cable directly connecting Asia to South America, stretching from China to Chile, among other projects.”
[8] 蒋超（2023）：启动十年中巴经济走廊释放多重发展红利。新华网http://www.news.cn/world/2023-07/31/c_1129778813.htm。
[9] 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网，2023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好于预期 12月外贸规模创新高。(https://www.gov.cn/yaowen/shipin/202401/content_6925752.htm)2024年2月11日进入。
[10] 张晓颖、王小林、陈爱丽（202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治理挑战及减贫合作启示。《国际经济合作》，2023年第4期，第33-45页。
[11] Daniel F. Runde, Austin Hardman, and Clara Bonin (2024). Responding to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in Ports of the Global South. C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U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esponding-chinas-growing-influence-ports-global-south).
[12] 赵汀阳把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称作“孔子改进”，（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71页）。
[13] 早在2001年“863计划”提出新能源开始，经过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的“863”项目专项投入，到十三五把新能源车纳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家资助的企业开发新能源项目为新能源汽车的开发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也是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厂家遍地开花的原因。
[14] Stiglitz said: More than a decade ago, “I was in a meeting with the premier [Wen Jiabao] where he told the car companies: you have to be electric within five years or you’re out of here. China has made it clear it will be an EV country; we haven’t.” “The underlying problem is that the US did not anticipate a rival such as China.” The Henry Mance Interview: Joe Stiglitz. The Financial Times, April 29th 2024.
[15] Nisha Chawla (2023). An unlikely tech cluster exemplifies China's economic vision. The Economist, Aug. 5th, 2023.
[16] 尹伊文（2018）：在西方的冷战攻势中，苏联经济遭遇了什么打击——苏联解体和苏联经济之谜。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yinyiwen/2018_01_28_444877_s.shtml)
[17] 赵明昊（2024）：美国对华“科技战”有哪三大新动向？人大重阳网，（http://rdcy.ruc.edu.cn/zw/jszy/zmh/zmhgrzl/6cda8b6ca35f44a5b08945434af4222e.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