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祥元，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

原文出处：《江海学刊》(南京)2026年第20263期 第105-113页

内容提要：海德格尔把柏拉图主义作为西方哲学的典型特征，并结合西方哲学的发展形态，做出了西方哲学终结的论断。他论及的终结不是指终止、不再存在了，而是指发展到了最高最极端的形态。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之分解样式的诸科学就是西方哲学的终结或完成形态。我们接续海德格尔有关西方哲学终结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探问未来哲学的可能方向。与海德格尔不同，我们把自然主义而不是诸科学作为西方哲学发展的终极形态。我们认为，自然主义是柏拉图主义的科学化形态，也是当下乃至未来西方哲学的最高形态。在此基础上，我们参照并回应海德格尔对未来哲学(作为思想的哲学)的思考，为未来哲学勾勒出如下五个基本方向：危机意识、边界意识、跨文化导向、作为语言艺术的思想以及重返—自然。

关 键 词：自然主义/思想/未来哲学/海德格尔

近几年，孙周兴教授在解读尼采、海德格尔文本的基础上，结合现当代的技术发展及其对当下乃至未来人类生活的可能性影响，对未来哲学做了一系列论述，引起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表面上看，孙周兴的思考主要是阐发尼采、海德格尔的文本，但实际上，他把他们的思想与当代前沿的技术统治处境关联起来，从而赋予“未来哲学”以某种当代性，使之更直接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未来哲学。他在《未来哲学序曲：尼采与后形而上学》一书中以“未来哲学”为线索，梳理了尼采的相关思想。在该书中，他总结指出尼采未来哲学的实质是一种“现代性批判”，具体表现为对现代科学、现代艺术、现代政治这三个现象的批判。在这三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对现代科学的批判，孙周兴指出，尼采已经深刻洞察到了现代技术可能造成的人性与自然的危机。①在《人类世的哲学》中，孙周兴除了继续阐发尼采、海德格尔的未来哲学以外，还结合地质学、生物学、人工智能、现代艺术和现代政治等议题，融入了他本人有关未来哲学的思考。

笔者在《技术主义还是人文主义——未来哲学的两个版本》一文中接续孙周兴的讨论，区分了对待技术的两种不同态度以及相应的两种不同版本的未来哲学。②本文以海德格尔论西方哲学的终结为背景来深化这一讨论，展示自然主义如何标识了西方哲学的终结或完成形态，并在此基础上探问未来哲学的可能走向。

自然主义作为西方哲学的完成形态

海德格尔后期在《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这篇文章中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哲学(西方哲学)如何进入了终结；一个是在此哲学终结之际，未来的哲学该做什么。

海德格尔首先把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刻画为柏拉图主义。在他看来，哲学就是形而上学，而柏拉图的思想支配着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他指出，这种基于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在今天走到了终结。这里的“终结”不是指终止，而是指达到了它的完成形态，不能再发展了。“哲学之终结是这样一个位置，在那里哲学历史之整体把自身聚集到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中去了。”③西方哲学的这种极端可能性是什么呢?按海德格尔的论述，其典型特征就是作为哲学之完成形态的诸种科学。“科学之发展同时即科学从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和科学的独立性的建立。这一进程属于哲学之完成。”④把诸科学作为哲学的终结，这个思路并不难理解。传统西方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之母，一开始就包含科学因素在内，随着对各个领域的认知都发展为独立的科学，这个“科学之母”本身也就达到了完成形态。哲学或确切地说是西方哲学的这一完成形态，标志着西方文明在全球占据支配地位的开端：“哲学之终结显示为一个科学技术世界以及相应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的可控制的设置的胜利。哲学之终结意味着植根于西方—欧洲思维的世界文明之开端。”⑤

但是，海德格尔的这一终结观还存在若干问题。作为哲学完成态的诸科学作为科学存在，它们本身并不是哲学，因此，这个意义上的终结意味着哲学的消亡，这与海德格尔前面提出的作为完成形态的哲学并不一致。顺着海德格尔有关哲学终结的论述，我们认为可以把自然主义作为西方哲学的完成形态来看待。我们知道，自然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融合分析哲学的概念严密性与科学的科学性于一体，它依托原子论的物理学、进化论的生物学和大脑神经学，对它们提供的知识进行逻辑分析与建构，达到对人化的世界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的透彻说明。⑥这一形态的哲学在当代西方越来越成为主流的哲学形态。

为什么可以把自然主义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或完成形态呢?

我们知道，相比东方哲学，西方哲学开端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以数学作为认知的理想对象。如果说西方哲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及其变种的话，那么数正是理念的“原型”。数及其相互关系具有超越经验的永恒性，这正是理念的基本特征。柏拉图学园门口立的牌子就是“不懂几何学不得入内”。

西方近代哲学同样以数学的严格性为立足点。培根的方法论反思以“实验科学”为榜样，笛卡尔则从数学中寻找科学方法的统一性。斯宾诺莎更是直接以几何学的形式展开其思想的建构。莱布尼兹甚至希望能够像数学证明那样来证明观念的对错。不难看出，西方近代哲学的开端便从认识论角度进一步模仿数学和科学的严格性。

德国观念论的开端是康德的批判哲学。表面上看，康德是要为理性认知划下界限，从而为信仰、道德留下地盘。但是，他对理性认知的刻画则是从数学如何可能、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着手的。这无疑进一步确证了西方哲学理性认知与数学及科学的紧密关系。德国观念论在康德批判哲学的基础上，拓展了哲学的范围，到黑格尔这里，哲学成为“科学的科学”，科学成为哲学的一个环节。在黑格尔看来，经验科学停留在直接给予的事实与权宜的假设上面，对于这些事实与假设的必然性并没有反思，只有思辨哲学才能够给出真正的必然性说明。⑦

实证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开端处的一个重要思潮，它的旨趣在于颠倒黑格尔赋予思辨哲学的科学性地位，反过来重新把经验科学的科学性作为第一位的认知范式。当代欧陆最大的哲学思潮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其早年思想的立足点也是思考数学和逻辑的严密性，他试图在意识结构层面对它们做出解说，这从他早期著作的书名中就可以看出来：《算术哲学》《逻辑研究》。

由此可见，在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哲学与数学和自然科学始终有一种紧密的联系。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诸多非理性主义思潮，但它们在辩驳理性的时候，自然也要分析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问题，换言之，也要借力于数学和自然科学。

自然主义，相比于以往西方哲学的诸种形态，获得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对比以往的西方哲学形态，其独特性更为凸显。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只是外在地模仿数学对象，近代认识论则是外在地模仿数学和科学的严密性，批判哲学与现象学则试图内在地重构科学的科学性，实证思潮则以科学为号令，拒斥形而上学。自然主义则不同，它成为科学的哲学。康德希望建构的未来形而上学是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像科学那样严格的、合理的形而上学，但终究不是科学。今天的自然主义则是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因为它立足的基本证据就是科学，它立足科学材料进行概念分析，不超科学半步，即使有假说，也限定在科学的合理假定之内。

因此，把自然主义作为西方哲学的完成形态，符合海德格尔的基本精神。事实上，海德格尔已经论及了自然主义，只是没有直接说出来：“诸科学将根据科学规则——也即技术地——来说明一切在科学的结构中依然让我们想起出自哲学的来源的东西……表象—计算性思维的操作特性和模式特性获得了统治地位。”⑧

不仅如此，以自然主义作为西方哲学的完成形态，也更容易引出未来哲学的思想关切。胡塞尔在提出与发展其现象学的过程中，自然主义始终是他的一个对话者。在《纯粹现象学通论》中，胡塞尔用一章内容专门考察自然主义的实质与错误。在他看来，自然主义的实质是一种独断论的形而上学，这种态度将观念对象客观化为实在之物，而没有顾及本质之物本身是如何被给予的。⑨胡塞尔后期更一般地思考现象学思想旨趣的时候，更是把自然主义作为导致那个时代的人性危机的根源。胡塞尔指出，实证科学思维方式的盛行，让人看不到对人性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⑩下面我们将看到，未来哲学的提出本身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回应科学技术在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上对当下乃至未来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

海德格尔论作为“思想”的未来哲学及其问题

海德格尔在论及哲学的终结之后，没有直接说明未来的哲学该如何，而是说在哲学终结之际，有一项任务留给思想，它不再是“哲学”的任务了，既不是形而上学，也不是科学。这样一种西方传统哲学终结之际留给思想的任务无疑可以视为我们今天语境下的未来哲学的一种，尤其是它同时也是对技术统治时代哲学家思想使命的思考。“我们所思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眼下刚刚发端的世界文明终有一天会克服那种作为人类之世界栖留的唯一尺度的技术—科学—工业之特性。”(11)海德格尔在1951—1952年围绕什么是思想，做过一系列讲座。在讲座稿中，海德格尔写道：“在我们这个可思虑的时代里最可思虑的是我们尚未思想。”(12)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海德格尔的“思想”是一种面向未来时代的思想。他在《关于人道主义书信》的末尾处，明确使用了“未来的思想”：“未来的思想将不再是哲学了，因为未来的思想比形而上学思想更源始些，而形而上学这个名称说的就是哲学。”(13)

对于面向未来的思想的任务，海德格尔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刻画。从反方面说，面向未来的思想不是一种对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想象或预见。(14)它不像具体科学那样带来知识，也不直接带来任何有用的生活智慧，也不能解决宇宙的奥秘，甚至也不直接给予我们以行动的力量。(15)从正面来说，这一思想的任务其实在西方哲学开端之际已经被道出，但又没有被保持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反而被遮蔽了。

有一项在哲学开端之际(甚至是由于这一开端)就对哲学锁闭自身，从而在后继时代里不断变本加厉地隐匿自身的任务吗?(16)

它不过是尝试对现在有所道说，道说某种很久以前恰恰就在哲学开端之际并且为了这一开端已经被道出的而又未曾得到明确的思想的东西。(17)

这个作为未来思想的任务，也就是海德格尔后期一系列关键词所指涉的对象：“敞开之境”、“自由之境”、“澄明”、“另一开端”、“无蔽”、“源发生”(Ereignis)以及“纯在”(Seyn)。关于它们的思想实情，我们不展开具体讨论，这里只是简要指出它与传统形而上学对象的关联与区别。如果说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是理念因而是一种存在者的话，那么海德格尔这一系列引导词指向的是使理念的现身或对理念的直观得以可能的某种敞开域的先行敞开。“唯有这种敞开性才根本上允诺一种给予和接纳活动以自由之境，才允诺一种明证性以自由之境，于是乎，在这种自由之境中，给予、接纳和明证性才能够逗留并且必须运动。”(18)海德格尔认为，这才是哲学本来应该关注的“事情本身”。在他看来，黑格尔与胡塞尔的“事情本身”都是一种观念化的对象，并且最终将这种观念化的可能性追溯至主体性，因而都没有真正把握哲学本来应该关注的“事情本身”。(19)

与海德格尔后期这个思想实情相关的还有他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思想方式的反思与批评。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一个思想的转向，而转向的原因，如他自己所指出的，他在《存在与时间》第一篇第三部分中所洞察的思想实情，无法再用传统形而上学语言去追问了，使得这一部分被搁置而没有按原计划的方式去完成。(20)在他看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把存在把握为存在者，就是一种概念化、表象性思维的结果。“‘逻辑’把思想理解为对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的表象，存在者之存在把自己投送到在概念之普遍内容中的表象。”(21)因此，海德格尔寻求一种有别于概念化思维的思想方式。这一新的思想方式通常被把握为海氏后期的诗意运思或诗化哲学，也就是他自己一再倡导的思与诗的近邻。

在海德格尔看来，真正的诗人所诗意表达的对象也正是哲学家所追寻的东西、所应该思的东西。这种东西无法用概念化来表象，只能在诗歌中借助诗人的诗意之思得到体验。“我们试图在诗与思的近邻关系之名下来思索的东西，大相径庭于表象性联系的一种单纯持存物。”(22)海德格尔认为，正是在诗与思的近邻处，才是他所思的“存在本身”的栖居之所。“把诗与思带到近处的那个切近(Nähe)本身就是源发生(Ereignis)，由之而来，诗与思被指引而入于它们的本质之本己中。”(23)

海德格尔以上有关思想的沉思，确实构成未来哲学的一个指引。它的意义在于，未来哲学需要走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需要对未来时代的技术统治命运做出回应。但是，这还只是一个方向性的指引。它的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个隐匿自身于第一开端中的另一开端保持在敞开之中。在海德格尔这里有一个悖论：另一开端只有通过隐蔽自身才给出第一开端。被隐蔽、被遮蔽、被遗忘就是作为存在的存在自身的命运。

我们在海德格尔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这个悖论以及这个西方形而上学困境解读为柏拉图洞穴。柏拉图画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蓝图，后续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都在为解释理念的存在方式而设想各种途径，但无一不是以另一种方式重蹈或回复到一种广义的柏拉图主义之中。这也是尼采和海德格尔对西方整个形而上学特征的解读。只不过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只是颠倒了柏拉图主义，从而依然是另一种柏拉图主义。那么，海德格尔呢?他走出柏拉图洞穴了吗?海德格尔确实比以往西方哲学家对此困境有更为切身的体会，另一开端在他这里也总是与第一开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把自己隐藏在第一开端之中。“通过在其更为原始的重演中与第一开端的争辩，把另一开端提升起来。”(24)

我们把自然主义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作为科学形态的柏拉图主义：理念作为数在技术统治时代终于成为诸种事物的“原型”，数不再是理念的类别，它就是理念自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自然主义完成了柏拉图主义。西方哲学到自然主义这里，也走向了终结。说自然主义是西方哲学的终结，不是说它就不再发展了，不再能提出新观点了。相反，自然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形态，随着科学技术的突破，也会有新的“观点”提出。但是，它们都属于自然主义这一形态，因为自然主义已经是一种科学形态的哲学了，它还能超出科学吗?

自然主义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同时还表现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一切探讨都被封装进历史之中，只有历史的价值，没有现实的意义。自然主义学者几乎不会认真对待任何一位传统哲学家的文本，在他们眼里，这些已经进入历史垃圾桶的东西，充其量只能作为反面材料而被辩驳。他们眼里只有“科学”，他们的思想新意来自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是来自思想本身。

换言之，自然主义不仅终结了西方传统哲学，同时也终结了东方及其他非西方传统的哲学，因为自然主义携科学与技术的强力，正无往不摧地越来越支配整个地球文明。

这就是人类文明所有的未来吗?这是未来哲学需要尝试回应的问题。

未来哲学的思想方向

未来哲学的首倡者是尼采。他在《善恶的彼岸》一书的扉页中标明该书的旨趣是“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在该书中，尼采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伦理学与宗教信仰都提出解构式的批评。由此可见，尼采心目中的未来哲学是要整个地超出西方传统哲学。虽然他的未来哲学的靶子并不就是自然主义，但是，他明确论及了实证哲学、物理主义，认为它们是柏拉图主义的变种。(25)因而，我们把自然主义视作西方哲学的终结，并把未来哲学作为超出自然主义的思想形态，在旨趣上与尼采对“未来哲学”的设想是一致的。海德格尔有关“思想”与哲学的区分，以及他对思想的任务的设想，其背后的靶子是传统西方形而上学以及技术主义的统治地位。他的这一思路也与尼采的未来哲学的任务相一致，不过海德格尔对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支配地位及其可能的其他表现方式，做了更为精细的展示。我们这里接续尼采、海德格尔的思考，同时也呼应孙周兴的展望(既有部分重叠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切入点)，站在当下哲学语境以及时代处境，对未来哲学可能的思想方向做出一种尝试性的勾勒，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自然主义的统治。

(一)危机意识

我们把危机意识作为未来哲学区别于一般哲学的基本特征。两者的区别在于，未来哲学需要对当前时代的危机做出诊断和回应，而不是泛泛追问什么是存在、什么是善、什么是美等一般性的哲学问题。当下时代的最大特征是科学技术的统治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化。科学技术本身不是危机，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识。但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尤其是过度应用，可能对人类生活乃至生存带来危机。与之相关的还有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盛行，导致人类生活在这种视角下越来越平面化、客观化、数量化，并加深人性的危机。福山对当代生物技术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当代的生物技术发展使得我们很可能站在人类与后人类的分水岭上，它将从根本上使我们丧失人类原有的人性。(26)

对于技术主义、科学主义可能造成的危机，早期具有未来哲学关切的思想家们已经作出预判。尼采首倡“未来哲学”的《善恶的彼岸》一书的主要旨趣就是反柏拉图主义。在揭示柏拉图主义迷误的同时，尼采也敏锐地指出，物理学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柏拉图主义，它也是一种对世界的“解释和编排”，用另一种“概念之网”取代我们感官对世界的自然感受。(27)胡塞尔后期对科学主义盛行可能造成的危机进行了反思，他后期的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的基本旨趣就是科学的客观化解释让我们看不到生活、人性本来的意义，这就是科学的危机。“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唯一有意义的斗争，是在已经崩溃的人性和尚有根基并为保持这种根基，或为寻求新的根基而奋斗的人性之间的斗争。”(28)虽然胡塞尔没有使用“未来哲学”一词，但他这本书是着眼于时代的人性危机而进行的反思，尤其是着眼于科学技术可能造成的危机，因而完全可以被视作未来哲学的一种，或一个重要来源。海德格尔后期对技术的反思更为全面、深入。他把技术的本质确定为一种解蔽的方式，(29)并且是以集置(Ge-stell)的方式进行的解蔽。集置的本质是摆置(Stellen)，就是以定造的方式来设置现实。(30)这种解蔽方式，在海德格尔看来，本身就是危险所在。它的危险在于，人类因此会觉得自己是地球的主人，一切事物的存在在他们眼里都可以是人造物。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自然也被对象化。(31)当海德格尔看到从月球看地球的照片以及原子弹的威力之后，他感觉到“惊惶失措”，感觉到现在人已经被“连根拔起”。(32)海德格尔后期提倡的作为“思想”的未来哲学，就是为应对此种危机而来的。如果海德格尔得知今天的前沿技术，比如脑机接口、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他可能会更为惶恐。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科学技术会带来危机。自然主义者相反，他们会拥抱技术，进而拥抱用技术改造了的人类未来生活。自然主义者也有一种对未来的预期。为了与我们这里考量的未来哲学相区分，我们将自然主义对未来技术支配时代的设想称为未来主义哲学或简称为未来主义。

但是，技术一定是危机吗?技术不正是这个时代发展的最大动力吗?它不是人类的未来吗?

(二)边界意识

简单地断言科学技术是一种危机，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最大的差别就是科学技术带来的。科学是人类探索和认识自然的科学方式，正是它大大提升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并且完成了对古代社会有关自然的认知的祛魅。即使谈论未来哲学，我们也不能无视科技力量带给我们的福利。因此，未来哲学的合法性就在于科学技术是否有边界。如果没有，那么一切问题都是暂时的，甚至可以通过后续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比如环境污染随着垃圾分解技术的出现就不再是一个严重的危机。未来哲学是否有存在的空间，乃至哲学本身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就在于科学技术是否有边界。如果没有的话，不仅未来哲学，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哲学，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笔者看来，科学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问题。那么，科学技术的边界在哪呢?我们以为，有以下两类边界。

首先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界限。虽然未来的科学技术还会进一步发展，但是我们不难设想，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宇宙整体的图像，无论是宏观宇宙，还是微观世界。我们把这个困境称为局中人困境。因为我们置身于宇宙之中，因而不可能获得宇宙整体的知识，我们永远不知道，在我们可观察的宇宙之外乃至之内，还有多少不可观察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有关宇宙的一切认知都是局部的。

其次是科学技术应用的界限。科学技术未来还有很多发展空间，但是，即使就已有技术而言，也并不都是可以无限制应用的。比如基因改造技术，目前人类已经掌握了基因编辑技术，但人类不可以对自身进行基因改造。这不仅仅是因为法律的限制，还有伦理的悖论。用康德的话说，人是目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把人当作试验品。但是我们不是有药品实验吗?签一个知情同意不是就可以了吗?但这是两种不同的实验。药品实验涉及的是个人，但是基因改造涉及的是未来人类可能形态的改变，未来人类还没有到来，这个责任由谁承担?

不仅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有界限的，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视角本身也是有界限的。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实质是数学主义，数学是一种纯形式，而我们的生命并不全然是纯形式。你可以把一个生命体的所有信息以数字化方式保存下来，但是，这种保存下来的信息与生命体本身没有任何内在的关系，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空洞复本。人类意识生命的一个本质维度是时间性，而数学主义的特征是空间化，时间性的东西不可能完全以空间化的方式再现和表达。也正因为这一视角的界限所在，人文学科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

当然，这么讲可能是有争议的。自然主义者依托前沿的认知科学、脑机接口、人工智能，正在挑战这一界限的存在。至于它们如何无法真正触及意识、生命的本质，笔者后续会写专题论文展开回应。这里只是简单指出双方的分歧点。

(三)跨文化导向

未来哲学的跨文化导向有两点考虑。

第一个考虑是应对当代世界的全球化趋势。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对话乃至碰撞，是这个时代乃至未来很长时间内的一个主旋律。全球化对于每个地方性文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是：全球化带来了丰富的其他文化传统，让每个人能够有更多感受、认知生活的视角。挑战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互动中，每种文化都可能被渗透、被改变，甚至进一步导致地方性文化的消亡。未来哲学势必要对这一趋势做出前瞻性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未来哲学自然就需要一个跨文化的维度，而不可能只以某种文化传统为中心。

第二个考虑是应对柏拉图洞穴的困境。全球化虽然意味着多种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它借助科学技术以及政治上的民主政治理念，在这个对话过程中占有绝对的话语权。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柏拉图洞穴困境不仅仅指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困境，同样也包括作为科学形态的柏拉图主义，也即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就是哲学形式的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胡塞尔与海德格尔都看到了这个困境，都认为这是一种理性的迷误。他们认为消解此迷误的出路只能是理性自身。回到理性的开端处可以看到这些迷误是如何造成的。与胡塞尔、海德格尔不同，我们不认为单纯诉诸理性就能化解这个迷误，即使回到理性的开端处也还不够。这种做法只能一再地“重蹈覆辙”，不断地“重演”这场理性的“悲剧”。我们以为，走出理性主义困境的出路需要诉诸非—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借助一个他异的思想文化，才能看到自身思想文化的不足。不同的思想文化互为“镜像”。以他者为镜像，才能找到走出文化中心主义的困境。

如果说西方哲学走出柏拉图洞穴需要借力于东方思想(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事实上已经是跨文化哲学的产物，他把思想称为道路，这是对道家之道的借用；舍勒后期也倡导未来的世界是东西方均衡的时代)，那么，对于中国哲学而言，如果只是单纯地固守道统论，难免陷入教条主义的困境。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已经不是古人的生活世界，因此，中国的道统论同样需要脱胎换骨，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才能有新的解释力。它必须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问题做出回应，也因此必须跨出原有视野，与当下这个被西方文化深度塑造过的生活世界进行对话。

笔者在《未来哲学的跨文化之维》中通过考察张祥龙与沈清松有关跨文化哲学与比较哲学的区分，提出了“跨—结构”的概念，作为跨文化哲学的思想要义。(33)我们提出“跨—结构”具有源发性与未来性两个维度，只有进入此跨—结构，我们才能走出结构的封闭性，赢得进入未来的可能性。

(四)作为语言艺术的思想

这是对未来哲学的思维方式的展望。我们既接续尼采、海德格尔的思考，又与他们的主张有某种区分。

海德格尔认为，西方传统的概念化思维无法胜任作为未来哲学的“思想”，因而主张一种“诗意运思”，这种诗意运思需要借助诗歌的语言来呈现语言的诗意因素，并因此彰显思的本质。针对技术统治的困境，海德格尔则主张从技术返回开端性的艺术。艺术之解蔽不同于技术，它顺从于真理的运作和保藏。(34)事实上，尼采其实已经宣布了西方概念思维的终结，他指出苏格拉底的(概念)辩证法是希腊精神消亡的象征，(35)他同样求助艺术现象(希腊悲剧)来解释思想的本质。在某些方面，尼采甚至比海德格尔在反概念化方面走得更远，因为海德格尔很多时候尤其在早期是借助概念来反对概念，从而走向一套新的概念体系。尼采与之不同，他一开始就采用了格言式的写作风格，充满喻象，已经暗合了中国哲学的运思特征。

我们这里提供作为语言艺术的思想，还结合了后现代哲学对本质主义的解构。它反对思想有一个固定本质，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思想体系互相打架。它强调思想的建构性，就像艺术那样，而不是本质性、普遍性、现成性。我们知道，艺术的特点在于它的创造性，艺术家可以创作不同的绘画、诗歌，彼此不是你对我错的真理区分，它们可以都是美的展示。但是，哲学不是追寻真理吗?因此，把哲学作为语言艺术，并不是主张哲学家都要去做诗人，而是认为哲学家要像诗人创作诗境那样去创造可让人栖居的思想图式，一种可让人栖居的“真”。语言的艺术性为未来哲学提供思想的尺度，一个好的思想，要像诗歌那样，能够感染人、激荡出人对生命的深层感受。思想的“真”就在于此种感染力。与普遍主义、本质主义的思想观不同，此种感染力不必是普遍化的，也一定不是单一的，正如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艺术作品、诗词歌赋中获得此种生命的激荡，我们也可以从不同思想中获得这种激荡。

作为语言艺术的思想这一提法同时又是对自然主义的一种根本拒斥。反自然主义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并不陌生，但是大部分对自然主义的拒斥主要着眼于其思想立场的客观化，无视人性的独特性。与这种流行的拒斥方式不同，我们这里从思想表达的维度对自然主义提出一个更为根本的辩驳。我们反对自然主义，不是说你的观点错了，而是说你的语言没有艺术性，没有生命感染力，从你的语言中也看不到你自己的生命个性。自然主义的写作方式是去生命化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未来哲学则不同，它会像艺术一样，从思想家的思想中读出思想家的生命个性。未来哲学是源自生命的创作。

(五)重返—自然

重返—自然是未来哲学对危机意识的一个方向性回应，因为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危机造成了人类的自然人性以及自然生活方式的破坏，重返自然意味着要重新修复我们与自然以及与我们自身的关系。我们这里要返回的不是自然主义的自然，也不是简单自然状态的自然，而是“道法自然”的自然。

我们把自然主义确定为科学形态的柏拉图主义。柏拉图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摆脱肉身的束缚，获得灵魂的永恒。数字就是此种永恒性的最大代表。自然主义依托现代的科学与技术，正让这种永恒成为现实——数字生命。如果人类大脑的信息可以解码，而解码之后信息就可以上传到电子设备上，可以存储，可以拷贝，原则上就可以实现生命的永恒。当然，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正是最大的形而上学。至于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是幻想，这也是未来哲学需要回应的一部分，而不只是简单武断地下个结论。前面已指出，划出现代科技的界限是未来哲学的一个基本方向。

重返—自然就是要接受生命的肉身性、有限性。但是，这又不意味着完全返回一种裸露的自然，完全摆脱人类文明、文化，同样不意味着不使用现代科技。我们在“重返”与“自然”之间加一个“—”，就是表明，我们必须经由人类文化、文明去重返，而不是简单回到原始社会或动物状态。换言之，重返—自然，需要经由“自然之道”。

何谓自然之道?人类的自然之道不在自然界本身，而在人类文明的传统之中。传统是人类自然之道的“根系”所在。海德格尔在明镜访谈中，谈及未来星际移民的可能性时说：“不管怎么说就我所能弄清楚的情况看来，按照我们人类经验和历史，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只有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一个传统中生了根中产生出来。”(36)离开了历史、离开了传统，人只是一个动物。人之为人，正是被历史塑造的。跨文化在这里有两层含义。前面讲的是跨出传统，避免受制于某一视角。这里还有另一层含义，也即跨进传统，只有从传统中，我们才能赢得走向未来的尺度。传统是我们的“根”，从这个根中，我们可以汲取千百年以来一切智慧者的智慧积淀，获得滋润我们当下生命的“营养”。如此，我们才能成就生命自然的丰富性，才能赢得对抗自然主义的思想资源。

结语

以上讨论参照海德格尔有关西方哲学终结的观点，对西方哲学的终结形态进行了重新解读。我们把自然主义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形态。我们同样参照海德格尔有关(西方)哲学终结之后未来思想的可能性的论述，为未来哲学勾勒出五个基本方向，它们是共为一体的。危机意识是未来哲学的出发点，也即未来哲学要对当下乃至人类可能遇到的生存危机做出回应。边界意识是未来哲学思想的着力点，它要寻找科学的边界，它既不再做科学之母、不再寻求为科学奠基，当然，也不做科学的仆人(自然主义)，而是与科学对话，并与之保持距离。跨文化导向是未来哲学的趋势。未来哲学不再以任何一种哲学传统作为最高标准，它将更开放、包容地对待不同文化传统，让不同思想传统展开对话。在这个对话过程中，不是简单比较同异或论证对错，而是互通有无，为未来的思想创造提供新的可能性。作为语言艺术的思想则构成未来思想的内在尺度。它把原本的思想视作语言的艺术，因此，思想就像艺术一样，其要义在于打开一个新的意义或思想世界。不同的思想世界没有高下之别，就像不同的艺术形态那样。当然这不意味着哲学成了文学，成了诗歌，它依然以追寻真理为目标，只不过不再是那种完全普遍化的、概念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一种基于原初生活经验的“真”。这种真理与我们的生活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重返—自然则是未来哲学的思想方向。未来哲学主张经由传统去重返自然，既不是放弃现代文明的复古主义，也不是抛弃过去的未来主义，它是一种在过去与未来相互激荡、相互引发中探寻人类生命意义的“自然之道”。

注释：

①参见孙周兴：《未来哲学序曲：尼采与后形而上学》(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90页。

②参见蔡祥元：《技术主义还是人文主义——未来哲学的两个版本》，《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1期。

③[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8—69页。

④[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69页。

⑤[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71页。

⑥参见John R.Searle,Philosophy in a New Century:Selected Essay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09。

⑦参见[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8—49页。

⑧[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70—71页。

⑨参见[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3—88页。

⑩[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16页。

(11)[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72页。

(12)[德]海德格尔：《什么叫思想?》，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9页。

(13)[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29页。

(14)参见[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73页。

(15)参见[德]海德格尔：《什么叫思想?》，第184页。

(16)[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72页。

(17)[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73页。

(18)[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79页。

(19)参见[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73—77页。

(20)参见[德]海德格尔：《路标》，第384—385页。

(21)[德]海德格尔：《路标》，第410页。

(22)[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1页。

(23)[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88页。中译本“Ereignis”译为“大道”，笔者译为“源发生”。

(24)[德]海德格尔：《哲学论稿》，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4页。

(25)参见[德]尼采：《善恶的彼岸》，赵千帆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6—28页。

(26)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页。

(27)参见[德]尼采：《善恶的彼岸》，第26—27页。

(28)[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25页。

(29)参见[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页。

(30)参见[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第19页。

(31)参见[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第27—28页。

(32)[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05页。

(33)参见蔡祥元：《未来哲学的跨文化之维》，《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9期。

(34)参见[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第35页。

(35)参见[德]尼采：《瞧，这个人：人如何成其所是》，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5—77页。

(36)[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第1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