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的人类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社会变革和人工智能伦理等等。这些问题本质上无法通过传统的定义式哲学解决，因为它们涉及多层次的关联和不可预测的结果。事实上，类比式哲学通过在复杂系统中发现相似性，为人类提供了理解和应对这些挑战的新工具。类比式哲学不仅为哲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也为当代科技与社会变革提供了新的思想工具。通过在不确定中找到结构，在复杂性中挖掘关联，类比式哲学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
传统哲学属于定义式的哲学，始终囚禁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封闭之环。现代哲学与逻辑数学乃至AI的工作模式遵循“类比式”的哲学方法，它在发现相似性的过程中实现思想的发现与发明。类比式哲学的实践路径在科学、技术和伦理实践中展现了巨大的潜力。它不仅为哲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也为当代科技与社会变革提供了新的思想工具。
定义式的哲学：传统逻辑的辉煌与困境
定义式的哲学之最显著的特征，在于问答“是什么”。这是一个总的定义式的哲学模式，由这个“总模式”衍生出很多分支模式，在形式逻辑中我们通常称它们为演绎推理、归纳推理，以及冠以各种名称的判断模式和命题分类。形式逻辑是定义式的哲学的基本前提之一，但绝非全部，因为定义式的哲学是由自然语言而非逻辑语言写成的，我们熟知用这样的自然语言表达的形式逻辑元素，例如询问“为什么”“谁”“何时”“在哪里”，定义式的哲学表达中的这些元素，一概都隐藏着形式逻辑规则，它们是不变的，不可以违反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无论在自然语言中所表达的是因果关系还是作为作者或某个身份的人。
定义性的哲学之理论上最为薄弱的环节，在于它以“真理”的名义，掩盖了它其实就是一种约定。例如康德的“先验”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不可以追溯的：一方面，它是先天的，不需要经验作为来源或者基础；另一方面，当我们无穷尽地追溯“先验”本身的来源时，在理论人看来，这是犯规的，因为如果无限地追问已经建立起来的思想前提的“前提”，将导致无法回答的尴尬，也就是犯规。但这并不能使追溯根本原因的思想者感到满意，因为并没有被说服，其中一定另有原因。
我们返回定义性的哲学领域，这种保守的思维模式至今仍旧占据着国内外哲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讲授的主导地位，甚至声称最为现代的英美分析哲学的思维方式也仍是定义式的。换句话说，一方面，分析哲学声称反对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它的思维模式或者说提问方式以及使用的逻辑与实证的方法，其实和传统哲学的精髓是一致的。
传统哲学和传统科学具有某种共性，除了以上已经提到的，还有更为根本的共同特征，就是以“形而上学”作为思想基础，它取代了古希腊哲人笼统的“爱智慧”（哲学）之说。因为“形而上学”意思是在“物理学”之上，具有追溯本源的意思，无论将这个“本源”理解为任何事物，无论它有多少种变相的说法。例如：“本质”“根本原因”或者“第一原因”，都可被理解为某种单义性、单一性的元素，还可以被称为“上帝”“至高无上的善”。抛开这些不讲，在传统哲学或者“定义式的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哲学家思考的动力来自历代哲学家都试图为形而上学重新奠基。在重新奠基的过程中，史上不同哲学家往往使用一个关键词或者关键命题作为核心的中心概念，由此出发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例如在笛卡尔那里，是“我思故我在”；在贝克莱那里，是“存在就是被感知”；在康德那里，是“先天综合判断”；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在胡塞尔那里，是“返回事物本身”；在柏格森那里，是“绵延”；等等。
形而上学的痕迹不一定非得存在于询问“什么是哲学”之中，正如以上指出的，它的关键模式在于“是什么”，因此，问“什么是艺术”，这个提问方式本身已经自发地诱导一个定义式的回答，不仅是诱导我们用一个观念回答另一个观念，而且这两个观念都是提问者已经知道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假提问、假知道，它的创造性等于零。
德里达指出：“如果用这样的问题（‘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或艺术作品的本源？’，‘什么是艺术的意义？’，等等）开启有关艺术或美学的课程，问题的形式就已经构成答案。在那里，艺术被预先决定或预先理解。”因此，定义式的哲学之思想中的最为薄弱的环节，就在于它是“已经”存在的思想。这已经存在的思想，就是一个已经被界定完毕的哲学概念，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最为深刻且不容易明白的现象出现了，即使在黑格尔那样的强调运动辩证法的哲学家的思想之中，他所谓“运动”也只停留在逻辑的层面，而非现实的层面。逻辑总是在作清晰的分辨，但现实才有可能是真实的亦此亦彼。这是为什么？因为语言。黑格尔的哲学书是用自然语言写成的，这就使得他的思想无法彻底摆脱逻辑和语法规则的束缚，而人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按照逻辑与语法生活的。
无独有偶，德勒兹从“已经的同一”或者“重复”之中看出了差异，他和德里达一道，诉诸真正的差异。如果说“已经的同一”的真相是在“重复”，那么重复的真相则在于重复就是差异。这种差异并非一定存在于同一类种属关系的元素之中，不一定是定义式的差异，也可以是类比式的差异，是看似不可能的对照。德勒兹写道：“重复不是指一般性（généralité），重复以很多方式与一般性区别开来……只有与不可置换的东西相联系时，重复才是必要的、有根基的。重复是这样的行为，它具有不可交换、不可代替的奇异性：倒影、回声、重影、心灵都不可能是对称的或类似的。”
但是显而易见，以上德里达和德勒兹的见解，为定义式的哲学所不容，定义式的哲学封闭在自我同一的环里，它趋向结构乃至整体性、体系性的哲学，它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哲学思想雏形抵达了黑格尔哲学的“逻辑大全”。哲学史面临着这样的尴尬：似乎思考或者问答“是什么”的模式已经穷尽，可能性已经完结，一切都成为某种必然性。
在此之后，哲学本身也就同时宣告了终结。这种终结的余音，科学哲学或者科学的形而上学的余音，同时表现为逻辑哲学家为科学奠基的雄心，它在20世纪初走向登峰造极。它主要表现为二：
首先，罗素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旨在将全部数学还原为逻辑体系，证明全部数学命题可以从有限的逻辑公理出发，通过形式化规则推导得出。它的贡献在于系统化了数学逻辑的发展，为现代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奠定了基础，但它的成功完全抵不上它的失败，因为它的初衷不可能实现，数学不等于逻辑。这尤其被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也即用罗素发现的数学悖论，得出了有不能被证明但是为真的判断，从而连带“传统定义式的哲学”一起丧失了逻辑基础，因为“定义式的”，就是“公理证明式的”。
其次，以逻辑作为数学基础的失败，也导致数学家希尔伯特计划的破产。根据《后现代思想的数学根源》作者塔西奇的说法，希尔伯特计划可以看成在数学领域中的“黑格尔阐释”。也就是说，“希尔伯特的计划是建立一种元数学，一种关于证明自身的数学。这样，真理的模糊观念将被形式上可证明的概念所取代……坚持真理在于证明，在于方法本身”。但是，无论黑格尔，还是罗素、怀特海、希尔伯特，在20世纪遭遇到具有强烈的理性直觉特征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和德里达的后哲学逻辑（或类比逻辑、“延异”的逻辑、发现不相似元素之中的相似性的逻辑）的“毁灭性”批判。德里达和哥德尔分别从人文哲学和数学逻辑两个方向而不期而遇，这尤其引起我们高度兴趣。后哲学与后逻辑的这种新型融合，可能代表了未来哲学与科学的共同发展方向。
类比式的哲学：跨领域创新与未来方法论
所谓“类比”，是一个不精确的说法，它大致包含这些特征：不同领域的思想元素建立关联、理性直觉能力、在重复过程中的差异、发掘相似性。它使人联想到“群论”或者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之说，但所有这些说法，只是交叉并不全等，这就是笔者所谓广义上的“类比”方法。作为思想方法，这些广义上的“类比”方法有可能成为未来哲学与科学辨识的共同方法，并且取代以公理或逻辑规则作为不变前提的“定义式的哲学”方法。类比的方法并不是取消证明，而是说“证明”并不具有某种统一的模式，不一定非得是黑格尔、罗素、希尔伯特那样的，因为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也被称为“哥德尔证明”，而德里达类比式的解构方法也是对于创造性思想如何发生的证明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证明与操作是一同发生的，或者理论与实践是同时发生的。理论与实践并不像“定义式的哲学”那样是分开的“对立统一”的思想模型。进一步说，甚至再无必要使用“理论”与“实践”这种截然划分的传统说法，因为在类比式的哲学之中，思想走在规则与无规则的边界线上，亦此亦彼。思想进入了盲区，但思想并非同样导致“盲目”。在这里，我们必须解决在盲区中思想如何操作的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在于，我们在这里允许“自相矛盾”和“混淆概念”，从而超越了康德为理性所设立的边界。理性的边界被延长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是不确定的。在盲区中的思想操作，需要借助于直觉、猜测、类比、关联、自我矫正。发现与发明新思想，就是这些思想元素掺杂在一起的互动过程。
“延异”已经存在着类比，“延异”是语言与图形之间的隐喻或者类比，语言的含义要由图形显露出来，这不是定义的结果，而是在不同领域的思想元素建立关联的理性直觉能力，它以图形取代了无法言说的语言盲区。这种情形同样存在于哥德尔证明之中，即由于逻辑悖论的出现，数学的形式符号系统内部（可以类比德里达诉诸语言）不可能做到命题证明中的完备性，一定存在着既不能证明为真也不能证明为假的真命题，这是理性直觉对于逻辑悖论的思考结论。哥德尔由此揭示出数学逻辑的思想盲区，也就是不可计算的、不可证明的但却是真理的思想。在这里，哥德尔也使用了科学类比，即用数字取代一切数学公理、定理、公式。
对类比式哲学中的类比的辨析
我们通过与哥德尔思想的连接，既可以澄清对类比的误解，也可以澄清对德里达的误解：
首先，人们对于“类比”一词有误解，以为类比（或者“相似”与“好像”）应用在数学—逻辑—哲学领域是不严谨的。恰恰相反，类比涉及当今最前沿的科技领域，即人工智能技术或者AI的思维其实是一种模拟人类思维的“算法”，模拟已经是类比。更使我们感到振奋的是，AI的能力主要并不来自传统形式逻辑的定义式思维，而是来自对于人类直觉能力的模仿。模仿直觉与算法的结合，可以灵活准确运用已有的知识语料库。AI的判断建立在发现最大的相似性基础上，也就是类比。
类比的方式各种各样，既有跨领域的，也有根据上下文语境过渡和延伸思想的。这个过程，就像笔者已经指出的，它需要用计算的方式去猜测和建立新想法的关联，但这本身并不意味着AI本身具有理解力，它只是模仿了人类脑神经网络的工作方式，这种方式将人类理智和想象力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至今为止最大的合理性，这种自我学习的能力正在加速推动当今人类各个领域的发明创造。
其次，学界对于德里达的思想有误解，最大的误解来自英美分析哲学界，他们认为德里达的思想不具有科学性，很像是一种文艺评论。但是，这种误解有可能使我们失去重新理解德里达极富创造力的思想价值的机会。
类比方法的操作性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AI的发展史可以被视为一个“类比的旅程”：从模仿人类逻辑思维到模仿直觉再到模仿创造性。早期的专家系统基于逻辑规则构建“定义式”推理模型，但这些系统在面对复杂、不确定的环境时表现出局限性。现代AI，如深度学习和生成对抗网络，则通过类比人脑神经网络的运作模式，实现了从直觉到逻辑的灵活转换。例如，AI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成功，依赖于从上下文语境中通过类比来理解语义的能力，这种能力显然更接近类比式哲学的思想。
类比式哲学可以运用在自动发现相似性上：AI通过不断迭代算法，能够在大数据中发现人类难以察觉的相似性。这种能力已经在药物研发和天文观测中取得了显著成果。类比式哲学为之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也就是说，从跨领域的关联性中提取结构化知识的可能性。
在未来，哲学与科学的发展趋势可能更多地依赖于类比方法。交叉学科的研究不仅需要借助类比方法，还需要构建跨领域的知识体系。例如，神经科学与哲学的结合正在重新定义对意识的理解，而哲学与计算科学的交叉则为探索伦理问题开辟了新路径。
哲学一直以来被视为抽象思维的象征，而类比式哲学则将哲学引向实践性应用。例如，在环境伦理中，类比式方法可以帮助人们通过类比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设计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系统。
21世纪的人类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社会变革和人工智能伦理等等。这些问题本质上无法通过传统的定义式哲学解决，因为它们涉及多层次的关联和不可预测的结果。事实上，类比式哲学通过在复杂系统中发现相似性，为人类提供了理解和应对这些挑战的新工具。
类比式哲学的实践路径不仅局限于理论层面，还在科学、技术和伦理实践中展现了巨大的潜力。它不仅为哲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也为当代科技与社会变革提供了新的思想工具。通过在不确定中找到结构，在复杂性中挖掘关联，类比式哲学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
尚杰，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社会科学辑刊》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