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笔者考入南京大学时，正值匡亚明校长复出，第二次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当时听到有关匡校长的种种传说，在写本篇文章又向有关知情人士或者在网上进行了查证。

匡老一九二六年考入上海大学就读，与康生是先后同学（康1924年入学），当年入党。早年曾在中央特科工作，曾以江苏省委特派员名义领导宜兴秋收起义。我的一位来自宜兴的老朋友曾告诉过我，当年因为事情泄露未能成事。巧合的是，这位老朋友后来任南大匡亚明学院副院长和匡老创建的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延安时期，匡亚明任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康生的政治秘书，正式职务是中央社会部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他同时担任其他政治局委员政治秘书的是胡乔木、黄华、王鹤寿、陶铸、师哲等人。他当时和毛泽东、康生同住一排窑洞。师哲的回忆录中说，匡亚明是他们这几个人中资格比较老的。50年代中期华东局解散时，他是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他选择了去新建的东北人民大学（后来的吉林大学）担任校长兼党委书记。五十年代末，有一次在北京开会，老人家看到他，问他说，多年不见，你现在在哪里啊？他告诉老人家之后，老人家说你怎么搞的，怎么跑到大学去了。匡老后来曾在一次报告中提到，1981年最高领导人变动时，曾经征求过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他是其中之一。这大概是后来也有了他种种霸道故事的原因吧。

文革前，每次江苏省委扩大会议结束时，省委书记江渭清的车子刚刚开出，匡亚明的车子便随后而出，省长和省委其他领导们只能捏着鼻子让路，因为匡老江苏唯一与江渭清同为行政六级的干部。

还有一个故事，吉大的人说是发生在吉大，南大的人说是发生在南大。匡老上任后第一天，在大礼堂的麦克风在他讲话时突然中断，一怒之下，他解雇了管理扩音设备的职工。

一九七八年复出之后，他变得亲民多了。我们进校不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登了堂堂南大校长匡亚明住筒子楼的报道，而且是在胡耀邦指示下刊登的。时隔多年之后，一些当事人回忆了当时事情的原委。匡老文革前住在南大校园旁青岛路的一幢小楼中。那幢小楼原先是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先生的私产。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把陈先生贬到上海去做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所长，这幢小楼被认定是金陵大学校产，并被作为历任南大一把手的官邸。文革中匡老被打倒，就被赶到南园的一个地下室去了。一九七七年十月，南大一把手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兼北大党委书记，当时的二把手XX主持工作，就搬了进去。一九七八年，匡老复出任校长兼第一书记，要住回这幢小楼，二把手就是不搬。匡老没有像彭真那样吴德不搬走他就不复出（彭真复出的时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住在彭真文革前的官邸中，他老人家一定要等吴德搬走才复出）。匡老就到南园宿舍找了两间筒子楼住了进去，是想给二把手难堪呢，还是出于别的什么想法，后人就不得而知了。

匡亚明延揽程千帆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而程先生到南大上的第一节课是在大礼堂我们给我们七八级理科同学上的大一语文。匡校长亲自到场听课。后来听说，匡校长过来捧场是有原因的。程先生在武汉大学被打成右派之后已经21年没有上过讲台了。从44岁到65岁，这是一个人文学者的黄金年头。当时中山大学的王季思先生在文革中被关了出来之后已经不能正常讲话。匡校长知道程先生学问高，但是讲课怎么样一时也无法判定，他让程先生给理科学生讲通识语文先试试水。“大一语文”这门课程是由匡校长倡导，本来已经由华东师大徐中玉和南京大学侯镜昶牵头负责。程先生暑假来到南大后先从大一语文开始上起，而且第一次就讲得非常好。匡校长也放心了。又在大礼堂上来几次课之后，这门课后面的部分由侯镜昶先生继续负责。到了第二学期，就安排不同的老师给每个系的学生到教学楼的大教室里去上课了。程千帆先生当年到金陵大学求学的时候，一开始是报考的化学系。后来因为化学系学费太贵，学了中文系。但是他还是到化学系选修了戴安邦先生的化学课。程先生回到南大之后，在校园见到戴先生还是恭恭敬敬地叫老师，执弟子礼。我是戴安邦先生的博士生。程千帆先生的博士生程章灿是我的同届同学。2016年程章灿来特拉华大学访问后我们有了交往。有一次我和程章灿开玩笑说，你应该叫我“师叔”啊。

1978年匡校长复出后，有人问他，文革中每次受批斗时被毒打，那么疼，你怎么熬过来的？匡校长说， 我练气功的，他们讲什么我都听不到，打我时也感觉不到疼。

1980年匡校长率领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访问了日本和美国。这是中国第一个这种性质的代表团。匡校长任团长带队，也代表了他在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地位。回南大在大礼堂举行的报告会上，印象特别深的是，礼堂上面吊着的大灯泡把匡校长的光脑门照得特别亮，也像一个大灯泡。除了介绍各个大学的学术交流之外，他对美国的饮食是这样介绍的：“和我们中国相反，他们的牛排只是稍微煎一下，而蔬菜倒要煮很长时间，搞得呼烂呼烂的。”我后来来到美国之后，就特别留意什么地方有这种烂乎乎的素菜，还真的吃过几次。

匡校长首先倡议在南京大学试行学分制。学分制规定，任何一位同学只要积累必修课、指定选修课的学分，都可以选修其他自己感兴趣，甚至与所学专业无关的学科，比如美术鉴赏、古词欣赏、戏剧创作等等。提前修满学分就可以提前毕业。我们班就有同学和七七级一起考上了厦门大学留法研究生。地质系提前考上研究生的人更多。这些同学更幸运的是，他们的毕业证书上是匡校长的大印。而在1982年春天，匡校长落选十二大代表，也辞去了南京大学校长、书记的职务，转任江苏省人大副主任。我们七八级的毕业证书上盖的是副校长的印。这是我们的终身遗憾。

和匡校长唯一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在1982年初夏。那时，我们跟着后来的南京大学代校长、中科院院士陈懿老师做本科毕业论文。我们的实验需要几种轻组分气体化合物作为标准物。匡校长夫人丁莹如老师是我们物理化学教研室主任。陈老师想起来，家用液化气中含有这几种化合物。而当时有家用液化气的只有丁老师家。陈老师给丁老师打了电话之后，我们课题组的王理宗老师就带着我们做毕业论文的三位同学来到高云岭的匡校长家。那时匡校长刚从南大领导的位置上退下来，任名誉校长。推开院门，一个穿着老头衫，手里拿着芭蕉扇的老头儿，从藤椅上站了起来，向我们询问了姓名，又问了几句学习和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

匡老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我的一位老师是解放前参加过学生运动，又在浙江打过游击的老革命，文革时是和匡老关在一个牛棚的“棚友”。但他的级别没有那么高，允许与家中联系，而匡老是不许与外界联系的。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当匡老请我的老师帮他传递信息时，我的老师没敢这么做。文革后期，我的老师被从化学系调派到生物系讲授“普通化学”。一九七八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我老师的科研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这是一个院士级的奖项。1982年，他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南大历史上， 这项二等奖是在2006年闵乃本先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以前获得的最高等级国家自然科学奖。这是后话。一九七八年夏天，在我的老师从生物系调回化学系的过程中，南大开始进行文革后的第一次职称评定。按水平，我的老师升副教授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化学系这头因为他还没有回来没有报他，生物系因为他要走了也没有报。我的老师去找老匡。老匡丢给他一句话：“你也有要找我的时候呀。”此事就此搁浅。

转眼到了一九八四年年底，南大经过了几年折腾之后，曲钦岳先生接过南京大学校长的重任。在任命大会上，我们又见到了久违了的匡亚明校长。主席台上，匡校长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讲话：“曲钦岳同志是天文领域最高水平的顶尖科学家。他知道在专业上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也应该知道怎么把南大领在正确的道路上。不像有些人，（这时他看了一下坐在他旁边的原二把手），不懂什么东西，还大权在握，不知道要把南大带到哪儿去。”讲完之后，他紧紧地握着曲钦岳校长的手。在这南大历史上两任最优秀的校长交接的时刻，我们在礼堂的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