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顾名思义就是国家最重要、最根本、最核心的事情。《左传?成公十三年》有对“国之大事”的经典表达：“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大意为，当时治国理政最重要的事情，在于祭祀和战争。祭祀以礼，征伐致戎。“祀与戎”结合的最早历史叙事，源于商汤征诸侯。史家把商汤革命和君国子民联系起来，正合《大学》中“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的逻辑，正所谓“邦畿千里，维民所止”。

视民知治不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有“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的论述，将民情状况作为衡量国家治理好坏的标准。商汤革命之际，夏朝葛国的国君葛伯不祭祖神、冤杀儿童，商汤以此为由征讨葛伯，伐灭葛国，开始灭夏战争。商汤说：“我曾讲过，照一照水面便能看出自己的样貌，看一看民众就可知道国家治理得如何。”伊尹说：“英明啊！善言听得进去，才能不断明白治国之道。治理国家，抚育万民，凡是有美德行善事的人都要任用为朝廷之官。努力吧，努力吧！”后世常把百姓比为载舟之水、树木之根，以喻其对于执政者的重要性、对国家政权的决定意义，视人民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国家存续的根本。《孟子·滕文公下》也记述，“葛伯放而不祀”，“汤始征，自葛载”，“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其实《管子·牧民》所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已经道出了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君国子民”基于厚德载物。商汤重视以德服人，把武力作为后盾，用德行和实力的结合，使周边列国主动归附。为稳固新生政权，商汤亦非常重视祭祀，并以此作为提升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手段。葛伯的“不祀”，当然会受到兵戎征伐。商汤征诸侯，正是祭祀与征伐相结合的历史叙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语，是对历史实践的经典凝练。后世“敬天保民”的思想与此一脉相承。

《荀子·礼论》中也记载：“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之三本”就是礼制的核心框架：上事天，宣示君主“天命所归”的合法性；下事地，强调社稷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尊先祖，明确血缘纽带的宗法制度，隆君师，即用礼制树立国家权威。所谓“君师者，治之本也”，表明确立了制度和规矩，治国理政就有了根本。政治制度的根本，是国家治理必须遵循的规范。《孙子兵法》亦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所谓“存亡之道”，根本在于百姓和君王之间的关系。从“国之大事”角度来看，战争不是纯粹的兵家博弈，师出有名意味着“祀与戎”相辅相成。战争胜负的因素涉及“道”“天”“地”“将”“法”五者。对五事都运筹帷幄，才能“庙算”胜负。在对这些方面情况的运筹分析和总体研判中，才能决胜千里。

威仪之道在礼

从“祀与戎”的关系上看，《左传》显然把祭祀排在了战争的前面。这并非简单的词序问题，而是要表达“国之大事”的内在逻辑。中国古代国家政权以“礼”为制度化机制塑造政治权威，礼制又通过政治权威来调节政治关系、规范政治秩序。《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对“国之大事”的早期表达，也是围绕“礼”展开的，反映了周朝的社会政治关系结构。襄公三十一年初正月，鲁国穆叔会盟归来，君臣曾议军国事，纵论政治关系演变。会盟之事即公元前543年秋，晋国、宋国、卫国、郑国、曹国、莒国、邾国、滕国、薛国、杞国、小邾国等国大夫在澶渊会见，讨论宋国政治危机。次年正月，穆叔从澶渊回来，见了鲁国大夫孟孝伯，直言晋国赵孟“其语偷，不似民主”，说他毫无远虑，不像百姓的主人。《左传》还记述了“卫侯在楚”的故事，文中专门讨论“威仪之道”，认为国君应有国君的威仪，方能赢得臣子的敬畏爱戴，并以其为准则而仿效，故能保有国家、誉满四方、泽被后世；臣子有臣子的威仪，才可以得到下属的敬畏和爱护，所以能保住官阶职位，家安而和睦。以此类推，上下关系协调且稳固。可见，威仪之道就是国家政治关系和政治秩序的制度机制。

“祀”代表了“礼”的制度机制。《左传·成公二年》记载了孔子的主张：“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器”指礼器，“名”即名分。“器与名”，代表了祭祀礼仪。孔子把祀礼当作国家治理的关键和国家兴衰的基础。《礼记》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祀之礼作为先秦时代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关系。“礼”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功能体现为经国序民。《左传》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荀子专门论及“立国”与“君臣”，称：“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开宗明义，也阐述了同样的道理。社会地位的高低、社会关系的远近、各种事物的次序、日常事务的规范，凡此种种秩序，皆靠礼制规范调节。

经国之大业

“国之大事”不仅见于祭祀、兵戎、礼制刑政，亦见于经世立言之文。中国传统治道思想向来重视经国序民之大事。王夫之《读通鉴论》总结道：“治道之极致，上稽尚书”，“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他心怀“国之大事”，寻找得失之原，以通治之所资：“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王夫之不仅强调“鉴”和“通”，还重视叙论，提出“引而伸之”，“浚而求之”，“博而证之”，“协而一之”，“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他专门指出，“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有大公至正之是非焉。”

叙论经国序民，曹丕的观点颇具典型意义。在《典论?　论文》一文中，他认为文章关乎治国理政伟业，是流芳百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比起文章千古事，人的寿命有岁月尽头，荣华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归根结底都是个常数，却不能像文章那样经世长存。继曹丕之后，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探讨为文之用心，讲究把文章写得如雕绘龙纹般气象，被清代章学诚誉为“体大而虑周”。刘勰开篇就讲：“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为德之文就要“经国之大业”，展现天地玄黄、日月垂象、山川焕绮，能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对“国之大事”了然于胸。

深思古人所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纵览中国治道源流，“国之大事”的传承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从“祀与戎”到文治武功，自威仪之道及礼法之治，缘以民为镜，接民惟邦本，作为“经国之大业”的文脉不断萃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彰显了“体大”“德昭”“虑周”，充满了对“国之大事”的担当。